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洞沟仰止──读《水洞沟──穿越远古与现代》

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读大型画册《水洞沟——穿越远古与现代》
发布时间:2012-03-08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作者:郭建崴点击率:

水洞沟仰止──读《水洞沟──穿越远古与现代》
发布时间:2011-12-23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作者:点击率:

宁夏水洞沟发现碳信息 期待解开人类迁徙谜团
发布时间:2014-07-02文章出处:新华网作者:赵倩点击率:
中国旧石器文化遗址水洞沟的第六次考古发掘工作正在进行中,来自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宁夏文物考古所的专家们期待通过5年的发掘研究工作,进一步解开有关水洞沟石器、人类迁徙的谜团。
据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介绍,经过近20天的发掘,目前发掘点第一文化层的发掘工作已经结束,并发现一些碳的信息。由于以前几次发掘在第一文化层中没有发现特别多的年代证据,所以这次将试着把这些碳信息采集起来进行串联,进一步夯实年代证据。
此外,通过新技术的测量观察,考古专家们还发现第一文化层受到外力作用而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倾斜。“受制于技术水平,此前我们普遍认为第一文化层是比较平的,这次新的发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古人类居住生活的形态。”高星说。
水洞沟遗址位于宁夏银川市东南28公里处,最早由法国地质学家德日进和博物学家桑志华于1923年发现并进行发掘,打破了“中国没有旧石器”的论断,在此后90年间的5次考古发掘中,共出土了5万多件石器和上百件动物化石,并在遗址部分地点测得了大约4.1万年以前的地层。
对于第六次考古发掘,专家们最期待的还是能够在水洞沟发现人类化石,这样就能根据其特征判断水洞沟人的来源,及其旧石器遗存的技术特点、文化属性、来龙去脉和与西方旧石器文化的关系。(原文题目:旧石器文化遗址水洞沟发现碳信息
期待解开人类迁徙谜团)

2011年6月17日,我乘航班飞赴宁夏银川,应邀参加于次日举办的“纪念水洞沟遗址发现88周年暨首届水洞沟文化旅游节”活动。随身带了一本金一南先生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为主线撰写的书——《苦难辉煌》,意在伴我度过1个半小时的空中旅程。当飞机穿越了毛乌素沙漠后即将降落银川河东机场,舷窗外变换的景色把我从书页上吸引开来——先是长蛇一般的土黄色长城把耀眼且绵延的黄色沙海和暗淡了色调并被沟壑切割得条条块块的黄土高坡截然地分成一幅苍凉画卷的两半,随后那皱纹纵横的荒原又一下子泾渭分明般地与一碧万顷的绿色田野嵌连。而一条黄色的大河,凝重地从绿野中蜿蜒流过,把其色泽源出之荒原与其乳汁浸润之沃野融为一体。

从旧石器结的缘分

这“天下黄河利宁夏”而成的独有景观令我心潮澎湃。尤其是在跨越长城的时候,我的心随着眼睛贪婪地搜寻。我知道在长城脚下的某个沟壑周围,就是我此行的目的地水洞沟,那个一万至三万年前的先人们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

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等编着《水洞沟──穿越远古与现代》一书,是对举世闻名的水洞沟遗址最新的综合研究与科普着作。

18日上午,“纪念水洞沟遗址发现88周年暨首届水洞沟文化旅游节”开幕式的各项活动在东距银川30余公里的水洞沟进行。当大型画册《水洞沟——穿越远古与现代》首发式举行的时候,我蓦然感受到了其与众之不同。

今月8月份,我在京见到高星时,他告诉我,七月上旬刚从俄罗斯西伯利亚回来,在阿尔泰参加了“欧亚大陆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期过渡特征”研讨会,是次与会的专家,包括欧美及东亚旧石器、体质人类学及遗传学各方面的学者,开展了多学科交叉的讨论。他兴奋地谈到,在会上中日两国旧石器的研究者切磋,言辞间意犹未尽,我也甚受感染。我恭听并分享他在阿尔泰最新的见闻,言者津津,听者跃跃,备受教益。他告诉我目前仍在周口店遗址进行发掘工作,最近从第3、4层中,发现了可能是由砾石围筑的火炉遗迹,并出土若干的石器。周口店这次重大的发现,确实是振奋人心,一扫近十多年来西方学者对北京猿人用火能力的怀疑。最后高星把他和宁夏地区文博学者王惠民、贺吉德合作刚出版的《水洞沟──穿越远古与现代》,惠送给我,嘱我为此书写一篇书后。当初我虽然很犹豫,但一再考虑,还是欣然同意了。

