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一、概说

敦煌学研究历经百年,取得巨大成绩,研究领域涉及敦煌历史文化各个方面,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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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与丝绸之路沿线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自先秦以来,这里繁衍生息着众多的古代民族,著名的有西域三十六国,有河西走廊的火烧沟人、塞种、允戎等。战国秦汉之际,又有月氏、乌孙、匈奴、丁零等民族跃马挥鞭于这块热土。汉代以后,相继又有汉、鲜卑、退浑(吐浑、吐谷浑、阿柴)、柔然、铁勒、突厥、葛罗禄、突骑施、粟特、吐蕃、嗢末、苏毗等民族活跃于这片广袤的土地。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部众西迁,引起了西北地区的民族大迁徙运动,于是,回纥、黠戛斯、龙家、南山、仲云等相继登上了敦煌与丝绸之路的历史大舞台。再后,又有鞑靼、党项、蒙古及黄头回纥等。各民族在这里或游牧,或农耕,或农牧兼营,以不同的方式共同开发建设着祖国的大西北。

敦煌;遗书;研究

一、伯希和对敦煌西夏文文献的考察及收集

由长安西行经河西走廊、新疆、中亚、西亚,直至欧洲大陆的丝绸之路在沟通东西方贸易、促进世界经济繁荣的同时,也给沿线地区的各多民族带来了不同的先进的文化因子。在来自东西方多种文字的交互影响下,丝路沿线地区的不少民族都创制了自己的文字。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在吐鲁番出土的古代文献中使用的文字就有17种之多,用于书写24种语言,可见当地民族文化的繁荣与文字的多种多样。在敦煌发现的50000多卷写本与刻本文献中,除汉文外,尚有吐蕃文写卷5000件左右,回鹘文文献也有数百件之多,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突厥文、吐火罗文、摩尼文、于阗文、粟特文、西夏文、蒙古文和八思巴文等多种西北少数民族文字文献。除了境内民族古文字外,还有用佉卢文、梵文、古波斯文、叙利亚文等外国文字写成的文献。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为我们研究历史上敦煌及周边地区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活动、社会经济状况及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敦煌学研究历经百年,取得巨大成绩,研究领域涉及敦煌历史文化各个方面,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伯希和是法国着名的东方学家。这位年仅27岁的学者具有超人的语言禀赋,精通13种语言,是着名汉学家沙畹的门生,能说流利的汉语。伯希和在敦煌的主要活动,是攫取了藏经洞的大量遗书和遗画,测绘了窟区地形和洞窟分布图,拍摄了洞窟内外景照片,编制了洞窟编号,撰写了洞窟笔记。1908年2月,伯希和考察队到达敦煌以后,对各民族的古文字包括西夏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伯希和在藏经洞以每天1000卷的速度浏览挑选了文献精华。他的挑选原则是:非通行佛经,有年代供养人题记的佛经,社会文书,藏文、梵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希伯来文等民族和外来古文字。他对于西夏文的兴趣和了解,是与国际东方学界完全同步、并且几乎和柯兹洛夫在黑水城首次找到西夏文文献并寄呈给国际东方学会同时。

为了促进对丝路沿线地区古代民族古文字与文化的研究,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于2005年8月1至4日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联合主办了“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研讨会”。有来自北京、内蒙古、广东、江苏、辽宁、湖北、四川、新疆、宁夏、陕西、福建和东道主甘肃12个省市区的70余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后组织部分学者赴敦煌进行了学术考察。开幕式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教授主持,兰州大学副校长杨恕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聂鸿音研究员致欢迎词,由杨富学博士代读了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研究员的讲话。随后进行大会发言,会议主要议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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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伯希和敏感地调查了包括用西夏文刻画题写的题记:”我觉得,为了解释这些古籍的历史,惟有一名汉学家才可能做到并挑选出和利用最佳榜题和伴同它们的游人题记,它们全部或几乎全部是用汉文书写。我已经向您讲过西夏文和八思巴文(Phag’s-pa)的游人题记,这可能非常奇怪,但其数量不大。属于第一类的可能有20余方,属于第二类的勉强只有10方左右,它们全部都无法利用了。此外还有藏文、回鹘文、以常用字书写的蒙古文和少许的婆罗谜文题记。”1]P259]

  1. 敦煌民族古文字与文化研究;

  2. 西域民族古文字与文化研究;

  3. 丝路沿线地区其他民族古文字与文化的研究;

  4. 敦煌学研究。

敦煌遗书指敦煌地区所出的古写本及少量印本,除藏经洞所出者外,还包括莫高窟土地庙文书、莫高窟北区出土文书及其他零星发现。自1900年藏经洞发现以来,诸多西方探险家如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大谷探险队、俄国人奥登堡等接踵而至,大批文书珍品被抢掠。1909年,清政府学部将劫余的文书解省送京,入藏京师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敦煌文献散藏于世界各地,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6000件,英国国家图书馆藏13677件,法国国立图书馆藏7000余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18000余件等。由于收藏分散,尚缺乏完整的联合目录,藏经洞究竟有多少经书,至今仍无确切统计,总数大致在6万件左右。

其次,伯希和非常准确地依据有无西夏文文字来判断藏经洞封闭的年代。他在报告中说道:”第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便是该密室的大致年代的问题。在此问题上,不可能有任何怀疑。其汉文文书中的最后年号是宋代的最初几个年号:太平兴国(976年~983年)和至道(995年~997年)年间。此外,在整批藏经中,没有任何一个西夏字。因此,该龛是于11世纪上半叶封闭的,很可能是发生在1035年左右,在西夏人征服时代。人们乱无秩序地将汉文与藏文文书、绢画、帷幔、小铜像和直至851年雕刻的大石碑堆积在一起。人们可能会试图将成捆卷子散落开的混乱状态也归咎于对这次即将来临的入侵之恐惧,但我觉得更应该从中看到中原文明在敦煌地区的衰落。这种文明在唐代时非常发达兴旺,后来一直艰难地勉强维持到五代时期。”由此可见,伯希和在藏经洞文献中搜索西夏文遍寻无计,才得出了藏经洞封闭于西夏占领敦煌以前的结论。这个强有力的论断至今仍是藏经洞断代的最主要依据,虽然关于其封闭的原因可能不仅仅是因为西夏的占领2]。

