澳门新蒲京赌场0044古骆越人带来海南青铜文化

日前,从民间藏家辗转到海南大学教授宋静敏手中的青铜鉴和青铜鼎各一件,经海南省博物馆专家鉴定为汉代物品。这两件青铜器是在儋州市洛基镇出土,它们不仅和海南岛现已出土的其他品种青铜器一样,属于古骆越族跨过琼州海峡带来海南的器物,更为重要的是填补了海南青铜器器型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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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瑜

民国挖出汉代青铜鉴和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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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越是战国至汉代百越族群中活跃在岭南的大部族。从历史文献记载的情况来看,骆越人主要聚居在左右江流域和贵州西南部及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骆越因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特定的生产方式,创造了独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由于地处中原与华南、西南往来的交汇处,长期的多民族杂居、交流与融合,其文化亦具有多元色彩。其中最能体现骆越文化自身发展特点的是这一地区的青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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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锣

一、骆越活动的时间和地域
骆越名称的由来,众说不一。带有倾向性的说法是因垦食“雒田”而得名。郦道元《水经注》卷三七叶榆河条引《交州外域记》说:“交趾未立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随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雒民。”
雒与骆通。骆民,即骆越之民。
《逸周书》说“路人大竹”,有人认为贡大竹的“路人”就是骆人,也就是骆越。《吕氏春秋·本味篇》和之美味者有“越骆之菌”。高诱注曰:“越骆,国名”。越骆是骆越族称词序的颠倒。旧本《水经注》里将“骆越”写作“越骆”,如“温水”下说:“盖藉度铜鼓即越骆也”。又同书“叶榆河”下说:“击益州臣所将越骆万余人”。由此可见,越骆就是骆越,本为越的别名。《史记·南越列传》载赵佗上汉文帝书曰:“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武帝平南越时,“越桂林监居翁谕告瓯骆”属汉,得封侯。其中的“骆”就是骆越。
《后汉书·马援列传》载:“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骆越之名才正式出现中国文献。关于《后汉书·马援传》中的骆越,李贤注曰:“骆者,越别名”。

20年前,海南省儋州市一位收藏家在该市洛基镇一农户家里发现一面青铜鉴和一只青铜鼎,农户称是其爷爷在民国初年盖房挖地基时挖出,已放家中70年左右。

蛙锣 千年黎家圣物

二、骆越活动在哪些地方呢?
《旧唐书·地理志》说:邕州宣化县“驩水在县北,本牂牁河,俗呼郁林江,即骆越水也,亦名温水,古骆越地也。”唐代邕州治所在今南宁,领宣化、武缘、晋兴、朗宁、横山五县,相当于今广西桂西南和桂西北;首县宣化就是今南宁,“驩水在县北”,就是指在宣化县即南宁北,当是今之右江。也就是说驩水就是右江,即骆越水。骆越水当以居住骆越人而得名。
明人欧大任《百越先贤志》自序中说:“牂牁西下,邕雍绥建,故骆越地也。”对照《旧唐书·地理志》邕州条,驩水即牂牁河,也叫郁林江,亦即骆越水,又名温水。而顺这条河下的邕雍绥建各地都是骆越地。邕即邕州,已如前述,即南宁一带;绥即绥宁县,治所在今宾阳县黎塘镇安城村;都在郁江上游地区。清人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说:“今邕州与思明府凭祥县接界入交趾海,皆骆越也。”
海南也有骆越之族。《汉书·贾捐之传》记载,在汉元帝初元元年讨论是否出兵珠崖郡时,贾捐之说“骆越耍缸油ǘ。嘞耙员且肭菔尬抟欤静蛔憧は刂弥薄V檠率呛涸α辏ü?11年)设的郡,治所在今海南省琼山东南,辖境相当于海南东北部地。
《后汉书·马援列传》说,马援“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交趾古代泛指五岭以南,东汉交趾郡治所在龙编,即今越南河内东天德江北岸,辖境相当于今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一带。《后汉书·任延传》说到,东汉建武初年,任延做九真郡太守时,境内“骆越之民无婚嫁礼法”。东汉九真郡,辖境相当于今越南清化、河静两省及义安省东部地区。
从上述文献来看,骆越人活动的时代大致是从战国至东汉时期,活动地域包括汉代的郁林、珠崖、交趾、九真等郡。汉代郁林郡在今广西南部,珠崖郡在今海南,交趾郡在今越南北部红河流域,九真郡在今越南清化、义安地区。因此,骆越活动中心在中国广西左江—邕江流域至越南的红河三角洲一带。由此可见,骆越活动地域在西瓯之西,大体相当于左右江流域、邕江-郁江流域,海南、越南北部红河流域。
骆越在历史上又常与西瓯并称为瓯骆。如《史记·南越列传》载南越王赵佗上汉文帝书,述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汉武帝平南越时,“越桂林监居翁谕告瓯骆属汉”;桓谭《盐铁论·地广》也有“荆楚罢于瓯骆”的话。《旧唐书·地理志》有些地方称“古西瓯所居”,有些地方称“古骆越所居”,有些地方又称“古西瓯骆越所居”,把西瓯、骆越各自的居地和混杂居地分别说得比较明白。
《旧唐书·地理志》载潘州“古西瓯、骆越地”;贵州“古西瓯、骆越所居”;如前对潘州、贵州所释,今广东的茂名、广西的陆川、博白、玉林、贵港、灵山、合浦一带应是西瓯、骆越的交错杂居地区。

