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蒲京赌场0044壮医对蛊毒的认识

韦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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蛊,亦称蛊毒、蛊病,甲骨文作”*”,像多虫同畜于器皿形。《说文・蛊部》曰:”蛊,腹中虫也。”《赤水玄珠・虫蛊》云:”蛊以三虫为首。……彼蛊证者,中实有物,积聚已久,湿热生虫。”《诸病源候论・蛊毒候》则载:”多取虫蛇之类,以器皿盛贮,任其自相峻食,唯有一物独在者,即谓之为蛊,便能变惑,随逐酒食,为人患祸。〈周易正义〉卷三引诸氏云:”蛊者,惑也”。故蛊病应有三类:一为感受自然虫毒病邪而发,二为中畜蛊之毒而发病,三则是指流传于古代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极为神秘的蛊道巫术。前者是指感受蛊毒病邪而致虫毒结聚脏腑、阻滞经络而出现面目青黄、心腹切痛、吐血下血、头痛腹泻等一系列症状的病证。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认识的血吸虫病、重症肝炎、肝硬化等病证。二者则是指中了人为毒药所引发的一系列诸如腹痛腹泻、昏迷甚或死亡的病证。而后者则是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蛊充满神秘感和恐惧感,导致心理或生理不正常而患病。历史上,蛊病在壮族地区甚为流行,历代史志、文人笔记、医学典籍及民间传说多有散在记述。由于历史上壮族只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统一的文字,而相关的壮族文献资料中也缺乏有关蛊毒的文字记载,直到隋唐后,文献中才出现有记载壮族蓄蛊的材料。本文试图通过对诸多相关的医史资料、汉文史料及民间经验进行分析和总结对壮医蛊毒的认识源流及医疗实践的发展情况进行梳理,以期能让人们对壮族医学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较为全面和认识,为今后的临床运用和理论研究提供参考,并以此就教于各专家、同道。


要:桂学,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是个既遥远又现代的词汇。时下桂学基本以广西社会历史、经济、文化、艺术、民族、科技、工艺等为研究对象,进而试图把握其发展规律以及它在广西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如何把桂学研究推向深入,使桂学厚重的文脉更具悠远漫长的历史,成为广西历史文化的闪光点。

壮族的人们对于在广西中,是个历史悠久的一个土著的民族,而在缘故的时代,壮族的人们也会利用一些石器来进行抓捕,对此壮族的文化历史到底如何?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一、壮族医药的历史源流

关键词:桂学;文脉;发展规律;作用

壮族的文化历史

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其中分布在广西的有一千四百多万人,主要聚居在南宁、百色、河池、柳州等四个地区。

桂学,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是个既遥远又现代的词汇。早在100多年前的晚清时期,康有为来桂林讲学时就提出了“桂学”一词。后来随着时事的变迁,桂学这一词汇也象随风飘过的一阵雨,再也不见踪迹。在飘忽不定一百余年之后,直至2009年,桂学才被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正式提出并加以确立。于是学者们试图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及研究对象进行诠释,力求使这一门学问更精确、更具有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历史性、创新性。时下桂学基本以广西社会历史、经济、文化、艺术、民族、科技、工艺等为研究对象,进而试图把握其发展规律以及它在广西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如何把桂学研究推向深入,使桂学厚重的文脉更具悠远漫长的历史,成为广西历史文化的闪光点。

壮族历史概况

考古资料业已证实,广西曾经是古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壮族先民自远古以来就生息繁衍在广西地区。1956年在来宾县麟麟山盖头洞发现的”麟麟山人”化石,1958年在柳江县通天岩发现的”柳江人”化石,都属于旧石器时代距今约五万年左右的人类化石。以”柳江人”化石的体质特征来说,正与今天壮族人的体质特征相似。而近年来发现的”*皮岩人”、”灵山人”、”荔浦人”等新石器时代原始人化石也皆是壮族人的远祖代表。这表明今天的广西壮族是由”柳江人”和居住广西同”柳江人”一个时期的人类擎繁而逐渐形成。

1.从古代典籍文献中勾沉

广西壮族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土著民族。在远古时代,广西大地山岭绵延,洞穴众多,丛林莽莽,兽类出没;江河湖海,盛产鱼虾。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和资源,为最初的人类居住和生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民族史和民俗学的研究告诉我们,有文学记载的壮族先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激族和”百越”。楼人有文身、凿齿、楼居、悬棺葬、使用铜鼓、善用舟梅、迷信鸡卡等风俗习惯。而”百越”的各个支系,包括活动在广西北部地区的”西阪越”及活动于广西西南部的”骆越”,也大都有这些风俗习惯。”壮为旧越人”,”就事实而论,两粤初的土著确系壮族”,在不同的时期,壮族古代分别有西固、骆越、乌浒、但、僚、憧、土等不同称谓。”到一万几千年前,壮族先民的足迹已遍及岭西”,这是近、现代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结论。正是这些先民,用他们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在生产实践和与大自然作斗争中创造了丰富的包括壮族医药在内的民族文化。从大量的考古资料和史料中,不难发现壮族先民在蔓草荒烟痒房丛中所走过的足迹。