与会代表提交会议论文59篇,其中,民族古文字与文献研究方面的论文有23篇,民族历史文化方面的论文有23篇,敦煌学及其它方面的论文有13篇。

敦煌遗书推动多学科研究

在藏经洞中未能找到西夏文之后,伯希和在完成各项工作的同时,开始在北区石窟继续寻求古代民族文字包括西夏文的资料。当他攫取了藏经洞”近全部写本的三分之一”之后,他宁可在北区石窟寻找和带回了我们所见到的支离破碎的西夏文残片,也不再眷恋藏经洞被留下的三分之二的哪怕是那么重要、完整、甚至璀璨光华的其他文献,可见西夏文文献哪怕是一些残片,对于国际学术界是多么的重要。

二、民族古文字与文献研究

敦煌遗书可分为宗教典籍和世俗典籍两部分。其中宗教典籍占80%,包括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等。世俗文献约占20%,数量虽少,但学术价值却更大。除了传统的经、史、子、集外,还有大量地方文献。以内容来区分,有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哲学、军事、民族等,反映了中古社会的各个方面,弥足珍贵,特别是数百件科技史文献更是敦煌遗书中的珍品。其中与医药学相关的有近百件,医疗方1000多个;天文历法方面的有40多件;数学方面的约20件。此外,还有水利、农业、化学等方面的文献。

法国国家图书馆原登录西夏文藏品为217件,后继续查找出未编号的27件,
以及伯希和1938年在中国购买的经摺装《华严经》1件,木板写本1件,共着录了246件文献。对于西夏文材料,有百济康义编目的未刊稿,大致包括《华严经》、《二十一种行》、《瑜伽师地本母》、《正法念处经契》等等。国内学者一般都未见过,可能认为残片为多也不甚留意。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就忽略了文献学、书籍史的一些最重要的材料。

对敦煌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民族古文字与文献进行研究,是本次会议所强调的重点,故收到的论文数量较多,计达23篇。其中,又以回鹘文、吐蕃文、西夏文与蒙古文文献的研究较为集中。

敦煌遗书的年代上起两晋,下迄元代,其间,梁、陈、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等朝代的文献都有所保存,成为研究各时期历史和文化的珍贵资料。敦煌遗书以其内容广博、材料稀见闻名于世,推进了中世纪中国和中亚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字学、民族学、宗教学、地理学和科技史等各个领域的研究。

二、法藏西夏文文献和俄国收藏的关系

在回鹘文研究方面,中央民族大学张铁山博士《莫高窟北区B128窟出土回鹘文〈慈悲道场忏法〉残叶研究》首次刊布敦煌莫高窟北区B128窟出土的一件回鹘文《慈悲道场忏法》残叶,对回鹘文原文进行拉丁字母转写、汉文翻译和注释,并对残叶的翻译年代、版本和翻译方式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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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蒲京赌场0044 ,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是从莫高窟北区出土,和俄国、英国从黑水城挖掘的情况多有不同。就敦煌出土的西夏文文献来说,伯希和所获是最多的。由此来考察莫高窟遗存的西夏文献,法国藏品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最主要的参照资料。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戈教授《回鹘文三种文字的译本及其存在的问题》全面考察了德、日、汉三国学者刊布、研究吐鲁番、敦煌出土回鹘文契约文书的现况,认为三种文字译本之间存在着差异,而且与回鹘文写本原件照片之间也存在差别。

敦煌遗书研究有待继续深入和拓展

我们知道,1908年俄国柯兹洛夫考察队首先在黑水城发掘了迄今为止最多数量、最为完整、最为重要的西夏文献;然后,是英国斯坦因在同一地点得到了仅次于柯兹洛夫的重大收获。此后其他地点和时间中获得的西夏文献,都没有能够超出这两次考古发现。1917年宁夏灵武发现的元代西夏文献,现存于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少量则为日本藏家收购;再以后在甘肃武威、宁夏银川等各地,也都各有发现。但是,无论如何,伯希和在北区石窟发现的西夏文残篇断简,是敦煌西夏文文献最多发现的一次。

北京大学东语系王新青女士《回鹘语t?ngri与qaγan
qan语源考——兼谈波斯语对回鹘语之影响》一文本文运用历史语言学、描写语言学的方法,以古代突厥语文献的记载为依据,论证了回鹘语中的t?ngri与qaγan
qan的演变过程及其演变原因,并阐述了波斯语对回鹘语言之影响。

敦煌学研究历经百年,取得巨大成绩,研究领域涉及敦煌历史文化各个方面,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西夏文文献资料的发现,一开始就表现出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系。明确材料的背景,明了其间的联系,对于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是十分重要的。

西华师范大学王红梅博士与杨富学博士合著的《回鹘文藏密经典所见“七宝”考》是二人合作研究吐鲁番出土回鹘文藏密佛教经典《吉祥胜乐轮曼陀罗》写本的系列论文之一,文中首先对文献进行了拉丁字母转写、汉文翻译和注释,进而对其中的转轮王“七宝”问题进行了考证。

藏外佛经、疑伪经等文献研究有待深入。在敦煌遗书中,约80%以上与佛教有关,通过挖掘整理这些佛教文献,可为宗教研究提供新的材料。敦煌佛经内容繁杂,包含近300种藏外佛经和疑伪经,这些都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宝贵史料,虽有众多成果刊布,但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现知的敦煌道教文献约有500多件,深入了解道教在敦煌的传播、影响及与敦煌佛教和儒教的关系,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课题。

