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宫城区域考古收获初步综理

摘要:著名的二里头遗址“1号大墓”,一直以来被当作研究二里头国家“金字塔”式社会结构的重要资料。2002年的再发掘以及相关比较分析表明,该遗存并非墓葬,而应是带有夯土井坑的水井。类似遗存多见于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郑州商城,而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晚期所见,应是此类水井遗存中最早的。该遗存定性上的种种问题,都可以从对原始材料的分析梳理中窥知。
关键词:二里头;大型墓葬;夯土井;学术史
作为探索夏商文化及其分界乃至中国早期文明史的关键性遗址,偃师二里头都邑的考古发现一直令人瞩目。其中的一项重要发现,尤其让人耳熟能详。那就是在该遗址已发掘的400多座二里头文化墓葬中仅有的一座“大墓”,称其为二里头国家社会结构金字塔的塔尖也不为过。
该“墓”发现于1978年秋对二号宫殿基址的发掘中,最早见于发掘简报[1],编号为M1,学界习称“1号大墓”。《简报》的结语部分如此评述道:“二号宫殿遗址北部有一与之同时的大墓。规模与殷墟妇好墓相当,这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大墓。它在整个建筑中所处的地位,它们之间有无主从关系,二号宫殿遗址是否属宗庙之类的建筑,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简报》对其性质的论断,基本上为学界日后的讨论研究所沿用。较早对二里头文化墓葬进行系统梳理的论文,都将该“墓”作为唯一的大型墓加以讨论。[2]下述对“1号大墓”及其所处的2号基址(习称“二号宫殿”)的评述具有典型性:
“大型长方竖穴墓,从墓室占地面积庞大的现象看,其非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贵族墓或王者墓莫属。这种墓形,奠定了二里岗商文化时期贵族墓发展的基础,对进一步探索殷商时期陵墓制度的渊源尚具有特别的意义”[3]。
“大墓坐落在二号宫殿的中线的位置上,这不仅表明大墓与殿基是一组完整的建筑体系,而且还表明大墓在这组建筑中居于首要的地位……宫殿基址还是围绕大墓而修建的,殿址从属于大墓……在如此显贵的统治者的墓葬之前,营建如此规模的宫殿并被用于对死者的祭祀,这表明,二号宫殿绝不是一般的祭祀性建筑,而应是王室宗庙建筑”[4]。
“根据它埋葬的特殊位置和墓坑的规模,足以把墓主人看成是一位国王。同时也说明二号建筑乃是专为奉祭先王而设的宗庙,与一号宫殿的性质不同”[5]。
而就目前的认识而言,这处遗迹并非“大墓”;如是,则二里头国家社会结构的金字塔塔尖也就不存在了。回顾发现与探索历程,围绕这座“大墓”的学案,发人深省。
一 还是回到对相关原始材料的分析。
关于“1号大墓”的报道,《简报》中的叙述仅数百字,没有发表平剖面图和图版。后来出版的正式发掘报告[6],对其编号为“VD2M1”,介绍此遗迹的字数和内容与《简报》基本相同,仅多发表了一张平面图。按照学术惯例,如此重要的一座“墓葬”,没有发表剖面图及图版,应当说是不合常理的。另一例外之处,是该“墓”并未被放入《报告》“墓葬”一节,而是作为2号基址的组成部分加以介绍的。图片 1图1
《报告》中的“1号大墓”平面图
《简报》和《报告》都强调“墓的南北中轴线与南面门道的中轴线相应,北面的大墓与南面的塾房在一直线上”。这一方位与定性推断在《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的“图十四
二里头遗址二号宫殿基址图”[7]上得到了强化。图片 2图2
《简本》中“大墓”与门塾的连线示意
对比《简报》,还会发现正式《报告》比前者又少了一项内容。《简报》在述及该“墓”的出土物时,曾交代“(打破该‘墓’的)汉墓墓道东壁内深2.5米处出一陶龙头,龙头上有朱砂或硃漆”。这一描述方式,交代了出土物与晚期遗迹的相对位置而没有提及在早期遗迹中的位置。这件龙头,后来经常被学者引用,作为“1号大墓”规格之高,甚至相当于王墓的证据之一。《报告》编写者最终剔出了这件器物,想必是有原因的。最易使人联想到的,是它很可能属于汉墓墓道内的出土物,而与此“墓”完全没有关系。
《简报》确认M1“被盗”,为“随葬品”的贫乏提供了极好的解释理由。而“在盗洞发现少量朱砂和漆皮及蚌饰片”,后来则被引申为“底铺朱砂”[8]、“残存漆木棺”[9],进一步强化了这处遗迹属于“大墓”的叙事。

