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虎彬]促进文明对话、寻求和谐社会、建构世界共同体

11月13日,“全球化进程中的东方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开幕。来自美国、韩国以及全国内地以及港澳30余所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多个学科的
100多名学者和专家参加了会议,并提交了61篇论文。国际著名华裔学者、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汤一介、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等知名学者参加了会议,并作了主题演讲。教育部副部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章新胜到会祝贺。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共同主办的寻求和谐社会与多元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6月23日至25日在北京植物园内的卧佛山庄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英国圣-安塞姆大学、德国鲁尔大学(波鸿)、联合国、韩国社会经济联合会、韩国社科经济理事会等机构的专家和学者共29位代表应邀参了此次会议。

摘要:在全球化的时代,学术交流已成为学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文章以哈佛燕京学社与中国口头传统研究的学术史关联为切入点,通过梳理具体研究机构、特定研究人员访学的经历,一方面可以增进对于哈佛燕京学社的认识,为学科发展和思想史研究提供相关素材;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廓清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为学科的知识生产与中国人文学术的整体推进积累经验。

关键词:哈佛燕京学社;民族文学研究所;口头传统;口头诗学;范式转换

作者简介:朱刚,男,白族,1980年出生于云南大理,博士。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现为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师;历任美国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洛德学者,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等。研究领域包括民俗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口头传统、民族学等。

此次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和哈佛—燕京学社共同主办,会议由吴志攀副校长主持。主要议题为经济全球化中的东亚社会文化进程,东西文明的汇聚、冲突与融合,经济发展、公共政策与东亚文化遗产,社会发展中的秩序与公正,东方文化传播与大众媒体,东方视角中的世界文明等当今文化界的热点话题。会议历时2天,主要形式为主题发言和15场的分会讨论。

  联合国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峰会以后,丹麦政府连续支持召开哥本哈根社会进步论坛。2005年哈佛燕京学社与德国腓特列艾博基金会在哈佛大学也举办了一次研讨会。这些会议所获学术成果颇丰,并陆续以若干种文字出版,得到了国际社会和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哥本哈根社会发展论坛讨论的话题,一直都是全球社会发展的热点议题。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主流的声音,但各种地区性冲突此起彼伏,各种国际矛盾风起云涌,如何建立和谐世界,如何确保文化多样性与现代性的多重维度,是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紧迫课题。

作为一家独立的学术机构,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以下简称“哈佛燕京学社”)对中国文化研究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曾起过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关于这一段学术史,学界已有张寄谦、陶飞亚、梁元生、张凤、陈滔娜、魏泉、樊书华、刘玲等进行过讨论。他们的研究,一方面丰富了国内学人对哈佛燕京学社基本情况的认知,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理解中国现代学术的确立。其中,以学者为中心考察哈佛燕京学社对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推动作用,是上述研究所采取的共同立场。但是,这种以学者为主线的学术史梳理,可能还需要结合学术思想、学术潮流的转换和嬗变来进行分析。

此次研讨会旨在推动东亚学者积极探讨全球化进程中东方文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20世纪后期,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对世界文化包括东方文化的影响日益增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后于2001年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5年10月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近几十年来,东方文明发生着很大的变化。会议组织者力图通过举办“全球化进程中的东方文明”研讨会,来推动学者进一步研究东方文明的发展演变,探讨其发展规律,探寻东方文明中有哪些智慧可以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本次会议旨在为文明间的对话、社会公正、经济-社会-文化的互补与和谐,以及如何确保文化多样性与现代性的多重维度等议题,提供共同探讨的机会。本次研讨会以圆桌会议的形式,专题发言和自由讨论相结合,围绕几个相关主题,分别进行了四个场次的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汝信和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分别代表主办方就文明间对话主题作了主旨发言。

正如罗志田所言,我们应该将学术史与思想史结合起来,采取“见之于行事”的取向,分析思想产生的具体过程,同时把学术思想放在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有鉴于此,本文将采用相似的研究思路,回顾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相关学者,如何具体而微地利用哈佛燕京学社提供的访学契机,将口头程式理论(oral-formulaic
theory)以及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研究引入中国的过程。