关于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敦煌的活动,我们从他的探险报告《西域考古记》已经大致了解。但是,我们似乎不知道他在北区石窟搜集到一些什么。

杨富学《回鹘佛教徒忏悔文及其特色》对吐鲁番出土的30余件回鹘文忏悔文写本进行了研究,撷取其中一例进行译释,进而探讨其内容与形式,指出回鹘之礼佛和忏悔是分离的,不像中原地区那样常合二为一,忏悔内容也独具特色,很可能曾受到摩尼教忏悔思想的影响。

非汉语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亟待加强。敦煌遗书以汉文为主,有佉卢文、龟兹—焉耆文、于阗文、吐蕃文、突厥卢尼文、回鹘文、西夏文、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文等多种久已失传的民族古文字,还有来自南亚的梵文及西亚的粟特文、摩尼文、叙利亚文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这些非汉语文献的重要价值,敦煌民族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使许多过去一直模糊不清的历史问题得到澄清。但就目前研究而言,仍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此后是1908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在北区石窟获取西夏文资料的情况:伯希和在洞窟笔记中说道:第181号洞,”该洞部分地被废物纸片堵塞。稍微清理一下就可以拍摄它们了。我们于那里发现了用于印刷蒙古文书籍的大量小方木块,它们各自能印出一个完整的字来。那里在元代可能于该洞中有一个印经厂。那里也有汉文、藏文、婆罗谜文和回鹘文的残卷,同时也有一些西夏文刊本短篇残书。这是一种新奇事。我让人完成了对洞子的清理,大家于那里最终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印有西夏文的纸页,它们至少属于4部不同的书籍。1本几乎是完整的回鹘文小册子,写有从中加入的汉文词组短语,从而使人联想到了我在第163号洞中于翻捆之外而发现的那个本子,我曾怀疑它是蒙古文而不是回鹘文的。如果它是蒙古文的,那么它就应该是自1900年以来才后放入第163号洞中的。这些书籍都已遭虫蛀和被撕毁了。”3]P383]
第182号洞,”在于第181号洞发现一些写本残卷之后,我令人清理了第182号洞的过庭。大家在那里发现了相当多的漂亮藏文写本残卷,它们是被故意撕碎的,有时已被部分地烧毁。其中仅仅有二、三件刊本西夏文残书。”3]P390]
这就是伯希和获取西夏文文献的地点和环境情况。

在吐蕃文文献研究方面,收到的论文有五篇,其一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陆庆夫教授、陆离博士合撰的《试论吐蕃统治敦煌的基层组织》一文,文中利用敦煌出土的古代藏文文献,对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基层组织进行研究,分别论述了敦煌吐蕃文文书中的rkang、吐蕃敦煌部落中的lnga
bcu rkang和吐蕃时期敦煌古藏文文书中的lnga rkang等问题。

首先是非汉语文献研究,学者多关注藏文和回鹘文,其他少数民族文献则研究较少,且国外学者对这些文献的挖掘整理要远远多于国内学者。国外从事突厥、回鹘史研究的学者,大多是“语”、“史”兼通,国内学者则稍欠缺。因此,在继续加强对非汉语文献的搜集、整理、转写、翻译和研究工作之外,还应注意民族史研究与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的紧密联系,培养兼通“语”、“史”的青年学者。

以后是1914年俄罗斯奥登堡探险队在莫高窟进行了发掘清理,涉及的范围包括南区和北区。奥登堡探险队在莫高窟北区确实进行了发掘清理,甚至铲剥了遗留在今编D。B。77窟西壁的影塑背光。在哥萨克的照片中就有在北区洞窟清理积沙前的场景。推断奥登堡探险队所获部分材料源于北区石窟,和现在北区清理所获材料有联系4],确实是很有见地的。但是,俄罗斯藏馆却没有出自敦煌的西夏文特藏或者编号,而相反,一些出自黑水城的汉文文献却混在了敦煌汉文文献特藏中。由于俄国已经有科兹洛夫的黑水城特藏,由于科兹洛夫本人没有对黑水城的发掘进行严格的记录,由于俄藏黑水城藏品的海量和精彩,由于收藏过程中敦煌和黑水城文献的可能混淆,我们对于掺杂在敦煌特藏中的西夏时期的汉文文献,只能根据内容和经验来判断是获自敦煌还是获自黑水城。在俄藏黑水城文献的编号序列中,虽然有”Дx”即”敦煌”缩写的编号,但并非表示来自敦煌,而只是将错编到敦煌汉文文献序列的黑水城西夏文献重新甄别出来,而没有改变原先的编号。俄藏敦煌文献序列中为什么没有莫高窟北区的西夏文文献呢?为什么就没有像伯希和获取的、敦煌研究院发掘采集的同类西夏文文献的残片呢?估计即使原先有西夏文文献,因为十分明显地表现为西夏文的文字特征,也很自然地会在整理、保管过程中被归入到黑水城西夏文特藏中。

其二西南民族大学杨铭、胡静、奇珠合著的《新疆安得悦出土古藏文写本研究》,文中主要对出土于新疆安得悦,现藏于大英图书馆的23件古藏文写本进行了细致介绍并做了初步的考释。指出其中6件为社会历史文书残卷,主要涉及粮食的借贷等内容,另外的17件残片均为佛经,其中又以《佛说大乘稻杆经》居多,达15件。

交叉学科研究方兴未艾。敦煌遗书的内容不仅涉及宗教、历史、语言、文学、民族等学科,还涉及医学、数学、天文学等学科。随着敦煌学研究的深入,其多学科交叉的特征也更加鲜明,但长期以来,敦煌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程度都不够,学科界限过于分明。敦煌遗书就其内容来说虽涉及诸多学科,但其出自同一洞窟,必然有密切的内在联系,把不同学科的资料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有助于全面认识当时的社会百态。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宗教、文学、科技等方面的文献蕴含丰富的历史信息,需要作具体的分析。