该藏家对古董颇有研究,经过反复查验认为,青铜鉴和青铜鼎老坑深锈,包浆厚重,青铜鉴上的太阳纹、孔雀纹、饕餮纹与海口五公祠的汉代铜鼓纹饰相近,素面青铜鼎的形制和范线与汉代形制相同,应是较为珍贵古代物品,经协商遂以高价收购。

不同朝代的蛙锣锣面所铸的蛙形象都不同。

三、西瓯骆越地区青铜文化的发现
这一地区最早的青铜器见于商末周初,属于礼器的仅可以举出一件铜卣,出自武鸣县马头乡勉岭窖藏,器、盖都全,器壁厚重,器表呈灰黑色,是所谓“黑漆古”,盖和器身四面都有高耸的扉棱,提梁安在正背脊上,两端是牛头,通体以云雷纹为地,再饰夔龙、兽面、蝉等纹样。器盖内,有一个“天”字族徽。有明显中原文化色彩,可能是经过千山万水,长途跋涉才来到岭南。由于它们单个出土,没有共存物可参考,何时流落到岭南,尚是一个谜。
西周至春秋时期,岭南地区有了自己的青铜冶铸业,已能铸造青铜兵器、生产工具和其他小件器物。
1986年,在广西武鸣县马头乡元龙坡发掘了一群墓葬,出土了不少极富地域特色的青铜器,像镂刻细纹的三角形匕首、喇叭形内衔鹰嘴钩舌的圆形器、斜刃钺、新月形刀、桃形镂空血槽镞等,是在其它地方没有见过的。同墓地出土了一批铸造这类铜器的砂石铸范,有的圆形器、斜刃钺、新月形刀、镂孔镞放入石范正好吻合,证明这些铜器就是利用这种石范浇注出来的,是本地铸造铜器的铁证。这批墓葬经过C14年代测定,是距今2960±85年—2530±100年,时代上限是西周,下限是春秋时期。
1987年4月武鸣县两江乡三联村伏邦屯独山发现商周时期崖洞葬,出土剑、钺、矛、戈、镞、刮刀等青铜兵器2件。
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零星出土已逐渐多起来。在广西宾阳武陵镇廖寨木荣村出土过西周铜罍,柳州出土过铜角形杯,忻城县大塘中学后背山、横县镇龙乡那桑村妹儿山出土过西周铜甬钟。在广西武鸣马头勉岭、武鸣那堤敢猪岩出土过西周铜戈。
战国时期已进入铁器时代,对岭南骆越地区而言,铜器才真正广泛使用,是青铜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这时墓葬揭示出的青铜文化面貌也最具有代表性。
1977年6月广西在田东县祥周甘莲锅盖岭发现2座战国墓,出土青铜器14件,包括鼓、剑、矛、叉形器。
1977年秋和1978年冬在广西宾阳县甘棠韦坡村发现两座战国墓,出土青铜器21件,包括鼎、剑、矛、甬钟。
1984年2月在广西田东县虎头山发现2座战国墓,出土剑、矛、叉形器。

只可惜因2000余年深埋挤压,青铜鉴自然开裂,青铜鼎三腿断二。为修复青铜鼎的两个断腿,藏家跑遍海南,最终在海口机械厂找到了师傅,用铜焊焊接上了两个断腿,但因缺乏青铜器如旧修复技术,两个断腿的焊接面仍呈现黄铜本色和烧蚀痕迹。

古物会说话。一件乐器,不仅会发出声响,还会展开一幅深厚的历史画卷。海南大学教授宋静敏悉心收藏的25面汉至清朝的蛙锣,虽年代久远生出锈迹但仍泛着青铜的光泽,似乎无声地讲述着它们从南方地区传入海南的故事。在过去的黎族村寨,蛙锣不仅是乐器,还是法器,不仅是贵重之物,还是人们精神寄托的象征。