不同,就在于她被冠以科普之名,要知道,在我们中国,似乎还没有见到过一本以旧石器考古为主题的科普画册呢!
这样的心情让我在开幕式结束后的第一时间就“抢”来一本画册,利用别人去景区游览之际和午餐前后的休息时间,躲在新建成开放的“水洞沟遗址博物馆”后门口的阴凉下,一口气“读”完了全书159个页面上的300多幅图片,以及这些图片的说明文字。

我的犹豫是虽然自己从学生时代起,就矢志于旧石器的研究,但过去只是集中于两万年前后东北亚细石叶技术的探索,研究的对象范围较偏窄,并不具备全面讨论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资格。然而,高星谈话中告诉我,最近我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撰写的《从张光直对宁夏水洞沟旧石器的研究谈起》一文,恰巧他是此文的审稿人。幸好高星的审稿已完成,没有妨碍他公正的审查。正因为这样,我又不能以遁辞,说自己对水洞沟完全无知。另一个让我犹豫的原因,近十多年来我因为工作环境的限制,未有更多精力在旧石器方面的学习。高星不弃在野,让我有机会对他的大作先睹为快。最近几年,我在思考东亚新石器时代玉器起源的问题上,深切感觉归根到底,必须从更新世晚期的阶段,从现代智人的现代行为模式即象征性能力(Symbolic
repertoires)的焦点入手,也就是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转移的探索。所以,就我自己近年学术的方向来说,水洞沟遗址的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也因此驱使我对近年水洞沟旧石器研究成果,积极的学习。

令我叹为观止的,首先是那些水洞沟地区自然景观的照片。在这里,陡立的黄土崖、鬼域般的雅丹地貌、黄色波涛似的沙漠,无不展现出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力量。长城、烽火台、古城堡等遗存,则把自然与人类历史和文化交织在一起。而各个旧石器考古遗址所处的地层剖面,通过摄影者颇具匠心的镜头表达,使其在反映科学内涵的同时彰显着西北汉子般的野性之美。鲜明对比之下,那些荒漠里顽强生息着的红柳、蓟草、锦鸡儿、沙葱、羊群、沙蜥甚至蝗虫,都把生命的倔强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多水的沟谷里葱茏的芦苇、蒲草以及悠然其间的白鹭、长脚鹬、蜻蜓、豆娘甚至是蜘蛛和花蛇,更是以生物世界的欣欣向荣给这个世界展现着希望。

我和高星相识已近二十年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周口店十五地点石器之际,我们间就开始了交往。其后他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攻读博士,学成归来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现今成为该所的副所长、中国旧石器研究的领军人物。我见他学问上已日进不已,仍虚怀若谷,如有未足。我写这篇感想,也是为他勤谨谦抑的精神所感动,既是抛砖引玉,也让大众读者“读其书而知其人”,稍增添故事背景的一二。

这些照片的摄影人,都是常年在水洞沟地区默默地考察、发掘的考古工作者,而且绝大多数都只有二三十岁。我知道他们每天在骄阳下或是风雨中的野外工作是多么地辛苦与单调,可是这一幅幅画面,让我看到了他们执着于科学事业的同时内心里涌动着的青春的冲动、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美的追求。这,怎能不令我肃然起敬。

《水洞沟──穿越远古与现代》一书,主要内容反映了近十多年来,学者对水洞沟遗址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成果,对古人类技术特点、生存模式、智能发展、东西方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气候环境背景等方面,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在旧石器时代距今40,000年前后,正是现代智人形成最为重要的时刻。水洞沟作为穿越远古与现代的评价,是名副其实的。在地理上,水洞沟又与亚欧大陆其他的旧石器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些美轮美奂的景物之外,画册里更多的是记录水洞沟遗址从发现伊始至今近90年来的科学考察和野外发掘的历史过程,以及相关的科研成果的积累。从中,我了解了桑志华和德日进两位法国科学家最初发现这个遗址的重要意义,了解了后继的一批批科学工作者对水洞沟地区进行深入研究所取得的一次次进展,了解了水洞沟旧石器文化作为东西方远古文化交流节点的特有学术价值。在当今这个读图时代,能够让我这样一个旧石器考古的门外汉主要通过欣赏画面就得到了如此系统而全面的收获,而且大大地激发起我对旧石器考古的兴趣,这本画册完全实现了主编高星先生在“后记”中宣示的“非传统、非纯学术”地引领“公众考古”的目的。