已故敦煌学家孟列夫在《俄藏敦煌艺术品序言》中说:”在挖掘沙质地面时,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写卷和碎片、钱币、日常生活用品等。考察队中的人以他们发现的古代回鹘文木活字为特别重要。奥登堡院士编的考察队工作报告初稿未完稿上也有130件回鹘文木字的句子。这种活字和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方法有根本的区别,而奥登堡考察队发现的古物是活字印刷的最早的例证。可惜,我们不能知道这些木活字现在保存在什么地方。此类活字照片可见于着名的卡特T。F。Carter撰的《中国印刷发明史》,也可见于俄文《中华》论集KИTAЙ中布那可夫Ю。B。БyHaKOBa的文章。”5]P11]
而奥登堡的《千佛洞笔记》则详细记载了他们在伯希和发掘西夏文文献的P。181号窟即敦煌研究院编号D。464发掘的情形:”回鹘窟D464]5]P325]:此窟填满了砖块、垃圾和砂土,为回鹘匠人由另一具有汉-吐蕃风格的窟改造而成,要准备确定其原先的布局必须花费很多时间并要彻底清楚垃圾。我们只清理了主室,并找到许多手书的残块和130块回鹘活字的小木块。””清理回鹘窟D。464]:1914年12月27日;为了割下此窟的一部分上有回鹘文字的水彩壁画,按照我们通常的惯例,首先要拍照。我和戈尔施科夫、戈莫诺夫去清理主室,那里堆满了砖块、窟顶上落下的小千佛残块、大量垃圾、动物骨骸以及来往过夜的人们留下的一些烟迹和烧焦的木柴。这里的垃圾看来多被人翻掘过,哪儿也没有层次,所以就谈不上什么发掘了,只不过就是把洞窟清理出来而已。但就如此,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些东西。除上述残迹外,还有一些很小的手书残片:有梵文的、库车文的、回鹘文的、吐蕃文的(一般的书法,还有斜体字,手书为蓝色带有金色字)、西夏文的,还有汉文的,此外还有回鹘文的、汉文的和西夏文的木刻残片。遗憾的是,这些残片实在太小,所以即使读通了也未必能说明什么。有价值的何止是西夏文和梵文的残片,这里的一切对于古文字学家都很重要。”

其三为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张延清撰《敦煌藏文写经生结构分析》,通过对敦煌古藏文写本所见写经生的民族成分的综合与分析,指出其中除吐蕃人外,还有汉人、粟特人、吐谷浑人及其它胡姓人士,几乎涵盖了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文献中所列的各个民族。就其社会构成而言,既有吐蕃沙门、宰相和王妃,也有敦煌中小官吏和部落平民。

此外,利用新科技手段处理敦煌资料也是很好的交叉学科研究方法。目前已有学者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利用计算机和网络将敦煌资料进行数字化处理,为学界提供使用更方便、检索更快捷、搜寻更全面的研究资料。

“此外,另一收获也十分有价值:105块刻有回鹘文字的木块。12月29
日我和戈尔施科夫又找到25块,现在一共有130块。””这些小块完全可以用作印刷活字,也可以印一些回鹘文木刻残片,这说明,那时人们已经不用木板,而是用活字印刷了。据我所知,这一事实至今尚无人提及。有的是符号、个别字母,有的是音节和单词、符号,还有一些是双面都有的。大多数是戈尔施科夫找到的,我和戈莫诺夫也找到了一部分。”

其四为甘肃中医学院李应存《法藏敦煌藏医文献P. T.
1057〈藏医杂疗方〉的科学价值探讨》从临床实用的角度出发,综合了藏医、中医、西医的有关研究成果,分结扎止血、内外合治、治喉咽病痛、疗牙龈病变等十个方面论述了该文献的科学价值。

由于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多学科特征,敦煌学与藏学、吐鲁番学、黑城学、唐宋史研究、简牍学、金石学及中亚古代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研究等诸多领域有着紧密联系。敦煌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理论研究对这些学科领域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吐鲁番学和黑城学的研究者认识到借鉴敦煌学成功经验、走国际学术化道路的重要性,在文献整理中自觉不自觉地遵循敦煌学的学术规则;而吐鲁番学和黑城学的发展,又会促进敦煌学研究的深化。

“12月30日,没有挖到底就结束了,只剩下砖块和沙子了……限于时间和精力,我便中止了这一无价值的发掘。水彩壁画我们决定不割了,只割了些小画像和拍照。”

最后一篇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黄盛璋研究员所著《再论汉、于阗、吐蕃文书
皆为“龙家”互证落实为三重证据》,该文充分利用了敦煌出土的吐蕃文写本,以之与敦煌、和田等地出土的于阗文文献及汉文史料相印证,指出于阗文史料中的Dum及吐蕃文文书中的Lung
dor,其实指代的是一回事,即汉文史料中所谓的“龙家”部落。

(作者单位: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

《旅途照片》第216图考察队的说明文字是:”千佛洞。哥萨克契尔尼科夫在西藏洞窟里面(敦煌研究院蔡伟堂根据实地勘测校补说明为:北区洞窟B。464~465前室),不远处是大的西藏洞窟。1915年1月。”