1993年3月,广西田东县祥周乡联福村联合小学大门前南哈坡发现一处墓葬。出土铜鼓2件、铜罍1件,还有铜鋬钉、玉管、玉玦、玉钏等。所出铜鼓是原始形态的早期铜鼓,属万家坝型。

近年,该藏家的长子因结婚买房,情急之际,将该青铜鉴、青铜鼎和多年收集的20余面汉至清代黎族蛙锣一并出让。青铜鉴和青铜鼎到了海南大学教授宋静敏手中后,他查阅大量资料进行研究,并四处拜访专家,经海南省博物馆鉴定专家何翔副研究馆员等鉴定,这两件铜器为汉代器物,并于日前参加了一次文物展览首次向公众亮相。

蛙锣:源于古骆越族

1994年6月,广西田东县林逢乡和同村大岭坡挖到一面铜鼓。确定是一座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的墓葬。同出一件精美的铜甬钟。
越南北部主要的青铜文化是东山文化,分布于永富、河山平、河北等省,年代为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东山文化以前是冯原文化、同豆文化和门丘文化。冯原文化年代是公元前3000-1500年,铜豆文化年代是公元前1500-1000年,门丘文化年代是公元前1000-500年。冯原早期还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小量铜器。同豆时期有青铜斧、矛、鱼钩、手镯。门丘时期增楔形斧和镰刀。东山时期铜器种类明显增多,武器有剑、戈、矛、靴形钺、镞;工具有犁、斧、锄、锹;容器有瓮形桶、圈足盖盅;乐器有鼓、铃,进入铁器时代。
属于战国时期青铜器的零星发现,在骆越地区更是不胜枚举。
二,考古发现所反映的骆越文化

宋静敏介绍说,该青铜鼎其口沿上耸无外折,腰部隆突呈孤折状,底部浑圆,深腹无盖,三足孤扁似等边三角形,鼎足细长,其上各有3条纵向线纹。口沿外侧有两个对称的双立耳微向外撇。青铜鉴则底小口大,口沿平整外折,腰部隆突呈孤折状,造型古朴端庄,内壁为素面,外壁和底部纹饰精美流畅。“这两件铜器特征明显,能产生较强艺术震撼力!”

海南大学教授宋静敏酷爱海南历史研究,他在书房中摆放的蛙锣,有12面是唐宋时期的,5面明朝的,汉代和清代的各4面。他说,虽然是年代最久远的蛙锣最珍贵,但是年代越近的因其含铜的纯度最高,所以敲击时更为响亮,年代愈久的锣声反而越沉闷。

1986年发掘武鸣马头元龙坡西周至春秋墓群和安等秧战国墓群,广西西部地区的青铜文化逐渐显露出来。韦仁义在总结武鸣马头这两群先秦墓时,已把它们定为骆越人的墓地。他认为,马头先秦墓葬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海南40年间出土青铜物30件

追溯渊源,蛙锣当属骆越青铜文化的器物。骆越国特别推崇青蛙,青蛙不仅能陆地生活、水里潜游,还冬眠春醒,更重要的是它一排卵可产千万只蛙,多子多福,是吉祥象征。骆越人便将青蛙视为精神图腾,把它的形象放在各种器具上,在铜鼓上做装饰,在铜锣上也做。骆越青铜虽然晚于中原青铜,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

1,墓穴排列整齐、集中而有序,说明是一处受着一种观念制约的公共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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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海南属于骆越管辖地域,而它又是百越的一支,据考证黎人从百越到海南,骆越的青铜器流入海南也就不足为奇。汉代路博德、马援两伏波将军消灭骆越后,海南岛也随着汉武帝设立郡制而归于大汉版图。在汉晚期,骆越文化最鼎盛时,由于中原的铁和陶瓷引进等原因,骆越的青铜器突然消失,然而由青铜制作的蛙锣则在海南得以延续。

2,墓室方向绝大多数东西向,在436座墓中有322座为东西向,占总墓数的74%,而且绝大多数头向东,南北向的墓很少,即使是南北向的墓也偏向东,表现了强烈的方向意识;

青铜器是以青铜为材料,采用特殊青铜铸造工艺制作出来的器物,它是古代灿烂文明的载体之一。中国的先民在青铜时代(距今约5000年至2000年)创造了独步世界的青铜文化,青铜器在中国先民的生产、生活、战争和精神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海南岛孤悬海外,铜矿甚少,加上冶炼技术较落后,至今尚未发现青铜器铸造作坊遗址,海南不具有制作铜蛙锣的条件和技术。海南民间在使用和已被收藏的蛙锣均为南方地区传入。史料记载,在清末民初,常有黎人拿山货和牛到汉族地区和商人换蛙锣,汉商的锣主要来自广东地区。但是,到民国时期,蛙锣制作工艺已彻底消失,存世蛙锣开始日渐稀少。