最早对该遗迹表现出存疑态度的,应该是日本京都大学的冈村秀典教授。他在2003年出版的《夏王朝——王權誕生の考古學》一书[10]“墓葬的阶层性”一节里写道:“可以被认定为王墓的大型墓尚未发现”,此外只字不提“1号大墓”。插图“二号宫殿址”中,所有遗迹也只有线条而不加文字。在无法肯定也没有条件否定的情况下,能有如此平实的思考和表述,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杜金鹏大概是最早对该遗迹为墓葬说持否定态度的学者。他在2005年发表的论文[11]中,专辟“‘大墓’的年代与性质”一节加以分析:
“在二里头二号宫殿主殿后面,有一个竖穴式深坑,编号M1……细检有关资料,笔者认为‘墓葬说’值得怀疑,理由如下:
“一,所谓‘墓室’的面积,比二里头遗址通常所见中型墓葬之墓室面积要小,不适合放置棺木。据报道:‘墓室’长1.85、宽1.3,通深6.1米。根据二里头遗址历年发掘资料,凡是出土铜器、玉器的中型墓葬的墓室,长度一般在2米以上,不少小型墓葬也达到1.8米,中型墓葬的墓室深度一般为1.5米以内。二号宫殿的这座‘大墓’的墓室长度作为中型墓葬尚嫌短狭,与大型墓葬更当有些差距。
“二,在二里头遗址,无论是小型墓还是中型墓,其方向以南北向占绝大多数,东西向墓葬只是极少数。二号宫殿的这座’大墓’为东西向,与二里头常见墓葬的方向不同。它的深度又异乎寻常达到6米以上,也与正常墓葬的可能深度不相称。
“三,‘大墓’的二层台为生土,不是椁室外囤积的填土,而只是防止土壁坍塌的措施;二层台高度不一,西高东低。《D2简报》、《报告》说:墓室深度为中部1.2、西部1.7、东部0.95米,相差较大,与一般墓葬周圈二层台高度相仿,以便承托椁盖的情形不同,再次表明这只是收缩坑穴以防坍塌之措施。
“四,’在墓室底部出土有少量烧过的骨头渣’,当时未作科学鉴定,不排除是祭祀时牺牲品。填土中发现盛在漆匣中的狗,在坑口出土卜骨一块,这类遗存墓葬中虽可存在,但祭祀坑中同样具有这类遗存。
“总之,所谓的’大墓’并非墓葬,至少不是正常墓葬。”
除了杜金鹏先生指出的几点外,从《简报》和《报告》对“1号大墓”的介绍中还可以看出一些问题。
阴暗狭窄的位置:在高大的中心殿堂后,“北距北墙0.9、南距中心殿堂台基1.5米”。北面几乎紧贴夯土高墙的墙根,南面约2米就是中心殿堂的廊柱。
倾斜的“二层台”:《报告》说“呈斜坡状。从墓口至二层台深度,西边为4.35米,东边5.1米”。墓口长约5.3米,由于有收分,“二层台”的长度已不足5米。在不足5米的距离内,“二层台”的落差居然在0.75米,这样的斜度,在墓葬考古中应是没有第二例的。
早期大盗洞:《报告》说“墓中间有一个早期的大盗洞,盗洞直达墓底,未见随葬品及人骨”。“早期”一词,颇值得玩味。“早”到何时?应当理解为其中没有发现晚期遗物,也即没有晚于二里头时期的遗物出土,那就可以理解为与“墓”大体同时吧?但如仅是工序上晚于“墓”内所填夯土,那还能叫盗洞吗?“墓”内“未见随葬品及人骨”,那还能叫“墓”吗?
关于“1号大墓”的性质, 杜金鹏提出了两种推测[12]:
“其一,这是建造主殿前夕或者宫殿建成之初,举行一次大型祭祀活动之遗留。具体说,一种可能性是’奠基祭祀’类遗存。
“其二,是特殊墓葬,或许与本宫殿的性质密切相关……实际上,’特殊墓葬’的可能性不大。
“无论’大墓’的性质如何,有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大殿后面狭小、阴暗、本应为僻静之处的地方,却是个人们频繁活动的场所……因此,’大墓’所在的主殿后面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神圣的场所。在这里举行的祭祀活动,当非止一次。
“要之,笔者认为二里头遗址二号宫殿后面的M1,并非墓葬,而应是祭祀坑。”
“1号大墓”的种种疑团,有待破解。 三
自2001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的工作重点一直是二里头遗址中心区,在2号基址所在的宫殿区东部,确认了二里头文化早期大型建筑群及具有明确中轴线的晚期大型建筑群的存在。在田野考古工作中,我们往往尽可能利用晚期遗迹的剖面来了解早期遗存的情况;同时,既有资料显现出的“1号大墓”的种种疑点,也使我们希冀通过再发掘确认该遗迹的性质。2002年春季,我们对已回填的“1号大墓”进行了再发掘,新编号为2002VH463。[13]
至此,围绕相关问题的若干疑点,开始明晰起来。
首先是《简报》、《报告》所述“二层台西高东低,呈斜坡状”,概因此遗迹挖建于属二里头文化二期的一条大灰沟的西坡上,在20多平方米的遗迹范围内,沟内疏松的黑灰土被悉数挖净,直至倾斜不平的沟底,然后取优质的黄褐土充填夯实。所谓斜坡状的“二层台”,其实就是沟底松软的灰土与致密的生土间的分界线。
另外,《报告》明言“二层台以下至墓室底部的深度,中部为1.2米,西部为1.7米,东部为0.95米”。其实1978年发掘当时地下水位颇高,“二层台”以下的部分应均在水面以下,三个数据构成的倾斜的“墓室底部”,应是根据钻探结果的推测。2002年春季再发掘时水位偏低,我们将“墓室”发掘至距“二层台”1.9米深时,因遇地下水而停止下做。而后“向下钻探2.5米仍不见底”,因此,此遗迹的“实际深度可达9米以上”[14],而非《报告》所述“从墓口至墓底深6.1米”。“二层台”以下1米左右即达“墓底”的肯定性叙述,使得人们无法怀疑“1号大墓”的性质。
2002年当年,我们在二号宫殿基址北墙外还新发现了一处类似的遗迹H111-112(发掘中将同一遗迹的不同部分分别编号),坑口南北长4.48、东西宽3.53米,整个坑底呈由西北向东南倾斜的趋势,深3.64-3.9米,下凹处均为挖净灰坑软土所致。坑内以夯土填实,中有竖穴。夯土坑底面(相当于“1号大墓”的“二层台”)以下的竖穴(相当于“1号大墓”的“墓室”)深4米多,长方形坑壁上有脚窝。距原坑口深8.18米处到底。[15]在上述两处相同的遗迹中,倾斜的“二层台”以下,“墓室”深度均达4米以上,且发现常见于水井、窖穴等较深遗迹的脚窝,这就彻底否定了它们为墓葬的可能,也没有证据表明其与祭祀行为直接相关。图片 3图片 4图3
二里头遗址带夯土井坑的水井1. 2002VH463(“1号大墓”);2.2002VH111-112 四
既然不是墓葬,那这类遗迹是什么?
目前二里头遗址已发掘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水井,均为长方形,长度多在2米以内,深7-10余米不等;井壁上有脚窝,是其重要特征。[16]“1号大墓”中的“盗洞”(井坑上部因塌方常近不规则圆形)或“墓室”,以及H111-112中的H111的部分,与上述水井的特征正相符合。
那么,两处遗迹上部较大的长方形夯土坑又做何解释呢?我们将视野移至同处中原腹地、年代上较其稍晚的二里岗文化的同类遗存。
郑州商城东北部和东部夯土宫室建筑基址集中的区域,曾发现过若干制作考究的水井,这类井比一般只有井筒的井多出了一个外缘的井坑。
郑州东里路河南中医学院家属院二里冈下层时期水井91ZSC8IIH104“平面形状为圆形,井壁以外有一个近方形的井坑,井坑东西长7.20、南北宽6.65、深5米”[17]。“由于这一带的地层堆积是上部为约3-4米的风积沙层或冲积沙层,挖的井壁容易倒塌,所以在挖井前先在拟挖筑水井的地方,挖出一个……近方形平底坑……并在坑内填土夯实。然后再在这个H105的口部中间向下挖出口径2.7、底径4.4、深8.6米的口部略大于底部(应为口部小于底部——引者注)的圆竖井形井体。这样就避免了井壁上部因为沙层而出现倒塌的现象”[18]。水利部十一工程局郑州办事处地点二里岗上层时期“一个商代夯土基址的北侧发现一眼圆角长方形水井……该井的外侧也发现一个直径10米左右的圆形夯土坑,坑内填土……经过夯打……质地坚硬”[19]。
此外,郑州丝钉厂商代夯土建筑基址的东南侧,“发掘出1眼夯土井,水井年代为二里岗上层一期”[20]。东城墙内侧的郑州医疗器械厂西院内,在夯土建筑基址区“发现大型商代水井,由夯土井坑、井台和井筒组成,深约7.75米”[21]。
要之,这类水井“为了避免流沙使井壁塌陷,又都在井外先挖好井坑,后下挖井筒,这种工艺结构在别处是不多见的,由此可以证明,位于宫殿建筑附近的水井应与宫殿区供水有密切的关系”[22]。
郑州小双桥遗址中心区大型夯土建筑基址HJ1的北侧,也发现一座水井98ZXIVJ1,时代为白家庄期即二里岗文化末期。井坑口部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最长8.5米、南北最宽7.5米,填土为五花夯土。中间为井筒,井通深至少在15米以上。“从建筑工序看,为先挖出一个面积较大的近长方形坑,该坑口大底小,深度较井底要浅,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井壁以外的黄沙土遇水塌陷,坑挖成后,逐层填土夯打将坑填平,这就是我们看到的J1内的夯土;然后在坑内夯土中间再挖出真正的圆形井坑,深度直至水位线以下……这就是J1中间的H137”[23]。
显然,井坑填土经过夯实处理。一个井口面积数平方米的水井需要先挖数十平方米大小的近方形坑来加固井壁,如果井坑内填土的硬度不如其外的土,那井坑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现在,我们把上述郑州商城和小双桥遗址水井的井坑与二里头遗址“1号大墓”的外框、H111-112的井坑H112相比照,而把这些水井的井筒与二里头遗址“1号大墓”直达“墓底”的“早期大盗洞”和H111-112的井筒H111相比照,就不难发现,它们应属同类遗存。“1号大墓”,是否就是先挖一个20多平方米的方坑去除虚土,然后取实土夯筑,再在夯土上挖出井穴以免塌方?
这是否也就推出了二里头都邑的另一个“之最”: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带有夯土井坑的水井?我们在《二里头(1999-2006)》报告中给出了推断意见:“所谓的长方形墓坑及墓内‘皆经过夯打’的填土,应为挖建水井之前为防止井壁坍塌而挖建、夯打的基础坑,所谓的盗洞,应为水井之井筒”[24]。图片 5图片 6图4
二里岗文化带夯土井坑的水井1.郑州河南中医学院家属院91ZSC8IIHH104-105;2.郑州小双桥遗址98ZXIVJ1
回头再看上引杜金鹏先生对该遗迹的分析,是否也符合水井的特征:
“大殿后面狭小、阴暗、本应为僻静之处的地方,却是个人们频繁活动的场所。”
“《报告》称:‘在主体殿堂建筑的四周,普遍发现有路土,以主体殿堂基址的北面的路土最厚,4厘米-5厘米,质地较坚实,起厚片,非一时形成。在M1附近路土层的底部十分平整,并铺着整齐的石板,应为当时的地面。’”(井台多铺石板防滑耐踩)
“因此,‘大墓’所在的主殿后面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神圣的场所。在这里举行的祭祀活动,当非止一次。”(为祭祀等活动而屡屡取水)
鉴于二里头文化唯一的一座“大墓”并不存在,故我们在《二里头(1999-2006)》考古报告的墓葬分类中,放弃了以往习见的中型墓、小型墓的称谓,而改为1、2、3级的分类语汇。
在考古发掘和记录手段不断趋向精细化、学科处于转型中的今天,关于二里头遗址“1号大墓”学案的意义,也就不仅限于重温学术史的层面了。对遗迹功用的推断,既取决于原始材料给出的信息,也受限于包括当下在内的每个“当时”的学术认知。对其中原委底蕴的梳理,相信会有裨于未来的探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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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围绕探索二里头遗址[1]宫殿区的结构布局这一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在宫殿区进行了大面积的钻探和发掘,发现宫殿区外围存在有纵横交错的大道,早期大道上面建有宫城城墙,宫殿区内存在有多组具有共同中轴线的大型建筑基址群。[2]这些重要发现,对于研究中国早期都城制度的起源与发展、二里头遗址的布局与内涵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利用历年的发掘资料,对宫城区域的考古收获作初步综理,并谈些粗浅认识。
在此,需要先对本文所使用的“宫城区域”一词作些说明。如发掘材料所揭示的那样[3]:宫城城墙始建于三期并延用到四期,大型夯土基址也是在三、四期时才集中于其中;直接打破、叠压宫城城墙和二号宫殿、四号基址主殿、七号、八号基址的最早的遗迹和地层属二里冈上层文化。因此,“如将宫城定义为围以垣墙的宫室建筑集中区的话”,真正意义上的宫城应是指三、四期时的城墙及其所围起的区域,其他时期是不存在宫城这一遗迹的。为便于表述,本文在涉及其他各期时,使用“宫城区域”一词来指代这一区域,此时,“宫城”仅是个地理名词,不具有一般所理解的涵义。
根据过去多年的考古工作,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大势:遗址中心区位于遗址的东南部至中部一带,包括宫殿区、铸铜作坊区、祭祀活动区和若干贵族聚居区;遗址一般活动区位于遗址西部和北部区域,包括小型地面式和半地穴式房基及随葬品以陶器为主的小型墓葬;陶窑和与制作骨器相关的遗存在遗址上分布较为分散。[4]
正如《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一文所描述的那样,二里头遗址布局大势是有“历时性变化”的,也即是逐渐演变形成的。我们以大型夯土基址,以及宫城范围内的墓葬和各类生活遗迹为例,来大致勾画二里头遗址宫城区域布局的形成过程。

