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瑜

关键词:罗泊湾汉墓墓主吕嘉族属一、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墓主新考贵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珠江的支流自西南向东北流贯全境。秦统一岭南,设桂林、南海、象三郡,贵县属桂林郡,是郡治布山县的所在地。秦亡以后,赵佗割据岭南,建立南越国,这里仍属桂林郡布山县。1976年和1979年在贵县发掘了两座汉代大墓,分别叫罗泊湾一号墓和罗泊湾二号墓,墓葬年代为当时岭南的南越国时期。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的《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对一号墓和二号墓的墓主有较好的探讨,研究方向应该是正确的。以下是报告对一号墓墓主人身份的推断:从墓葬规模、棺椁结构,殉葬人和随葬品的丰富程度等方面来看,墓主人生前很可能是当地的最高统治者,即当时地方政权机构的最高官吏。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每郡都置有郡守、郡尉,由中央直接委派。他们在地方上权力很大。在新开辟的边远地区郡守、郡尉多从善战的将领中选拔。为了使政权易于统一,当时还有郡守兼郡尉职的,权力就更大。按《汉书·地理志》所载,贵县在秦代属桂林郡,汉代属郁林郡。墓中出土不少漆器烙印“布山”戳记,表明贵县应是桂林郡治布山县的所在地。秦灭亡后,赵佗即以南海郡为基地,击并桂林、象郡,割据岭南,于是秦代桂林郡也成了南越国的一个行政区。贵县既是南越王国的桂林郡治所在,桂林郡守、尉死后葬在这里,是完全可能的。从墓葬规模之大,动用建筑材料之多的情况来看,墓主人生前必然能征调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较长时间的经营,有七人殉葬,生前一定占有大批奴婢。这在西汉初年的南越国也只有桂林郡守、尉,这样的高级官吏才能办到。《礼记·檀弓篇》说:“天子之棺四重。”郑玄注:“诸公三重,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这虽是先秦的葬制,但对后世也有影响。结构庞大而又有复杂的椁室的墓葬,在秦汉考古中并不多见;十二个椁箱加上双重漆棺,相当于先秦的诸侯一级的葬礼,在秦和汉初也只有郡国一级的官吏才能相比。可以推断罗泊湾一号墓墓主是中原人,他生活的时代是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主要活动时间应是秦代,在秦始皇南征时已有一定的地位,到赵佗割据岭南时,任南越国桂林郡的最高官吏。二号墓墓主由于出土了“夫人”玉印、“家啬夫印”封泥等文字资料,结合墓的规模以及随葬品,《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认为“墓主也有可能是赵氏王国派驻当地的相当于王侯一级官吏的配偶”。报告推测罗泊湾汉墓的墓主为当地的最高级官员和配偶。同时认为二号墓墓主也有可能是赵氏王国派驻当地的相当于王侯一级官吏的配偶。这些推理应该说是有科学依据的,但报告者忽视了一个关键的物证,否则,结论会更准确。罗泊湾二号墓中出土的一件陶盆为探讨罗泊湾二号墓墓主的身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二号墓出土的一件陶盆(文物编号M2:71),“泥质灰陶,坚硬。广口,唇向外折,体大腹深。上部略质直,下部斜折内收。腹部靠上有两周绳索状附加堆纹,靠下有细密方格纹和几何形戳印。器底内壁有13厘米长的裂隙,并遗存黑色胶剂粘补的痕迹,至今仍牢固。还有小篆印记一处。口径66、底径40、通高26·2厘米。”报告没有考释出这个小篆印记,我们根据报告的图版以及亲眼观察,释读出这个印戳的文字为“秦后”二字。这个发现为探讨和研究这座墓的墓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西汶艺术网“秦后”应为秦王之后,这里的“秦王”应该是《史记》所载之“秦王”。关于秦王,史记中有如下记载:“其相吕嘉年长,相三王,宗族官仕为长吏者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吕嘉叛汉后,“遣人告苍梧秦王及诸郡县。”“苍梧王赵光者,越王同姓,……”《汉书》也有类似记载。《汉书音义》曰:“苍梧越中王,自命为秦王。”按南越国时期,当赵佗、赵眜称帝时期,也仿效汉朝分封诸侯王,苍梧秦王就是当时分封的诸侯之一。现在看来苍梧秦王的王宫驻地应该在当时的郡治布山,即今天的贵港。而不是现在的梧州。汉武帝灭南越国之后所设的苍梧郡与这里所说的苍梧应该不是一回事。根据这件重要的文物,我们可以推断广西贵县罗泊湾二号墓墓主为秦王之王后,而规模更大的一号墓墓主可能就是秦王,也就是苍梧秦王赵光的先人,不可能为赵光,因为他降汉后,被封为随桃侯,他和配偶死后,其妻子不会随葬有“后”标志的器物,那可是大罪。墓葬年代推测应该是苍梧王称王时期,在汉武帝灭南越以前。二、关于南越国丞相吕嘉的族属问题的探讨南越国丞相吕嘉是越族人吗?传统关于南越国史的权威著作都认为吕嘉是越族人。例如《古南越国史》一书中写到:“……例如越人首领吕嘉,颇得国中越人的信服,南越王就任用他为南越国丞相,直接参予处理王国大事。”《南越国史》介绍吕嘉时写到:“吕嘉,从现有的史料看,我们只知道这位南越国丞相是个越人。”所引用的关于吕嘉是越人的史料来源于清代粱廷枏的《南越五主传·四主传》中引用了已失传的《粤记》一书中记载,说吕嘉“本越人之雄,佗因越人所服而相之,而南越以治”。西汶艺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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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我不是罗泊湾汉墓发掘的主持者,我只是发掘参与者之一,但对于罗泊湾汉墓的研究我是最用功的人。发掘简报《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发掘简报》和考古发掘报告即《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一书是我执笔和主持出版的,我为贵港罗泊湾汉墓还写过考古人手记《重见天日的南越文化》三万多字。这篇文章传播很广,十分感谢贵港市政协《贵港文史》为我转载了《神秘的罗泊湾》,贵港市文联《金港艺坛》也作了转载,后来《广西日报》也转载了若干片段。我还写过罗泊湾出土的乐器,罗泊湾汉墓出土度量衡文物,罗泊湾汉墓人殉研究,罗泊湾汉墓墓主族属分析,罗泊湾铜器漆画解读等论文,我还应贵港方志办公室邀请,为《贵港文物图志》撰写说明。还写过“布山”考,桂林郡、郁林郡郡治何在,商代郁方可能在今贵港等小文章,对罗泊湾出土的六博棋盘、封泥匣、铁冬青、副食品、漆耳杯、铜鼓、铜桶、纺织工具,也写过介绍文章。