3,墓葬形制都是狭长小型竖穴土坑,墓坑宽度极少超过90厘米的,一般在60~70厘米之间,长宽之比往往都在4∶1以上,有的达7∶1,墓圹显得特别狭窄;

宋静敏介绍说,从上世纪60年代到本世纪头几年,在40多年跨度的时间里,海南岛西南一带陆续有青铜器出土,虽然数量不多,总共有30余件,而且品种较少,仅铜鼓、铜釜等寥寥几种,但我们还是能够从这些构造精巧、制作考究的青铜器上,寻觅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脉系。

蛙锣:红白事传佳音

4,元龙坡西周春秋墓有用火烧烤墓坑之俗,烧烤部位,有的在墓底,有的在墓壁,有的是填土,有的仅烧烤其中的局部;

海南出土的青铜鼓有12面,分别是在文昌、陵水、昌江、儋州、临高等市县发现,多为当地农民搞农田建设、盖房挖地基等情况下挖掘出来。

青蛙一直被黎族人民视为能祈求风调雨顺的灵物。在黎人眼里,锣面外侧铸有青蛙,既表示招福进财保平安,又表示图腾崇拜之意,蛙锣不仅是黎家的珍贵财产,而且锣声能传递吉祥。海南岛解放前,黎族聚居区都还叫峒,在每个峒,蛙锣都被奉为最神圣之物,平时也不轻易示人。只有碰上了婚丧嫁娶或狩猎祭祀等大型活动,蛙锣才会被“请”出来。

5,随葬品先经打碎或拆散,然后散放在填土中及墓底;

在青铜器中,铜鼓的艺术价值格外突出。铜鼓鼓面上,都铸有立体的蹲蛙或立蛙,造型奇巧,活灵活现。有的鼓面上,还有像太阳般呈放射状纹络的图案,外圈为数弦分晕,蹲蛙依顺时针方向排列。鼓腰内收,呈亚腰形,既便于携带,造型也较为美观,鼓的底座一般为圈足,放下去平稳、牢固。

一般,小峒有几面蛙锣,大峒管二三十个小峒,拥有的锣更多。蛙锣数量的多少,直接显示一个峒的财富多少和地位的高低。蛙锣可作为货币用于交易,“豪强之家以数十牛易一锣”,还可充当将功折罪的用品。清朝史书记载,黎村之间闹事打架,由峒主断案,哪方无理便是输家,需要赔偿的物品多是牛,如无牛便用蛙锣充抵,小蛙锣顶一头牛,年代久的大蛙锣顶三头。

6,随葬品少,但富有地域特色。随葬品的组合一般是实用青铜兵器、生产工具、生活日用陶器或玉石器。陶器盛行圜底器,少见圈足器和平底器,没有三足器,器表打磨光洁,无纹饰或仅饰绳纹。

海南又先后出土了12件青铜釜,造型奇特,体型硕大,有的外表附有一层烟炱,当属炊器。均为盘口,直身,平底或圆底,口沿上附有二、四或六只綯纹耳。出土的青铜釜,有的较为完整,个别的已腐朽不堪。

在古代黎族村落,蛙锣最大的功用是作为乐器和法器来使用。一遇“红白”喜事,就由峒主和村里两位受尊重的长者去取蛙锣。蛙锣或埋在大树底下,或藏在山洞里,他们会走走转转,避开闲人及跟踪者,一般是黄昏出去,但会连夜将锣拿到村里,放在事先备好的架子上,用绳子悬空垂吊,以便第二天由健壮后生敲打。后生们敲打时,会根据不同的事情敲打出不同的节奏,来表达出不同的意思。当然,女人们绝不准碰锣。

再结合马头附近同时代的崖洞葬和右江流域几处战国墓,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骆越青铜文化的主要特征:

“海南历年出土的青铜器中未见青铜鉴和青铜鼎,洛基镇出土并于最近正式亮相的青铜鉴和青铜鼎,填补了海南青铜器器型的不足!”宋静敏如是说。

在结婚三天或祭祀七天的过程中,还专门安排人看守蛙锣,通宵灯火不熄,以防被偷盗。如果是要狩猎做“法事”时,“道公”会在篝火周围淋鸡血,也会把鸡血点在蛙锣上,这样做,是因为黎人认为蛙锣通灵,可以和先人“对话”,以让村里狩猎顺利多有收获。活动结束后,还是由峒主和村里长老们将蛙锣于黄昏至夜间秘密送回原处保存。