本书特色之一是不采用学院式旧石器专业上的术语,如作者自谓以“非传统、非纯学术”的方式,用大量精美的照片,配合生动活泼文字的叙述,一连串组合美不胜举的照片,把古今中外的学人、考古活动与自然景色,连成一片,产生着动画的感觉。我想即从这本书的纲目,就颇能反映主编者把最新学术成果,回馈大众,引起更多的关注。这本书付梓的目的,肯定是已经达到了。
水洞沟旧石比新知

掩卷沉思,我脑海里蓦然回放出飞机上读的那本《苦难辉煌》,革命领袖毛泽东的一段名言竟然响彻在耳:“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此刻,坐在“水洞沟遗址博物馆”之侧,放眼前方迤逦的水洞沟和各个旧石器考古遗址,一个强烈的念头闪现着:毛泽东形容长征的三个形容,如果针对中国旧石器考古事业来表达水洞沟,那是多么地贴切呀!

本书全书除前言和后记,共分六个章节。以下是我对书中内容的介绍和一些个人感受。

水洞沟是宣言书。当之无愧!正是由于桑志华和德日进1923年在水洞沟发现了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连同他们在距此不远的萨拉乌苏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存一起,确认了中国存在旧石器时代文化,从而宣告此前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在5000年前那样古老的时代不可能有如此高度发达的文化,更不要说可以追根溯源到旧石器时代”这个主观臆断的终结。同时,水洞沟的发现也宣告了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诞生。

第一章 “地老天荒 瑰丽神奇”

水洞沟是宣传队。恰如其分!水洞沟遗址发现以来,一次次的发掘、一步步的科学研究、一个个科研成果,逐渐揭示了“3万~1万年间古人类技术特点、生存模式、智能发展、东西方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以及古人类演化的气候环境背景”。与此同时,这些科研成果转化而成的知识要素,已经渗透进了越来越多的普通公众的头脑里。尤其是这本画册中大量体现的2002年以来的深入发掘和研究工作,在取得一系列科学研究成果的同时,不仅以各种科普手段丰富了广大公众的知识库,而且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史前考古的深层次思考、探索和实践。其中,水洞沟旅游景区的开发已经为史前考古学科研成果向文化产业的转化开创了一条路子。相应地,充分认识旧石器考古遗址的重要性,唤起全社会的觉悟来保护好这些珍贵的自然与文化遗产,使其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不尽资源,这样一种理念也已经通过水洞沟、通过这本画册广而告之了。

水洞沟遗址处于银川平原,毛乌素沙漠与黄土高原边沿,遗址附近丘脊沟壑纵横。本书通过精美清晰的地貌景观照片,令读者有如身临其境。如水洞沟第1地点剖面的照片,充分反映地质地貌堆积的特征,底层第三纪深褐红色红土,其上砂砾石层和黄土状粉砂层,一目了然。这些层层色色的地层,诉说地球变迁和生命的故事,是地质与人类历史的剖面,非文字描述所能表达。第18和19页水洞沟遗址景观广角的捕捉,把这一带河流切割与阶地堆积错落有致的地貌,千姿百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他遗址周围风景,花草虫鸟争奇、晨月晚霞映照、黑夜星空迷离等,令人想到拍摄者在晨风夕露间勤恳的工作。这些动人照片,提供了古今人类时空交错神交绝好的背景。