1999年,适值徐旭生先生等踏查二里头遗址40周年。从这年秋季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将解决遗址的聚落形态问题作为其后一段时期里二里头遗址田野工作的重点。通过四年多的系统踏查、钻探与重点发掘,并结合以往的田野工作成果,我们对遗址的规模、结构、布局及所处环境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下面就勘查工作的基本收获谈谈我们的初步认识。

一、二里头文化第一期

整个遗址目前只发现有墓葬和灰坑两类遗迹。
墓葬仅发现有6座,其中有4座位于后来的宫城范围内:有3座集中于1959年~1960年发掘的Ⅱ·Ⅴ区[5],1座位于位于一号宫殿北面。Ⅱ·ⅤM54、Ⅱ·ⅤM57属乙类墓[6],余为丙类墓。
发现灰坑41座[7],灰沟1条。《偃师二里头》报告给出具体编号的有30座,其中13座灰坑位于宫城区域:有3座位于一号宫殿北面,10座集中于Ⅱ·Ⅴ区。
《报告》介绍了遗址中出土的铜器、绿松石器、“宗教信仰遗物”和特殊花纹陶片等稀有的高层次遗物的情况,其中Ⅱ·Ⅴ区的地层和灰坑中发现了1件铜刀(遗址总共发现2件铜器)、1件绿松石珠、4件卜骨,10片刻有在商代铜器上常见的回形纹、云雷纹、圆点重菱纹、云纹和螺旋纹等纹饰的陶片。以上各类遗物的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占遗址上所发现的该类遗物总数的比例很高。宫城地区可能已经成为遗址中心区的重要部分。

一、遗址的范围、现存状况与微环境
自1959年二里头遗址的调查材料首次公布以来,有关遗址规模与面积的说法不一,由1.5平方公里至9平方公里不等
,遗址现存状况及其成因也不甚清楚。1999年秋至2000年春,我们首先对整个遗址上各种现代建筑物的占地情况进行系统摸底,做了全面测绘,并在此基础上,首次对遗址边缘地区及其外围进行了系统钻探。2000年秋,我们在遗址的东缘进行了重点发掘
。上述田野工作的收获可大致归纳如下。遗址的分布范围和现存规模
钻探与勘察结果表明,现存遗址范围北至洛河滩(北纬34°42′23″),东缘大致在圪垱头村东一线(东经112°41′55″),南到四角楼村南(北纬34°41′10″),西抵北许村(东经112°40′16″)。
遗址略呈西北-东南向,东西最长约2400米,南北最宽约1900米,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需要说明的是,现洛河北岸的古城村西发现有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物,但与现遗址北缘有600余米宽的洛河河滩相隔,钻探中也未发现连片的文化堆积,其是否属二里头遗址的分布范围已不得而知
。在约300万平方米的现遗址范围内,二里头、圪垱头和四角楼诸行政村现代建筑的压占面积近100万平方米遗址现存状况及其成因
由钻探可知,遗址的北部及东北部边缘以外的堆积以黄沙土或沙土夹黄褐、红褐色粘土为主,地势逐渐降低,系改道后的洛河泛滥冲刷区,遗址在这一带遭严重破坏,其北部的原始边缘已无法廓清。
遗址东缘外也分布着大范围的淤土、淤沙层,地势渐低。2000年秋,我们在这一带进行了发掘,得知前述淤土、淤沙层系清代及其以后现洛河泛滥所致。外围淤积区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文化堆积之间,尚有10余米以上的生土地带。因此,现存二里头遗址的东缘应属遗址的原始边缘,而非晚期破坏所致。
遗址东南边缘以外的堆积以红褐或黄褐色粘土淤积层为主,这一带现仍有高差在2~3米的断崖,虽受到一定程度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但遗址原边缘应距现存断崖不远,当时即为临古伊洛河
的高地。
遗址南部至西南部边缘以外的堆积以红粘土及灰褐淤泥为主,这一带系伊洛河故道河床内及近旁的低洼沼泽区,上述灰褐淤泥应即长期静态积水浸泡所致。此处河道的摆动对遗址有一定的破坏,但遗址临河的南部边缘应大体在这一线。遗址西南缘向北大面积收缩,其外即为灰褐色淤泥堆积,这与洛阳矬李、皂角树遗址的发现
相同,二里头遗址西南缘应临古伊洛河旁的牛轭湖。
遗址西部和西北部一线,文化堆积以外即为生土,局部为晚期遗存所扰,这一带应大体为遗址的原始边缘。西缘较其外的地域无明显高差,与汉魏故城南郊一带古伊洛河北岸的条状微高地连为一体。
在西高东低的洛阳盆地中,海拔120米等高线分别位于遗址以西1公里余、以北2公里余、以南近4公里处
。而二里头遗址范围内的海拔高度大多为119~121米,形成凸起的台地,以东南部和东部最高,最高海拔达121.5米左右。遗址外围的海拔高度则为117~118米
。作为遗址边界的沟状堆积
钻探中在遗址东北部至东缘一带发现了1处沟状堆积,已知长度达500米左右,宽10米左右。由发掘得知,这一沟状堆积主要为二里头文化早期取土所致,至晚期尤其是二里头文化四期时成为垃圾集中倾倒处。因其间有多处中断,可初步排除其作为防御性壕沟存在的可能,但它作为二里头文化时期文化堆积和其外生土的分界线,应具有区划的作用,是二里头遗址的东部边界。
考虑到大沟内土的容积,非一般聚落建房用土所能消化,因此不排除用于宫殿类大型夯土建筑取土,或大型制陶作坊采取原料土的可能,而这一取土沟附近尚未发现这类需大量用土的遗迹。由钻探结果可知,这一沟状堆积与距其最近的夯土房址集中分布区之间,尚有宽约100余米的堆积较薄的地带。因此,可以认为这一取土沟是经过有意规划而非随意挖成的。

