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考古(Earthquake Archaeology)

地震考古(Earthquake Archaeology)
发布时间:2005-12-17文章出处:考古网作者:申云艳点击率:

地震考古 发布时间:2009-03-04文章出处:山大考古吧作者:点击率:

据记者了解,全国共有6处国家级典型地震遗址。研究地震遗址对于探寻地震规律、监测预报、防震减灾具有重要意义。

运用考古学方法,通过古建筑及其附属物如碑刻、题记以及古城址、古遗址等,结合文献记载研究历史上地震问题。经受过地震的古代建筑物,可以说是历史地震的实物见证。通过对古代建筑物进行分析研究、对比,可以为我们研究历史地震的发震时间、余震、震中位置、影响范围、地震烈度以及烈度递降和异常等重要问题提供比较准确的资料。通过对经过地震遭到破坏或毁坏的建筑物的基址、规模、结构、抗震性能等方面的研究,可以推断相应的地震烈度和地层断面的走向情况。地震的考古学考察,丰富了地震科学的宏观研究,对防震抗震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2000年在青海省民和县发掘的喇家史前灾难遗址,保留了地震、黄河大洪水以及山洪袭击的多重灾难遗迹,在一些房址和人们活动的广场和壕沟内发现了地震裂缝,这些是遗址曾发生过两次地震灾害的证据,对于古环境研究以及多科学的综合研究,具有重要科学价值。

新蒲京欢迎您官网,地震考古(seismologicalarchaeology)是指利用考古手段和考古资料研究历史上地震现象,以探寻古代地震规律的学科。是考古学与地震学相结合的新兴边缘学科。
具体方法
地震考古具体运用考古学方法,通过古建筑及其附属物如碑刻、题记以及古城址、古遗址等,结合文献记载研究历史上地震问题。经受过地震的古代建筑物,可以说是历史地震的实物见证。通过对古代建筑物进行分析研究、对比,可以为我们研究历史地震的发震时间、余震、震中位置、影响范围、地震烈度以及烈度递降和异常等重要问题提供比较准确的资料。通过对经过地震遭到破坏或毁坏的建筑物的基址、规模、结构、抗震性能等方面的研究,可以推断相应的地震烈度和地层断面的走向情况。
现实意义
地震考古,其研究工作结合文献记载进行。中国有丰富的历史文献,众多的古代石刻碑记和一批历经地震劫难而又保留至今的古代建筑,为推断历史上地震的时间、震中地点、破坏程度和震前预兆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地震考古的研究成果,可为现代预测、预防地震灾害服务。
地震的考古学考察,丰富了地震科学的宏观研究,对防震抗震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2000年在青海省民和县发掘的喇家史前灾难遗址,保留了地震、黄河大洪水以及山洪袭击的多重灾难遗迹,在一些房址和人们活动的广场和壕沟内发现了地震裂缝,这些是遗址曾发生过两次地震灾害的证据,对于古环境研究以及多科学的综合研究,具有重要科学价值。

事实上,地震研究既是自然科学探索的领域,也离不开社会科学的参与。考古学凭借自己的学科所长,不仅为地震研究作出了独特贡献,而且直接推动了地震考古学的形成。考古学是如何推动地震研究的?我国地震考古学具有哪些研究优势?如何在理论探索和研究方法上获得突破?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该领域的专家学者。