水洞沟是播种机。毫不夸张!桑志华、德日进之后一个又一个旧石器遗址在中国的发现,一代又一代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家的成长,有谁敢说与水洞沟的开创性工作没有关联呢?进入21世纪以来,水洞沟的播种机作用再一次发扬光大。2003年及随后的4个年份,每年的夏秋时节都有一支朝气蓬勃的考古队伍来到水洞沟开展高星先生倡导的“快乐考古”。队伍里除了如本画册第一、二位主编那样的少数几位中年科学家和长者之外,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各个研究所和大学考古院系的青年科技人员和学生,前后参加发掘工作的年轻人竟然超过了100人次。他们在这里经历了全新的旧石器考古学实践,从周密的前期调研和设计,到制定明确的发掘目标和完备的发掘计划;从实行多学科交叉,到利用现代田野工作先进仪器和设备,力图进行全方位、系统地采集遗址中的一切可能的材料和信息,以复原远古人类的生产、生活过程和生存环境。在水洞沟这所田野学校,这些年轻人充实了知识、积累了经验、丰满了羽翼。他们将来一定会成为各自科研领域和科研岗位上的栋梁。

第二章 “融贯东西 学人踏访”

对这些年轻人来说,现在就可以感到欣慰的是,《水洞沟——穿越远古与现代》这本画册已经记录下了他们的艰辛与汗水、他们的惬意与欢乐。对他们自己,这是一笔精神财富;对我们这些画册的读者,他们的每一个笑脸或是专注于工作的神情都赢得了一份羡慕、一份钦佩、一份向往。这些记录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小照让我又想起了另一本与中国工农红军有关的书——《西行漫记》,书中最吸引我的就是那一幅幅不论是领袖、指挥员还是普通一兵印刻在历史的一瞬间的不朽的面容。(高星、王惠民、贺吉德主编,科学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定价:268元)(《中国文物报》2012年2月17日8版)

1923年法国学者德日进与桑志华,共同发掘了水洞沟遗址。本书恰如其分地反映德、桑两人的工作,明显以德日进占着较重要的角色。这是符合历史的真实。桑志华1912年在法国取得的是动物学博士,与地质学和古生物无关。上世纪末我国旧石器学术界一度对桑志华的学术,有过不错的评价,其中一种意见认为1920年桑在甘肃庆阳黄土及其下砂砾层中发现三件人工制品,拉开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序幕。

我认为即使德日进和桑志华本人,也可能并不认同上述的说法。桑志华自身没有足够的地质学与古生物学知识,可以无误论证庆阳发现的意义。最直接证据是,在1924年由德日进与桑志华在《中国地质学杂志》第3卷联合发表《中国北部古石器时代遗迹之新发现》文中,清楚指出“我们第一次从水洞沟发现在原生位置的旧石器”。因此,1923年德日进在水洞沟最初通过平面的发掘,从稳定地层中发现化石、石器与烧火遗迹共存状态下,从古生物学和地质学角度,首次确认中国更新世地层中确凿无误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文化。1920年庆阳的发现,并不具备如现今所流行:“这一重大发现打破了当时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北方不可能有旧石器的证断”评价的条件。这也是水洞沟遗址在中国考古学中所以特别重要的意义所在。本书前言中“……水洞沟作为在中国最早被认定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光环”,才是对水洞沟遗址发现公允的评价。

其次,1960年中苏古生物考察队在水洞沟遗址第二次发掘,从报道看来探方6 ?菖
6米,深掘11米,可能已发掘到文化层的底部,出土石器制品近两千多件,收获相当丰富。这次发掘参加者中方包括胡寿永、计宏祥和盖培等。本书首次发表是次中苏合作的工作照片。

本书展示了若干在法国人类古生物研究所收藏的水洞沟石器。目前一些水洞沟出土旧石器,仍流散在欧美各地。1923年从水洞沟发掘出土的旧石器和古生物等标本,现今仍保存在巴黎。此外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内,也收藏了大约数十件水洞沟出土的石器。1967年日本北海道大学林谦作在纽约,曾看过这批水洞沟石器的资料,其中仅石核就有七十多件,更包括一些勒瓦娄哇技术特征的石核。

从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考古学者汪宇平、盖培、裴文中、李炎贤以至钟侃等,先后在水洞沟遗址进行发掘或调查工作,这是中国学者系统研究水洞沟遗址的第一阶段。二十一世纪以后,水洞沟遗址研究院的成立,以至水洞沟遗址博物馆的建成,显示二十一世纪水洞沟遗址在研究与社会教育上,进入了新的台阶。