二、二里头文化第二期

在遗址的中部修建四条纵横交错的道路。道路略呈井字形,宽度为12~15米,最宽处达20米,走向与一、二号宫殿基址的方向基本一致。路土层均较薄,路土踩踏面坚实致密,可见是长期使用形成。[8]
在大道围成的空间的中部发现有东西并列的两座大型夯土基址:三号基址、五号基址,它们之间的通道下埋设有建筑考究的木结构排水暗渠。其中三号基址系一座长逾150米,宽在50米左右的大型多院落建筑基址,其院内排列着成组的中型墓葬。已在五号基址东缘发现有大型柱础和墙槽遗迹[9]。1985年也在第五区发现大面积的夯土台基,位于一、二号宫殿基址之间,“最北面的一片,东西长在45米以上,南北宽在19米以上”[10],面积超过850平方米,平面形状不明。近年在一号宫殿基址以西、以南又分别发现了属于此期的夯土遗存,其范围已超出宫城区域,但平面形状等更详细的情况尚不清楚[11]。
已发现二期墓葬40座[12],《报告》给出具体编号的有32座。其中有10座在宫城区域。一号宫殿东南发现1座甲类墓ⅤM22,两座乙类墓ⅤM15、ⅤM23[13],均早于一号宫殿。这三座墓葬东西并列,相互间距接近,ⅤM22和ⅤM15的方向接近,可能事先经过规划,表达一定的观念。在三号基址中院和南院发现了成排的贵族墓葬,已清理了5座。这些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多铺朱砂、有棺痕,出有铜器、玉器、漆器、白陶器、原始瓷器、绿松石龙形器、穿孔齿状圆蚌饰和海贝等高规格的随葬品。这些墓葬开口于三号基址院内的路土之间,可以确认为三号基址使用时期的遗迹。这是首次在宫殿区内发现的随葬品丰富的贵族墓。[14]Ⅱ·
Ⅴ区有2座丁类墓,M53“尸骨不全,姿式异常,显然不是正常埋葬。”
发现2座窑址,1座位于第四区,1座被压在1号宫殿夯土台基下面。
发现4座灶址,2座位于第五区,具体位置不详。 发现1座水井,位于4号基址下。
发现房址7座,2座位于Ⅱ·Ⅴ区,是由南北两室组成的地上建筑。根据这组房址的突出特点,《报告》推测“它的建筑形式和用途,可能不同于一般的房屋。”
已发现灰坑75座。《报告》给出具体编号的有56座,有30座位于宫城范围内:一号宫殿大门南2座,西北1座,2座被压在1号宫殿夯土台基下面,二号宫殿西南下压6座,其余19座位于Ⅱ·Ⅴ区。
综合以上材料可以看到:1.在二期时,四条大道及其围成的空间内多个大型夯土基址和贵族墓葬的修建,凸显了宫城区域在遗址中的重要地位。2.在四条大道围成的空间即后来的宫城之内,夯土的范围不一定很大。历年在宫城内的发掘工作基本集中在一号宫殿及附近、二号宫殿及附近、Ⅱ·Ⅴ区。多数二里头文化三期的夯土建筑基址下没有更早的夯土建筑。对宫城内历年发掘资料的简单梳理有助于说明这一点:发掘面积达13400万平方米的1号宫殿下面,并没有发现二期的夯土,1959年~1960年在Ⅱ·Ⅴ区的发掘也不见夯土。相反地,却发现了较大范围的灰土,集中了大量灰坑,生活遗存丰富。除了上文所列举的以外,最近在宫城东北部也发现了大面积二期灰土[15]。
3.贵族墓葬和大型夯土基址并存一起的现象值得注意。从夯土基址的功用、墓葬的位置和随葬品丰富程度看,墓主人和夯土基址均具有较高的级别和地位;从各期贵族墓葬与大型夯土基址的位置关系看,其他各期尚未发现贵族墓葬与大型夯土基址并存一起的,这无疑是特有的现象是个特殊的现象,究竟反映了怎样的事实,值得思考。

二、遗址的布局大势
由上述钻探和发掘结果可知,遗址现存范围的东、南、西缘大体接近于原始边缘,惟其北缘还可能向北有一定的延伸,但不会超过古城村西,最大可能是位于现洛河河床内。鉴于此,遗址范围的地理中心点应在IX区南部,即现二里头村南、汉冢以西一带。重要遗存分布区均位于该地理中心点及其以东、以南的微高地,即遗址的东南部。
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可以根据已知的材料粗略地勾画出遗址的布局大势和总体结构。整个遗址可分为中心区和一般居住活动区两大部分。墓葬、陶窑等则在多处地点均有发现。遗址中心区
位于遗址的东南部至中部一带。由宫殿区、铸铜作坊区、祭祀活动区和若干贵族聚居区组成。1.宫殿区
面积不小于12万平方米,主要位于遗址东南部。外围有垂直相交的大道,晚期筑有宫城。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仅见于这一区域。2.贵族聚居区
位于遗址东部、东南部和中部,即宫城周围。中小型夯土建筑基址主要发现于这些区域。如20世纪70年代Ⅲ、V区普探中发现的30余处夯土基址
中的大部分,就较为集中地分布于宫城以东和东北一带,其面积一般在20~400平方米之间。在近年的钻探和发掘中,我们又在这一带发现了10余处中小型夯土基址。宫城以南、以西也均发现有夯土遗存。位于宫城西北的Ⅸ区也曾发现有面积逾200平方米的夯土建筑基址
。中型墓葬(一般有木质葬具、铺朱砂,随葬铜器、玉器、漆器、陶礼器及其他奢侈品等)的分布与上述夯土建筑基址的分布大体一致。其中宫城东北的Ⅲ区和以北的Ⅵ区,是中型墓葬最为集中的两个区域。3.铸铜作坊区
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
,位于遗址南部偏东,宫殿区之南200余米处。在作坊区南部发现壕沟遗迹1处,宽16米以上,深约3米,已知长度逾100米
。4.祭祀活动区
位于遗址中、东部,宫殿区北和西北一带。这一带集中分布着一些可能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和其他遗迹。主要包括圆形的地面建筑和长方形的半地穴建筑及附属于这些建筑的墓葬。目前已经掌握的范围东西连绵约二三百米
。一般居住活动区
位于遗址西部和北部区域(VII、VIII区西部,XI、XII、XIV、XV区及Ⅵ、Ⅸ区北部)。常见小型地面式和半地穴式房基及随葬品以陶器为主的小型墓葬。此前在遗址西部工作不多,情况不甚明瞭。1999年秋,我们对遗址西部的XI、XII、XIV、XV区进行了布网式铲探。总体上看,这一区域的文化堆积不甚丰厚,且遭晚期遗存破坏严重,属遗址中心区以外的一般性居住活动区域。其中,属XII区的二里头村西北一带的文化遗存相对较丰富,或为一集中居住区。墓葬与其他手工业遗迹
据已发表的材料,迄今为止在该遗址上已发掘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墓葬达400余座
。墓葬散见于遗址各处,一般与居住区无严格的区分。往往与早于或晚于它的二里头文化堆积相互打破叠压,说明墓地与居址随时间的推移可相互转换。同时,还常见墓葬分布于当时的居住区或日常活动区内,如路土之间、建筑的近旁、庭院内甚至房屋内的情况。迄今尚未发现集中分布而长期延用的墓地。
陶窑在遗址上分布较为分散,尚未发现成片的制陶窑址。与制作骨器相关的遗存(出有废骨料、骨器半成品和砺石的灰坑等)在多处地点都有发现,而以Ⅲ区和Ⅵ区的两个地点最为集中,其周围应有制骨作坊。
最近,我们在宫殿区南部,又发现了一处出有绿松石废料的灰坑,应与绿松石器制造作坊有关

我们试图搞清二里头遗址究竟是一个超大型聚落,抑或是一个由若干个聚落组成的大聚落群。从遗址西部的钻探情况看,虽其间有个别空白点,但文化堆积大体上连续分布;由以往的钻探与发掘结果,可知作为中心区的东部堆积更为丰厚,绝少中断。总体上看,目前还难以将整个遗址区分为若干相对独立的聚居点。