我国有编写史著、修纂志书的优良传统。卷帙浩繁的二十五史和数以万计的各类志书以及名目繁多的公私著述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文化典籍最为丰富的国家。

据考古学家的考古发现,早在几十万年至一万多年前,广西大地上就有古人类的广泛活动。今壮族聚居的右江河谷地带,已发现多处六七十万年前古人类活动留下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有不少文化遗物。五万至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桂中、桂南、桂西的广大地区,已发现人类化石13处,文化遗址、遗物分布点
100多处。如桂中的柳江人、麒麟山人、白莲洞人、九头山人、都乐人、甘前人,桂北的宝积山人、荔浦人,桂南的灵山人,桂西的干淹人、九楞山人、隆林人、定模洞人等,都以发现地点名称来命名。

通过考察柳州一带旧石器时代的”柳江人”遗址、”膜麟山人”遗址,南宁新石器时代的贝石遗址以及桂林的航皮岩遗址等各个文化层次,我们发现壮族先民在渔猎采集生产活动中所使用的工具先后有砍砸石器、刮削器、尖状器、石片、骨器、骨针以及陶器等,与当今壮医所运用的各种医疗用具显然有嬉递之迹。壮族先民由能取火进而烧制陶器,开始熟食,由采食植物进而识别百药,服

据有关资料记载,早在中国舜禹时代的岭南诸族,已和中原地区有所接触。据《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命禹“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趾。”进入夏商周时期,中原王朝与周边地区的联系更为密切。商代时,百越族(当时住在今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和广西一带)曾向商王朝进献“仓吾翡翠”,有文献说:“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僕、九菌,清以珠玑、毒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①仓吾乃今广西之苍梧。

与这些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一同出土的有长臂猿、熊、大熊猫、豪猪、剑齿象貘、鹿、狼、虎、野猪、狝猴、河狸、果子狸、牛、羊等数十种动物化石,还有人类制造和使用的打制石器,如钦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旧石器。这些旧石器反映了他们为了生存而同自然界进行了十分顽强的斗争。这些古人类的体质特征,大体是头部颧骨较大而且前突,鼻骨低而宽,鼻梁稍凹,上门齿呈铲形等,属蒙古人种,与现代壮族人的体质特征相似。

在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文中也有商代晚期向南用兵的记载,而殷墟出土的海贝、龟板,经鉴定有不少是南海产的,这也透露了岭南地区同商王朝联系的信息。1974年1月19日在大明山脚下武鸣县马头公社全苏大队出土的“兽面纹提梁铜卣”亦证明了这一点。

发展到四五千年至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领域更为广阔。广西境内,东起浔江两岸,西至那坡、大新,南自北部湾,北至灌阳、全州,已发现的人类文化遗址有数百处之多。同人类遗骸一同出土的有大量的经过加工的新石器,如有肩石斧、有段石石奔、有肩大石铲等,还有大量的陶器、鱼网坠、骨器和蚌器。石锄、石铲和陶器的制造和使用,表明新石器时代的壮族先民已从渔猎生活过渡到稳定的锄耕农业生活。据考古学家研究,广西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同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相比,有着承传的关系。数万年前至几千年前广西人类同现代壮族在体质上的相似特征,有力地说明了他们是广西壮族等土著民族最古老的祖先。

如果说商代越人是以进贡来维持同中原王朝关系的话,那么周王朝时似乎已把岭南越人纳入它的势力范围。《诗经·大雅》说:“王命召虎,式辟四方…于疆于理,至于南海。”《通志·岭南序略》有这样的记载:“五岭之南,涨海之北,三代以前,是为荒服,当周成王时,周公居摄六年…南荒有越裳国,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成王以归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不施焉,则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获此赐也。其使请曰:吾受命吾国之黄耇,日久矣,天无烈风雷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有则往朝之。……周朝既衰,于是稍绝,及楚子称霸,朝贡百粤…。”这段话详叙了越人与周王朝的关系。

壮族的历史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向南发展,岭南地区同中原地区的交往更加密切,《越人歌》就是一例。《越人歌》是百越先民一首旖旎缠绵、婉至动人的情歌。据壮族学者韦庆稳先生考证,《越人歌》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西汉刘向著的《说苑·善说篇》记载了春秋时代楚令尹鄂君子晰在游船上赞美榜木世
越人唱歌的生动故事。榜木世
越人唱的歌词为:“滥兮抃滥予?昌恒泽予?昌州州鍖。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因为鄂君子晰不知越歌,便叫人翻译成汉语:

从商、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生活在广西这片土地上的是百越民族中的西瓯和骆越部落。他们已从石器时代过渡到金、石并用的时代。我国古代著名学者顾炎武认为,憧即旧越人,可知西瓯和骆越是壮族的古代先民。那时候,中原众诸侯国互相兼并,国家尚未统一,华夏民族还没有到达岭南,西瓯和骆越人处于自然发展阶段。他们耕种骆田,铸造铜鼓及其他青铜器,开拓广西。公元前214年,秦王朝出兵岭南,统一全国,在岭南设南海、桂林、象三郡,这是岭南有建制之始。但除今属广东的南海郡有郡尉和县

