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蒲京赌场0044西藏首次发现重要吐蕃时期卵石线刻造像和达琼摩崖(图)

发布时间: 2010/2/6 9:11:56 被阅览数: 次
记者近日从长期从事西藏考古的专家处了解到,去年在西藏进行考古调查时,专家首次发现了吐蕃时期的卵石线刻造像,而且数量达到19件。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藏学考古专家张建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去年夏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北大学考古专业联合组成考古队,在西藏昌都地区的芒康、察雅两县进行了吐蕃石刻调查,发现了19件凿点连接阴线刻划而成的造像,题材和特征均具有明确的吐蕃时期特点,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
据了解,这次发现是根据芒康县帮达乡电影放映员扎多提供的线索,考古队员在然堆村朗巴朗增北边的扎金山西北麓且马龙沟发现了散落的卵石线刻造像,后又在附近寻找到半埋于地下的数块,共计18件。
张建林介绍说,这批造像系用凿点连接成阴线刻划,其题材有穿着三角翻领袍服的大日如来和立姿菩萨、披帛带菩萨、着通袈裟的坐佛等。其中,大日如来三角翻领袍服外又披帛带的形式与查果西的大日如来造像相似。发式除高肉髻外,还可看到着俗装的大日如来和立姿菩萨所戴三叶冠后出露的高髻或高桶帽形象,这些特征均表明这批造像属于吐蕃时期。
专家在然堆村朗巴朗增拉康内北回廊石刻残块中进行调查时,也发现了1件风格相同的造像,从而使这类石刻造像总数达到19件。
朗巴朗增拉康的造像为砂岩质圆雕,辅以浅浮雕和阴线刻划细部。造像题材为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大日如来居于殿堂中后部,前方左右两侧各排列4尊菩萨。9尊造像均着三角翻领阔袖袍服,头上戴筒状缠巾或筒状胡帽,外饰三叶冠。这些特点都是吐蕃时期佛教在西藏传播时采取本土化策略,运用吐蕃赞普或贵族服饰的结果。
张建林说,在玛尼石的研究中,大量存在的是明清时期石刻造像,吐蕃时期的十分稀少。如今发现的这类吐蕃时期的卵石线刻造像,在西藏地区属于首次发现,对于研究佛教在西藏东部地区的传播等具有重要意义。
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两个历史阶段,其中7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的吐蕃王朝时期为“前弘期”。这一时期,佛教在吐蕃王朝还是一种外来宗教,在与当地原有的苯教不断斗争中得到发展,期间曾一度占据优势。
来源:新华网 编辑:秋痕

摘要: 西藏多拉日朝地区的石刻造像 西藏多拉日朝地区的石刻造像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15时18分报道,记者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了解到,在西藏进行考古调查时,陕西考古人员在西藏地区发现了吐蕃时期的卵石线刻造像和达琼摩崖,这是中国考古学家首次在西藏发现吐蕃时期的线西藏首次发现重要吐蕃时期卵石线刻造像和达琼摩崖(图)
西藏多拉日朝地区的石刻造像 西藏多拉日朝地区的石刻造像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15时18分报道,记者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了解到,在西藏进行考古调查时,陕西考古人员在西藏地区发现了吐蕃时期的卵石线刻造像和达琼摩崖,这是中国考古学家首次在西藏发现吐蕃时期的线刻摩崖造像。
  去年6到7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北大学考古专业联合组成考古队,在西藏昌都地区的芒康、察雅两县已知的5处吐蕃石刻遗存进行全面考古调查,新发现两处吐蕃石刻遗存,取得重大收获,
  一处是考古队员在然堆村朗巴朗增北边的扎金山西北麓且马龙沟发现了散落的卵石线刻造像,共计19件。这批造像系用凿点连接成阴线刻划,其题材有穿着三角翻领袍服的大日如来和立姿菩萨、披帛带菩萨、着通袈裟的坐佛等。发式除高肉髻外,还可看到着俗装的大日如来和立姿菩萨所戴三叶冠后出露的高髻或高桶帽形象,题材和特征均具有明确的吐蕃时期特点。
  另外考古人员还在朗巴朗增北边西北直线距离800米处然堆村达琼组乡村公路北侧发现摩崖造像,造像用连贯的阴线刻画而成,依崖面走势,从左上至右下依次排列5尊造像:左侧小坐佛、左侧立姿菩萨、中间坐姿大日如来、右侧立姿菩萨、右侧小坐佛。这处造像具有典型的吐蕃时期佛教传播风格,属于吐蕃时期线刻摩崖造像在西藏地区首次发现。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西藏考古专家张建林表示,在玛尼石的研究中,大量存在的是明清时期石刻造像,吐蕃时期的十分稀少。如今发现的这类吐蕃时期的卵石线刻造像,在西藏地区属于首次发现,对于研究佛教在西藏东部地区的传播等具有重要意义,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
  同时,这次发现和调查是迄今为止对藏东地区吐蕃石刻遗存所作的首次全面考古调查和记录,成果丰硕,为研究吐蕃时期佛教史、佛教艺术史、唐和吐蕃关系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最重要的是,近些年来,我国考古学家加强了对吐蕃时期造像的田野调查,为西藏早期佛教本土化造像的讨论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料,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原因造成的“西藏在中国而西藏考古在海外”的学术格局。