三、二里头文化第三期

四条大道继续使用,且在二期四条大道之上的内侧,修建了宫城城墙。也因此,三期以后的大道比二期时的变窄。宫城平面近似长方形,东墙方向174°(以宫殿基址正门方向为准),西墙方向174.5°,东北角呈直角,南墙与东墙延长线的夹角为87°。东、西墙的复原长度分别约为378米、359米,南、北墙的复原长度分别约为295米、292米,面积约10.8万平方米。墙体上部宽约2米,底部略宽,与偃师商城的宫城城墙宽度大体一致。城墙具体修建方法并不一致:东墙和北墙一般无基槽,平地起建,西墙和南墙的部分地段发现较浅的基槽;部分地段发现有夯筑墙体时所用夹板和固定木板的木柱遗痕。在宫城东墙上发现两处门道遗迹。同时,在宫城的西南修建了一号宫殿基址群,包括规模宏大的一号宫殿、七号基址、八号基址、九号基址,以及连接一号基址西南角至八号基址东北角的东西向的夯土隔墙Q2,其中七号基址、八号基址分别跨建于宫城南墙、西墙的建筑轴线上,与宫城城墙走向一致。在宫城东北部修建了二号宫殿基址群,包括二号宫殿、四号基址及其东庑。特别重要的是,七号基址和四号基址分别位于一号宫殿和二号宫殿的南大门的正前方,构成宫城内的两组有明确中轴线的大型建筑基址群[16]。宫城内的夯土遗存大为丰富,而且布局严整,有很强的规划性[17]。
发现5座陶窑,2座位于遗址西北的第九区,3座位于遗址南部的铸铜作坊一带。
发现4座灶,全部位于遗址南部的铸铜作坊一带。
发现12座房址,但全部在第三、第四区[18]。台基式房址ⅤF3“北距一号宫殿仅60多米”,平面为长方形,面积较大,东西长约14米,南北宽约7.3米。室内两层地面或经烈火烧烤,土质坚硬,或铺垫有料礓石粉末。下层地面的西端有8个烧灶,东部有1个烧灶。多个烧灶内含有较多的被烧过的兽骨和灰土、红烧土。从其以上特点来看,《报告》推测其“似非一般居址,或与一号宫殿有关”,是有道理的。
发现灰坑138座。宫城内仅在Ⅱ·Ⅴ区发现4座,其他地区不见。
三期的墓葬较多,65座有具体编号。在宫城内发现6座墓葬[19],其中5座位于一号宫殿上面,1座位于Ⅱ·Ⅴ区,全部为丁类墓。
ⅤM27位于一号宫殿庭院东南面,墓坑内有一具尸骨,死者下肢及手、足均被砍掉,下肢折叠成跪坐式。ⅤM57位于主体殿堂西侧,墓坑狭窄仅可勉强容身,内置一具尸骨,仰身直肢,似为捆绑后埋入的。以上两座墓葬打破一号宫殿夯土,葬式特殊,都没有随葬品,应该属于一号宫殿的祭祀墓。
ⅤM52、ⅤM54和ⅤM55围绕着一个圆形夯土深坑ⅤH80,位于一号宫殿主体殿堂北面和北面内排回廊之间,接近一号宫殿的中轴线。从该坑的形制、深浅、结构以及其中的包含物看,不似一般的水井、窖穴或灰坑。“这三座墓死者的头向围绕中部大坑呈顺时针方向,每个方位的墓坑方向与坑壁方向保持一致”,它们和ⅤH80组成了一个祭祀遗存单元,应是表达特殊的含意,或是用于祭祀一号宫殿的[20]。
Ⅱ·ⅤM55人骨发现于灰土层中,极像是被捆绑后活埋的,显系非正常死亡的。
对本期的墓葬进行统计后,我们可以看到各类墓葬在空间分布上有显著的特征。
首先是可能形成了墓地。本期12座甲类墓全部在宫城以外,尤以Ⅲ区圪当头村北――Ⅴ区圪当头村公坟一带最为集中,共有10座,可能是一处中型墓葬群。乙类和丙类墓也大多分布在该区和Ⅵ区二里头村东南汉冢附近。如本期有具体编号、可统计的65座墓中,有四类19座位于Ⅲ区圪当头村北――Ⅴ区圪当头村公坟一带,有三类21座位于二里头村东南的第六区、第九区一带。
二是丁类墓主要集中于一号宫殿及其附近区域,可能和一号宫殿有关。总共23座丁类墓中,有5座位于一号宫殿上面,五区另有4座、八区另有7座距离一号宫殿100米左右。
三是宫城内除祭祀墓外,不见其他类型的墓葬,与二期时三号基址院子内埋葬多个贵族的现象大为不同。
以上表明上层贵族生活区与墓葬区在此期有意严格分开,显示了宫城营造观念的巨大变化。
宫城城墙和大型夯土基址这两类工程量大、耗时费力的建筑的大规模兴建,表明了此期的兴盛;它们的严整布局、有序排列,表明已有了缜密的规划和比较成熟的营造制度。与宫城和大型夯土基址的大规模兴建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宫城内基本不见墓葬以及灰坑、灶址、房址等生活遗迹。
宫城内不见除祭祀性质的墓葬以外的其他各级墓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宫城要成为纯粹的贵族生活区,而墓葬属于死者的“居住区”,在宫城附近可能已经形成了从贵族到平民的墓地,贵族生活区和墓葬区要严格分开。但面积近11万平方米的宫城内基本不见灰坑、灶、房址等生活遗迹就实在令人费解了。是像ⅤF3那样,宫城内贵族们的生活遗迹分布在宫城附近,还是分布在宫城内尚未发掘到的区域?需要更多的资料去探索这一现象。

三、中心区的路网、宫城及其内的遗迹分布
2001年秋开始,我们又以寻找遗址中心区的道路网络为切入点,在已知宫殿区及其外围的III、IV、V、VI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钻探,初步查明了宫殿区周围的道路分布状况。同时,对宫殿区东部展开了大规模的发掘,揭露出大型夯土基址群,基本上搞清了这一区域宫室建筑的布局及其演变过程。2003年春季至2004年春季,又在夯土基址群的外围发现并确认了宫城城墙和宫殿区外侧道路系统的存在。中心区的道路网
位于宫殿区外侧的四条大路垂直相交,其走向与1、2号宫殿基址方向基本一致,略呈井字形,显现出方正规矩的布局。路土一般宽12~15米,最宽处达20米。由发掘知,这几条大道的使用时间均较长,由二里头文化二期延用至二里头文化四期或稍晚
。宫城城墙
宫城总体略呈长方形,城墙沿已探明的4条大道的内侧修筑。东、西墙的复原长度分别为378米、359米,南、北墙的复原长度约分别为295米、292米,面积约10.8万平方米

四条大路及宫城围起的空间,囊括了以1、2号宫殿基址为首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除1、2号基址外,前述上世纪70年代普探发现的30余处夯土遗存中规模较大者仅5处,全部位于这一空间范围内。宫殿区的遗迹分布
由于2号宫殿基址利用宫城东墙而建这一现象的确认,可知2号基址地处宫城的最东端。1号宫殿基址位于2号基址西南约150米。在上世纪70年代的钻探中,已发现1、2号基址之间分布着若干处夯土基址。我们在近年的钻探中,又在这一区域发现有大面积的路土遗迹、数百平方米的卵石活动面若干条小型道路及数处夯土基址。新发现的小型道路一般宽5~6米,有的铺有卵石,见于2号基址南、北侧及1号基址周围等处。
在考察宫殿区的总体布局时,我们注意到,1号宫殿基址的东北部向内凹进一角。凹进的这一区域东西宽20.8米,南北长47.8米
,总面积约1000平方米。我们推测,这种建筑格局形成的最大可能,是这一区域系一极为重要的、不可压占的重要场所或已存在不可拆移的重要建筑物。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对这一区域进行了全面的勘查。由钻探结果知,这一带受晚期遗存破坏严重,在较厚的近代和汉代层下,普遍存在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垫土,垫土特征大体一致,质地纯净,厚约0.3~0.5米,其下即为生土,生土面大大高于1号宫殿基址的基槽底面。个别探孔还见有残存的路土
。据此,我们推测这一区域应系一广场,其功能和性质还有待于进一步究明。
2001年秋以来,我们在宫殿区东部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确认在二里头文化晚期阶段,宫城东部分布着一组数座南北排列的大型建筑基址,2号基址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其前、后方分别发现了4号和6号两座基址。这些建筑遗存保持着统一的建筑方向和建筑规划轴线。晚期的这组建筑基址,叠压着一座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早期阶段的大型建筑。其西还分布有一至二座与后者同时的大型夯土基址
。上述迹象表明,这一区域在二里头文化早期阶段即已存在大规模夯土建筑基址群。

四、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二里岗下层文化早段[21]