1,流行土葬和岩洞葬

琼青铜文化起源于古骆越人

宋静敏说,蛙锣取出,不是随便就敲,还有隆重的“跳神”仪式,地点一般是在峒主家门前的大树下。

马头先秦墓群是土坑墓,与之并存的是附近的崖洞葬。土坑墓墓室狭长,有将随葬品打碎和拆散埋葬的习俗。没有像岭南东部地区的西瓯墓那样的腰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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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锣:解读传世之谜

2,随葬品主要是实用器

在汉朝时期骆越国仍盛行相当于春秋时期的青铜鉴,但是,它有了不同于中原风格的、典型的骆越青铜纹饰。

20世纪50年代,在乐东黎族自治县头塘乡头塘村,曾发现锣面直径达40多厘米的一面大型蛙锣,锣面铸有阳纹二龙含珠图和八卦符号纹饰;中国乐器博物馆,收藏着20多面锣面直径16至32厘米的大小蛙锣;乐东的白沙河谷文化园,园主袁金华收藏有35面蛙锣……不断有蛙锣出现在世人眼中,但清朝之后制造的蛙锣至今仍未发现。

基本上没有礼器。其组合也是青铜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铜兵器是剑、矛和镞;生产工具是斧和刮刀;生活用具是釜、钵、杯等;此外还伴出一些玉石饰品。大墓中随葬铜鼓。

海南大学艺术学院专门研究黎族青铜乐器的曹量副教授认为,以该鉴而论,正面盛水以照面,可称鉴;反扣底朝上,以木锤击之可为鼓,敲击出有节奏的声音即为乐器。该鉴与已发现的汉代青铜鼓纹饰相同,应视为盛水为鉴,反面为鼓,古时部落聚会之乐器。

“蛙锣大小不同,但形制基本相同,都是一锣三蛙,何以鉴别年份?”宋静敏说,年份越近的,铜纯度越高,锡、铅含量越少。最重要的区别体现在所铸蛙的形象上:汉代的模拟青蛙是小蝌蚪,是个小圆豆有蛙的象形;唐宋时期的有点像蛙了,有身子和腿;到了明朝,蛙腿都很清晰了,还有鼻子眼睛嘴巴;而到了清朝则更加具象,连脚趾都有,各项比例还与真蛙一致。

3,青铜器有浓厚的地域特色

由于海南本地铜矿甚少,加之冶炼技术比较落后,专家推断海南没有铸造青铜器的历史,出土的青铜器均为骆越地区传入。青铜器带来的不仅仅是实用价值的器物,与此传入的更是一种文化,见证了海南与祖国大陆一脉相承的历史。从海南已出土的各类青铜器可见,其材质、形制、年代与广东西部、广西、越南北部古骆越国出土的青铜器相似,说明海南岛在秦汉时期亦属骆越地,有共同的青铜文化。

宋静敏认为,各个峒的峒主和年长者对蛙锣的保管起到关键作用。峒主是由县令给利刀或铜项圈等信物任命的,代表一方管理事务,而且世袭制,黎人称“奥雅”。能当“奥雅”的,多是彪悍勇猛者,在打猎或打仗中都是带头持刀箭冲锋陷阵,最易发生意外或阵亡。年长老人也会因疾病等突然过世。这样,所藏蛙锣的秘密地点就再难知晓。

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是镂空细纹匕首、圆尖顶长舌圆形器、圆銎长骹矛、凤字形钺、斜刃铜钺、新月形刀、桃形镂孔镞。除武鸣马头先秦墓群之外,还有人面弓形格剑、曲刃一字格剑和铜鼓。

宋静敏认为,通过骆越青铜文化考证,海南历史传说的青铜鼓和青铜釜是由汉朝伏波将军马援为行军打仗从北方带来海南岛的说法似曾有误,应该说古骆越地早就有了青铜文化,骆越青铜器起于春秋前,盛于秦汉时,远早于汉朝。《后汉书·马援传》等史料记载,汉朝时的江船、海船已经非常发达,琼州海峡早已不是不可逾越的天堑,骆越青铜器通过海路流传海南岛可见不足为奇。

黎族没有文字,也有少数掌管蛙锣者通过讲故事,世代相传藏锣点,还有极个别的是将蛙锣藏于家中,后人会意外发现。

镂刻细纹匕首
武鸣元龙坡出土2件,身呈锐角形,扁茎,无格,阔肩,宽扁叶,呈锐角三角形,截面呈菱形。茎部镂刻细线云纹和凿点纹,叶面浅刻极纤细的栉纹地三角形细线纹及眼状纹。1992年南宁市邕江捞获1件,金黄色,与此十分相似。元龙坡有这种匕首的石范,代表了骆越青铜工艺的最高水平。

