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蒲京赌场00443500BC-1500BC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技术与经济研究成果

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古代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对中华文明起源起着重要作用。为了探讨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面貌,对当时的技术与生业的特点和发展演变规律展开研究是必要的。为此,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四阶段设立了“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资源、技术与生业研究”子课题(课题号2013BAK08B0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牵头,联合全国各省市文博考古单位和相关学术单位,共同开展研究。课题采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从重要资源、农业生产、家畜饲养、冶金技术、陶器制作、石器制作、玉器加工等几个方面展开研究,对公元前3500
年~公元前1500
年期间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技术和生业背景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认识技术和生业在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揭示文明形成阶段的技术与生业的指标性特征。在课题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之下,相关研究顺利开展并取得丰硕成果,值此新年之际,特择取其中部分精彩研究成果予以公布,以飨读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赵志军 吕鹏) 盐业资源研究
盐是一种看似普通但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的特殊物质。盐是“生命的食粮”,是民生之必需,是国家财富的重要来源。正因为如此,盐产业一直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由政府专控的垄断产业。曾有学者指出:“人类文化总是从产盐的地方首先发展起来,并随着食盐的生产和运销,扩展其文化领域。文化领域扩展的速度,殆与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是否有利于食盐运销的程度成正比。起码,在十七世纪以前,整个世界历史,都不能摆脱这三条基本规律”。此言看似夸张,却不无道理。
纵观人类历史,围绕盐业资源的控制、开发和争夺的事例层出不穷,盐业的生产和贸易推动了社会复杂化进程,带动了文明的传播和区域文化的交互,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研究领域。自远古起,盐资源的开发就成为社会复杂化的推手和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石。在人类发展史上,有效地控制盐业资源、把持盐业生产和贸易流通以获取优势地位的例子不胜枚举。盐业与相关贸易、运输以及社会各层面有关盐的礼仪风俗已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盐业关乎到国计民生、渗透到人类文明史的各个层面,因此成为世界各国考古学家的重要研究课题。
中国拥有丰富的盐业资源和悠久的盐业生产历史。历朝历代更是保留了丰富的盐业盐政史料和制盐典籍。但缺乏相关考古资料,盐业考古研究在我国长期处于空白。近10
余年来,北京大学与美国、法国等国际研究机构合作,在中国各地展开了一系列的盐业考古调查发掘,特别是参与了对重庆忠县中坝遗址的发掘,采用多学科合作的方法和新理念,发掘出土一批早期制盐遗迹及堆积丰厚的制盐陶器,这一发现对深入了解我国4000
多年以来的盐业生产历史以及与中华文明形成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的近期研究成果集中发表在《中国盐业考古:长江上游古代盐业与中坝遗址的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
年)一书。长江上游地区的生态和地理自成体系,史前至历史时期的人文景观和考古学文化风貌独特。特别是中坝这处著名的制盐遗址出土的各类实物资料,展示了从距今4000
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近现代西南地区的盐业生产历史,我们藉此深入探讨了中坝遗址发现的各类制盐遗迹的功能和特点、制盐陶器的形态和容积反映的工艺流程变化和产业规模的扩张,以及盐业生产组织、配套产业、动植物利用、宗教活动、燃料开采对环境的影响等内容。这些富有建设性的研究成果运用了多学科的方法,大大拓展了考古学的探索,体现出对长江上游盆地古代制盐业的时间跨度、规模、技术和经济重要性认识的巨大飞跃。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李水城) 农业生产研究
农业是人类基本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是古代文明形成时期的重要物质生产部门,是当时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探讨古代文明起源必须要了解同时期农业经济的特点和发展,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对所选择的一系列考古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开展系统分析,再综合前阶段的研究成果,我们对公元前3500
年~公元前1500 年期间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模式得出了以下认识:
仰韶文化时期是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形成时期。我们的研究揭示,农业起源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渐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采集狩猎在人类经济生活中的比重日渐衰落,农耕生产的比重逐步增强,直至公元前3500