在西夏文文献研究方面,本次会议收到论文有四篇,其中甘肃省博物馆陈炳应研究员《新发现最早的活字版西夏文佛经》通过对武威天梯山石窟出土西夏文佛教的研究,发现其中2页可能是木活字版印刷品,而且可能是迄今为止所知时代最早的活字版文献;聂鸿音《吕注〈孝经〉考》对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出土吕惠卿《孝经传》西夏文译本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吕惠卿《孝经传》仅见史籍著录,原书未见传本,内容久已不得而知。本研究展示了吕惠卿所著《孝经传》原作的基本情况,并论述了该著在西夏的流传情况,为宋夏文化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孙伯君博士《德藏吐鲁番所出西夏文〈郁伽长者问经〉残片考》对吐鲁番出土的西夏文《郁伽长者问经》写本残片进行了译释,确认此残片是西夏转译《郁伽长者问经》的一部分,进而探讨了回鹘与西夏佛教交往的史实。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马格侠
张文超《西夏地区流传的宗密著作考述》利用西夏文文献与禅宗大师宗密有关的多种著述,考察了宗密之禅学思想及其著作在西夏中的流传情况,从中窥探出西夏佛教流传过程中的一点共性。

以上是俄罗斯1914~1915年奥登堡考察队所在莫高窟北区洞窟的发掘、采集情况。证明伯希和和奥登堡曾在北区石窟的同一地点进行了发掘。

在古代蒙古文文献研究方面,有论文二篇,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学院嘎日迪教授《近十几年来敦煌石窟区考古发现中的蒙古文文献》对莫高窟北区新发现的回鹘蒙古文和八思巴文两种文字蒙古文文献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其书写年代均为蒙古帝国或元代,其内容,有官方文书、民间往来文书、宗教文书、法律文书等。其中习字和习语文书、一些民间文书等种类的发现比较特殊。同一文献有的出自不同的窟室,如不是后人所为,则说明当时窟室中文书文献的存放不够稳定,或居住人有所迁动。西北民族大学敖特根博士《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残文书B119:7》对敦煌莫高窟北区第119窟出土的保存比较完好的B119:7号蒙古文文献进行了释读、翻译与注解,认为此文书很可能是一件针对商人违犯驿站管理行为的法律文书。

三、敦煌研究院搜集的北区石窟的西夏文文献

除此之外的论文内容比较分散,但值得重视者却不少,如北京大学东语系张保胜教授《敦煌梵文沙符新考》通过对敦煌出土的梵文沙符的重新识读和诠释,将每道陀罗尼分作7个层次进行考释:解读、复原,与汉语佛经对勘查证咒语的音译及其名称、出典、译文与诠注。这一工作对敦煌佛教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从1988年开始,敦煌研究院彭金章先生领导了对莫高窟北区窟群的发掘整理,在伯希和、奥登堡发掘之后继续获得了一些西夏文文献。在考古报告中记载第464窟:”据有关资料揭示,1908年伯希和曾对此窟进行过挖掘,对此,他在《敦煌石窟笔记》中也作了记录。掘获的遗物有回鹘文木活字968枚,回鹘文文献363件,西夏文文献200余件,此外还有汉文、藏文、蒙文、婆罗米文文献等。除此之外,1921年前后,滞留于莫高窟的沙俄残部,亦曾对第464
窟原西北侧室瘗埋的元代公主墓进行了盗掘,盗掘所获已不知下落。这两次盗掘给该窟的考古发掘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6]P53~54]”第464窟中室和后室,……个别地方有少量细沙层,厚0。03米,在此层内仅发现回鹘文木活字2枚。此层少量堆积应为伯希和劫余所留。……发现的遗物有汉文、西夏文、回鹘文、藏文、蒙文、梵文等文书残页、残片回鹘文木活字以及木构件花砖等。第464窟西北和东北侧室彼此相通,
故窟内堆积相同。……出土的遗物有汉文、西夏文、回鹘文、藏文文书残页、残片以及陶灯、陶印模、木匙等遗物。”其中包括有西夏文文书28件6]。

内蒙古师范大学亚细亚民族溯源研究所芒·牧林教授《匈奴文字初探》,搜集整理了目前所能见到的有关匈奴文字的一些资料,如北欧地区考古遗迹中发现的“匈奴文”符号、蒙古国考古遗迹中及中国境内阴山及河套地区发现的“岩文”符号等,认为历史上匈奴人应该有过自己的民族文字,后来的突厥卢尼文应与“匈奴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综上所述,法国、俄国和敦煌研究院都先后在同一地点进行了发掘和搜集。首先是法国1908年,其次是俄国1914年,再后是敦煌研究院1988年开始历经数年对北区石窟的全面清理(1907年英国斯坦因似无记载)。这样的历史纪录,也向我们揭示了法、俄、敦煌研究院藏品之间的内在联系。同一地点的先后出土文物,其族群亲缘关系对于横向考察其相互联系、相互契合是十分重要的。尤其在我们已知其内容、形式所具备的共性的情况下,就尤其值得重视。–我们可以知道怎样去寻求缀合,怎样去利用所有的相关材料,怎样去相互证明,等等。

新疆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夏雷鸣馆长所著《从佉卢文文书看鄯善国僧人的社会生活——兼谈晚唐至宋敦煌世俗佛教的发端》一文通过对佉卢文文书的考察与分析,全面地展现了魏晋时期鄯善国僧人的生活面貌,并对地理历史的相关资料进行考证,揭示出佛教世俗化并非进入中国后的特殊现象。鄯善国世俗佛教的上源在西北印度的贵霜王朝,敦煌世俗佛教的重要发端是鄯善国世俗佛教。

四、西夏文的发现、研究和刊布的简单历史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所王庆博士《敦煌文献所见梵语影响汉译佛经句式之一例》解释了敦煌文献中一些语言不太规范被称为“糊涂句”有一些例句,认为这类句子其实并不“糊涂”,当是受到梵文句式深刻影响的结果。梵文行文的“委悉反复”的特点也影响到了汉译佛经语言的其他一些方面。

西夏王朝始于公元1038年,李元昊正式建国称帝,国号大夏,世称西夏。建都兴庆府(后改名中兴府,即今宁夏银川市),辖今宁夏、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和青海东部的广大地区。西夏共历10帝,享国190年。前期与北宋、辽鼎立,后期与南宋、金对峙,在中国中古时期形成了复杂而微妙的新”三国”局面。