“汉朝时期的海南岛已经有了较丰富的骆越文化和中原文化,海南岛不断出土发现的青铜器,恰如其分地诠释了海南历史,再现了海南原属骆越地再属大汉王朝的原貌!”宋静敏说,这同时也说明了骆越有丰富的青铜原料,有先进的青铜工艺和青铜文化,洛基青铜鉴和青铜鼎的发现对研究骆越历史、海南历史和骆越青铜文化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海南青铜器研究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实物资料。

宋静敏在海南收藏的蛙锣大多有明显的土埋和水浸痕迹,有的已生出绿色的锈斑。这些锣的再世,有的是台风倒树时从土里撬出,有的是大暴雨后被山洪从洞里冲出。

圆尖顶长舌圆形器
圆面隆起聚成尖顶,另一面正中伸出扁长鹰嘴钩状长舌。有的背面圆弧,中心突起一个尖圆钮,圆面由弦纹、栉纹、云雷纹组成晕圈,舌末开一孔眼;有的背面隆起,聚成一条细长圆柄。这些都出在武鸣元龙坡墓地,同墓地出土这类器物的石范。

或许铜鼓或铜釜,会让人想起狼烟四起的古代战场,听到得得穿透岁月的马蹄声,而铜蛙锣则只会让人透过时空隧道,看到黎人市井生活充满浓郁民俗气息的历史画卷。“尚无人可知到底有多少面黎族蛙锣,因为先人的藏点严密,也许将来的将来,某一场狂风暴雨后,还会听到锣音带来的惊喜,如同福蛙一下子跳到众人面前!”

圆銎长骹矛
早期的宽薄长叶,短骹,扁圆銎,骹与叶相比,显得特别短小,武鸣元龙坡铜矛在骹与叶分界处有清晰的段线;晚期的变得厚重,多为圆銎,骹部加长,加粗。武鸣安等秧矛短身圆銎,銎口凹弧,骹的正面有钮,并铸有“王”字符号;武鸣独山崖洞葬铜矛,宽叶长骹,骹两面都铸双勾“王”字符号;田东锅盖岭铜矛一件骹的正面有钮,钮上方也铸“王”字符。

(中国民族宗教网)

凤字形钺
扁圆銎,整体如同张开的一把折扇,有的身显瘦长,被称为束腰斧,除在武鸣安等秧、田东锅盖岭战国墓出土外,在百色、德保、大新也有出土;有的对称刃角微翘,形态极为柔和,元龙坡出土的多破碎;锅盖岭1件器身扁平,弧刃翘出两角;在百色至田东的右江常打捞出此类铜钺,右江流经百色市区萝卜洲附近一次打捞出4件。

斜刃钺
武鸣马头元龙坡墓地出土。斜刃,双肩向内收成倒勾状双翼,两面自肩部至锋尖各有一道弯弧形棱脊,近銎部有数道弦纹。有双斜刃和单斜刃两种。双斜刃钺的刃呈斜弧形,武鸣马头元龙坡130号墓一件长15.5厘米,刃宽12.5厘米,尖锋,宽肩略呈翼状,扁圆銎。来宾古旺山崖洞葬出土1件,与此十分相似,通体光素,脊根部有一细小的穿,通长13.7厘米。单斜弧刃,背脊斜直,武鸣马头元龙坡147号墓一件通长10.5厘米,刃宽9.6厘米,单肩,背脊微弯曲,扁圆銎。南宁邕江水下出土1件,通长8.9厘米。在田东右江和百色萝卜洲也出水同样的斜刃钺。马头元龙坡有石范伴出,说明这种斜刃钺是当地铸造的。越南北部富寿的富厚、安沛的安合、老街的铺卢和海防的越溪也有类似钺,如富寿富厚出土1件,宽圆跟銎部也有一条横凸线与南宁、百色的极相似。
靴形钺
形状象一只长统靴,本是西瓯文化的一个重要因子,但在骆越文化区也经常发现,越南山西凤格的1件六棱形銎,器表光素无纹;越南山西国威县发现1件,装饰有套于回形纹带中狗鹿对峙的纹饰;越南越池出土的1件銎和身间装饰有一变体弓形船,船上立有3人,下边有2只鹿,被1只狗拦截,外包一个菱形纹带框。
桃形镂孔铜镞
两端小,中间稍大,似桃形,两侧都有刃,中部有长条形透穿血槽,扁长条实铤,铤的左侧有一倒剌,是一种具有极强穿透力的远射程杀伤兵器。