本报记者 秦 雯

关于罗泊湾汉墓发掘的意义,我在《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一书的结语中已作过概括,大致有如下几点:

一批区内外专家学者近年对“古桂林”郡治的历史文化遗存进行多方面考察、研究,在日前召开的贵港历史文化研讨会上,专家学者提出:骆越先民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开拓者,古贵港作为我国最早的药港,是古骆越重要的水事文化中心,是古代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原点……而对于“八桂”之称的由来,有专家提出了不同观点——

反映出郡县制

焦点 1

墓中出土不少漆耳杯、漆盘的底部烙印有“布山”二字,有的铜器也刻有“布”字。按秦汉时代漆器烙印戳记的惯例,“布山”应是漆器制造地的地名。铜器上的“布”字可能是“布山”二字的省文。“布山”作为地名,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郁林郡条。其文曰:“郁林郡,故秦桂林郡,属尉佗。武帝元鼎六年开,更名。”郁林郡辖县十二,首县就是“布山”。前人根据这条记载,把布山设县时间断在汉武帝元鼎六年。此墓的年代我们断在西汉初期,至迟不会晚于文帝时期(公元前179一前157年)。从墓中出土众多的“布山”铭文器物来看,布山设县当不自汉武帝时始,至少在汉文帝时就已有了。西汉前期,两广地区的大部分属南越国。赵佗割据岭南,是采取“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的办法,建制还是沿袭秦始皇时期的。尽管他后来也封了王、侯,但主要政权机构仍未改变,至少原桂林郡作为一个行政区域是不变的。直到汉武帝平南越时,还有桂林监居翁谕告瓯骆属汉的事可证。因此可以推断,存在于汉初的布山应是秦代布山的延续,布山实为秦置县。秦代地方政权是郡县二级,郡之下管辖若干县。但史书上只载秦在岭南设立三郡之名,没有记载郡下的县。除《史记》所见南海郡有龙川县之外,史念海还考出有番禺、四会、象林三县(史念海;《秦县考》,《禹贡》第七卷第六-七合期.)其它郡属各县文献无征。这批“布山”铭文的发现,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为秦在岭南推行郡县制增加了实物例证。