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晚期阶段,农业生产终于取代了采集狩猎活动成为中国特别是北方地区的经济生活主体。农耕经济的建立标志着古代社会生产力进入一个快速发展阶段,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生产关系出现变化,社会结构的大变革即将来临。
龙山时代的农业发展主要表现在不同区域的种植制度的形成。种植制度是指一个区域内农业生产的作物布局和种植方式。在龙山时代形成了四个主要种植制度:西北地区和西辽河流域的以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代表的典型北方旱作农业传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以种植单一农作物水稻为特点的南方稻作农业传统,黄河下游即海岱地区的水稻和粟、黍并重的稻旱混作种植制度,黄河中游即中原地区的包括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麦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各区域之间不同的生态环境特点和农耕生产条件是造成农业生产多样性的主要原因,但文化传统的制约和农耕生产技术的进步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二里头时期的农业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地区。早在龙山时代形成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此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中原地区的农业虽仍以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主,但水稻比重增加,大豆广泛种植,小麦普遍出现。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有利于提高限定区域的农业的生产总值、减轻各种自然灾害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为引进农作物新品种提供先决条件,在当时是一种先进的农业生产模式。
商周时期的农业发展呈现出了“五谷丰登”式的农业生产特点。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麦的种植生产各有千秋,其中最突出的是小麦的迅速普及。小麦起源于西亚,后传入中国。小麦传入中国的时间和途径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对全国范围考古遗址出土的早期小麦遗存开展统计和梳理,并择要进行直接年代测定,结果显示,大约在公元前2000
年前后小麦传入黄河中下游地区,到商周时期小麦已经在中国北方普遍种植。小麦是高产旱地作物,传入中国后必将促使北方旱作农业由种植小米为主向种植小麦为主的方向转化。中国农业的“南稻北麦”生产格局在商周时期已现雏形。总之,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中国古代农业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其中有三个时间节点最为关键,一是在仰韶文化晚期农耕经济的建立,二是在龙山时代末期农业生产多样性的出现,三是在商周时期“南稻北麦”生产格局的初露端倪。由此可见,中华文明的形成与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是同步的,而且是互动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赵志军) 畜牧业研究
动物考古课题组通过对位于西辽河流域的内蒙古通辽市哈民忙哈、黄河上游地区的青海省民和县喇家、甘肃省临潭县磨沟、广河县齐家坪、黄河中游地区的山西省襄汾市陶寺、河南省柘城市山台寺、禹州市瓦店、登封市王城岗、新密市新砦、邓州市八里岗、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上海市广富林、浙江省余杭市良渚等12
处遗址进行动物考古研究,获得了4 点认识:
1.家畜饲养状况反映出各个地区生产力内涵各具特色。家养动物的种类和数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可以作为一个生产力的要素来考量,从而认识生产管理状况与文明化程度存在的关系。从马家窑文化到齐家文化、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以家猪为主的稳步发展,这是生产管理水平逐步提高的表现。齐家文化的个别遗址中,已经开始建立以饲养绵羊为主的家畜饲养模式,开启牧业的先声。中原地区在龙山文化时期家养动物的种类和数量始终保持以家猪为主、黄牛和绵羊各占一定数量且持续发展的趋势,从特定的方面为二里头文化的出现奠定了经济基础。豫东地区山台寺遗址获取动物资源的方式则更接近山东地区龙山文化的特征,即家养动物虽然占据多数、但未达到主导地位,这反映出该地区生产管理状况与中原地区相比存在的差异。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崧泽文化时期一直以获取野生动物为主,到良渚文化时期则出现变局,一是杭州地区家猪居多,二是上海和江苏地区野生动物为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杭州地区作为良渚文化的中心区域,人口数量较为集中,渔猎方式已不能稳定地满足居民肉需求。
2.古DNA 研究进一步揭示中国家养黄牛和绵羊的出现和传播进程。
通过对东北地区、黄河上游和中游地区多个遗址出土的牛的DNA
研究结果证实,距今5000
多年前开始逐步出现在中国境内的黄牛属于西亚起源的谱系T,沿黄河流域由西向东逐步传播,在4000多年前已经到达黄河下游地区。但值得关注的是,东北地区的后套木嘎遗址在距今5000
多年前还存在原始牛与黄牛并存的现象,为我们探寻黄牛由北向南的传播路线提供新的启示。中国的野羊与家养绵羊没有遗传关系,这表明中国古代的家养绵羊也是由境外传入的。
3.黄河上游地区与中原地区在家养动物的饲养方式上存在差异。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表明,多个遗址的猪和狗与这些遗址居民均以C4
类食物为主食,这与粟作农业经济的生产与消费有关,绵羊以C3
类食物为主,说明其饲料以自然植被为主。但是,黄牛在黄河上游地区以C3
为主,而中原地区以C4
为主,反映出存在不同的饲养黄牛方式,对此应该结合自然生态状况和考古学文化的变迁等因素进行深入思考。
4.对锶同位素分析结果探讨家养动物来源的思考。针对多个遗址家养动物的锶同位素分析结果,均发现存在一些不是当地出生的黄牛和绵羊的个体,为何这些遗址都从外地引进黄牛和绵羊?