今夕何夕兮?搴州中流;

令之外,而属今广西的桂林郡和部分属广西的象郡,尚不知郡尉等官吏为何人,所设郡、县是有名无实。秦王朝虽派遣号称五十万的军卒、贾人、逋逃者到岭南与百越人杂居,其实这些南来的中原人,只居留于广西桂东北及桂东的一些地方,广西的绝大部分地方还是西瓯、骆越人居住。秦的统一和南来的中原人的影响都是有限的。故在秦亡时南海尉赵佗割据岭南,并桂林、象郡,建立南越王国后,不得不采取和集百越的政策,大量使用越人首领为官,执掌南越国政权。后来汉武帝平南越,桂林监居翁率40万越人投汉,就是例证。汉朝统一岭南,析秦三郡地为九郡,其中苍梧、郁林、合浦等郡在广西,其行政设置较秦代缜密,汉族人到广西的也增多了,影响有所扩大。特别是东汉时马援南征,所到之处,通渠道,修城廓,其部属有的留居于骆越人中,即是史籍记载的马留人。在这时期,王朝先后派任延、锡光等为骆越地方郡守,教人耕稼,对壮族先民的社会发展,对开拓广西都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是说,秦、汉统一后,广西为统一国家的中央政权管治,中原汉人开始到广西与壮族先民西瓯、骆越人杂处,开始了共同开发广西的历程。但中央王朝的势力和汉人的居住地,都局限在桂东北及桂东交通比较便利的治所附近,许多郡下的县仍为虚设,西瓯、骆越和乌浒人仍是广西大地上的主要居民。如东汉郁林太守谷永,招降乌浒人10余万,开设7县,说明壮族先民的人口较汉族多得多,他们仍然是广西的主要的开拓者。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公元六世纪以后的唐、宋时期,居住广西的壮族先民称为俚、僚、土人。同时,瑶、苗等民族开始南迁广西。唐、宋时.期由于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王朝对广西的统治大为加强。在行政上,唐设岭南西道,宋设广南西路,所辖州县增多,在广西东部州县,直接派遣官吏治理,西部则设羁縻州县,以俚、僚首领为知州、知县,隶属于王朝,并禁止奴婢买卖。在军事上,于各交通重地和边防要塞驻军防守。在经济文化上,鼓励生产,设立学校。这一时期,大批王朝官吏、军卒、商旅、流民从中原各地南来广西,而且开始深入到桂西的一些地方,如宜州、邕州等地,与这里的俚、僚、土等蛮夷杂居,以汉族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传授给当地人民。这对开发广西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就当时的人口而言,俚、僚、土等蛮夷仍占绝大多数,遍布全广西,仍是广西主要的劳动生产者,王朝鼓励垦荒主要是鼓励当地俚、僚、土人垦荒。而外来的汉族人多是守边的官兵、行政官吏和商人,他们对开发广西和促进广西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较之秦汉时期有更大的作用。但这一时期,中原汉族到广西后,或留或去,尚不稳定。他们把广西的烟瘅气候和艰苦生活视为畏途,官吏任职期满要回去,官军在事平之后也要撤离,商旅人士则更是游移不定,有些留下的和俚、僚等土人生活久了,慢慢也受同化,成为蛮夷的一部分。也有的蛮夷与中原来的汉人生活久了而汉化的。故宋以后,壮族地区的许多土官都自以为是汉裔,原由大抵如此,其实多是附会。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明、清时期,广西壮族的名称很多,有俍、憧、士、沙、侬等称谓,其中以僮、俍、土最为普遍。在广西的人口中,俍人半之,瑶僮三之,民居二之,表明僮、瑶等民族仍占广西人口的70%~80%,外来的汉族约占20%,壮、瑶等少数民族依然是广西的主要居民和主要的劳动生产者。特别是广阔的山区,主要由他们去开发。但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对广西的统治更强有力,全国各地到广西的汉族,也不是唐、宋时代的游移不定,而是逐步稳定了。他们逐步占有土地,或在交通要道的城镇坐地经商,或从事手工业生产。明、清时代有大规模的屯田,屯田的军士有了土地,于是定居生活,成为稳定的居民,经济和文化逐渐居于支配的地位。这样,对开发广西就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时期,不仅桂东地区,汉族在经济和文化居优势地位,在桂西也已普遍有汉族居住,与土著居民共同开发山区。近代以后,桂东的壮族大部分已同化于汉族中。整个明、清时代,汉族移居广西的人口大增,对广西的开发逐步起主导作用。

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总之,唐、宋以前,壮族先民即西瓯、骆越、俚、僚、土人是广西人数最多的居民。他们历史悠久,艰苦劳动,多有发明创造,成为广西最早的和主要的开拓者。随着国家的统一,王朝对广西统治的逐步加强,汉族来广西的逐步增多,到了明、清时期,他们开拓广西才逐渐居于主导地位。

山有木兮木有枝,


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民族,主要聚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少数分布在广东、湖南、贵州、四川等省。壮族族称来源于部份壮族
的自称布壮。此外,还有自称布侬、布土、布样、布斑、布越、布那、侬安、布偏、土佬、高栏、布曼、布岱、布敏、布陇、布东等20多种。建国后,统称为
僮族。1965年根据周恩来的提议,经国务院批准,将僮改为壮。

心悦君兮君不知?