此外,上海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徐文堪编审所著《对印度河谷古“文字”的新探索》、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继光教授的《西北古代民族文献及其价值》及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吴英哲《从“性”语法范畴论说契丹语的数词》等文也都是富有创建性的新作,值得注意。

这是一个文化事业甚为发达的王朝。早在立国前夕,开国皇帝李元昊命令野利仁荣创制了记录党项族语言的民族文字,时称为”番字”、”番文”或”番书”,后世称”西夏文”。自此在西夏全国同时通行西夏文和汉文、藏文。西夏王朝既注重党项族的传统文化,又积极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特别是汉族文化和藏族文化;既提倡儒学,又弘扬佛教,用西夏文翻译了数以千卷计的大藏经,建立了众多的寺庙,创造了绚丽的艺术。但是,西夏王朝在正史中却只有简略的记载,在20世纪初西夏文物文献资料大量发现之前,西夏始终是一个充满神秘的王国,是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

二、民族历史文化研究

西夏文是流行于宋初到元代的西北党项民族的文字,到清代已经完全死亡,无人能够释读。对于西夏文的重新认识,最早始于19世纪初,清朝着名西北史地学者张澍在武威发现西夏《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不仅使这一重要文物重光于世,也使久已死亡的西夏文开始又为世人所知。19世纪末,英、法学者考证北京居庸关过街塔门洞壁上六体文字是否有西夏文,花费了近二十年的时间。1908年,俄国科兹洛夫探险队在内蒙古黑水城遗址发掘到了西夏文写本,受到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高度重视,认为这是一种过去不甚了解、当时尚未解读的神秘文字。柯兹洛夫受命改变到别处探险的计划,在1909年再次到黑水城继续发掘寻找,在故城西面河岸边”着名的”大塔发现了一个皇家的”地下图书馆”。这次发现,被誉为和殷墟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并称的20世纪初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为西夏学和其他各项研究奠定了材料学的基础,并形成泱泱大观的崭新学科。

在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方面,这次收到的论文也有23篇之多,涉及的面很广,其中又以对吐蕃、西夏与回鹘历史文化研究相对较为集中。

在科兹洛夫后来的回忆录中写到:”曾从黑水城废墟中运出四十驼,骆驼运出了一个保存完好的图书馆,计有二万四千卷……那么就会明白那座着名的佛塔提供了多么巨大的财富。”

就吐蕃而言,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马德研究员《从敦煌史料看唐代陇右地区的后吐蕃时代》提出公元9世纪中期至10世纪后期的以敦煌为中心的陇右地区为“后吐蕃时代”,并列举吐蕃文这一时期在这一地区的广泛运用和敦煌石窟吐蕃赞普形象大量出现等历史现象加以说明。

后来中国学者罗福苌着《西夏国书略说》,罗福成着《西夏译莲华经考释》,进一步开展了专项研究。随后的是王静如《西夏研究》三辑,涉及西夏语言、文字、文献,考证功力尤深,是当时西夏研究的高水平成果,获得了法国茹莲奖。而陈寅恪先生《斯坦因Khara-Ktoto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考》、《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7]P187,198],就是在王静如先生对英国所藏文献译证研究基础上,阐述了佛经译夏为汉的浩繁艰难、以汉证夏的勤苦精诚,西夏文献译自吐蕃、中原的不同来源,采用对译和意译的不同方法、以及西夏文流传直至明代万历之后的资料线索,等等。到80年代以后,中国的西夏学蓬勃兴起,出现了一批蜚声国际的优秀学者,如黄振华、史金波、李范文、陈炳应、龚煌城等等。在此之前,日本西夏学者也有很大的突破,如西田龙雄的《西夏语的研究》8]、《西夏文华严经》等9],也是西夏文研究的经典之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编纂的《俄藏黑水城文献》,自1996年开始出版以来,逐步公布了全部俄藏汉文材料和部分西夏文世俗材料,对整个西夏学的推动具有重大的意义。而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的《英藏黑水城文献》。宁夏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编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006年出版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以及宁夏大学等单位编纂的《中国藏西夏文献》则完成了其他主要的藏品。而即将由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法国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则是在上述材料公布以后流失海外的最主要的西夏文藏品。自兹以往,已经发现的西夏文文献大多即已发表,西夏学的研究随着新材料的刊布,必将出现一个鼎新的局面。

中国国家博物馆李翎博士《“引路菩萨”与“莲花手”——汉藏持莲花观音像比较》研究了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引路菩萨”幡画和藏传佛教造像中广泛流行的“莲花手”。认为二者虽然在造型上、名号上并不相同,但其宗教功能却是一致的,是观音菩萨在不同的宗教系统中所呈现的不同图像样式。

法国、敦煌研究院的西夏文藏品是同宗同源的,法国藏品同俄国藏品也有部分的联系。法国藏品对于敦煌西夏文文献相互的证明、参考作用是其他馆藏无法替代的。所以法国藏西夏文文献的整理出版,首要的意义是把莫高窟北区的西夏文文献收集完整了,形成科学研究的完整的材料基础。