这是一个需要从文化的角度和研究方法的思路上给予科学解释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袁靖) 冶金技术研究
冶金考古课题组秉持学术研究与科普并重的理念,积极参与、组织相关冶金考古调查、实验室研究和相关科普工作,重点开展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先秦时期铜冶金遗址的调查和发掘与实验室研究;对新疆、甘肃等多地出土早期铜器和金银器进行了检测分析;将矿冶遗址与资源环境、金属文物腐蚀与埋藏环境之间关系的调查和分析引入田野工作之中,开展了冶金遗存采样和实验室检测分析的规范化研究;多次赴俄罗斯就早期冶金技术进行调研和分析工作。这些工作涉及国内外百余处矿冶遗址和墓地,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专著《中国古代金属冶铸文明新探》(科学出版社,2014年),并就有关成果进行了公众推广,研究成果简要介绍如下:
1.冶金考古研究方法有新进展。本课题注重冶金考古田野和实验室工作相结合,在冶金考古方法论方面有重要进展。通过各地区采矿、冶炼和铸造遗址的调查及出土冶铸遗物的综合分析,从操作链的角度梳理了古代金属生产的技术流程;根据遗址和墓葬出土金属器物的检测分析,结合景观考古调查,探讨了冶金活动的运营链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初步制定了行业标准“冶金考古样品采集方法”。
2.早期冶金技术研究有新发现。本课题发现和认定了如湖北郧县李营和九江荞麦岭等数处夏商时期青铜冶铸遗址,首次在安徽铜陵发现早期砷铜冶炼和熔炼遗物,在安徽枞阳发现西周时期冰铜冶炼遗物,初步揭示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铜冶金活动的生产组织特征;对甘肃玉门火烧沟等遗址出土金银器的检测,以及中国出土先秦时期金器的整理,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早期金器使用和制作技术的区域特征;通过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出土早期金属器和冶铸遗物的观摩,以及中亚和西亚地区早期冶金遗物的考察,发现中国早期青铜、金银以及钢铁技术应通过欧亚草原与中亚和西亚地区的冶金技术有密切联系。
3.冶金技术与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关系有新认识。本课题从中原及周边地区文明发展的角度,探讨了中原地区铜冶金技术的起源以及陶范铸造技术发展的社会原因;从铸铜、铸铁陶范的显微结构等方面的综合分析,论述了中国古代铸造技术传统形成的技术原因;从采矿和冶炼工具、金属器的使用和制作技术等角度探讨了东西方冶金技术的传播与交流情况,指出中国古代冶金技术尽管可能传自西方,但中原地区在自身文化和技术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引进-吸收-再创造的方式,创立了不同于西方的具有中华文化特质的金属冶铸技术传统,中原地区所创立的这种金属铸造技术传统,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强烈影响。正是中原地区具有这种吸收外来技术为自己所用,并在外来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的能力,才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中起到核心作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陈建立) 陶制品研究
课题组对不同地区考古遗址出土陶器进行综合测试与分析,探讨白陶等特殊陶器的烧制技术及原料来源,研究制陶工艺及专业化程度,以及早期手工业专业化生产与文明形成的关系。取得主要成果如下:
1.陶器原料研究。通过对黄河流域多个遗址出土上百件陶器胎体的化学组成分析表明,一般日用陶器胎体原料中CaO
含量波动较大,主要是由于黄河流域黄土 中含有钙质结核且分布不均匀。
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制陶原料可能跟古土壤有关,古土壤粘性好,钙含量低,基本为1-2%,这与所测大多数陶器的钙含量不高相符。所以古代制陶取土可能主要是采集粘性好、低钙的古土壤,也可能混进一些高钙的黄土。
2.白陶原料多样性的研究。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出土的白陶标本展现了原料的多样化。一是高铝型白陶,其中两件泛红色的白陶样品矿物晶相中检测出了高岭石,推测它们的原料是含有铁钛等杂质的高岭土。二是高硅型白陶,原料以石英为主同时含有少量长石。三是高钙型,其原料主要是文石型碳酸钙。由此可见,古人对白陶原料的选取主要基于感性认识,白度较高的原料都会被选取作为原料。另外,用文石作为器物原料被首次发现,这在古遗址当中实属罕见,为科学认知白陶的原料特征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料。
3.陶器表面陶衣工艺研究。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黑灰陶表面首次发现黑色陶衣以来,在山东桐林、河南瓦店等级别较高的遗址中又相继发现。在黑灰陶胎表面装饰一层黑色陶衣,符合龙山黑陶的时代特征。黑色陶衣的发现既改变了以往所认为渗碳工艺是龙山陶器呈黑色的唯一因素,又填补了龙山文化陶衣技术的空白。这种陶衣是和胎体一起成型烧制的,表面与胎体结合度较高,不容易掉色,因此比渗碳工艺所制造的黑陶在实用性方面具有一定优越性。另外,在仰韶文化部分红陶表面确证有深红色陶衣的存在,无疑与龙山文化黑陶表面的黑色陶衣形成强烈对比,这些陶衣技术以及装饰手法都极具特色,在陶胎上面施加相同颜色的陶衣,都没有改变器物本身的时代特征。这些研究结果为陶衣技术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新的证据材料,同时也为陶衣向釉的转变作了进一步的铺垫。