古桂林郡郡治何在

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状况

秦始皇统一岭南后,于公元前214年设立桂林郡、南海、象郡三郡,从而把岭南地区置于中央王朝的统一管理下。古桂林郡将如今广西大部分地区纳入辖区,然而其郡治何在?《史记》等重要历史文献均未说明。近年来,考古学界将古桂林郡和郁林郡的郡治所在地渐渐锁定于贵港。

郡县制的确立,使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加强了岭南地区同中原内地的联系,加上秦始皇不断将中原内地军民移戍到岭南来“与越杂处”,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促进了岭南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这种情况从罗泊湾一号墓也可以窥其端倪。

中国民族文化专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梁庭望认为,秦始皇所建桂林郡,郡治在贵港,当时叫“布山”,而贵港早在周代就饮誉中州。周初,今广西玉林一带壮族祖先曾给中央王朝进贡芳草鬰鬯,当时周王室每年给祖宗献祭时所敬的酒,酿酒时必须放芳草鬰鬯,鬰鬯即金樱花。汉代《说文解字》载:“鬰鬯,百草之华,远方鬰人所贡芳草,合酿之以降神。”因为贵港一带芳草鬰鬯茂密成林,年年进贡,给周王朝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把贵港一带称为“鬰林”,意思是鬰草成林的地方,后来简化成郁林,新中国再次简化为玉林。鬰人年年进贡鬰草,说明骆越国与中央王朝关系密切。

1,农业:

1976年和1979年,贵港罗泊湾分别发掘了两座大型汉墓,这就是广西考古史上著名的“罗泊湾一号墓”和“罗泊湾二号墓”。墓中的发现解决了“布山”所在何处的争论。广西博物馆考古专家蒋廷瑜认为,贵港罗泊湾汉墓发掘反映出汉代郡县制的信息,如墓中出土不少漆耳杯、漆盘的底部烙印有“布山”二字,有的铜器也刻有“布”字。按秦汉时代漆器烙印戳记的惯例,“布山”应是制造地地名,而铜器上的“布”字可能是“布山”二字的省文。从铭文器物来看,布山设县在汉文帝时就已有了。西汉前期,两广地区的大部分属南越国,赵佗割据岭南,建制还沿袭秦始皇时期,至少原桂林郡作为一个行政区域是不变的。由此推断,存在于汉初的布山应是秦代布山的延续,布山实为秦置县。贵港罗泊湾汉墓“布山”铭文的发现,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为秦在岭南推行郡县制增加了实物例证。

A、铁器的使用和推广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蓝武指出,秦代地方政权是郡县二级,郡之下管辖若干县,“布山”作为地名,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郁林郡,故秦桂林郡,属尉佗。武帝元鼎六年开,更名。”根据《后汉书·郡国志》载:“凡县名先书者,郡所也。”据此可知,秦桂林郡、汉郁林郡郡治应当在布山,即今贵港。

《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全国设有铁官四十四处,岭南则无。以往在两广西汉墓中出土的铁器大都与中原地区同类器形相似,认为可能是从内地输入的。大概正因为如此,吕后曾下令断绝向南越输出铁器,迫使赵佗三次上书谢罪。罗泊湾一号墓出土铁器二十多件,有生产工具,有兵器,也有生活用具,说明当时使用铁器已相当普遍。自铭为《东阳田器志》木牍,列有给死者随葬农具的清单。东阳是古地名,地在今江苏省盱眙县和安徽省天长县境,当时在吴王刘濞的封国之内。表明当时从吴国引进先进的生产工具。另一木牍记载农具的名称和数字,动辄一项就是十几件、四五十件乃至一百余件,数量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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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粮种的改良和经济作物的发展