根据历年的发掘资料分析,四期早晚段之间宫城内的遗迹分布和存在状况有着重大差别。我们具体梳理如下:
四条大道、宫城城墙、二号宫殿、四号基址的主殿台基、七号基址、八号基址仍在使用,甚至可能延用到四期晚段以后;在二号基址的后面新建了六号基址和一段围墙Q1[22]。一号宫殿[23]和四号基址东庑在四期晚段时开始废弃,而与此同时,宫城南墙外又新建了长度超过200米、夯筑质量高于宫城城墙的一道夯土墙Q3。但六号基址、Q1和Q3也是在四期晚段废弃。如此多的大型夯土建筑在四期晚段大规模废弃,反映了宫城的严重衰落和地位的大幅下降。
发现窑址1座,位于一号宫殿上面靠近西侧内廊处,打破夯土台基,保存较好,经过较长期使用。烧火坑内包含有30多片四期陶片,但《报告》没有公布陶片的图像资料,无法知道其属于哪一段。应该是一号宫殿废弃后形成的。
发现灶址6座,有3座位于1号宫殿北侧。无法确定是四期早段还是晚段的。
发现水井2座:ⅤH79、ⅤH83,位于一号宫殿的西墙基外侧[24]。应该是一号宫殿使用时期的附属生活设施。
发现房址4座。Ⅴ区一号宫殿南有1 座,面积较小,未发现其他遗迹。
发现灰坑129座,《报告》给出具体编号的有75座。63座是在宫城内,宫城外有12座。宫城内的有57座在一号宫殿上面或近旁:3座为四期早段,18座为四期晚段,其他36座因《报告》没有公布出土物而无法细分,另外6座在Ⅱ·Ⅴ区。四期早段的3座均在一号宫殿西侧夯土以外,四期晚段的也大多在一号宫殿夯土以外。
本期发现墓葬仍较多,有具体编号的有41座。在宫城内发现15座,有13座集中在一号宫殿,或打破其夯土,或在其近旁。乙类墓1座,在一号宫殿东南,时代为四期晚段。8座丙类墓,ⅤM51打破一号宫殿夯土基址的北部边缘,03M11打破宫城东墙和四号基址使用时期的堆积。这2座墓为四期晚段。其他6座均在一号宫殿近旁。有6座丁类墓,
5座在一号宫殿上面或近旁,1座在Ⅱ·Ⅴ区。其中至少有3座应该是祭祀墓:ⅤM59位于一号宫殿南围墙内廊西段,包含在夯土层之间,墓底有朽木痕迹,未见人骨;ⅤM60位于一号宫殿主殿南,发现于灰坑中,无足,无随葬品;ⅤM62发现于ⅤH108底部,俯身直肢,双臂折于背后,似被捆绑后进入,其上有一具完整兽骨。另有一些属于非正常埋葬的。
宫城内出现如此多的墓葬,由于资料的原因无法指认每一座墓的确切期段,但可判断确切期段的都是晚段的而没有早段的。这表明四期早段时,宫城内贵族生活区和墓葬区还是严格分开的。四期晚段开始平民墓葬进入宫城内,宫城内包含有从乙类到丁类的各类墓,表明贵族生活区和墓葬区的区分不严格或者二者的区分无法严格维护了。这与此段夯土基址的大规模衰败是相一致的。
大型夯土建筑和墓葬制度在四期早晚段之间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表明了宫城甚至是遗址在晚段开始严重衰落。四期早晚段甲类墓的发现情况也可旁证这一点:全部甲类墓有7座,全部在宫城以外,至少有4座可以判断为四期早段的,仅有1座可以判断为四期晚段的。二里头遗址在早晚段之间的兴废变迁,其背后究竟反映了怎样的历史史实,颇为耐人寻味。

四、聚落的历时性变化与相关问题
依据四十余年的勘察发掘材料,可将二里头遗址先秦时期的遗存分为6个大的阶段,各阶段聚落形态的演变情况可作如下的归纳。
遗址第1、2期——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
这类遗存仅分布于遗址南部,尤以沿古伊洛河北岸的近河台地一线最为丰富。发掘中于IV区东部、南部,III区南部分别发现有仰韶文化晚期遗存,遗址西南部的北许村东南(XIV、XV区交界处)地表也见有仰韶文化陶片。在IV区和V区南部还发现有庙底沟二期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的零星遗存。可知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这里分布着若干小型聚落。
遗址第3期——二里头文化一期
由发掘材料知,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见于II~Ⅵ、Ⅷ、Ⅸ等区,范围逾100万平方米。因遗迹遭破坏严重,发现数量较少,分布稀疏,此期遗存究竟属一个大型聚落抑或是由数个聚落组成的一个遗址群,尚不得而知。无论上述哪种情况,其已显现出不同于同时期一般聚落的规模和分布密度
。遗存中已有青铜工具、象牙器、绿松石器等规格较高的器物和刻划符号发现
。此期的二里头遗址很可能已成为中心聚落,它的出现奠定了二里头遗址日后全面兴盛的基础。
遗址第4期——二里头文化二期
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存基本上遍布已发掘区域,文化堆积丰厚。遗址总面积应已达到数百万平方米,遗址东南部的微高地成为宫殿区。
已在整个宫殿区的东、中部发现了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群。其中3号基址系一座长逾150米,宽在50米左右的大型多院落建筑基址,其内排列着成组的中型墓葬,出有铜器、玉器、漆器、白陶器、原始瓷器、绿松石工艺品、蚌制工艺品、海贝等随葬品多量。院内还设有石砌渗水井,并发现有水井、窖穴等遗迹。东西并列的3、5号两座大型建筑间的通道下埋设建筑考究的木结构排水暗渠。已在5号基址东缘发现有大型柱础和墙槽遗迹
。5号基址以南也曾发掘出大面积的夯土台基 。基址群以外是纵横交错的大道。
进入此期,宫殿区以南兴建了铸铜作坊。宫殿区东北至西北的Ⅲ、Ⅵ、Ⅸ区发现有此期的中型夯土建筑基址和中型墓葬。在近年的发掘和剖面观察中,我们于1号基址以西、以南又分别发现了属于此期的夯土遗存,其范围已超出晚期宫城城墙。表明二里头遗址在二里头文化二期进入了全面兴盛的阶段。
遗址第5期——二里头文化三期
从遗存的分布范围和内涵看,二里头文化三期持续着二期以来的繁荣。宫殿区、铸铜作坊与道路网络系统等重要遗存的总体布局基本上一仍其旧。但值得注意的是,与上一期相比,此期遗存也出现了若干显著变化,近年发掘的宫殿区东部的材料可使我们对这些变化的细节有所把握。
其一,此期在宫殿区周围增筑了宫城城墙,新建了一批夯土基址。
其二,二里头文化二期的夯土基址废弃于二、三期之交,其后,始建于此期的2号基址,以及位于其正前方的4号基址
是在对3号基址的遗墟做了平毁夯填处理的基础上重新兴建的。两个时期的建筑格局,由一体化的多重院落布局演变为复数单体建筑纵向排列。同时,二、三期的建筑基址又基本上保持着统一的建筑方向和建筑规划轴线。
其三,位于宫城西南部的1号和7号、宫城东部的2号和4号基址,分别依同一条建筑轴线而建
,显现出明确的中轴对称的建筑理念;4座基址夯土台基大体相近的长宽比例则表明当时的宫室建筑已存在明确的营造规制。