4.陶器掺合料来源研究。对良渚古城陶器的分析发现,部分夹砂陶中掺和料为良渚玉器所包含的透闪石颗粒,由此提出对夹砂陶器掺和料的来源需要关注遗址中石器、玉器的加工。我们对河南灵宝西坡遗址陶器掺和料又进行了研究,将样品所含砂粒和胎体分离,运用拉曼光谱对每颗砂粒进行无损矿物相鉴别,并且与遗址出土部分石料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再次印证了陶器掺和料可能主要来自遗址加工石器、玉器所剩废料的推断。古人采集的石料大部分应该是为了制作石器、工具等,加工剩下的废料或者不适于加工器具的小石料就可能拿来用作制陶的掺和料,这样既节约成本,又达到了“废物利用”的效果。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鲁晓珂) 玉器工艺技术研究
文明起源阶段,玉器工艺技术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有先后或快慢的差异,但整体而言,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连续性发展和阶段性变革。课题组采用微痕复制和扫描电镜微痕观察方法准确地判断技术类型。通过实验考古和微痕对比分析,进一步判断加工工具的材料性质、使用功能等技术要素。同时探讨各地区玉器的使用程度和材料来源,为探索早期玉石之路等文化交流研究提供科技支撑。课题组在玉器工艺技术和矿物来源两个方面取得了以下研究成果:
1.切割技术。新石器时期的玉器切割技术包括砂绳切割和锯片切割,这两种技术在距今8000
年的兴隆洼文化中均已出现,后持续被应用于各地的玉器加工。砂绳切割技术一直是西辽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技术核心,被运用于开料和二次加工的多个环节。然而,在黄河流域自距今4000
年前后锯片切割技术逐渐取代砂绳切割技术,玉器加工朝着大、平、薄的趋势发展。到二里头时期,长达66
厘米,厚仅几毫米的大型玉兵器出现,砂绳切割技术完全消失。
2.钻孔技术。钻孔是各地早期玉器的常见技术之一,以往对该技术的认识主要是实心钻、管钻等技术类型或单向、对向等钻孔方向的基本判断。课题组通过对新石器时代钻孔装置的核心要素—辘轳轴承器的考察、实验考古及SEM
对比分析,确认了此类石器在玉器钻孔装置中的使用方式和功能。此外,我们还开展了减地、打磨和阴刻等其他玉器技术研究。例如,龙山文化玉圭1:220
两面均阴刻有兽面纹,SEM
分析该纹饰是由手持石质工具刻划而成,工具材质可能是遗址所处地质环境中常见的石英岩、硅质岩等。
3.二里头遗址绿松石器的矿源。通过对鄂豫陕绿松石矿脉进行的考察和采样,就二里头遗址出土样品和典型矿点的样品进行了SEM、X
射线粉晶衍射、电子探针、红外光谱及稀土元素(MC-ICP-MS)、铜同位素(MC-ICP-MS)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器物的矿源可能在鄂豫陕绿松石矿脉的北矿带,云盖寺应是其产地之一。从测试结果看,铜同位素组成对于绿松石矿源研究具有明确性,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可作为重要参考。SEM、EPMA、XRD、FTIR
等分析方法在出土绿松石器物的矿源研究上难以提供直接证据,但在次生变化机理研究上存在潜力,有利于此类文物在出土之后的保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叶晓红)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6年1月1日第5版 )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3500BC-1500BC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技术与经济研究课题承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言袁靖
在执行科技部的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我们对中原地区在特定时间段里的技术与经济状况进行了探讨,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填补了以往关于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但是除中原地区外,其他地区的技术和经济的特征、发展演化脉络等问题还很不清楚,一些相关领域的研究仍然处于空白状态。
为此,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支持下,我们专门设立了“3500BC-1500BC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技术与经济研究”这个课题,计划开展农作物种植、家畜饲养、人类食性、冶金技术、陶器制作、生产工具种类、玉器加工技术、以及金属和盐等重要资源的获取与利用等八个子课题研究,以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对中国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阶段的技术和经济发展状况开展定性定量分析,并对不同时空范围内的技术和经济状况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对技术、经济状况与中国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关系做出诠释。这里分别介绍各个子课题的研究和综合研究结果。农业经济研究赵志军
在中华文明形成时期,不同文化区的农业经济特点和发展模式不尽相同。例如,西辽河流域地区和西北地区都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主,后来西辽河流域地区出现了大豆,西北地区出现了小麦和大麦。长江中下游地区以稻谷为唯一的农作物。黄河下游地区具有稻旱混作特点,稻谷与小米都是主体农作物,基本不分伯仲,但到了岳石文化时期,稻谷的比重有所下降。中原地区以种植小米为主,后来逐步向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转化,稻谷比重增加,大豆普遍出现,小麦开始传入并迅速普及。