水事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

铁器的大量使用,尤其是使用于农业,是促进岭南地区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物质条件。从出土大批的植物果壳、果核、块茎的残存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农作物已有稻、粟、大麻,瓜菜有葫芦、甜瓜、冬瓜、番木瓜、黄瓜、芋等,水果有李、梅、青杨梅、橄榄、桔等,还有花椒、姜、金银花等调味品和草药,说明贵港地区在秦统一后,农业、园艺的发展是比较全面和比较迅速的。

古骆越人是我国最早发明造船技术和航运技术的族群,历史上以“陆事寡,水事众”而闻名于世。研讨会上,一些学者提出,古骆越人是世界海洋文化的开拓者,是世界上最早的海上铜船和双体船的制造者,3000多年前古骆越人就从珠江流域出发,沿着太平洋岛链开辟了海上航线。

汉代对于培育和选择农作物的优良品种已很重视。《从器志》的木牍,提到“仓种”,这种仓种就是经过挑选的种子。有两片木简上,分别写有“客秈米一石”和“客秈□”等字。“秈”即是“籼”,是稻之不粘而早熟者。“客”就是外来的意思。客籼就是从外地引进来的籼稻。因此推测当时已经把外地良种引进到岭南来。

“骆越人是一个最早从山地走向江河再走向海洋的族群,开辟这一通道的原始推动力是古骆越人对海盐等海洋产品的需求和各地对骆越桂皮等药物的需求。”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会长谢寿球认为,古贵港因地靠西江中部,可依靠水路通达云南、广东、东南亚等地,因而成为古代广西对接珠三角和东盟的黄金港口。“我们在考察时发现,贵港城郁江北岸码头各式各样的‘牂牁石’有30多个。‘牂牁’是古骆越语,意为‘系船的地方’,贵港古‘牂牁石’密集度之高在整个珠江水系中是绝无仅有的。这说明远在古骆越时代这里就成为舟楫云集的水事文化中心”。

2、工业。

古代海上丝路贸易货物众多,主要是“携黄金杂缯而往”,换回的则是异国的珍宝。在贵港市博物馆内,记者看到球形花琉璃珠、绿色琉璃盘、深蓝色琉璃杯、琥珀狮子等文物。这些古代“舶来品”,产自古阿拉伯、古罗马、东南亚、南亚等地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物证。在罗泊湾汉墓中,还出土了不少古骆越常用医药植物和外来植物物种。海外文物集中于贵港出土,被专家认为是古骆越海上贸易发达的有力佐证,古骆越水事文化之盛从当地出土文物中可见一斑。

A、青铜冶铸业的兴盛。

“贵港自古盛产肉桂,古贵港是古骆越的肉桂集散中心,并通过海运向外运送。”据广西民族医药研究专家黄汉儒介绍,肉桂是盛产于古骆越人聚居地区的一种药食两用之品,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中记载的方剂中有多个用了肉桂,可见古代中原对肉桂的推崇。如今肉桂已成为世界性的药物,而80%以上的肉桂产自广西,贵港是肉桂的重要产地和集散地,肉桂从这里销往世界。

青铜器有一部分是中原内地输入的,有一部分是本地铸造的。如越式鼎、附耳桶、羊角钮钟、筒形钟、铜鼓等,极具地方特色,应是本地生产的。铸造技术有新的创造,范铸法发展到多种形式,有全范铸造法和多范铸造法;既有一次铸成的,也有分铸合成的。罗泊湾汉墓用铜鼓改制的三足案,其三足就是另铸出后焊接上去的。同墓的铜盆,其含衔环铺首的后钉是插入腹壁铆上去的。其6件铜盆都有铆钉修补过的痕迹。铜九枝灯上的干、枝、叶、乌都是分开铸造,然后以榫铆套合成器的。装饰工艺中采用了彩绘工艺,罗泊湾铜钫、铜壶、杯形壶,表面都髹黑漆,画有图案。提梁铜筒和一件铜盆还画有精美的叙事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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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铜器制作精良,工艺水平很高。尤其是铜鼓,图案花纹刻镂精细,线条清晰流畅,人物形象生动,表现了非常高的铸造技术,是当时岭南青铜铸造工艺的代表作。