叉形器
见于田东锅盖岭战国墓和宾阳韦坡战国墓。锅盖岭叉形器是菱形座,上出二叉,状如牛角;韦坡叉形器是圆柱形座,上出二长叉,叉两侧起脊。

新月形刀
背微弯曲,刃突出于中部,形如新月,目前只见于武鸣马头元龙坡墓地,其它地方尚未发现类似铜刀,具有强烈地域特色。其中一件通长13.7厘米,宽4厘米,柄长3厘米,宽2.3厘米。

人面弓形格剑
是一种剑身有人面纹图案的青铜短剑,剑身上部铸有倒三角形的人面纹,剑格两端上翘,弯曲如弓,故名人面弓形格剑。这类短剑形制独特,地域性强,仅见于岭南和越北,以广西右江

郁江水系的百色、田阳、南宁、贵港一线发现最多,还见于柳江、灵山,广东的广州,香港的大屿山、赤立角、南丫岛,在越北见于清化、海防等地。广西贵港剑、南宁邕江剑与越北东山剑、海防象山剑属一个类型。邕江剑,2002年于南宁邕江打捞出水,无剑首,扁状茎,中部收束,近格处加宽,剑格两端微翘,剑身起脊,最宽处在中部,平缓向前收束,前端骤收成锋,近格处饰人面纹。东山剑也无首,茎的上部较粗,中部较细,下端又扩宽,茎的表面饰曲折的阴线纹,在阴线纹框内填五道纵横极细的阳线纹,线纹上再饰S形卷云纹,茎的基部有阴线构成的梯形框,框内填S形卷云纹,剑格宽5.2厘米,两端上扬,中部弯曲如弓,剑身长17.4厘米、宽4.6厘米,最大宽位于剑身中部,上、中部的空间饰人面图案,呈倒三角形,用连珠纹作外框,脸形轮廓、眉、眼、鼻梁为阳纹。人面下为丫形宽带纹,歧出三组扇形光芒纹。田阳县隆平村剑,剑首有两个如同车轮一样并列的圆环,剑茎扁体实心,两侧有“山”形齿状扉棱,但在剑身人面纹的地方只保留了一个三角形框,并未铸出人面图像。1999年5月柳州博物馆征集到2件从百色某河中打捞出的人面弓形格剑,1件较大,长32厘米,刃宽5.8厘米,无首,茎上部为椭圆柱形,茎上有卷云纹、曲线纹、虚线纹等多种几何纹饰,剑身近格处饰人面纹,面赔瘦长,五官清晰,人面两侧有锯齿纹,下接长叉纹,直剌一只横卧的青蛙纹;另一件长245厘米,双环首,茎中部粗大,分三组饰卷云纹、栉纹、鸟纹,剑身近格处饰阴铸人面纹。