黄河中下游地区普遍种植稻谷。稻谷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已经北传到黄河流域,自龙山时代起开始普及,到二里头文化时期达到高峰。稻谷是高产农作物,耐瘠性强,稻谷的普遍种植对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与此同时,小麦也开始传入黄河中下游地区。
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由初期的单纯依赖小米逐步演变成为后期的“五谷丰登”式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由于不同农作物品种的生长习性和抗灾特性不同,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可以有效使用有限的耕种土地,充分利用全年的生长季节,由此提高限定区域的农业生产总量,而且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轻各种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
单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对环境的依赖性很强,抗灾害能力弱,这有可能是造成西辽河流域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衰败,以及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突然崩溃的重要的经济原因。家畜饲养研究袁靖
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不同地区古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不尽相同。如西辽河流域的古代居民经历了以狩猎活动为主向以家养活动为主的转变过程,其饲养动物的种类由单一的家猪,变为增加了绵羊、黄牛和马。黄河流域古代居民一直以饲养家畜为主,其家养动物的种类从早到晚的变化十分明显,在仰韶文化时期是狗和猪,到龙山文化新增加了黄牛和绵羊。长江流域古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以渔猎为主,到良渚文化时期突然出现过一个饲养家猪的高峰,但是到后来的马桥文化时期,又回到以渔猎活动获取肉食资源这样一种模式。黄河流域的古代居民主要通过饲养家畜获取肉食资源,长江流域的古代居民主要通过渔猎活动获取肉食资源,这两个流域古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
西辽河流域地区和黄河上游地区的古代文化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相继发生变化,如辽河流域出现文化的中断,黄河上游地区的文化则发生经济形态的变化,其获取肉食资源的活动逐步向游牧经济转变。相比之下,黄河中下游地区获取肉食资源的行为一直保持相对的稳定状态,饲养狗、猪、牛、羊等多种家养动物,且在保持家养动物数量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牛和羊的比例有所增加。这个特征与后来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饲养家畜的行为是一脉相承的,这对我们认识国家最终形成于中原地区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在黄河上游地区齐家文化的墓地里发现马骨,在西辽河流域夏家店下层的遗址里也发现马骨。这些马骨的发现对我们研究中国家马的起源是十分重要的线索。由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到公元前1300年前后的商代晚期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家马,这可能和外来文化的传播有关。而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在甘肃和内蒙古地区发现的马骨,正好印证了我们认为家马是由外来文化传播进入中国的推测,甘肃地区和内蒙古地区都是家马从中国境外进入中国的中原地区的通道。动物的DNA研究周慧
通过对青海长宁和内蒙古大山前遗址距今约4000年前的绵羊和黄牛遗骸进行分子考古学研究,显示出A世系绵羊占统治地位,此外,首次发现属于西亚地区的B世系绵羊。这个结果表明中国绵羊的驯化有本地因素,也有外来因素。另外,在内蒙古地区发现了东北亚地区特有的T4世系黄牛,表明内蒙古地区存在驯化本地黄牛的证据。由于发现了属于西亚地区的T/T3世系黄牛的证据,证明西亚地区的黄牛曾向东扩散。在中国北方地区和西北地区发现西亚地区的绵羊和黄牛,这是因为东西方史前人类的交流造成的。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现代家猪和史前遗址出土的猪在遗传上表现出延续性,这一地区的家猪驯化属于本土驯化模式。食性分析张雪莲
当时黄河流域人们的主食以C4类植物为主,应该是小米类,说明种植农业已比较普及。同时从营养状况上看,几个遗址的人都食用一定的肉类,具有相对稳定的肉食来源。而从同属一个区域的猪的食性看,C4类植物也占有较大的比例,说明猪在食物来源上也部分地依赖于种植农业。
测试数据结果显示,在主食方面男性和女性没有明显的差别。
对西坡遗址墓葬中人骨的食物状况分析表明,墓葬等级与营养等级具有相关性。遗址中M18、M8、M27和M29等几座典型大墓中人骨的营养等级明显较高,与其他中小型墓葬的人骨形成差别。显示出此时阶层社会已经出现,人们的身份等级不仅体现在墓葬形制、大小以及随葬品的优劣上,也同时体现在人们所享用食物的营养状况上。冶金术研究梅建军