一百年前,美国洛杉矶发生了强烈大地震,碰巧当时有电影胶片记录了地震发生的过程,这启迪人们可以通过胶片记录的大量科学图像和数据来反复观察和研究地震现象。而后,随着“弹性反弹理论”的提出,现代地震学应运而生,研究过往地震在人们认识地震和地震预报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环节。
20世纪80年代初,古地震研究成了地震学的一个新分支,它一般是由地震学家在已发现的重要断层或断裂带上,开展的深入地下观测,目的是发现其中保存的过去一次或多次地震的地质现象。
而考古学是研究过去人类社会遗留下来的遗存物,并通过这些物化的人类活动证据,观察、研究和复原古代人类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通过考古发掘,我们可以发现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古代遗存现象,涉及人与自然的各个方面,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研究中一个尤为突出的特点。
因时而兴
中国的地震考古工作,起始于1969~1976年京、津、唐地区进行地震考察时。
我国在修筑葛洲坝、长江三峡大坝等重要的基本建设项目中,选址时都考虑和注意到了用考古学资料的证据,来分析判断其所在地的地震和地质构造活动与环境变化,以确认坝址地点肯定是一个地质结构非常稳固的地方,而且在历史上没有受到过强破坏性地震的危及。特别是对数千年或数百年这种短时间尺度的分析,主要依靠的是考古学资料来确定年代范围,获得灾害和变化的证据。
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后,中国文物考古学界主动投入了一部分学术力量,参与地震考古的研究。当时的“地震考古”,比较多的是通过研究古代墓葬和古建筑物等遗址遭受古代地震的过程和受损程度,研究确认它们的建造和延续年代,以及经受地震灾害的年份:再结合相关地震资料分析当时地震事件发生的时间,推测震中地点,波及范围,地震强度、烈度及破坏的情况。
此外,古代文字题记和碑刻记录,也是研究古代地震发生情况的重要“证物”。在四川省西昌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有一个地震碑林,许多碑刻上均记载了该地区历史上的地震情况。通过调查研究一个区域的地下考古资料和地面文物资料,认识其分布和沉积物变化规律,结合相关环境的地质构造活动规律,分析探讨它们与地震活动的关系。
中国古建筑的抗震技术
在我国古代,人们已经积累了许多在当时甚至现代都很先进的地震防御、预报技术和知识。比如,早在公元132年,东汉的张衡就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架测验地震的仪器——候风地动仪。
我国历代的许多古建筑物都总结和利用了若干防御地震灾害的措施,它们体现出优良的抗震结构和性能,收效甚好。如,山西的应县木塔,是我国首批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近千年而不毁,经受了无数次地震灾难的考验。
专家们分析了木塔的抗震性能,发现首先是塔基坚固,地下土壤结构密实稳定,柱根深度保持在同一平面上,使得沉降保持均匀一致,桩基础之上再加石砌基础,先为方形,再为八角形,相当稳固:塔高与基础的范围之比为2:1,利于木塔的稳定性;在塔身方面,整体结构比例适当,八角形十分稳实,阁楼式建筑为框架结构,中心有一圈内槽柱起稳定作用,五层楼阁的外槽部分还有四组暗层,后来又加了斜撑。整个塔的木结构具有我国古建筑“梁架榫卯”结构的抗震优点。
着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专门研究了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建筑的抗震性能问题。通过实地考察和结构分析,他认为该建筑优良的抗震性能,主要是因为:①地基坚实而匀称;②梁架用材尺度得当;③柱网布置全局一体,④套框式梁柱结构;⑤柱子侧脚起稳定作用;⑥不同方向的井口配置;⑦暗层内增加斜戗柱;⑧榫卯结合严实而又不死固。这八个方面的性能优势,也反映出我国古建筑物防震抗震的一般特点。
过往地震的记景和见证
在周围地区的强烈抬升和自身区域相对下降的地质作用下形成的临汾盆地,位于山西,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多次强烈地震,是地震活动的活跃区,东西两端都有断裂带存在。同时,该地区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区,不同时期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物的遗存非常丰富,为地震考古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通过分析沉降带的考古遗存埋藏之后的沉积速率,而获得新构造运动的强度变化,为地震研究提供重要参考。研究者在工作中,通过对一定时期累积的形变的测量、测算,结合历史地震的资料分析,对盆地内不同地点分别作出了未来一百年内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预报和最大震级的估计。
文物专家对山西南部古建筑物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通过大量实物资料和文字题刻资料的收集,准确考订了历史上山西赵城地震和临汾地震,对于这两次地震的震中位置和发生时间、余震情况、伤亡情况、破坏程度等,都有新的重要改定。可见,现存的历史地震资料有的记载得并不完整和准确,需要进行必要的考古调查分析和核实。
在云南的洱海地区,考古学家通过古遗址、古墓葬的分布变化,发现洱海有向东移动的趋势,而且这种变化速度较快。这个变化规律,与大理地区的新构造运动关系密切,因为苍山——红河断裂带正好经过洱海。同时,区域内多次历史地震的资料显示,地震活动在苍山、洱海一带较为活跃。这样,便从考古材料上为地震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地震考古学“偏爱”人类文化遗存