甘肃省图书馆党燕妮《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民间佛教信仰》认为自786至848年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由于吐蕃统治者保护扶持佛教,敦煌佛教得到迅猛的发展,莫高窟开窟不止,寺院、僧尼不断增加,兰若数量、寺户数量均猛增,抄经活动频繁,敦煌佛教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并呈现出一种更社会化、民间化的倾向,民间信仰佛教非常流行。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王百岁《唐代吐蕃高僧法成》利用敦煌发现的汉文与藏文文献,对唐代吐蕃高僧法成的的社会活动、佛经翻译与弘扬佛教等事迹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在西夏研究方面,东北师范大学穆鸿利教授《西夏人的社会风尚与精神风貌辨析》认为西夏人的社会风尚与精神风貌一般以尚武、重义和耐苦的精神比较突出。但同时亦应看到,西夏官场奢侈之风和民间的一些陋俗长期存在,政府一直未能妥善予以解决。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杨森《漫谈西夏家具》一文通过对敦煌等地所能见到的西夏时期的壁画和出土文物中家具图像和实物的分析,指出西夏党项族通过对中原汉族及其它民族文化的模仿与学习,进而创造出自身具有特色的民族文化。这一历史进程反映了西夏与汉文化、佛教的密切联系。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崔红芬《略论西夏的原始宗教与佛教的关系》从三个方面简要论述西夏原始宗教和它与佛教之间的关系。认为党项人的宗教、文化深受藏、汉民族的共同影响,西夏的原始宗教信仰和佛教信仰并存发展,二者相互吸收、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夏宗教文化,体现了西夏宗教多元性、民族性及地域性的特点。

注释:

在回鹘研究方面,有论文二篇,其一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树辉先生著《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高昌回鹘文化》,认为高昌回鹘是古代突厥语族群中文化最为发达的一支,之所以能够这样,既与其所处的地域——丝绸之路之咽喉地带——有关,亦与其居民的构成成分和文化成分较为复杂,而且善于兼容并蓄外来文化诸因素密切相关。其二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朱悦梅所撰《甘州回鹘与周边政权的关系及其特点—-甘州回鹘历史区域地理分析》,认为甘州回鹘地峡人少,国力不足,但所处的位置却正在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四面为各大强势所绕,故对身处缝中求生存的甘州回鹘来说,如何处理好与周边民族、周边政权的关系,一直是其基本国策的主导宗旨。

伯希和购买西夏文《华严经》Chinois10065。伯希和1938年购买西夏文《华严经》,其材料当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为同一来源。

其它比较重要的论文有敦煌研究院李正宇研究员著《“曲尤”考》一文。文中对《元史》所载曲尤壕之所在进行了考证,认为曲尤为蒙古语地名,后被写作“苦峪”,在玉门镇以西以南断断续续存在的故河道,很有可能就是元代曲尤壕的遗迹。

《俄藏敦煌文献》第五册彩色图版中集中刊登了混淆进入敦煌”Дx”序列的黑水城或者北宋的文献。又见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兰州商学院高启安博士《“饼”源“胡”说——兼论数种面食名称的起源》对中国饮食文化中“饼”的来源进行了考证,认为“饼”是作为面粉的古波斯语“peste”或“pist”传入中国的音存和音变;“饼”成为一个食物类的概念,是小麦面粉类食物的总称;汉语的“饼”属于外来语,即中国古代所谓的“胡语”。

参见地理学会档案。转引自《俄藏黑水城文献》克恰诺夫《序言》,第12页。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沙武田博士《敦煌石窟于阗国王画像的几个问题》对敦煌石窟中出现的于阗国王供养像以及新样文殊变和佛教史迹画中出现的于阗王画像进行了研究,认为于阗国王的画像是以中国传统帝王的装束打扮形象表现,很有独特性,表明这些洞窟的内容当受到于阗佛教的影响,体现了沙州曹氏归义军政权与于阗王国间密切的政治关系。

有关研究成果见王静如着:《西夏研究》第一辑至第三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至十三。1933年,北平。

国家博物馆王义康博士《中国发现东罗马金币波斯萨珊朝银币相关问题研究》指出我国古文献所载的金银钱,主要应指西亚、中亚的强势货币——东罗马金币和萨珊银币,二者作为流通范围广及雍州、太原至新疆等一线,在新疆及西北内迁民族当中使用较多,有明显的地域性货币特征,在其它地区则主要用作其它用途。

《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自1996年12月开始出版,至今已经出版汉文部分全部1~6册,西夏文世俗部分7~11册,并将继续完成西夏文世俗部分其他分册和西夏文佛教文献部分。

与民族文化有关的论文尚有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李并成教授《昆仑地望考》、西北民族大学语言文化传播学院高人雄《从〈教坊记〉曲目考察词调中的西域音乐因子》、甘肃省博物馆李永平《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辽代鎏金银冠》、新疆师范历史文化学院阿合买提江·艾海提与阿布力克木·阿布都热西提合著《青金石古今中外名称考》、兰州市博物馆郭永利《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墓葬画像砖上的披发民族》、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王征《库木吐拉GK20窟和北凉北魏早期佛教造像的比较》和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研究生魏迎春《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戒律的少数民族因素》、姜涛《略论早期的龟兹佛教》、尹雁《试论阔端在“凉州会见”前后的宗教信仰问题》、赵晓星《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佛教研究的成果与问题》等撰写的论文多篇,其中不乏有价值的力作,这里不能一一予以介绍。

《英藏黑水城文献》,英国国家图书馆、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编纂,已经出版1~4卷。

四、敦煌学研究

1] 伯希和.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在敦煌学方面,共收到论文13篇,其中,郑炳林教授《晚唐五代河西地区的居民结构研究》分别对沙州、瓜州晋昌郡、伊州、肃州酒泉郡、甘州张掖郡、凉州武威郡的居民结构进行了研究,认为晚唐五代河西地区的居民结构基本上是历史移民的结果。移民使河西成为多民族聚居和多文化共存的区域。

2]
荣新江.藏经洞封闭原因A]。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辑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清华大学中文系吴迪与赵丽明教授合撰的《敦煌摹本,了结千古一字——〈兰亭集序〉“怏”字考》以敦煌写本为依据,用书录与摹本相比较和形音义训诂之方法,以及人文等角度,加以考证,解决了《兰亭集序》中“怏然”或“快然”之疑,认为可确定为“快然”。