就现有的考古证据而言,西北地区发现的早期铜器远盛于中原和北方,表明该地区在中国早期冶金发展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出土的齐家文化铜器中首次发现了砷铜,在河西走廊地区发现了早期冶金遗迹,在新疆小河墓地发现了迄今中国所知年代最早的纯锡器和金银器。这些都是全新的重要研究成果。根据已有的研究,与欧亚草原早期青铜文化的密切联系,应是西北地区早期铜器兴盛背后的关键因素之一;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则是基于西北本地社会文化需求的区域技术创新,它也构成了西北地区早期铜器兴盛的基础。
中国北方是另一个早期冶金术获得显著发展的重要地区,与西北地区的早期冶金存在密切的关系。有很多证据表明,北方地区与中原之间也存在文化联系与互动。因此,在中国早期冶金术的发展历程中,北方地区也属于区域互动中非常活跃的地区之一。
中原地区早期冶金术的发展是中华文明在中原崛起的技术和经济基础之一。青铜容器和组合范铸技术在二里头遗址的出现,构成了中原地区冶金术划时代发展的核心内容,也使中原地区成为当时中国的冶金技术中心。这种中心地位的形成,既吸收了来自西北和北方的技术因素,也有本地区技术演进的基础。中原、西北和北方地区之间文化互动的加强,是冶金术迅速传播并取得突破的基础和动因。
早期冶金技术演进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宗教和礼仪活动的不同,都可能影响并制约到早期冶金术的选择和发展。因此,关于早期冶金术的研究仅仅着眼于技术层面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综合性探讨。陶制品研究罗宏杰
在这个时期黄河流域的先民制作一般陶器的原料属于易熔粘土,有可能是利用了河流沉积土;而白陶、印纹硬陶、原始瓷的原料属于瓷石类型,在部分陶器原料中加入草木灰、高岭石、石灰石等,这为后世陶瓷的生产奠定了物质基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斗笠状白陶表面使用朱砂涂红,这是先民最早使用汞元素的一种见证;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城内和城外的先民在制陶原料方面存在差异,这证明当时可能存在“内外差别”或
“城乡差别”;河南洛阳南洼遗址出土的作为高级别礼器的白陶并非来自二里头遗址,这两个遗址出土的白陶应该有各自的制陶场所。
尽管这一历史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一般陶器的烧成技术没有明显改变,但长江下游地区的窑炉技术却在不断提高;先民已经有了改变烧制气氛的意识;由于高温技术和原料的突破,自1800BC以来南方和北方都出现了原始瓷。
自仰韶文化中期陶器生产很可能已经半专业化;龙山时代快轮制陶术的出现,标志着陶器专业化生产的发展;二里头文化时期由于铜器逐渐成为社会上层最重要的礼器,制陶工艺总体上出现了衰退的迹象。
部分遗址陶器的化学组成分析结果表明,豫西地区的仰韶文化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之间存在交流,二里头文化中存在某种南方地区文化的因素,上海广富林文化的来源是多样的,这些都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南北方不同地区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生产工具研究王小庆
黄河流域到仰韶文化晚期,各个地区生产工具的地域性特征还较为明显,自仰韶文化晚期开始,纺轮的型式开始多样化,进入相当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以后,纺轮数量也有了明显的增加。到龙山文化时期,蚌质生产工具的数量较此前有较大的增加。在黄河上游地区,青铜的小件生产工具开始出现。同时各地区生产工具的形制逐渐趋于标准化和规范化。通过对山东地区多个遗址出土石器的测量分析,发现从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时期,不同种类的石器制作存在专业化和非专业化的差异。到了岳石文化时期,普遍存在石器制作的专业化生产,尤其是石刀、纺轮等农业工具和纺织工具专业化程度较高。
这些专业化生产程度的变化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阶层分化和文明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普遍存在自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斧、锄类土地整备工具在生产工具总体中所占的比例下降,刀、镰类收获工具的数量大增这种现象。而这种变化在黄河上游地区表现的不是十分明显。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这种变化反映出当时人具备了一定的农业生产知识后,在农业生产的各个技术环节中投入劳动量的改变。即从龙山时代开始,人们在土地开垦和耕地的整备等环节上投入的劳动量较此前减少,而在田间管理和收获等环节投入的劳动量较此前有大量增加。这是农业经济水平显著提高的一个反映,它为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文明的出现和早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玉器研究邓聪
首次确立了红山文化存在三个不同的生产玉器毛坯体系。即1)由原砾石制作个体玉器;2)由对向片切割生产大型玉片;3)由砂绳切割生产玉片。西拉沐伦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玉器中,存在特殊的先钻孔、后砂绳切片的技术,这是红山文化中独特的玉器工艺技术。红山文化玉器中箍形器的制作过程,存在背向砂绳切割痕迹。学术界过去一直以为龙山文化时期是片切割生产玉料的开端。此次在红山文化中首次发现的片切割生产大型玉片技术,在中国玉器技术史上有着重大意义。