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壮族人口数为16178811。壮族使用壮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南宋时已出现用方块汉字构成的土俗字。
土俗字使用面不广,会使用的人也不多,多用于书写地名、编山歌、记事。1955年国家帮助壮族创制了一种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壮文,并得到了推行。1982
年又做了适当修改,并推广使用壮文。

若译成现代汉语便是:

壮族少数民族的概括

今天是什么佳节呀,撑船离岸,赏玩中流!

壮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壮族是由中国古代越人的一支发展而来。它与周奉时期的西瓯、骆越,汉唐时的僚、俚、鸟浒,宋以后的僮人、土人等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今天有什么喜庆呀,能和王子同船共游?

当秦朝势力进入岭南以前,在祖国岭南,主要居住着属于百越系统的西瓯和骆越两族群,这两个族群就是壮族的先民。

满含羞耻,领受王子厚意欢颜,竟不怕穷人笑骂鄙辱!

根据出土文物发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壮族先民已普遍使用铜器,这些金属工具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和发展,壮族社会无阶级的原始公社进入到奴隶社会。

有幸结识王子,心啊蹦蹦跳个不停,像一头顽皮小鹿!


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尉屠睢率领50万大军,兵分5路,进军岭南。秦军战胜西瓯人,统一了岭南,设立了桂林、南海、象三郡,置于中央集权制
的统治之下。又派监禄在广西修筑灵渠,把湘江与漓江连接起来,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接着,从中原迁来大批汉人与越杂处。这些汉人在与瓯、骆越的
交往、通婚过程中,部分成为壮族,同时加速了越人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的一片深情您能不在心头?


汉至唐初,在今壮族地区出现了一些雄于乡曲的大姓,如番禺的吕氏,高凉、合浦的冼氏,钦州的宁氏等,称为百越大姓,各自雄居一方。唐代,曾把岭南
道分置岭南东、西两道,设五府经略使于广州,下分五管。其中桂、邕、容三管都是壮族先民的聚居区。两宋、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加强了对岭南地区的统
治,建州县、派官史、征贡赋,中央王朝在壮族地区实行的羁縻州县制度,给壮族人民带来了沉重负担。壮族人民不堪奴役,多次反抗。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就
起事于岭南的壮族地区。但历次起义都遭到了反动统治者的血腥镇压而告失败。壮族人民在抗击法国殖民者入侵、辛亥革命斗争和抗日战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
牺牲,壮族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鄂君子晰听后,非常感到,“乃木翕
修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即以破格的隆重礼节优待了这位歌手。

《诗经·小雅》、《诗经·大雅》、《诗·秦风》、《诗·邶风》都有不少壮侗语词汇的记载,这亦充分说明了在春秋战国及其以前时期,南方的百越民族和中原民族发生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密切联系。不少地方还进行了民族融合,把同化者或交往密切者的某些语言吸收进来,丰富本民族的语言,作为扩大交流活动的工具。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随即探师南下,岭南越人顽强抵抗,屡创秦军,使秦军陷入进退两难境地。凿通灵渠后,秦军才得以深入岭南。历经八年,秦占领了岭南地区,设置南海、桂林、象郡。对于这场战争,《淮南子·人间训》载:“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传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死者相望。”

秦戍五岭之前,中原文化多沿越城岭、萌渚岭中间台地的茶江由湖南经龙虎关进入桂北。

灵渠的开凿,把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连接在一起,促进了广西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汉代,在合浦屯兵五十万,带来了大量的中原文化与先进的生产技艺,推动了沿海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合浦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

唐咸通三年,岭南道分为岭南东道和岭南西道,今广西大部分地方属于岭南西道。唐代段成式撰的《酉阳杂俎》前集卷四、卷五以及续集卷一、卷二都有广西地区故事的记载,其中的《叶限》最为有名,它便是后世灰姑娘故事最早的原型。

元朝在广西地区设置广西行中书省。明初,广西行中书省改为广西承宣布政使司,是当时全国13个布政使司之一。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融合,使广西经济、文化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对广西地区人文进行详细记载始于宋代,其中以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最为有名。

《岭外代答》②分地理、边帅、外国、风土、法制、财计等。它记载了宋代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少数民族生活风俗以及物产资源、山川、古迹,军事建置的渊源、演变和辖属,财政、商业等情况,以及与南洋诸国并涉及大秦、大食、木兰皮(故地在今非洲西北部和欧洲西班牙南部地区,立国时间约为1056年~1147年)的交通、贸易情况等。这些都保留许多正史中未涉及的社会经济史料,是研究岭南社会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

《桂海虞衡志》③记载了宋代广南西路地区的风土人情、物产资源以及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生活习俗等情况,内容翔实,是研究广西少数民族的重要资料。

宋元以后,随着中央王朝对广西地区管理之加强,各种文献资料对广西地区的记载越来越多,最后成为中华各种文献资料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因此,从中华古代典籍和有关文献记载中寻找桂学文脉的更远点,是一条重要的途径,但由于先秦以前对广西地区的记载廖廖,要从浩如渊海的书籍中寻找蛛丝马迹确实不易。