3] 伯希和.伯希和西域探险记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杜斗城教授《从考古文物看陇山左右的金代佛教》通过对保存于陇东地区的金代铸钟与石窟、石刻之类等佛教文物的研究,论述了有金一代陇东地区佛教的兴盛盛况。从考古文物资料看,金代陇山左右的佛教信徒,主要还是以当地的汉族为主体,而反映女真族的有关资料却很少发现。

4]
沙武田.俄藏敦煌艺术品与莫高窟北区洞窟关系蠡测J]。敦煌学辑刊,2004,。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蔡伟堂《佛教造像——敦煌佛教造像的君权意识》指出佛教传入中土后,帝王与佛教之间,便有了内在联系,君权神授观念也进入了佛教造像。随着佛教的日趋汉化,敦煌石窟的佛像背后蕴涵着君权意识,反映了“帝王即佛”的主题。

5]
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敦煌艺术品Ⅵ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福建师范大学李小荣教授《佛教音乐“契”之含义及相关问题探析》认为:“契”在佛教音乐文献中的含义,实难索解。通过分析“契”在呗赞音乐与佛经转读中使用场合的不同,指出在前者的基本含义是指呗赞音乐的种类,在后者则为“节”、“段”、“遍”。

6]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金滢坤博士《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缀合拾遗》对十多件残破敦煌社会经济文书进行了缀合,缀合成七件相对完整的文书,并进行了定年、定名,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7]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王志鹏博士《从敦煌歌辞看唐代敦煌地区禅宗的流传与发展》从敦煌歌辞来研究唐代敦煌的禅宗,认为唐代敦煌地区的禅法思想总体上表现为南北杂陈、兼容并包,而且有调和发展的倾向。敦煌写卷中的禅籍资料虽不乏高妙深奥的禅理,但相对来说要少得多,特别是作为宗教宣传的敦煌佛教歌辞,主要是面向广大民众。

8] 西田龙雄.西夏语の研究Ⅰ,ⅡM]。东京:座石室刊行会,1964~1966年.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王晶波博士《敦煌写本许负系统相书考》对敦煌保存的5卷许负系统相书残卷的篇目与内容的分析入手,结合其它文献记载,考辨异同,鉴察得失,梳理源流,为进一步认识敦煌写本相书的性质、内容及意义,提供一份可靠的依据。

9] 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ⅢM]。京都:京都大学文学部,1977年.

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王梅堂先生《〈元史〉记载的部分典籍编译始末考》根据《元史》中记载的部分典籍,参考有关文献,对其编辑、编译者,及年代、版本进行一定考述,为研究元代典籍的版本提供线索。

此外,敦煌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尚有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研究所王书庆《敦煌佛经写卷古字释例》、兰州商学院徐晓卉《宋代以前“博士”流变考释》以及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研究生崔峰《敦煌文书中北周时期写经及相关问题探讨》、杨学勇《试释〈唐神龙三年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敏春芳《敦煌愿文语词诂解》等论文多篇。兹不一一赘举。

五、小 结

这次学术讨论会由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三家联合主办,各方精诚团结,会议安排紧凑严密,收到了良好效果,正如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在致辞中所说:“这种合作方式很好,今后还可以继续下去。”

会议规模适中,出席会议的70余位代表分别来自全国12个省市区。会议会议收到论文较多,有59篇,内容集中于民族古文字与文化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议有多篇论文是对敦煌及河西地区新近出土民族古文字文献的初次研究刊布,如陈炳应研究员对武威新发现的活字版西夏文佛教的研究,张保胜教授对敦煌出土梵文沙符的考证,张铁山博士对敦煌出土回鹘文残片的研究及嘎日迪教授、敖特根博士对敦煌出土蒙古文文献的研究等,为大家公布了许多新文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这次会议的论文都是各位学人近期研究成果的结晶,有不少新发现、新发明,如黄盛璋先生对汉、于阗、吐蕃文献中所见“龙家”的考证,聂鸿音研究员对西夏文吕惠卿《孝经传》的研究,孙伯君博士对《郁伽长者问经》西夏文译本的确认都是值得称道的发覆之作,陆庆夫教授、陆离博士利用吐蕃文献对吐蕃统治敦煌的基层组织的观察,杨铭、胡静、张延清、李应存诸位先生对新疆、敦煌出土藏文写本的研究及夏雷鸣先生对佉卢文文书文献的研究都有不少新进展。芒牧林先生对匈奴文字的探讨,王继光教授对西北民族古文献价值的论述,刘戈教授对回鹘文文书的论述以及王庆先生对梵语与汉译佛经关系的探讨也是新见迭出,值得关注。

在民族古文化方面,李正宇先生对“曲尤”壕的探讨,李树辉先生对高昌回鹘文化的系统阐述,高启安博士对敦煌食品的细致观察,都是充满新意的力作。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中,对吐蕃的研究相对比较集中,马德博士对后吐蕃时代河陇历史的研究,李翎博士对汉藏持莲花观音的研究,党燕妮对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民间信仰的研究都颇有发覆之功。此外,对西夏文化的研究也较为集中,穆鸿利先生对西夏社会风尚的研究,杨森先生对西夏家具的铺排,马格侠、张文超对西夏禅宗的论证,也都是有价值的新作。

在敦煌学研究方面,郑炳林先生对河西地区居民结构的探讨,吴迪与赵丽明先生对敦煌文字的研究,王志鹏博士对敦煌禅宗的论述及金滢坤博士对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的考察,都向我们展示了敦煌学研究的新进展。王梅堂教授对元代典籍的考证,杜斗城教授对陇山地区金代佛教遗迹的确认及李并成先生对昆仑地望的考证,王晶波博士对敦煌相书的研究,都是有创见的新作。

总而言之,这次会议开得比较成功,对于促进敦煌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民族古文字与文化的研究必定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原载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编印《信息与参考》总第6期,第5-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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