“八桂”之称由来

B、漆木器制造业的建立。

广西常被称为“八桂”,“八桂”由来一直众说纷纭。目前比较公认的是“八桂”之名最早出于《山海经·海内南经》:“桂林八树,在贲隅西。”唐代诗人韩愈在《送桂州严大夫》写道:“苍苍森八桂,兹地在湘南。”明代《大明一统志》明确记载:“八桂,广西桂林府郡名。”这是官书上首次以“八桂”来诠释广西行政区划。

粗大的椁板,结构复杂的椁室和雕凿精致、形式多样的漆木器,说明当时的木材采伐业是很发达的,木作技术很高。

学界对八桂之“桂”释义则各有不同,一说是药用肉桂之桂,一说是桂花树之桂……在此次研讨会上,有专家提出广西盛产桂树,连片成林,“桂”指向朝廷进贡的肉桂。宋代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一书中记载:“桂,南方奇木,上药也。桂林以地名,地实不产,而出于宾、宜州。”没有记载花木的桂树,广西简称“桂”、“八桂”,是因药用的桂树而得名的。

漆器的制作已成为独立的生产行业。以前在两广汉墓中出土漆器不少,但保存得都不大好,研究起来有许多困难。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漆器虽然也很残破,但量之多,形制之精,却是少见的。特别是出土了成批的烙印“布山”戳记的漆器,表明桂林郡的布山也有自己的漆器工业,对多种漆器已能批量生产。这些漆器主要是木胎的,多施彩绘。从部分漆器的造型、纹饰来看,明显地继承了战国时代楚器的风格,与湖南、湖北西汉墓出土的漆器十分相似。这批漆器品种多样,造型稳定,上漆均匀,花纹流畅,显示了很高的工艺水平,可与我国其它地区同时代的漆器相比美。此外,有的漆器烙印“市府草”、“市府口”字样,说明是地方政府官营手工业生产的。布山不但有漆器,而且有市府经营的漆器作坊,制度与内地相同。再从同墓的漆棺、涂漆的铜、铁器来看,当时社会上用漆的量很大,而且也用于金属漆画和金属防锈、木材防腐上,说明当,时对漆的性能已充分地掌握了。

而对于“八”字的解释,梁庭望认为既不是形容大、多,更不是实数,而是壮语”岜”的同音字,是“山”的意思,桂林八树,意为桂树成林的山。

C、诞生了织锦业的

谢寿球的观点更加“突破”。他认为,其实中国古籍中有很多字记录的是古骆越语的字音,《山海经》中“桂林”的“林”并不是指树林,“林”是古骆越语“江”的意思,“桂林”是一个城的名字,是桂江城的意思,同样“八树”也是一个城的名字,“八”是古骆越语“岜”的记音,意思是山。“树”在骆越语中的意思是“祖根”,“八树”意为祖山城。先秦时的广西大体是古桂林城和八树城管辖的范围,因此广西称为“八桂”。

罗泊湾一号墓有丝织品、麻鞋布、织锦、《从器志》记录随葬的纺织品包括成匹的缯、布,用缯、布做成的衣服和囊袋,还有线、絮、丝等,使用量相当大,可惜原物都已腐朽无存。残存的纺织品有麻织品和丝织品。原料以麻、丝两种纤维为主,又以蚕丝纤维占多数,主要原料是家蚕丝。在同墓中还发现不少纤维状物,在湿润状态下,外观呈黄褐色,颇类纸浆。经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鉴定,是一种植物性纤维。又经广西绢纺研究所鉴定,认为可能是木棉,但是否作为纺织原料,无法确定。麻织品都是平纹织品,有粗细两种,粗麻布用于做鞋袜,细麻布用于做衣料。残存品种有鞋、袜、漆纚纱帽等残片。丝织品主要是平纹的绢、纱衣料,十分纤细。其中7号殉葬棺内还有不少黑地橘红回纹织锦残片,颜色十分鲜艳。同时发现一些实用织机的部件,如木质的翘刀、打纬刀、吊杆、调综棍、纺锤棒、卷经板、圆棒、绕线板、绕线棒、锥钉、马头等。由于该墓早年被盗,织机已经散乱,无法复原,但从其部件来看这些部件当为斜织机的构件。一些卵石,表面极光洁,一面甚至发亮,应是砑光工艺的辗压工具。大致可以认为,罗泊湾织机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斜织机。这种织机出于南越国官僚贵族墓葬中,可以代表当时岭南西部织机发展的一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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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交通的扩大。在秦始皇统一岭南过程中修筑的灵渠和新开辟的五岭峤道,为进一步加强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物质条件。“从器志”中提到“中土瓿”,“中土食物”,出土器物中又有大批为中原内地所常见者,有的甚至镂刻有内地地名,如“犛”、“析”等,显然是从中原内地输入。西汉政府在同南越王国交界的边境上设有“关市”,进行由政府控制的有限贸易。南越统治者所追求的服饰用品,甚至有的“食物”,都从中原内地输入;岭南生产的食盐、水果、玑珠、犀角、象齿、翡翠等土特产,自然也北运中原,进一步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对浞进南北民族的融合也有重要的意义。