2.从民间文化中捕捉

民间文化是一种集团或个人创造的,面向该集团并世代流传。它反映了这个集团的期望,是代表这个团体文化和社会个性的恰当表达形式,它的准则和价值观念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由口头流传下来。其形式主要包括语言、文学、音乐会、舞蹈、游戏、神话、宗教仪式、风俗习惯、手工艺品,建筑及其他艺术[1]。民间文化是普遍老百姓的文化,数以亿计的人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中,目前的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及其保护的主体、重心、重点、主旨均在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由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俗三个部分构成。

民间文学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歇后语、民间戏剧、民间曲艺等。

民间艺术包括雕塑、书画剪纸、编织、刺绣、服装饰品、陶瓷、文房四宝、民间乐器、珠宝玉器以及古典字典、花灯、仿摹造型等。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文化。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是民族的精神资源与根基,大致有:①经济民俗,包括自然生态民俗、物质生态民俗、交易运输民俗、服饰民俗、饮食民俗、居住民俗等。②社会民俗,包括家庭亲属民俗、乡里社会民俗、都市社会民俗、个人生活礼仪民俗、婚姻民俗等。③信仰民俗,包括自然信仰、动植物信仰、图腾信仰、祖灵信仰、占卜、禁咒、巫蛊、祭祀、岁时节日等。④游艺民俗,包括口头文学,民间歌舞乐、民间游戏、民间竞技、民间杂艺、民间曲艺、民间戏曲、民间武术等。

民间文化具有深厚、浓重的社会群体与民族性的文化品格,起到塑造人们崇高美德的作用,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群体团结凝集的粘合剂。

广西民间文化岁月悠久,自生存于广西这块土地上的先民会说话开始,民间文化便发生,并逐渐发展出广西地区古代的文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民间文化始终在这片土地上与人民延绵不断地流传着。

在广西一系列的神话传说中,我们看到了远古人类生活的信息和创天制地造人的场景。彝族《天地的来源》、瑶族《密洛陀》、壮族《女米
六甲》都有用泥土造人的情节,它们蕴含着土地哺育万物成长和女性繁衍人类的文化因素。

人类从古人阶段发展到智人阶段才开始具有简单的原始思维能力,从而逐步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从朦昧状态向文明状态演进。在生产能力十分低劣的情况下,神秘莫测的自然界常常使人疲惫不堪,于是已经具有思维能力的原始人便产生了摆脱自然力制约和支配的思想。他们通过神话想象来描述各种超自然力,创造出各种超自然的形形色色的神灵。把自己的想象寄托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借助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去支配自然力,在幻想中实现自己的愿望。流传于红水河中上游流域、右江河谷以及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布洛陀便是壮族的一个始祖神、英雄神、智慧神,他安天地,造太阳,定万物;射太阳,找火,开红水河;找谷种;造米;教捕鱼;养鸡鸭,造屋,祭青蛙;造牛,制伏豹子。布洛陀神话为我们描述了开天辟地、宇宙万象、大地万物、山川草木、禽兽家畜、社会制度、生产生活、衣食住行、神灵信仰、生育寿辰、婚配丧葬、修房建宅等等,全景式多方位多层面地立体展示了古代壮族社会生活场景,为我们了解初民与大自然进行长期艰苦斗争中以及为了争取自身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远古时代缺乏纪年,甚至连文字也没有,但可根据神话、传说的内容及考古知识判断其地理位置及先后关系。那时北方干燥寒冷,多以穴居;南方潮湿多雨,山林多虫蛇野兽,于是人们往树上筑巢居住,而从树居到干栏式的建筑,显然也是为了避免各种虫蛇野兽的危害,以后随着家禽牲畜的驯化,把它们圈在干栏里也就变得很自然了。

此外民间长诗、民间故事以及各民族的风俗亦为我们展现了广西各民族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所走过的足迹。循着这些足迹前行,我们会捕捉到先民们在艰难行进中所蕴含的信息,如节日,便是在漫长的农耕时代里,先人们为了适应生产和生活需要所创造的一种文化。人们或为了感激大自然的恩赐,或为了庆祝辛苦劳作换来的收获,或为了激发生命的活力,或为了加强人际的亲情,经过长期相互认同,渐渐把一年中某一天确定为节日,并创造了十分完整又严格的节俗,如仪式、庆典、规制、禁忌,乃至特定的游艺、装饰与食品,来把节日这天演化成一个独具内涵与情氛的迷人的日子。

民间文化是生活中的文化,是生态文化、是民众文化、貌似寻常,实则珍奇。民间神话,所承载的信息可上溯至远古蛮荒的岁月;民间的手工艺是几十代、上百代、千代人的智慧结晶,大俗大雅,叹为观止;民歌如海,其音美妙,绕梁三日,钩人魂魂;民居为家,南北各异,东西有别,争奇斗艳;民风民情伴人生老病死,为人之命脉、根系。它为我们了解远古时代先民们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从中我们亦可捕捉到历史文化传承中的某些信息并从这些信息中破译桂学文脉的最远点。