五、二里岗下层文化晚段―二里岗上层文化时期

二里岗下层文化晚段开始,遗址的衰败相当明显。遗存的分布范围比前已经大为缩小,主要分布在遗址中心区的一号、二号宫殿及其周围和Ⅱ·Ⅴ区。遗迹也仅有较少的灰坑和墓葬。灰坑发现22座,墓葬发现3座。除在Ⅲ区发现1座灰坑和墓葬外,其余的都在宫城区域。此时,二里头遗址可能已经沦为一般聚落,或与政治中心的转移有关。
以上我们大致梳理了宫城内各期遗迹的分布情况,现做一小结:
一期时,宫城区域可能已经成为遗址中心区的重要部分。
二期时,宫城区域发现了四条大道,并在大道围成的空间内发现了多处大型夯土基址、贵族墓葬,宫城区域的核心地位明显加强。
三期时,新建了宫城城墙和多处大型夯土基址,宫殿区形成。但宫城内基本不见“富有生活气息的遗迹”。遗址的功能分区可能已经形成,并有比较成熟、严格的制度。
四期—二里冈下层文化早段时,宫殿区仍延续使用,范围甚至有所扩大、大型夯土建筑甚至有所增加。晚段出现衰败现象。
二里岗下层文化晚段―二里岗上层文化时期,遗存规格较低且集中于宫城区域,宫城甚至遗址全面衰败。
我们对以上问题的认识是建立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的。但历年对宫城内的发掘面积约2万平方米,仅占宫城总面积的20%左右;发掘区域也仅限于一号、二号宫殿及其周围,宫城内的中部、西部、北部地区以及宫城附近,基本没有做过发掘工作,我们对其了解基本上还是空白。因而,上文对宫城区域的布局及其演变情况的认识可能是不完整的。宫城内的新发现已大大突破了我们以往对二里头遗址的认识。相信随着发掘工作的更多进行,会有更多的重要发现会改变我们已有的认知框架;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我们对其认识会更丰富、科学、更接近事实。
对于宫城区域和整个遗址的布局演变过程以及中国城市发展史研究的课题来说,近年二里头遗址考古新发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1、宫殿区外围纵横交错的大道和宫城的发现,使我们对于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及其演变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东侧大路已探明的长度近700米,北侧和南侧的大路已探明的长度均超过300米,均远远超出已经宫殿区的范围,因被现代村庄所叠压或破坏,而无法知道其确切的去向。道路是城市的骨架,是城内各功能区域交通的途径。大道所指向和经过的区域,必有重要的遗存。若依大道的走向将其做一假想延长,则可发现:两条南北向大道的北端恰好指向六区和九区之间的二期大型夯土基址、祭祀遗存区和墓地;西侧的南北向大道的南端指向铸铜遗址;北侧的东西向大道东端指向了另一处墓地和中型夯土基址较集中的第三区。祭祀遗存区、宫城和铸铜遗址这些重要遗存恰好由南向北纵向排列,处于遗址的中轴线上,其在遗址中重要地位不言而喻,整个遗址规划的缜密性由此可见一斑。道路和宫城同时具有区划的作用,透过它们,可以看出宫城内外的遗迹在性质和功能上的差别。
2、二里头遗址宫城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宫城遗迹。它的发现,将我国宫城出现的历史由偃师商城时期前推了约200年,为向前追溯城市的起源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最早的已知点;它的布局严整、规划科学,它开创的很多城市营建制度为后世所继承,产生了深远影响。
早于二里头遗址的史前城址中,陶寺城址和新砦城址开展考古工作较多,资料较为详细,可大致窥见其布局之一斑。与二里头的宫城相比,陶寺和新砦城址贵族居住区外围的隔离设施要原始一些。
陶寺宫殿区外围有空白隔离带将其与其他功能区隔离开来。根据已有资料,有学者提出,陶寺城址内有明显的功能区划,存在有宫殿区、下层贵族区、普通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窖穴区和鬼神区等,各区之间相对独立并大多以空白隔离带与其他区分隔开来。早中期宫殿区位于早期城址内中南、中期城址东北,其西为下层贵族居住区,其北为普通居住区。
新砦城址贵族居住区外围绕以环壕。城址的西南部地势较高,可能是城址中心区。在中心区坐落有一座东西长至少50多米、南北宽14.5米的大型建筑基址,还曾清理出铜容器残片、类似二里头文化青铜牌饰图案的器盖、刻有夔龙纹的陶器圈足等高规格遗物,显示出该区为贵族显要人物的住处。中心区之外设有环壕。环壕圈占的面积约在6万平方米以上。[25]
无论是陶寺城址宫殿区外围的空白隔离带,还是新砦城址的环壕,都具有表明宫殿区在城址中的特有的显赫地位的意义。从安全角度考虑,空白隔离带不具有现实的防御功能。但若将权力和政治与之结合,它便具有了特别的象征意义,同时表明了陶寺城址“内部的阶级矛盾冲突尚未尖锐到必须用高墙深堑来保护的地步,在宫殿区隔离带表达阻碍和庄严象征意义的认识上,也处于原始水平。”[26]新砦城址中心区的环壕表明新砦城址使用时期阶级矛盾的尖锐程度更进一步。
二里头遗址则出现了宫城。它的出现,在中国早期都城制度史上是一个重大的飞跃和转折,它更加凸显了宫殿区的重要地位,实现了都城内宫殿区与其他区域隔离带由空白地带到围壕再到城垣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逐渐成熟、固定,为商代及其以后历代都城规划、建筑所效仿、沿用,并成为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一个重要制度。
3、二里头遗址宫殿建筑在许多方面开中国古代宫殿营建制度的先河。宫殿建筑成组、成群分布,形成复杂的宫殿建筑群;每组宫殿建筑群的主殿台基、南面大门以及前面的夯土台基具有共同的轴线;夯土台基的长宽比例大体相近,存在明确的营建制度[27]。这些方面都是中国古代都城、宫殿规划、营建制度的最早实例,并为后代所继承。
学者们多认为二里头遗址是中国最早的王国都城遗址,是探索夏王国面貌的最关键对象。其中心区新发现的城市之“骨架”――纵横交错的道路网络、宫殿区外围方正规矩的城垣、宫城内存在的至少两组具有明确中轴线的大型建筑基址群;宫城、大型夯土建筑以及道路统一的方向性,更表明其是一处经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28]。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为研究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及其特征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注释:[1]
二里头遗址的文化遗存包括5个大的时代:仰韶时代、庙底沟二期、二里头时代、二里冈文化和汉代。本文特指二里头时代和二里冈文化的遗存。[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二里头遗址2003~2004年田野考古新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5期,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城及宫殿区外围道路的勘察与发掘》,《考古》2004年11期。[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城及宫殿区外围道路的勘察与发掘》,《考古》2004年第11期。[4]
许宏等:《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考古》2004年1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65-66页。[5]
将《偃师二里头》图7“二里头遗址探方、墓葬分布总平面图”与发表在《二里头遗址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图一“二里头遗址遗址平面图”对比,可知1959年~1960年发掘的Ⅱ·Ⅴ区位于宫城内东南部。[6]
本文在参考杜金鹏先生对二里头文化墓葬分类的观点的基础上,把二里头遗址的墓葬分为甲、乙、丙、丁四类,分别等同于他所分的A类乙型、A类丙型、A类丁型和C类。至于二号宫殿主殿之北与北墙之间的所谓“大墓”ⅤD2M1,因其形制、结构、出土物很多方面与“大墓”的说法严重冲突,不将其视为墓葬可能更合情理。分别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杜金鹏:《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基址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6集,待刊。[7]
1979年以来发表的二里头遗址发掘资料,鲜有介绍灰坑的,本文仅根据《偃师二里头》进行统计。[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城及宫殿区外围道路的勘察与发掘》,《考古》2004年第11期。[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二里头遗址宫殿区考古取得重要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5期,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考古》2004年第11期。[10]
郑光、杨国忠、张国柱、杜金鹏:《偃师县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11]
许宏等:《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考古》2004年11期。[12]
《偃师二里头》报告18座,1979-1998年公布了17座,1999年以来公布5座。[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二里头遗址宫殿区考古取得重要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5期,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考古新发现》,《考古》2005年第7期。[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发掘资料。[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城及宫殿区外围道路的勘察与发掘》,《考古》2004年第1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4号夯土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11期。[17]
许宏等:《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考古》2004年第11期。[18]
《偃师二里头》在介绍三期的房址资料时,前后不一致。第159页说12座房址全部在第三、第四区。第162页介绍“平台式基址”时说“1座。位于ⅤT213、214内。”查对其图5、7及第8、15、159、162、164页的文字叙述,知上述探方及房址均应在第四区。本文仍用其原编号。[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20]
杜金鹏:《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基址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6集,待刊。李志鹏:《二里头文化墓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5月。[21]
二里冈下层文化早段是指以郑州地区二里冈H9、电校H6为代表的遗存和洛阳地区偃师商城第1期。它和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关系学界尚未形成一致的认识,它们或有重合。[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城及宫殿区外围道路的勘察与发掘》,《考古》2004年第1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4号夯土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11期。[23]
《报告》发表的一号宫殿平面图上,有多个灰坑、墓葬打破夯土基址:有些可以视作一号宫殿正在使用的证据,如靠近东北部的灰坑H34,很可能“是一个具有门道、储藏室和隔潮石块层的窖穴”;[23]有些《报告》没有公布其层位关系、包含物和陶器等资料,因此无法推断其性质和具体年代;提供有出土物、可以重新判断年代的灰坑和墓葬中,年代最早的为四期晚段,如H1、H19、H52、H53、H54、H55、H57、H65、H66、H82、H83、H84、H87、H101、M51等均是,其中H1、M51直接打破夯土基址本体,而不是像其他的单位那样只是打破一号宫殿外围夯土,是一号宫殿开始废弃的标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杜金鹏:《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基址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6集,待刊。[24]
《报告》将这两座水井的时代定为三期并使用到四期。2001年对其补充发掘知,“水井底部堆积中所出陶器与其上部废弃堆积的时代一样,也属二里头文化第四期。”许宏等:《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2003年。[25]
赵春青:《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发现城墙和大型建筑》,《中国文物报》2003年7月1日。[26]
何驽:《陶寺:中国早期城市化的重要里程碑》,《中国文物报》2004年9月3日。[27]
许宏等:《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考古》2004年第11期。[28]
许宏:《二里头遗址考古新发现的学术意义》,《中国文物报》2004年9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考古新发现》,《考古》2005年第7期。本文曾发表于:《三代考古》,科学出版社,2006年5月