梁庭望先生接受记者采访

反映了当时的文化艺术

木牍、木简、漆器、木器、铜器上的文字,无论是毛笔书写的,还是刀锥刻划的,还是烙印、錾刻的,都是秦隶书体,与全国各地发现的秦和汉初的文字风格一致。说明南越国是推广、使用全国统一的汉字的,没有创造自己的文字。术牍、术简记载各种随葬品,与湖北云梦、江陵,湖南长沙等地秦和西汉墓出土的遣册相比,从形式到内容也是相一致的,说明岭南与内地的丧葬制度和礼仪也是相同的。木牍《从器志》有汉字372个,标点符号19个;文字基本上是秦隶,保留战国时代俗体篆书笔意甚浓,但也有些字较长沙马王堆汉墓竹简似更进步,如“狗”字已用“犬”旁,马王堆竹简则从“历”;“温”字水旁已写成三点。这件木牍书写整齐,文字工整,笔法秀丽,有很高的书法艺术泳平。说明岭南文化提高了,当时已有一些文化修养很高的人才。南越国通行汉字,加速了汉越民族的融合。

两件铜器上的漆画是很难得的艺术珍品。所绘人物图像线条流畅,形象生动,故事情节的安排,人物之间关系的照应,都颇具匠心,使人看起来有明显的真实感和活动感。画风笔意,明显地继承了楚国漆器绘画的传统,有的人物形象与长沙出土战国彩绘漆奁上的相同,有的则和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相似;至于故事内容,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反映了当时的度量衡制度

秦统一岭南后,全国统一的度量衡制度也推行到了岭南。赵佗建立南越国后,亦效秦制,推行统一的度量衡。墓中出土大量有计量铭文的器物,包括3个方面,既有度量衡器具,又有记重、记容铭文的铜器,还有的关度量衡的文字记录,而且度、量、衡3种计量资料都具备,实在难得。

度的方面,出土的木简和木牍上记载有寸、尺、丈等长度单位,说明南越国的长度单位是以寸、尺、丈为递进单位的,与全国统一的长度单位相同。有3件尺子,寸的长度都是2.3厘米。其中一件木尺完整,全长23厘米,正面刻十等分,每一等分当为一寸,可能是南越国市面上通行的标准尺。

量的方面,有4件有计容量铭文的铜鼎,既有“汉式鼎”,也有“越式鼎”。分别刻有“二斗二升”、“二斗少半”、“析二斗一升”、“二斗大半升”、“蕃二斗二升”、“析二斗大半升”、“一斗九升”等,经过实测换算,一升约合现在190~200毫升之间,与中原内地秦汉之际的量制一致。

衡的方面,木牍《从器志》有“线絮廿斤丝二斤”记载,木简中有“客秈米一石”的记载;出土记重铭文的铜鼓、铜钟、铜桶上分别刻有“斤”、“两”等计重铭文。出土器物中有五件刻有记重铭文,经实测后与铭文对照,每斤重量在256.25-268.1克之间,同秦和西汉的衡量接近或一致。10号洞鼓记重铭“百廿斤”,按秦汉量制,刚合一“石”,代表了全国“一石”的标准重量。