本书页40反映1963年裴文中在水洞沟遗址考察活动。页41的上图,首次公布1963年发掘水洞沟63601探方的一些石器。从所发表的石器上标签所示,主要是第8层的石器。其中一些石片台面别具特色。法国旧石器类型学权威F.
Bordes指出,勒瓦娄哇技术中具有Chapeau de
gendarme台面的石片,台面的中央呈山状突出。页41下所载俄罗斯西伯利亚阿尔泰Denisova遗址的一些石叶,与上述1963年水洞沟的石片具有同样Chapeau
de gendarme的特征,均明显是勒瓦娄哇技术代表。

第三章 “遗产圣地 文物荟萃”

本章报道了近年对水洞沟遗址群各时代丰富的发现。页53特长的拉页,展示水洞沟第一地点在最美丽阳光的扫射下,遗址剖面堆积从上新世以至更新世、全新世,一览无遗。这张遗址地貌的照片,让人可肆意想象数万年前旧石器时代以至新石器人类,在河流阶地生息繁衍的背影。同样,也让我们看到在这片土地上,尚保留着极其丰富旧石器文化的堆积,是子子孙继续保护和研究珍贵的文化遗产。

二十一世纪后水洞沟遗址的研究,踏入了一个新的台阶。从2002年以来,水洞沟遗址周围先后发现了二十多处地点。本书按照不同地点,用极其简洁扼要文字配合精美照片介绍。其中大部分地点的成果,均从未有报告和发表过。

第一号地点。1923、1960、1963及1980年前后四次的发掘,文化层堆积厚11米,下部4米层为更新世晚期,约距今四万至两万年;上部为全新世堆积和第二搬运沉积的旧石器遗存。2003年在清理第一地点的剖面时,首次发现一些石制品。页55右图发表其中8件勒瓦娄哇的石核。

第二号地点。先后在1923、2003、2004、2005和2007年发掘过,近年累积发掘面积约100平方米。第2、3层包括火堆、灰烬、红烧土等,是古人居住的地点。第2文化层出土精美鸵鸟蛋皮珠饰。页58发表第2地点平面发掘细致的工作。页59下图从剖面所显示烧土范围及其剖面形态,同页上图作者认为发现的赤铁矿粉,有可能是古人类用赤铁矿涂染品或其他的用途,并作了“爱美之心,自古有之”的说明。页62更发表25件鸵鸟蛋皮珠极其珍贵的遗物,其上不少仍保留有赤铁矿粉的红色。

如果我们从颜色象征的角度探索,这些被染红的土壤范圈和鸵鸟蛋皮珠,更是饶有意义的。据E.
Hovers和 Ofer
Bar-Yosef等研究,在以色列北部Qafzeh洞穴遗址出土约71件赭石块,是十万年前人类系统使用红色颜料的开始。最近考古学Charis
Scarre对红色赭石的解释,认为血或生命的象征。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现代智人墓葬中,更常洒上赭色的遗迹。从这角度来看,第2地点所发现赭红色斑块遗迹与及相对较集中鸵鸟蛋皮珠的发现,是否可能是旧石器时代一处祭祀遗迹或者是墓葬所在,当然人骨可能未能被保存。页62所示第2地点石器石质上与第1地点出土的旧石器有着明显差异,一些石器有着明显特征的细石叶,年代上可能较第1地点旧石器时代的堆积为晚。页62下图各种形态鸵鸟蛋皮珠有着破损、成品与半成品等各式各样的形态,甚惹人喜爱。从工艺学角度上,这些蛋皮珠如何由方取圆的过程,砺石的使用方式等,是工艺学上以方易圆技术较早的难得资料。

此外,第2地点中将火塘整体起取带回供日后研究及展示,无疑对未能亲临遗址的观众来说,是引领期待的佳音。

第7地点是2003年发现的。2004年和二2005年三年间共发掘25平方米。比较值得注意是一些较完整鸵鸟蛋皮珠和细石叶、端刮器(End-scraper)的发现,估计这些遗物和上述第2地点可能大约同时。第7地点遗址堆积出土大量动物化石,化石与石器基本同一处共存,作者所指这些化石是人类消费残余物说法是合理的。