故宫博物院罗文华研究员:
四川省石渠县新发现的吐蕃时期摩石造像,是近年来少见的考古重大发现,必将在历史学界、考古学界和藏传佛教美术史界引起强烈的关注和反响。此前,大家耳熟能详的几处均分布在青海玉树、四川石渠和西藏昌都地区,虽然也很重要,但是要在此基础上全面完整地讨论吐蕃时期艺术史基本面貌仍嫌不足,此次在石渠县的考古新发现正好可以大大地弥补这一方面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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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建林研究员:
四川省石渠县新发现的吐蕃佛教造像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2011年以来,在四川石渠县发现数量较多的吐蕃时期佛教造像,计有白玛神山摩崖造像群、烟角村摩崖造像群、须巴神山摩崖造像群等3处近20幅摩崖造像,加上之前发现的照阿拉姆摩崖造像,使石渠县成为川、藏、青三省吐蕃时期佛教造像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吐蕃时期佛教造像艺术的了解。


须巴神山石刻群

石渠县地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北边陲,川青藏三省结合部,全县幅员面积25191平方公里,总人口8.4万人,藏族占95%,距省会成都1070公里,距州府所在地康定693公里。石渠是雅砻江的主要发源地,由于雅砻江的上游又叫扎曲,纵贯石渠全境,因此石渠在藏语中又称为扎溪卡,意为雅砻江边。

石渠县所在的川西北地区与青海玉树、西藏昌都地区毗邻,共同组成了吐蕃石刻造像的集中分布区——青藏高原东部地区。根据对该区域的典型吐蕃石刻造像题材——胎藏界大日如来题材造像分布规律及造像风格的研究以及与周边地区的对比分析可知,“照阿拉姆”、烟角村、须巴神山大日如来造像均具有吐蕃时期胎藏界大日如来造像的典型特征:造型简约、结禅定印、身体较直、头戴三叶冠、斜披帛带、单尊像的座为莲花座、莲瓣圆润饱满等,这些特征与卫藏地区同时期的胎藏界大日如来题材造像基本相同,再次证明了吐蕃时期的大日如来信仰及造像系统直接源于吐蕃密教,也表明吐蕃时期该题材造像在川西北地区也是十分流行的,而非只在藏东地区流行。从青海西南部到四川西北部再到西藏东南部这条以胎藏界大日如来题材造像为代表的吐蕃佛教造像集中分布地带无疑也是一条重要的古代通道。就在石渠县境内发现这批造像的同时,与石渠隔江相望、以桥相连的西藏昌都地区江达县西邓柯村也发现了两处吐蕃时期到后弘初期的造像地点,其中江岸峭壁上与村后山崖上的两组大日如来单尊线刻造像又将石渠与昌都两地之间的缺环补上了,“打通”了这条重要的古代交通要道,突破了以往学术界在唐蕃古道路线研究上的局限性,必将极大地促进吐蕃时期佛教史与交通史的研究。