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制度

人殉起源于原始的宗教信仰。当时的人相信人有灵魂,人死以后还要到另一个世界去生活,而那个世界也和人类现实世界一样,需要吃、穿、住、用、玩。因此,在埋葬死者时,除了将他生前用过的生产生活用品拿去陪葬之外,还要将为他服务的人拿去陪葬,这就产生了人殉。人殉早在父系氏族社会就有了,到奴隶社会,人殉十分普遍。到春秋战国之交,残杀奴隶殉葬开始受到社会舆论的反对,逐渐改用象征生人的俑陪葬。公元前384年,秦献公提出“止从死”,正式从制度上废除了人殉。到战国时期,人殉制度已被各国废除,在全国范围已极为罕见了。西汉以后,人殉已被法律明令禁止,再也没有使用人殉的了。到汉代,一个诸侯王死前“令能为乐奴婢从死”,胁迫十六人自杀,受到“不宜立嗣”的处分。但在广西的西汉前期墓中还有两座。罗泊湾一号墓椁室底下有七个小墓坑,每一个坑中都有一付木棺,每棺都有一具尸骸,这七人都是殉葬者。罗泊湾二号墓在椁板底下有一个殉葬坑,内有一殉葬人。南越王本身也保留这种落后的人殉。赵佗割据岭南,继承秦代制度,但同时根据岭南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和辑百越”的灵活政策,包括尊重当地越人的风俗习惯。其中人殉正是这种割据性的反映。这种奴隶制埋葬习俗的再现,说明奴隶制残余在岭南还严重地存在着。但是这些殉葬者都不是草率地掩埋的,他们被有规则地排列在椁室底下,各自有长方形的墓坑,有棺具,有简单的陪葬品,身穿彩衣,脚穿鞋袜。从这些方面来看,他们生前显然不是生产奴隶,而是墓主人的近身的家奴。一号殉葬坑人骨鉴定为二十五岁左右的女洼,随葬有乐器、梳装品,应是乐伎。二号殉葬坑人骨鉴定为十八岁左右的女性,随葬有漆梳篦盒,盒里装有木梳、木篦、黛墨,同时还有漆耳杯、漆盘、陶盒、葫芦等;四号殉葬坑人骨鉴定为二十岁左右的女性,手腕两侧有琥珀珠饰,腰上有带钩争棺外有陶纺轮随葬;六号殉葬坑人骨鉴定为十六岁左右的女性,身着黑地桔红回纹织锦,头上有编成辫形的长发,腰侧有铜带钩。看来她们也都是舞乐伎或与之相近的其他奴婢。五号殉葬坑人骨鉴定为十三岁左右的男性,随葬有铁剑、木杖,应是墓主人生前的侍从。

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一向较中原内地落后,秦以前虽然已进入阶级社会,但奴隶制是否很发达,尚缺乏可靠材料加以说明。秦统一岭南,设立郡县,确立了封建制,但随之又谪发了不少奴隶主商人、贵族到岭南来。南越割据政权的统治阶级畜养奴婢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汉书·南粤王赵佗传》载,吕嘉反叛时,指控王太后的罪状之一就是“多从人行到长安,虏卖以为僮仆”,就是以南越国有买卖奴婢的情况去度汉廷的。南越贵族们不用“汉法”,保留有残酷的“黥劓刑”。赵佗的曾孙婴齐嗣位时,更是“乐善杀生自恣”,为所欲为3)。在这种环境下,高官大吏胁迫几个奴婢殉葬也就不足为奇了。罗泊湾一号墓的殉人应是在南越国割据条件下保留奴隶制残余的牺牲品。

凸现了独特文化面貌

1、盛行铜鼓文化

罗泊湾一号墓出土2面船纹铜鼓和1面被改装为烤火盆的铜鼓鼓面。这些铜鼓都是典型的石寨山型铜鼓,是发展成熟期的铜鼓,形体稳定,制作精良,纹饰华丽,并有写实图案,说明铜鼓文化在岭南西部地区已经经历过一段发展,与当地文化结合了。

2、猎首之俗

罗泊湾汉墓有两件器物说明猎首之俗的存在。一件是羊角钮钟,鼓部正面铸人面纹,眼、鼻、口隐约可见,头顶有散发,其它模糊。把人面铸在铜钟,应与猎头习俗有关;一件是漆绘铜盆,腹外壁画有战争叙事画,反映了整个猎首过程,从双方对打,到一方败走,另一方追逐,直至将对方俘获,割下首级,拴到自已的腰上。猎首之俗在岭南地区原始社会末期就有了,是农业民族祭祀田神所需要的。