3.从文物考古中挖掘

在已有的考古发现中,百色盆地古地质年代经中美学者用氩——氢法测定得出的同位素年龄距今80.3万年前,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古人类遗址,说明早在那个时代,就有原始人类在广西劳作生息了。

1956年秋,在柳城县社冲村的楞寨山硝岩洞中出土一件完整的“巨猿”上颌骨化石,这是世界上首次找到的巨猿的故乡。广西目前已发现的人类化石,出土地点明确的有17处。从其特征和各种条件上看,都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考古对柳江人的发现,说明距今10万~2万年前在广西生活的古人类已进入以血缘为纽带的母系氏族社会初期。麒麟山人遗址的发现,说明距今2万—1万年前,生活在广西的人类已经学会制造和使用钻孔与磨尖的石器;桂林甑皮岩人遗址的发现,说明距今约1万—6000万年之前,广西的古人类已经走出石灰岩洞和大山河谷,向平原和滨海地区转移,开始定居生活,并且出现了原始的农业、畜牧业和制陶业[2]。如果说上述这些古人类遗址是人类文明史前的产物,那么在距今大约1万年以前,广西各地居住的人类开始迎来文明的曙光——新时器时代。

根据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形态,可以粗分为洞穴遗址、贝丘遗址和山坡遗址3种类型。一般说来,洞穴遗址大部分代表了新石器时代文化早期;贝丘遗址的一部分与早期的洞穴遗址相当,一部分略晚;山坡遗址情况比较复杂,但以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居多。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在桂北、桂北东、桂中、桂西南等地,几乎凡有石炭溶洞的地区都有发现。多在离地面高约5~15米之间,因洞内堆积主要富含螺蛳壳,故又称洞穴贝丘遗址。代表性遗址是桂林市的甑皮岩[3]、庙岩、琴潭岩、桥子山岩,柳州市的鲤鱼嘴[4]、白莲洞等[5]、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洞穴遗址,螺蛳壳少见,出土石器以磨制为主,陶片纹饰丰富,代表性的遗址有那坡县的感驮岩[6],大新县的歌寿岩[7],龙州县的八角岩[8],平南县的石脚山诸岩洞[9]等。

除了洞穴贝丘外,还有河旁贝丘和海滨贝丘两种,河旁贝丘遗址分布在河流转弯处,或在支流汇入主流而形成的三角嘴上。这类遗址因地表常常暴露大牛粉白色蚌壳和螺壳,当地老百姓称之为“螺蛳山”或“螺蛳地”。遗址多高出正常水位3—20米,文化层中含有大量石器、骨器、蚌器、陶片和动物遗骸。这类遗址主要集中在南宁附近的邕江两岸,以邕宁、横县最密集。代表性遗址是南宁市的豹子头[10],青山,邕宁县的顶蛳山[11],横县的西津[12]、秋江,扶绥县的敢造、江西岸[13]等地。

海滨贝丘遗址地处临海山岗上,有的就在海潮浸泡的小岛上,一般高出附近海面10米左右。主要集中在防城港、钦州两市沿海,以防城的亚菩山、马兰嘴、杯较山[14],东兴的社山,钦州的芭蕉墩等遗址为代表。遗址的文化堆积中含大量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骨蚌器和夹砂粗陶片。石器以具备尖端和厚刃的蚝蜊啄、手斧状石器为典型,居民过着渔猎采集生活。

此外还有分布于沿河山坡台地上的山坡遗址,桂北的山坡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以横截面呈长方形的斧、锛为其特征,器体厚重,但打磨得棱角分明,有较好的穿孔技术。陶器以绳纹夹砂陶为主,出现少量划纹和印纹泥质红陶、灰陶、火候较高。桂中地区出土打制石器比重较大,其中以长条形和三角形的砾石作单向打击而成的砍砸器最多;磨制石器类较少,但已出现双肩石斧[15]。桂东南山坡遗址面积较大,桂平大塘城遗址和上塔遗址都在1万平方米左右[16]。桂南以大石铲为代表的原始文化遗址最具地方特色。

陶器和磨制石器如斧、锛、凿、刀、铲、大石铲、锄、磨盘、杵、锤、磨棒、镞的出现,说明广西地区的先民已开始创造了自己的文明——以农业为主要经济。专家在对钦州那丽镇独料村文化遗址中的陶片和桃、橄等果核进行碳测鉴定该遗址为距今3975±80年[17]。

代表广西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器最具特色的是大石铲。大石铲均为双肩,分为斜肩、平肩两种。两肩中间有四方形短柄,腰部为直腰或束腰等形状,器身扁平而长,刃部呈弧形,肩角处有强烈而整齐的锉痕。器身通体磨光,有的只磨一面,一般长30厘米,宽20厘米,厚0.2厘米。经过试验,能够对这种坚硬大石铲加工的不是铜器而是铁器,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广西地区已出现了冶铁业。