石渠具有悠久的石刻文化,嘛呢石雕刻制作早至吐蕃时期,到今日仍流行。所谓嘛呢石刻,即把刻有六字真言的石头或其他与佛教经咒、图像有关的石刻统称为嘛呢石,是将其集中堆放以供人膜拜的一种属民间信仰体系的石刻文化。在石渠遍布嘛呢石堆和嘛呢石墙,至今还在继续堆积之中。石渠拥有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松格嘛呢石经城-巴格嘛呢石经墙和穆日嘛呢石经墙,1处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照阿拉姆石刻。三处文物保护单位都体现了石渠县悠久的石刻文化。

这次在雅砻江上游长沙贡马乡发现的摩崖石造像不仅数量多,而且很集中,其风格和主题上与远在西藏昌都的摩崖造像惊人地一致,即在雅砻江和金沙江两河流域广大的区域内,存在着一种以尼泊尔风格为主,融入吐蕃元素(如翻领大袍、筒状缠头等),吸收汉地特征的艺术传统,准确地说,这些摩崖造像实际上是汉地、吐蕃和尼泊尔样式的混合,是汉藏两族的工匠共同创作的结果。

烟角村石刻

(《中国文物报》2013年10月11日6-7版)

白马神山石刻群

洛须村石刻共2幅,刻于独立的石块上,分布于曲格沟以西的山腰上,相距约200米。两幅石刻皆采用阴线刻的手法,残损风化较为严重,未发现早期古藏文题刻,第2幅像的右侧的藏文题记为后期补刻。此两幅图像中人像所戴三叶冠的样式、服饰特征、莲座特征都具有吐蕃时期作品的图像风格特点。

石渠的新发现大大拓展了我们的视野,并将我们的目光从金沙江流域转至雅砻江流域,将单纯的敦煌、吐蕃的相互影响模式转向更为复杂的尼泊尔、吐蕃、汉地三地互相交流模式。对这些造像的研究再次证实,藏传佛教艺术的交流从早期开始就已经在东西两个方面同时进行,而这正是造就吐蕃艺术面貌的根本因素,单一地解释吐蕃艺术的来源是不正确的。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熊文彬研究员:
从石渠县已经发现的石刻来看,其中不少石刻都题写有藏文题记。题记中藏文的风格、书写特征和词汇都保留有明显的吐蕃时期古藏文的特点,与西藏现存吐蕃时期的碑文和甘肃敦煌石窟出土的古藏文写卷中的藏文风格一致。按内容,题记大致可以划分为尊像题记、经咒、赞词和愿文四类。其中尊像题记和愿文较多,经咒次之,赞词一例,为长沙干马乡的佛像礼赞。从尊像题记和愿文内容来看,大日如来佛是石渠吐蕃石刻群表现的主要佛像之一,表明大日如来佛的信仰在当时比较流行。题记虽未题写明确的纪年,但数处题记题写有“赞普”或“赞普父子”,并且有三处题记明确提到石刻系“赞普赤松德赞父子”时期创作。按“赞普赤松德赞父子”指754~797年间在位的赤松德赞及其儿子。赤松德赞有两位儿子,其中长子早年夭折,次子牟尼赞普于797年即位。由此可知,这三处题有“赞普赤松德赞父子”题记石刻的创作年代应不晚于797年。由此推测,石渠县现已发现的吐蕃石刻群应创作于公元8世纪末至9世纪间。

松格嘛呢石经城
松格嘛呢石经城位于阿日扎乡东北,西南距离乡政府驻地约30公里。松为地名,即石经城所在地,格属格助词,嘛呢即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的简称。城的方位坐北朝南,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73米,南北宽47米,城的外墙高度约为9米,城的中心主体部分的最高点为15米。松格嘛呢石经城的构筑全部用嘛呢石片而没有任何框架作支撑,石片间不用任何黏结材料,用石千万块,历经数百年之久而不倒,至今仍在继续堆积中,从建筑技术方面来看也是一个奇迹。2006年与巴格嘛呢石经墙一道被国务院破格批准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四川石渠县发现大规模吐蕃石刻群
发布时间:2013-10-14文章出处:匿名作者:点击率:

烟角村石刻位于洛须镇烟角村,处于金沙江的北岸半山的巨石上,为阴线刻单尊佛坐像,头戴三叶冠,戴耳铛、项圈和臂钏,袒露上身,身披络腋,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该像为身着菩萨装的大日如来。烟角村石刻保存完整,未发现早期古藏文题记,题刻藏文为后期补刻。大日如来是佛教密宗的主要崇拜对象,在西藏东部区域和青海玉树地区现存较多大日如来题材的石刻图像,石渠的照阿拉姆石刻的主尊亦是大日如来。该题材是吐蕃时期流行的典型题材。

中外学者论及“唐蕃古道”大同小异,所依汉文文献不外唐蕃使臣往来及两次唐公主进吐蕃相关记载。大致线路为长安经兰州、鄯城、截至桥、野马驿、閤川驿、农歌驿至逻些。但玉树经那曲至拉萨一线至今未发现吐蕃时期的遗迹存留。而藏、川、青一带吐蕃佛教造像多有发现,从青海玉树至四川石渠,再至西藏江达、察雅、芒康,南北贯通,更有林芝米瑞第穆萨摩崖碑铭、工布江达洛哇傍卡摩崖造像东西呼应,形成了一条与唐蕃古道并存的佛教传播路线。

照阿拉姆石刻
照阿拉姆石刻位于石渠县洛须镇北15公里丹达沟,是吐蕃时期的摩崖石刻遗存。“照阿拉姆”是藏语音译,“照阿”是山崖石的意思,“拉姆”是仙女的意思。“照阿拉姆”即“崖石上的仙女”。石刻面坐北朝南,最高约28米,最宽约7.2米。“照阿拉姆”造像内容为一佛二菩萨,是大日如来和金刚手、观世音菩萨的组合。崖石上刻有藏文题记和汉文题记。开凿于8世纪晚期至9世纪初期,具有尼泊尔风格典型特征。(作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故宫博物院)

白马神山石刻群位于石渠县洛须镇北面的白马神山上,共两个点,分别为分布于白马神山的东麓的更沙村石刻点和西麓的洛须村石刻点。更沙村石刻为双身像,采用阴线刻和浅浮雕结合的技法,仅面部和莲座保存较好,其余部分残损严重,可辨戴高筒冠,着三角翻领服。因为图像保存较差,且无古藏文题刻,加之双身像题材开始出现一般见于后弘期早期,因此更沙村石刻可能为后弘期早期的遗存。