表一
二里头文化晚期大型夯土台基模数比较1号基址主殿7号基址2号基址主殿4号基址主殿长30.4米31.5米32.6~32.75米36.4米宽11.4米10.5~11米12.4~12.75米12.6~13.1米面积358平方米339平方米412平方米468平方米柱础数98?1013基座36×25米

其四,随着宫城城墙与1、2、4、7、8号等新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兴建,宫殿区内富有生活气息的遗迹骤然减少。如1959年至1978年的发掘中,宫殿区的揭露面积达18000余平方米,但见于报导的属于三期的遗迹除了1、2号夯土基址外,仅有平台式基址1座(VF3,位于宫城南墙外)、灰坑数个(主要分布于VF3附近和4号基址南),1、2号基址内几无同时期的其他遗迹发现
。近年宫殿区的发掘中也少见三期遗存。这与宫殿区周围及其他区域三期遗存的丰富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上述现象是否暗寓着宫殿区内的若干建筑基址的功能和性质,乃至宫殿区内的功能分区发生了变化,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建筑基址内罕见或基本不见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遗迹的现象,与偃师商城宫殿区的情况颇为相似。
遗址第6、7期——二里头文化四期—二里冈下层文化早段 。
这一阶段的遗存在遗址中心区分布密集,周围地区则较此前有所减少,但遗址规模并未缩小。宫殿区仍延续使用,范围甚至有所扩大。1、2、4、7、8号等始建于三期的夯土基址、宫城城墙及周围大路等均未见遭遇毁灭性破坏的迹象。宫殿区范围此期遗存的丰富程度远远超过三期。在宫殿区东部还发现了增筑于此期的庭院围墙和大型基址;宫殿区南部又新建了一道夯土墙,已探明长度达200余米,夯筑质量高于宫城城墙。
铸铜作坊延续使用至二里头文化四期
。墓葬所见青铜容器和玉器等礼器的数量和质量均超过三期。形体较大、制作精美的陶器也屡有发现。青铜兵器始见于此期,个别中型墓葬和青铜容器的下限可能已至二里冈下层文化早段。
遗址中罕见相当于二里冈下层文化晚段的遗存,表明遗址此时全面衰败,人烟稀少。
遗址第8期——二里冈上层文化早段
此期遗存在周边区域虽偶有发现,但集中分布于宫殿区一带,集中分布区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其文化层及小型房址、灰坑、墓葬等遗迹叠压或打破宫殿基址。无高等级的遗物发现。
至此期,二里头遗址沦为一般聚落。

五、对遗址聚落形态研究的前瞻
近年,我们把二里头遗址田野工作的主要精力,放在对遗址结构和布局的探究上。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应当说从聚落考古学的角度对二里头遗址所进行的深度探索还刚刚起步。仅就庞大的宫殿区而言,其空间构造及其演化过程的许多细节都还有待进一步究明。纵横交错的大道、方正规矩的宫城、宫城内数组各具中轴线的大型建筑群,都还只是一个骨架和轮廓。在宫城城墙发现后,人们自然关心这一中心区经过严整规划的大型都邑遗址的外围,是否还存在城墙、城壕类的防御性设施;铸铜遗址这一当时“高科技产业基地”的总体存在状况如何,是否也存在防御设施。另外,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与规模宏大的宫室建筑相应的大型墓葬,集中而长期使用的墓地也基本无线索可寻;对一般居住区的状况也知之甚少;关于二里头文化早期阶段遗存的总体布局状况,了解起来难度更大。上述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确立明确的学术目的,订立中长期计划,以重要遗存为突破口,全面系统地加以探究。
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同时,我队还于近年对遗址所在的洛阳盆地中东部区域进行了大范围的系统调查
。对遗址所在区域环境及所处聚落群作进一步的宏观考察,将会深化我们对二里头遗址所处历史与自然环境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把握其在所处聚落网络系统中的位置,以及其所在聚落群的社会结构等。

(原刊于《考古》2004年第11期)

a.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b.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c.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d.郑光:《二里头陶器文化论略》,《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e.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f.段鹏琦:《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迁移现象试析》,《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4期。g.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62~6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二里头遗址田野工作的新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
在近年对洛阳盆地进行的区域系统调查中,我们又对这一遗存分布点进行了地面踏查,知其地表陶片散布范围约35万平方米,以偏南的古城村西较为集中,村北为一东西向的槽状低地,经钻探知低地内了无文化堆积,但遗物在低地内仍有发现,可知低地内的遗物极可能为人工搬运所致。遗址原应坐落于低地以南的微高地上,且范围远小于35万平方米,属二里头遗址近旁的卫星聚落的可能性较大。
古伊河、洛河汇合于二里头遗址以西,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流经二里头遗址南的河段应称为古伊洛河。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2001年~2003年洛阳盆地考古调查初步报告》,待刊。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洛阳皂角树——1992~1993年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聚落遗址发掘报告》第84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2001年~2003年洛阳盆地考古调查初步报告》,待刊。
《偃师二里头》第6页称遗址中心地带“一般为海拔102米”。实际上,该报告中图3所示等高线标高应为相对高程而非海拔高程。
a.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5期。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2年秋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
郑光:《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个里程碑》,《夏文化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96年。
郑光、杨国忠、张国柱、杜金鹏:《偃师县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84年。
a.郑光、杨国忠、张国柱、杜金鹏:《偃师县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88年。b.杜金鹏:《偃师县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89年。c.郑光:《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98年。d.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2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据《偃师二里头》报告,1959年至1978年共发掘二里头时期的墓葬107座;郑若葵统计1980年至1989年发掘的墓葬数为260座左右(其中应包括少量二里冈文化时期墓葬);其后见于报导者又有40余座。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郑若葵:《论二里头文化类型墓葬》,《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岳洪彬:《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97年。郑光:《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98年。郑光:《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二里头遗址宫殿区考古取得重要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5期,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城及宫殿区外围道路的勘察与发掘》,见本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城及宫殿区外围道路的勘察与发掘》,见本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城及宫殿区外围道路的勘察与发掘》,见本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二里头遗址宫殿区考古取得重要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5期,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4号夯土基址发掘简报》,见本期。
由二里头文化一期阶段遗址的发现情况可知,此期遗存的分布以嵩山为中心,集中见于其北的伊洛平原和其南的北汝河、颍河上游一带。迄今为止发现的遗址仅20处左右,除了二里头遗址外,规模均不大,无相对集中的遗址群发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第40~7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二里头遗址宫殿区考古取得重要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5期,2003年。
郑光、杨国忠、张国柱、杜金鹏:《偃师县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88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4号夯土基址发掘简报》,见本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城及宫殿区外侧道路的勘查与发掘》,见本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报告中介绍的1号基址的其他遗迹包括2口水井、1座深坑和5座墓葬(第146~150页),其中后二者未介绍出土物或无随葬品,期别不明;2口水井当时未清理到底,经2001年春补充发掘,知其始掘与使用时期均为二里头文化四期。许宏、陈国梁:《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2003年。
目前,关于二里头文化四期与二里冈下层文化早段(约当偃师商城第一期)在年代上的相互关系,以及相关遗存单位的文化归属问题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详见,郑光:《二里头陶器文化论略》,《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王立新:《早商文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商城宫城北部“大灰沟”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7期。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已发表的材料中,尚没有能够确证二者早晚关系的层位依据,目前的研究还仅限于类型学上的比较推断。
郑光:《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个里程碑》,《夏文化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9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2001年~2003年洛阳盆地考古调查初步报告》,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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