广西是我国野生稻的故乡之一,随着生产工具进入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出现比较早。石铲的出现说明广西先民已从原始农业的点耕发展到锄耕,农业的发明,使人类逐渐进入定居的生活,用泥土制成各种陶器以便盛藏粮食、储水和炊煮之用便随之产生。我们从广西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普遍有陶器出土来看,大致有炊煮用的釜鼎,吸水和储水用的壶,附耳小口罐,钵、盘、杯、大罐、坛等。而陶纺轮和陶网坠的出土,说明新石器时代广西先民们的生活水平和手工技术已大为提高。当时妇女们已知道从野麻树上剥下纤维,用陶纺轮纺成细线,织成麻布,布面窄而质地疏朗。

我们在柳州白莲洞看到著名人类学家裴文中教授写的“中国是世界人类学研究的中心,而广西是中心的中心”是很有见解的。

众多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掘,让我们看到了广西先民们创造各种生产器物的年代,也使得桂学文脉有了相对确定的原点,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必能找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较早时间段的物品,以证实在遥远年代里广西并非蛮荒之地,这里的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地创造着自己的文明。

4.从收藏品中去追寻

所谓收藏即是收聚蓄藏,收集保存。

在我国收藏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官府收藏,二是民间收藏。官府即国家,国家收藏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而民间收藏是不容忽视的又一个方面。我国先人的聪明才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为我们留下了浩瀚无比的财富,国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全部承担其收藏的任务,民间收藏就显得十分重要。我国博物馆成立比较晚,1905年1月14日才出现,博物馆成立之前,官府收藏即皇家收藏。

从史书文献上我们看到越族部落在商王朝时曾以“仓吾翡翠、珠玑、毒琩、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进献”,说明早在商朝(前1600~前1300)时期,也就是3000多年前广西地区的物品便被官府收藏。这是目前可以有据可查的文献记载,尔后官府对广西地区的收藏便越来越多。

铜鼓是广西壮族及南方民族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在古代它是权力与财富的象征。广西所藏铜鼓数量之大,造型之多,资料之丰,均居全国首位。全国铜鼓共8种类型,广西占了7类,是目前仍在广西地区民间运用的器具。自万家坝型铜鼓而下,上下2700多年,对研究广西地区的青铜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民间收藏以其便携性、灵活性、隐蔽性、分散性为特点,时间跨度比较长,往往是一代又一代人往下传,因此,它成为我们追寻桂学文脉更远点的又一线索。

从目前广西民间收藏博物馆的藏品看,有不少本土高古玉。年代稍为久远些的有骆越文化C型玉龙、骆越文化玉猪龙、骆越文化玉牙璋、骆越文化玉琮。其中骆越文化C型玉龙、玉猪龙为广西本土玉种雒容玉,这种玉的矿脉在广西南部和越南北部一带,历史上曾作为贡品,清后绝迹。玉牙璋和玉琮为右江流域阳圩玉。中国玉器从出现到现在已有1万多年的历史,玉是自然界中美丽的石头,它是天地的精灵,含天地之灵气,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玉在人们的眼里是宝物,这是因为玉具备了人类所向往的美好品性,温文、宁静、含蓄、纯洁、坚贞、美丽和正气。玉文化贯穿中华民族的历史,几乎涵盖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从顶礼膜拜神灵,占卜问卦上苍,乞求风调雨顺到祭祀加冕;求医问药,婚配嫁娶,丧葬出殡都离不开玉器,这些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产物。

以前学术界以及收藏界都认为广西没有玉文化,但从目前民间收藏上看,最早成型的玉器玉琢的手斧在广西出现(约1.5万~1.2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最早玉器刮削器、砍砸器、手斧、马蹄型器、勾云器都在南宁出现。从打击制造的角度看很原始、古朴,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主要玉器的组成原始形态在左右江流域都能找到原型。

红山文化是5~6千年前,在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流域活动的部落创造的文化;良渚文化是同一时间段江浙越人创造的文化。二者相距遥远,特别是广西与内蒙更是遥不可及,古代人又怎么创造出形状相似但玉质都完全不同的作品,红山文化是从南向北还是从北向南,亦或是不同部落集团创造的相似之物?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黄颖、李辉、高蒙河等专家以遗传学技术开始对百越族群的遗传结构进行探索。认为百越人带有M119、M110或M95.M88突变。最早的基因成分在北部湾到红水河之间形成,大约三、四万年前,百越支M119c从古海岸进入西江下游及中游,百濮支M95从桂西南入西江上游。后来古越人从西江流域往东,然后沿海岸往北,在约1.2万年前到达江浙一带及以北地区,于是在江浙创造了良渚文化,带有百越人基因的夫余族群在辽宁创造了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从东北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遗址有30余座奇特的屈肢居室墓葬看,它所反映的是一种浓重的宗教祭祀形式。在广东遂溪县的鲤鱼墩遗址,出土了8具保存相对完整的人骨,均为屈肢葬,部分葬于室内。两遗址虽天南地北,却有相同葬俗,很可能因为他们具有相同的族源。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屈肢葬主要分布于广西——越南一带。目前在岭南地区盛行的二次葬便是这种屈肢葬的文化遗存。从遗址出土的玉猪龙、陪葬猪骸骨、海生贝壳饰物以及农耕定居特征来看,兴隆洼人应来源于南方,与远古的封豨部落及始祖豨韦氏有渊源。