此次新发现的3处石刻群中,须巴神山石刻群的发现尤为重要,是此次新发现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一处。该石刻群题材内容丰富,除佛教图像外,还有大量的古藏文题刻。须巴神山石刻群位于长沙干马乡乡政府西侧0.5公里的须巴神山东面山脚处,现存石刻14幅。石刻群紧邻公路,集中分布在山脚平整的石壁以及散落的大石上。该处石刻保存较好,大多是阴线刻,仅2幅采用了减地浅浮雕的技法。第1幅石刻为侧身站立的半身人像,头戴高筒冠,两股发辫垂于胸前,耳根处用发绳系成结,身着长袍,是典型的吐蕃时期贵族形象。该像有圆形火焰纹头光,手持长茎莲花,应为菩萨,是石渠地区首次出现着吐蕃贵族服饰的菩萨形象,是佛教图像在该区域吐蕃本土化的重要资料。第7幅石刻,上部中央为佛像,其下8排古藏文题刻,题刻内容为佛像的赞颂诗,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陈庆英老师进行了释读和转写,认为是极少见的完整的吐蕃王朝时期镌刻的赞颂佛像的赞颂诗,是弥足珍贵的重要资料。第5幅石刻为4排古藏文题刻,第一行出现了“赞普赤松德赞父”,内容是祈愿赞普圣寿绵长,国政兴盛,武力雄强,并使众生得到幸福和解脱痛苦的内容。第11幅石刻为阴线刻的飞天像,头戴高筒冠,身披披帛,下身着裙,手持带茎莲花,腰部两侧有大型翅膀,身体呈“之”字状,下身隐于翅中,这样着吐蕃式服饰的飞天形象在吐蕃图像中鲜有发现,是重要的图像资料,同时也具有吐蕃佛像图像本土化的典型特征。第13幅石刻为12排古藏文题刻,在今年5月的调查中,中国藏学中心的熊文彬研究员现场释读时,又发现了“赤松德赞父子”的内容。第7、13幅古藏文题刻为须巴神山石刻群的断代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能够判断雕刻于赤松德赞时期,即8世纪末至9世纪初。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故宫博物院合作的“康巴地区民族考古综合考察”,于2005年对四川甘孜州石渠县境内的文物遗存进行了调查,在此基础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05~2006年对松格玛尼石经城和照阿拉姆石刻进行了田野考古调查,并发表了专业调查报告。在此工作的基础上,2010~2013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甘孜州石渠县文化局对石渠县境内的早期石刻开展调查工作,陆续在石渠县境内发现3处早期石刻群遗存,分别为须巴神山石刻群、白马神山石刻群、烟角村石刻,总计石刻18幅,取得了重大收获。我院已组织专业工作人员对新发现的3处石刻群进行了拓片、测绘、记录等田野勘查工作,即将发表田野调查简报。
新发现的石刻群位于石渠县以东雅砻江流域的长沙干马乡和石渠县以西金沙乡流域的洛须镇,保存状况良好,题材丰富,包括五方佛、大日如来像、菩萨像、度母像、古藏文题记等,基本是吐蕃时期流行的典型题材和内容,图像特征基本符合吐蕃时期的典型风格。

这次在石渠的发现主要集中于金沙江东岸以及雅砻江上游西岸的长沙干马乡,两地相距不过200公里,两河主干及支流历史上长期以来都是沟通汉藏的重要交通要道,在吐蕃时期也是唐蕃争夺的重要地区。在这一地区发现18幅吐蕃时期摩崖造像丝毫不令人奇怪。这些新发现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相信不同的学术角度会有不同的关注点。本人主要从美术史的角度简单谈一下。

目前发现的藏区早期摩崖石刻或造像的资料中,较少有古藏文题记,为文物遗存的断代带来了一定难度。其中仅西藏昌都地区仁达摩崖造像和青海玉树贝纳沟文成公主庙的摩崖造像等较少文物点有造像题刻能够准确进行断代,成为研究吐蕃石刻和造像重要的参考资料,是图像时代特征的重要标准。因此四川石渠县须巴神山石刻群的发现尤为重要,是研究吐蕃时期佛教头像和古藏文的重要资料。

今年5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相关专家对石渠新发现的吐蕃时期石刻群进行了复查,对石刻的题材内容、断代和价值进行了准确的认定。故宫博物院的藏传佛教专家罗文华研究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古藏文专家熊文彬研究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青藏高原考古专家张建林研究员和席琳博士以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从事美术考古研究的王婷参与了此次复查。

近20年来,陆续在西藏、四川、青海发现十余处吐蕃时期的佛教造像遗迹,其中多数是近十年来的新发现。西藏自治区境内计有西藏东部芒康、察雅、江达三县的查果西摩崖造像、然堆朗巴朗则拉康圆雕造像、然堆玛尼石刻、达琼摩崖造像、丹玛札摩崖造像、向康圆雕造像、西邓柯摩崖造像;西藏中部工布江达县洛哇傍卡摩崖造像等8处。青海省境内计有都兰县露斯沟摩崖造像、玉树县贝那沟摩崖造像、勒巴沟摩崖造像3处等5处。