在距今4600年前左右,山东龙山文化玉器片切割开片技术异军突起,片切割彻底取代线切割在玉器开料上的地位,三代玉器开料技术主要是承袭了龙山文化的传统。
史前玉器在形制与功能上,都已具备三代玉礼器或玉礼器的雏形,史前玉器与礼的起源是一脉相承的关系。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绝非配角,我们在红山文化玉器制作技术的研究中找到了确凿的证据。冶炼遗址研究李延祥
在中原地区的重要铜产地中条山周围,发现多处出土矿石、炉渣、木炭等冶铜遗物的遗址,其年代分别属于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早期。上述遗址的炉渣皆系使用矿石炼铜的冶炼渣,冶炼的产物是红铜,不是铸造青铜器的熔铜渣。另外,在这些遗址中也没有发现陶范、石范等遗物。
在辽西地区的两处遗址中发现炼铜炉壁,碳十四年代测定的10余个数据均集中在距今4500~4300年,显示这些炼铜遗物可能属于小河沿文化或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在内蒙古赤峰地区也发现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矿冶遗存,对该遗址出土的矿石和炉渣的初步检测结果表明,当时冶炼的是含少量锡的砷铜。
在西北地区的河西走廊,发现10处属于齐家文化或四坝文化的古代冶金遗址。对部分遗址的初步检测显示其年代范围可早至距今4000年前,在这些遗址发现冶炼红铜、砷铜和锡青铜的炉渣。上述遗址的冶金遗存集中而丰富,显示出当时的冶金业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和较高的水准。
此次研究初步揭示了早期矿冶遗址的分布规律,显示了从矿山、冶炼遗址到铸铜遗址的产业链,以及由多条产业链形成的冶金生产网络。盐业研究李水城
位于三峡境内的中坝遗址埋藏数量巨大的制盐陶器,发现有作坊、蓄卤池、浓缩池、盐灶等遗迹,证实这是一处典型的制盐遗址。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当地采用花边口尖锥底器制盐,产业规模有限;商代改用小型羊角尖底杯制盐,产业规模扩大。上述制盐工艺的阶段性变化是中坝制盐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和生产组织强化的具体表现。对三峡地下卤水和中坝制盐陶器残留物的科学检测证实:1)该遗址文化堆积特征与世界各地的制盐遗址相同;2)三峡地区的地下卤水化学成分与中坝遗址制盐设施的土样成分类似;3)中坝制盐陶器残留物的矿物成分与云阳现代盐厂生石灰废料场残留物一致;4)中坝制盐陶器表面Na和Cl浓度较高,由内向外形成清晰的梯度,显示其与熬盐有关。此外,从景观环境的角度研究表明,中坝制盐工艺的变化与过度开采山林资源,最终导致当地植被系统破坏,燃料匮乏有关。植物考古学和石器研究证实,中坝遗址缺乏农业证据,进一步印证了这处特殊产业遗留的性质。
晋南河东盐池是中原地区自古以来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相传尧舜时即已开发。由于河东盐池依赖自然风力日晒产盐,很难留下考古证据。近年来,有学者通过对夏县东下冯遗址的考察和样品分析,提出它很可能是夏代在晋南建立的一个以获取重要铜、盐资源的军事据点,但尚有待样品检测分析结果的验证。此外,也有学者通过对芮城清凉寺墓地的研究,提出这处墓地的主人很可能是控制晋南盐产品向南输出贸易通道的一个特殊群体,这一推论非常具有建设性。总之,在史前社会晚期此地就作为盐业贸易的集散地和交通要道,到了二里头文化和早商时期,中原王朝进一步强化了对晋南重要资源的控制和使用。上述现象充分说明了特殊资源的攫取与控制在早期社会复杂化和文明起源的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技术与经济发展状况和中华文明形成的关系袁靖
综合以上各个子课题的研究结果,我们提出以下几点认识:
一、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西辽河、黄河及长江流域的技术状况出现了相当明显的进步。技术进步首先表现在出现了多品种农作物种植技术,这些技术可以有效地使用可耕种土地,提高有限区域内的农业生产总量,而且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轻各种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其次是出现多种家畜饲养技术,这些技术提高了人们比较稳定地获取由多种家养动物组成的肉食资源的能力,帮助人们获得除肉食以外的奶等副产品。其三是出现冶金技术,开始制作铜器,而在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出现的青铜礼器由合范制作而成,这是冶金术的划时代进步。其四是陶器制作工艺技术由泥条盘筑向快轮制作转变,开始具备控制烧制气氛的能力,能够制作多种特殊陶器和原始瓷,制陶开始专业化。其五是生产工具的形制由分别具有地区性特征逐渐趋于规范化,制作石器开始专业化。其六是玉器制作技术由线切割发展为片切割,提高了制作玉器的效率。其七是采矿技术和制盐技术逐步成熟,出现对重要资源进行专门开发的迹象。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为人口增长、社会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手工业技术的进步则促进了各种生产领域的专业化,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各个地区的技术进步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复杂化、文明化进程。