面对地震遗址,当地震学家以自然科学手段探究地震的发生时间、自然地层变化、断层现象时,考古学家看到的是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叶茂林介绍说,地震考古学主要是根据古代文字、题记、碑刻所记录的地震史料,结合古代墓葬或古建筑在地震中的受损程度,分析历史地震事件的发生时间,推测震中地点、波及范围、地震强度、烈度及破坏情况。这不仅有助于认识地震变化发展的规律,而且能够通过研究这些规律,推算今后发生地震的概率,为地震预报提供一些重要的参考数据。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林向是我国较早将考古学方法运用到地震研究中的学者之一。他告诉记者,我国开展地震考古学研究基于李四光先生提出的理论,即认为地震是可能在同一区域重复出现的。“因此,要确定一个地震危险区,不仅要关注该区域的现代构造活动情况,还需要考察过去此处是否发生过大的地震。对古代遗址、村落、墓葬等考古资料水平或垂直分布的变化进行判别,不失为研究历史地震的有效切入点。”林向说。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蒋晓春告诉记者,就目前学科发展阶段而言,地震考古学除了关注纯自然的地震遗迹,还偏重于研究与地震相关的人类文化遗存。

叶茂林将这种“偏重”视为地震考古学的人文情怀。他认为,将考古学运用于历史地震研究,能够折射出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一定意义上也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结合,这有助于推进地震研究的认识进展。

我国地震考古学具有独特优势

我国地震考古学具有独特的研究优势。蒋晓春认为,由于我国历史文献丰富,且有重视各种自然灾害记录的传统,因此,有很多历史文献可供地震研究使用。此外,我国文物古迹尤其是大量保存至今的古建筑石刻等,亦为开展地震考古提供了绝好的实物资料。

叶茂林告诉记者,中国属于地震灾害多发国家之一,自古以来,人们就比较注重留存和记录与地震相关的资料和信息,以此积累防震抗灾的经验教训、探究建筑方面的抗震技术。这些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和古迹遗址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研究古地震或史前地震的佐证。

林向以西昌地震碑林为例,向记者解释了石刻材料是如何在地震考古学中发挥作用的。“这些碑不仅记录了1850年西昌大地震的发生时间和地点,还可以根据这些地震伤亡者墓碑的分布地点,分析出该地区的地震带是如何分布的、震中位置在何处、地震走向如何。而通过释读碑上记载的资料,则可以更为详细地考证出地震发生有哪些前兆、主震余震的序列、地震深度等。”

蒋晓春说:“文献及文物史料丰富这一研究优势,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我国地震考古学的研究特色,应当继续保持。这种保持不仅局限于对历史地震遗迹资料的搜集整理,加强对当代地震遗存的保护也十分必要。”

叶茂林告诉记者,作为文物考古与地震研究相结合的一种尝试,地震考古学集中发挥了各学科的专业优势,但也面临着诸如学科合作欠深入、实际操作协调性较差等问题。

“比如,由于当前地震学科的技术手段还没有充分地直接应用在考古遗址上,使得跨学科合作浅尝辄止。除此之外,因学科内部认识不足而产生的‘隔膜’,亦导致地震考古学的学科体系比较松散。基于此种现状,若想在理论探索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首先需要在学科交叉方面有所突破,提高跨学科合作的积极性。”叶茂林说。

蒋晓春也表示,我国地震考古学的跨学科合作尚处于初期阶段,不仅要加大合作力度,还要拓展合作深度。不仅要综合利用考古学、地震学、地质学、古建筑学等研究方法,还要注重考古学与地震学、地质学的理论融合,在构建地震考古学自身理论体系方面下功夫。此外,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质情况复杂多样,且地处亚欧板块、印度洋板块、太平洋板块的结合地带,所以国际合作也很有必要。

在强调跨学科合作重要性的同时,受访学者认为,地震学应当在地震考古学中起主导作用。“地震学终究是相当专业的特殊研究领域,考古学家要完全进入这个学科领域,相对困难。而在地震学研究计划中吸纳考古学和考古学家参与,是更符合实际的。”叶茂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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