经过现场对图像和藏文题刻的调查,专家们一致认为此次石渠县新发现的吐蕃石刻群数量多、题材丰富、价值高、保存状况良好,是重要的新发现。专家们亦认为石渠县是四川省首次发现成片吐蕃时期石刻的地区;石渠成为我国现存已发现的吐蕃时期石刻分布密集、数量较多的县之一;石渠境内金沙江、雅砻江流域新发现的吐蕃石刻为唐蕃古道走向和路线的考证提供了新的资料,填补了青藏高原东部唐蕃古道走向重要环节的资料空白;为研究吐蕃时期佛教史、佛教艺术史、唐和吐蕃关系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尤其为青藏高原早期佛教本土化造像的讨论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料。(王
婷/撰稿 江 聪/摄 代 兵/拓片)

石渠县石刻文化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席琳博士:
除了已经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和信众膜拜的“照阿拉姆”大日如来与二菩萨组合摩崖线刻造像之外,石渠县境内近年又在洛须镇、嘛呷乡、长沙干马乡新发现了一批珍贵的早期佛教石刻遗存,数量大,分布集中,时代多为吐蕃时期,造像题材以密教胎藏界大日如来最多,还有佛、菩萨等,具有极大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

巴格嘛呢石经墙
巴格嘛呢石经墙位于石渠县长沙贡马乡境内的扎•马莫康多扎西,距县城53公里,巴格嘛呢石经墙始建于公元1640年,由第一世巴格喇嘛桑登彭措堆建。现石墙长1700米,宽2~3米,高2.5~3.5米,墙体内有石刻佛像3000多尊,刻有藏文《甘珠尔》、《丹珠尔》各两部,《贤劫经》1000部,《解脱经》5000余部,还有数已亿计的大大小小嘛呢石。2006年5月25日与松格嘛呢石经城一道被国务院破格批准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穆日嘛呢石经墙
穆日嘛呢石经墙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格蒙乡,距石渠县城55公里,海拔4300米,坐落在雅砻江岸的草地,始建于7~8世纪。穆日嘛呢石经墙由无数刻满各种佛教经典和各种佛菩萨等图案造像的石块堆积而成。石经墙全长450米,宽9~15米,高2~2.5米,墙体内有石刻千手千眼观音、度母、宗喀巴大师、莲花生大师等各种佛像近千尊,并刻有藏文《大藏经》《贤劫经》《解脱经》《金刚经》等无数经文,还有其他数以亿计的大大小小嘛呢石板。2008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专家说

此前诸多学者结合已经发现的四川石渠照阿拉姆、青海玉树勒巴沟、西藏昌都丹玛岩等处摩崖造像,察雅县境内的仁达摩崖造像、芒康县境内的扎廓西摩崖造像和朗巴朗则石刻造像等案例进行过多方面的研究,其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大日如来八大菩萨的组合所反映的唐蕃时期藏传佛教信仰;二、艺术风格的确定。此次石渠的新发现再次证实了胎藏界大日如来为中心的信仰在这一地区的重要性,而大日如来八大菩萨的组合与敦煌的模式并不完全吻合,因此,许多学者将这种信仰与敦煌直接联系起来的观点值得检讨,至少应当更为慎重。其风格固然与敦煌帛画有诸多相近之处,而这种共同的风格来源与尼泊尔造像有显而易见的近缘关系。这一点已经成为学术界越来越广泛的共识。我们知道,尼泊尔艺术风格并没有通过中亚传播到中国的先例,这是否说明,这种尼泊尔风格极有可能通过西藏影响到这一地区?也就是说,尼泊尔艺术不仅仅前进到拉萨地区,而且透过吐蕃向东的活动一直传播到今天的藏东地区。

数量众多的吐蕃佛教石刻多以大日如来造像为主尊,反映出吐蕃时期大日如来信仰的流行。造像风格可以看出印度和中原地区的影响,更有吐蕃自己创造的“吐蕃样式”佛教造像风格,展现出8~9世纪吐蕃吸收、融合印度、中原地区佛教文化的情况。新发现的古藏文题刻,为我们可解造像功德主、造像缘起、参加造像人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新资料。除了在佛教文化传播和佛教艺术交融方面的学术意义之外,在唐王朝和吐蕃之间交通往来线路方面也给予我们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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