第8地点也是2003年发现的,迄今只发掘16平方米,文化层厚约40厘米,出土标本800多件,包括小量鸵鸟蛋皮珠、灰烬和用火遗迹。作者推论年代上可能是距今二万八千年前。然而,从所发表石器和鸵鸟蛋皮珠考察,一些石器显示有细石叶技术特征。第8地点出土遗物,理应与第2和第7地点相若。

第9地点在2003年发现。2007年对此地点进行20平方米发掘工作,文化层距地表仅10厘米,发掘出土石制品400多件,与第1地点的石制品十分相似。页74、75发表遗址石制品平面出土的状况,其中包括勒瓦娄哇石核和石叶。很明显这个地点并不保留全新世文化堆积,更没有如第2、7、8地点年代上较晚细石叶技术相关文化堆积。

水洞沟第12地点是2005年发现的,位于边沟河右岸,在2007年进行发掘,在第12地点出土主要是细石叶技术特征遗物,包括细石叶石核和细石叶,还有一些不定型石片和石叶状遗物。

从细石叶石核技术形态来看,石核体分别呈楔形与锥状等形态,楔形细石叶石核本身两侧未见细致两面预制的特征。从初步看来,第12地点出土细石叶技术石器群,与陕西省龙王辿遗址相互形态上比较接近,而与如虎头梁遗址出土精致两面加工细石叶石核有差别。

另一方面,页81中最下列石器群的几件纵长石片,是否可以鉴定为石叶技术产品,因为没有看到石核的形态,暂时难以遽下定论。然而值得注意是在这里未见发表与勒瓦娄哇技术相关的石核。这是否反映在此时期,前一阶段的勒瓦娄哇石器群已退出历史舞台。

第四章 “寻古探幽 快乐科考”

2003年后,Happy
Archaeology是高星在中国召唤考古学青年才俊参与水洞沟遗址的口号。在中国从事考古工作中,从来旧石器发掘的探方,一直是冷冷清清,难有人光顾的。近年在水洞沟一下冒出数十位年青考古工作者为之拼搏,为之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流浃背的发掘。这种形势上变化,把本来静寂的水洞沟遗址周围,变成充满青春活力和干劲。根据本章节所记录,可见这几年来水洞沟田野生活中青年同学友爱互助,不畏风吹日晒,满面尘土的献身,从遗址层出不穷的发现,使他们在田野中始终处于极其兴奋和期待的心态。此外,多姿多彩的集体生活如清理、登记出土标本、电脑输入数据、实验制作和使用石器、遗址周围古迹的调查,再加上一系列着名学者田野中专题的演讲等,使到每一位参与学员,都把生活演绎成一段一段美丽的故事。

过去,中国旧石器考古被认为是冷门的学科,难有人问津。而这种改变,我尝试称为“水洞沟现象”。其中理由除了水洞沟遗址光环外,旧石器考古作为快乐事业形象得以变身。此外,年青学员开始认识到旧石器时代考古重大的意义,是人类童年历史中开创阶段的最重要时刻,怀着热爱事业发展学科的使命感,在科学探索神秘大道上义无反顾的奋进,欣然赴会的敬业乐业的表现,都可以作“水洞沟现象”的一个注脚。今后水洞沟现象在我国旧石器考古学史上,肯定是很值得怀念,必须重笔浓墨加以圈点的一段历史。

第五、六章 “踏古览胜 旅游热地”“遗产保护 任重道远”

水洞沟遗址周围名胜古迹,如银川至陇西古道,明成化的长城及其相应红山堡,藏兵洞等古迹,复建80多年曾接待德日进等工作的“张三小店”。最吸引仍然是水洞沟遗址博物馆建设,展室有3700平方米,从各地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到水洞沟遗址为主题的展出,这是中国继周口店遗址后第二座以旧石器时代为主题别具特色的博物馆,相信对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普及,对宣传、教育水洞沟发表的成果,肯定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近年宁夏地区经济迅速发展,水洞沟遗址周围开发工程的增加,一方面固然是建设,但也让人忧虑遗址有被破坏之虞。现代社会建设与古文化保存相互的平衡,必须兼顾。这也是我们希望未来一段日子中,对水洞沟遗址一带有必要加快进行有广度和深度科学的工作。这项重要的任务,迫在眉睫。

(2011年12月23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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