3,龙舟竞渡之

罗泊湾的两面铜鼓的胸部都有船纹。小铜鼓有船4条,船形简单,首尾高翘,很像现在的竹排。每条船上平坐二人,均脑后梳髻,裸体。双腿前伸,双臂向前划桨。大铜鼓有船6条,首尾高翘,有羽毛装饰,船身窄长,中部有12道横梁,每条船上平坐6人,均头戴羽冠,赤身裸体。最前一人双手持羽杖,象是指挥者,后面五人都作相同的划桨动作,有强烈的节奏感。这些画面应是龙舟竞渡习俗的写照。

4、独特的音乐舞蹈。

罗泊湾一号墓出土不同质料的乐器十一件,包括铜鼓、羊角钮钟、筒形钟、铜锣、革鼓、竹笛,筑和十二弦乐器,“从器志”上还开列了“大画鼓”、“越筑”等乐器名称。这些乐器可分为两类,一类如木腔革鼓和筑。革鼓应是楚越系的一种悬殊鼓。筑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竹简遣册中也有记载。另一类如铜鼓、羊角钮钟、筒形钟等,是岭南特有的民族乐器。十二弦乐器不同于中原内地的琴瑟,盖板直箫形制也较特殊,都应是土著乐器。。这些乐器既有中原内地常见的,又有大批属岭南特有的,器类多样,但以当地民族乐器为主,反映了当时音乐的主调。钟鼓管弦之声悠扬岭外,也是当时文化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罗泊湾铜鼓上的纹饰除了船纹之外,还有羽人舞蹈纹。大铜鼓腰部纹饰有舞人8组,每驵2~3人。舞人头戴羽冠,脸向左侧上昂,上身裸露,腰围舞裳,双臂下曲,向左右侧伸作耸肩状双手叉开呈人字形,左腿前伸,右腿后蹲,上身稍向后仰,扭动腰身,翩翩起舞。2人一组的,舞者头顶上空还有一只衔鱼翻飞的翔鹭相伴。3人一组的有2组舞者头顶上各有2只衔鱼的翔鹭,一组没有翔鹭。各组舞人之间用锯齿纹、同心圆纹组成的纹带作边饰加以分隔。这种舞蹈主要是手足姿势的变换,腰胯的扭摆,表现鹭鸟翻飞的各种形态,反映人们的欢快心情。分开来看,是不同动作的双人舞或三人舞;连接起来看,是一幅8组集合20人构成一个整体的大型集体舞的壮丽场景。

5、特殊的防病治病手段

广西古称瘴区,人民居处多是高山峻岭,草木茂密,既是乍寒乍热,又是多风多雨,常受风寒侵袭,易患种种疾病。在长期与疾病的斗争中,不断总结防病治病经验,创造出许多因地制宜的方法和手段。其中包括解暑饮料和针灸疗法。

在罗泊湾一、二号墓都有铁冬青树叶出土,一号墓是放在一个有盖的小陶碗内;二号墓有4个小陶碗都放有。铁冬青又名熊胆木,也叫红熊胆,茎、叶都味苦,性寒,用来泡茶,能清凉解渴和镇痛。是现今夏季在广州、南宁等地流行的清凉解渴饮料“王老吉”茶的主要原料。可以说罗泊湾汉墓发现的铁冬青是最原始的“王老吉”解暑饮料的原料。

罗泊湾汉墓出土3枚银针,外部造形相同,针柄均为绞索状,顶端有一小圆孔。通长分别为8.6、9.0、9.3厘米。从外形观察,具有柄、身和穿孔的结构特征,与河北满城西汉刘胜墓的金银医针雷同,也和清代传统“九针”中的青铜医针相似,可以肯定一种针刺医针。岭南多瘴疠,针刺则是治疗痉挛痛痹疾患最有效的办法。这三枚银针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金属九针实物,其绞索状针柄形制对后世针具的针柄造型有着深远影响。由此可以推测,岭南地区是九针的创始之地。

总之,罗泊湾汉墓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容,为各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珍贵资料,怎么估价它的意义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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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瑜:罗泊湾汉墓发掘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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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瑜:罗泊湾汉墓发掘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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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瑜:罗泊湾汉墓发掘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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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瑜:罗泊湾汉墓发掘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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