二、技术的进步为社会等级化的形成提供了物质保证。由于饲养技术的发展,提高了牛和羊的繁殖数量。使牛和羊除食用外,还可以作为祭祀活动中的祭品,牛和羊逐步成为高等级人物进行祭祀的专有用品,这是后来商周时期王和贵族实行“太牢”和“少牢”祭祀制度的雏形。青铜礼器、属于酒器的特殊陶器、牙璋等作为仪仗用的玉器等等都具有特殊的含义,这与当时政治或军事的权威及权力相关。这些器物的发现,说明当时的社会开始出现等级化现象。这里附带要强调的一点是西坡遗址的食性分析结果显示出规格较高的墓葬中死者的营养级要高于一般墓葬中的死者,这是两者所食用的食物种类不同造成的,也与社会出现等级化相关。饲养业和手工业技术的发展,从多种物质形态上为确立整个社会的等级制度奠定了基础。
三、技术的进步促进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文化交流。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各个地区生产具有地域性特征的产品,促进了地区之间文化交流的发展。包括古DNA测试在内的研究表明,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原产于西亚地区的小麦、绵羊、黄牛等均已跨过中国西北及北部地区,进入黄河中游地区。另外,在西北和内蒙古地区都发现家马存在的证据,说明家马可能也是从中国境外传入的动物。冶金术研究、陶器成分分析证实,当时几个地区之间存在文化交流的现象。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玉器制作技术传播到黄河下游地区的山东龙山文化,而后又传播到黄河中游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在多个地区都能够看到由于技术进步而带来的文化交流现象,但是相比之下,中原地区是各种文化交流最为集中的地区,这对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四、北方地区的经济状况比南方地区发达。从北方地区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农作物种类看,包括粟、黍、稻谷、大豆和小麦。而从南方地区考古遗址出土的农作物种类看,只见稻谷。可见北方地区的农作物种类明显比南方地区丰富。从家畜种类看,北方地区包括狗、猪、牛和羊。而南方地区只见狗和猪。相比之下,不但北方地区的家养动物种类比南方地区丰富,而且在数量上也明显占据多数。迄今为止的冶金遗物集中出土于北方地区。所以,从整个经济状况看,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地区明显要比以长江流域为主的南方地区发达。这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独特现象,与夏商周三代均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建国存在必然联系。
五、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外的各个地区的经济形态随着时间推进逐步衰退或转型。西辽河流域的农业经济一直属于比较单一的农作物种植制度,到夏家店下层以后,出现明显的衰退。黄河上游地区的农业经济自齐家文化晚期开始,逐步转为游牧型经济。长江流域的农作物种植一直是单一品种,而家畜饲养长期没有发展起来,尽管在良渚文化时期养猪业有过一个快速发展阶段,但是在随后的马桥文化中又明显地出现衰退的迹象。参考对古代自然环境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到这些地区经济形态的变化和当时自然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联系。我们现在还不能明确认定是自然环境的恶化或突发的自然灾害导致了这些地区原有经济形态的衰退或转型,但是从这些地区均种植比较单一或完全单一的农作物种类看,他们很可能承受不住当时自然环境变化的压力,进而影响到整个文化的发展进程。总而言之,自公元前1800年以来,上述这些地区的经济形态都没有在保持原来状态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趋势,而唯独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形态呈现出持续发展的态势。
六、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与中华文明演进的关系十分密切。自龙山文化时期开始,中原地区出现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和多种饲养家畜的方式,这些不但为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也保证了中原地区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轻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在中原地区多个遗址中发现砷铜和青铜器,出现合范技术,尤其是到了二里头时期,出现一定数量的青铜礼器,这是中国青铜文明的最核心的标志。各种陶礼器的制作技术也相当成熟,出现原始瓷。生产工具中用于收获的石器占据较大比例,石器制作规整化。玉器制作技法有了明显提高。可见其手工业生产也出现了划时代的进步。同时还发现了冶炼遗址,并出现与盐业相关的遗存。这些都意味着中原地区在控制资源方面考虑得当。从整体上看,中原地区在农业、手工业及资源配置方面都处于强势地位。依据中原地区整个经济形态的强势及文明起源于中原地区的事实,我们可以推测中原地区的技术与经济形态对文明的起源及演进起到了很强的促进作用。当然,这并不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唯一因素,但绝对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原文发表于《中国文物报》2009年8月4日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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