曲刃一字格剑 首、茎、身一次铸成,圆首,扁圆茎,一字形格,短扁身,
呈梭形。锅盖岭1件,通长29厘米,刃宽6.5厘米,茎中空,两面均饰回形纹;正背两面均饰二道卷云纹。田阳七联村东邦1件,
通长28厘米,格宽11厘米,厚2厘米,空首,椭圆茎,茎末端有格盖,盖宽于茎,盖面呈椭圆,饰菱形几何纹;茎中部收束,上下向外扩张;茎上下两端饰云纹;剑格宽
于身,两头微翘;格面亦饰云纹;剑身扁,较薄,刃锋利,两面无纹饰。田阳隆平村排楼屯1件,通长26.3厘米,刃宽4.5厘米,茎椭圆空心,无首,茎身束腰,上端近格处的脊部有一“Y”形血槽。田阳百育沙场1件,通长28厘米,刃宽7厘米,茎上饰云纹和斜线纹,盖面饰菱形纹,格面饰云纹,和锅盖岭出土的很相象。田东林逢镇打捞1件,全长27厘米,刃宽4.2厘米,首、茎、格上都有精细的几何花纹,剑首平面呈菱形抹角的椭圆形,正中饰菱形纹,外围以扁长方块,内饰S形云纹;剑茎上自首而下饰六道回纹箍,靠近剑格处有一个对穿小圆孔,圆孔外亦饰S形云纹;剑格面上也有纹饰,以剑首为中心,左右两边纹饰对称,饰S形云纹条带。同类短剑在越南北部多次发现,安沛陶盛1件茎上装饰交织的直线纹;河江1件,剑首分成四格,每格都有一个S形云纹,剑茎上也有精细花纹;1961年在太原钢铁工地出土1件,剑首饰S形云纹,剑茎上有四条S形云纹带,剑格上也布满S云纹,剑身上半部有一组两边匀称的狭长三角形纹饰。
铜鼓
春秋时期从云南中部偏西濮人地区发源,称为万家坝型铜鼓,战国时期已为右江流域和红河中下游的越人接受,1994年在田东县南哈坡战国墓发现2面,1994年在田东县林逢乡大岭坡战国墓又发
现1面。在越南北方早在1932年5月在河山平省章美县美良社淞林寺附近的田野就出土过1面,称淞林鼓;1973年在同一地点又发现1面,称为淞林2号鼓;1981年在永富省三清县上农乡出土1面,称上农鼓;1993年在老街发现2面。这些都是形制粗糙,胸部鼓突,装饰简单或没有装饰的铜鼓。大岭坡鼓,鼓面小,胸部突出,腰内缩,下部外撇,足极短,鼓面太阳纹中心隆起,有不规则的11道芒。胸、腰间有两对小扁耳,腰上半部用绳索纹夹对角三角纹纵向分格,下半部分别饰回纹、绳索纹各2道。南哈坡鼓有2
面,A鼓鼓面太阳纹中心隆起,周围有不规则的16道光芒,腰部由正倒V形纹带纵分成空格,近足处有一周三叉纹和一周雷纹;B鼓鼓面向内凹陷,中心太阳纹隆起,有短小杂乱的22道光芒,芒外又有杂乱的晕圈,外围以绳索纹,胸部凸鼓,胸腰间有两对桥形耳,腰部为纵向曲折纹分割的界格,近足处有一周勾连雷纹。越南淞林鼓,鼓面太阳纹16芒,芒角长短不一,周围有两道小绳索纹,其间有些回纹线条组成的4个平行曲线纹,外围一个带圆点的短线纹晕。胸部光素,腰部和足部上方有平行回形纹及似梳齿的平行短线条纹。上农鼓面径32厘米,高26厘米,全身光素无纹饰。稍晚的石寨山型铜鼓在骆越地区也有发现,如田东锅盖岭铜鼓。锅盖岭鼓,鼓面中心太阳纹8芒,芒间饰斜线纹,外围有花纹3晕,主晕是翔鹭4只,等距离逆时针旋转飞翔,另2晕饰锯齿纹和圆点圆圈纹;胸部突出,饰回形纹和弦纹。
以武鸣马头先秦墓为代表的青铜文化遗存,当属骆越文化,主要分布于广西西半部。以平乐银山岭战国墓为主体的遗存属西瓯文化,它主要分布于广西东半部。事实上,这两半部地区的文化遗存除了一定差异外,也存在不少共性。
西瓯骆越青铜文化是在当地原始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萌生于商末周初,开始以接受中原青铜文化为主,到西周春秋时期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开始铸造青铜器,产生了自己的青铜文化,这种青铜文化都具有浓厚的土著色彩。到战国时期发展到鼎盛阶段,产生盘口鼎、柱形器、扁茎短剑、竹叶形刮刀、靴形钺、斜刃钺、弓形格剑、一字格剑和墩形铜鼓等极富地域特色的青铜器。同时也就进入了铁器时代。西瓯骆越的青铜器种类繁多,绝不止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些,但从总的面貌来看,它们都重视兵器而忽视礼器。春秋时期出现过一些礼器,但多是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仿制品。越到后来,这种仿制品就越少。
西瓯用甬钟、柱形器、扁茎短剑、双肩铲形钺、竹叶形刮刀,骆越用铜鼓、斜刃钺、弓形格剑和一字格剑。铜甬钟广泛流传于西瓯或西瓯骆越错居地区,在右江中游田东偶有一见,没有再向西传;柱形器只见于西瓯地区,在骆越地区至今尚未发现;扁茎短剑普遍流行于西瓯地区,在骆越地区也不少见,但与一字格剑和弓形格剑相比,数量少得多;流行于西瓯的竹叶形刮刀,在骆越地区也偶有发现,如武鸣安等秧战国墓、宾阳韦坡战国墓、越北东山文化墓和越溪船棺墓等骆越墓中有随葬。双肩铲形钺只流行于西瓯
但在越南象山遗址出土一件;骆越地区流行的斜刃钺,在西瓯地区一般不见,西瓯用的靴形钺在骆越地区变得棱角分明;流行于骆越地区的弓形格剑和一字格剑,除在骆越西瓯交错区偶有发现外,一般不见于西瓯地区。铜鼓只流行于骆越地区,但在越过西瓯中心地区,在偏东的贺州龙中又偶有一见。这样,我们就可以从青铜文化上将西瓯、骆越区别开来。
它们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但由于地理不同,所受文化影响也不同。西瓯更多的是接受楚文化影响,骆越则受滇文化影响较大。
瓯骆故地既是中国南疆东西部地区的结合部,又是内陆与沿海地区的过渡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古代文化有其自身特殊的历史渊源。在吸纳周边地区先进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形成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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