从中国的一些早期文化遗存按时间先后我们也看到,原点在广西,1.2~1.1万年前柳州和英德出现绳纹陶;1.2~1万年前长江中下游的湖南、江西及广东的英德等地出现栽培稻,约8000年前出现家畜饲养业;8000年前玉器业发展较为成熟,8000~7000年前北方出现彩陶[18]。这大概是岭南地区自然条件优越,植物资源丰富,食物供给充裕,使人类比别的地方较早定居,因而较早创造文化形态之故。

中国边疆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厉声教授讲“骆越文化是百越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中国现代人类的迁徙及DNA对人群的测定以及考古发掘的遗物看,红山文化创造者的先人应来源于岭南。因此广西便是玉文化的源头,而左右江、邕江及下游的西江应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目前从全国来看,只有在这一江河不断打捞出古骆越的玉器。这是骆越先人在祭祀龙母时把它丢到河里的缘故。

由此一来,我们对于世世代代流传于广西壮族地区的《妈勒访天边》也就不难理解了。

古时候,人们瞭望苍天,就象翻过来的锅头一样,每天见太阳从天脚出来,又向另一个天脚落下去。就认定天一定有脚的,而住在天脚的人每天最先看到太阳出来,他们也一定很幸福。

于是,大家便商量如何去寻访天脚,以便能够找到幸福快乐的地方。老人、青年、孩子都提出了各自的理由。正当大家争议不休时,一名孕妇以她正年轻力壮,可以活下去四、五十年,如果走不到,怀里生下来的孩子接着走的理由被人们认同而出发了。

年青的孕妇一直朝太阳升起的天脚走去,不知走了多少路,爬了多少山,终于生下了小孩来。母亲背着孩子走,不知太阳升了几多回,太阳落了几多回,月亮圆了几多回,月亮又缺了几多回。

她们走过了许多高山峻岭,涉过了许多大江大河,穿过了许多莽莽苍苍的原野,荒无人烟的森林。一路上,还和毒蛇猛兽作斗争。母子俩经过很多村寨,人们知道他们去访天脚,去寻找幸福的地方,送了很多吃用的东西给他们,鼓励他们继续前进。

母子俩向大家表示:找不到天脚,决不回头。

母子俩一走就是几十年,天脚还没有找到。妈妈从头发乌黑走到白头苍苍,天脚还没找到。儿子把母亲留下,决心一个人把天脚找到。

迎着太阳走,不正是人类从西江流域走向海边,继而沿着海边往北走过的情景再现吗?

因此,透过民间收藏,我们可以纠正学者们限于各种历史文献所看不到的东西,把桂学文脉推向更遥远深邃的历史。

无论是典籍文献、民间文化、文物考古还是收藏品,都可以相互印证。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中华文明起源》一书中说:“不要说岭南文化落后,岭南有自己的青铜文化,有自己的夏商周。”在很早时代这里的先民就创造了自己的文明。美国曾有学者写过《夏朝是骆越人建立的王朝》,如果此说在以后的各种研究中得到充分论证的话,那中华文化的源头将从骆越人写起,从广西写起。

注释:

①《逸周书·王会解》。

②周去非,南宋地理学家。今浙江温州人,历钦江教授、通判静江府。)

③范成大,南宋诗人,字致能,号石湖居士。曾任广西经略安抚使。今江苏吴县人。南宋诗人。他与杨万里、陆游、尤袤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

参考文献:

[1]见《中国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文集》第18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

[2]钟文典主编《广西通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8。

[3]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桂林甑皮岩洞和遗址的试掘》,载《考古》1976。

[4]柳州市博物馆等:《柳州市大龙潭鲤鱼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载《考古》,1983

[5]柳州白莲洞穴科学博物馆等《广西白莲洞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报告》,载《南方民族考古》,1987。

[6][7][8][9]蒋廷瑜《广西新石器时代考古述略》,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10]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训练班等《广西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载《考古》,1975。

[11]傅宪国等《顶蛳山遗址发掘获丰硕成果》,载《中国文物报》,1997年12月14日。

[12]彭书琳、蒋廷瑜《广西西津贝丘遗址及其有肩石器》,载《东南文化》1991。

[13]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训练班等《广西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载《考古》,1975。

[14]广东省博物馆《广东东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载《考古》,1961。

[15]柳州市博物馆《柳州市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载《考古》,1983。

[16]何乃汉、陈小波《广西桂平县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载《考古》,1987。

[17]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钦州县文化馆:《广西钦州独料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1982。

[18]莫如波《探析中华民族的源流》,《地理演绎》2007.11.11。)

作者简介:

韦苏文,壮族,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研究员。

参与编纂了《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广西卷》、《中国歌谣集成·广西卷》、《追究民间故事集成·广西卷》等大型丛书,主编《百越文丛》、《世纪论坛》等,出版《壮族女性与文化》、《壮族悲文化》、《广西民间文学》、《红水河文化与移民》、《民间故事心理学》等多部专著、合著。曾获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二等奖,“文艺集成志书编纂成果”一等奖,文化部“十套集成志书”个人突出贡献奖。积极参与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被中国民协授予“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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