此次研讨会具有跨学科探讨的特色。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者到哈佛大学访问研修和学习,仅在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下的中国学者已经有200多人,目前这些学者工作在中国各高校、科研机构、事业单位和企业部门。许多人从事文、史、哲、政、经、法、语言、社会学等几乎所有人文和社会学科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每一个学科都会有独特的视角,来看待和分析全球化进程中的东方文明。学术创新的一条重要途径是不同学科的融合。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各门学科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的。人文科学的创新,有些产生于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领域内,这一点已经被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同。以“全球化进程中的东方文明”这样的重大课题,邀请来自多国、多学科的学者,进行跨学科的学术探讨,无疑有助于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有助于学术的创新。

  文明间对话

  汝信在发言中指出,文明间对话是有助于建立多元化的现代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他简要回顾了
文明间对话的源起和发展。199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把2001年确定为文明间的对话年。从那个时候起,文明间对话的概念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在各国间文明对话发展势头良好。但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使整个世界形式发生极大变化。武装冲突不断,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还很猖獗,在武装冲突中大规模的违反人权和种种骇人听闻的暴行,使文明社会感到触目惊心,而大批无辜的平民是最大的受害者。除了和平的问题受到威胁之外,发展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世界发展还很不平衡,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扩大。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两个主要问题。汝信指出,产生当代世界的这些主要问题并不是所谓文明冲突的后果,他也并不认为这些问题都能通过文明对话得到解决。但文明间对话却很明显地可以帮助营造国际舆论和友好协商的气氛,是解决当前国际纠纷的唯一办法。对话各方可以加强合作、相互借鉴,取得共赢的结果。汝信指出,文明间对话顺利进行的前提是相互尊重、谅解,有诚意。对话双方要宽容,承认彼此的差异。即使有分歧,也要友好协商。汝信还说,通过文明间的对话能够促进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明的和谐。

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得益于美国著名铝业大王及发明家霍尔(Charles
M.Hall)的遗产基金。不过,设立燕京学社最初其实并不属于“霍尔遗嘱”的资助范围。该遗嘱规定,遗产的三分之一必须用于资助“日本、亚洲大陆、土耳其和欧洲巴尔干半岛地区”的教育事业,其中并未提及资助中国乃至中国研究。但是,遗嘱却提及,资金应主要用于上述地区“美国或英国教会机构的世俗教育事业”。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教会大学应在遗产资助的范围内。因此,遗嘱公布后,中国当时的六所教会大学都获得了资助。在得悉霍尔遗产基金的消息后,哈佛商学院院长董纳姆(W.B.Donham)也提出申请,但因其超出遗产资助范围,该申请未获受理。不过,当时霍尔遗嘱规定的遗产委托人美国铝业公司总裁戴维斯(Arthur
V.Davis)和克利夫兰律师詹逊(Homer
H.Johnson)对遗产拥有最终决定权。而董纳姆与詹逊又有私交,因此哈佛的申请并未被真正拒绝。后经戴维斯和詹逊指点,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进行合作,拟定建立一个联合两个大学名字的新机构。1925年9月,双方达成协议,决定成立“哈佛—北京中国研究学社”(HarvardPeking
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机构名中的“Peking”取自当时燕京大学的英文名“PekingUniversity”,后来燕京大学的英文名改为“Yenching
University”,学社也随之改为现在广为人知的“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杜维明在发言中向与会代表介绍了1995年哥本哈根峰会,以及1996年至1999年丹麦政府主办的四次研讨会。这些会议的资料,其中的一部分由黄平主持翻译出版,书名为《与地球重新签约》。美国学者雅克鲍多(Jacques
Baudot)编辑的会议文本由丹麦外交部发行,同时,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也把它编成了专书,这就是《建构世界共同体:全球化与共同善》(Building
the World Community: Globalization and Common
Good)。杜维明还介绍了于1995年哥本哈根峰会之前成立的非政府组织特里格拉夫协会(Triglav
Circle),
提到了哈佛燕京学社最近举办的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对西方启蒙主义反思以及儒学的创新这四次活动。杜维明指出,文明对话的基本心态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比积极的己所欲施于人更合理,但要配合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积极取向。对话的目的是要培养聆听的能力。杜维明同意汝信的说法,对话的起码的条件就是容忍,没有容忍就很难进行任何形式的对话。对话如果是这样的,它与和谐的关系是什么呢?和的对立面不是乱,和的对立面是同,同就是uniformity,和的观念常常被政治化,成为同的观念的借口,这实际上就真正摧毁了和谐的可能。所以,异的观念很重要。这就牵涉到多元现代性的问题。我们提出多元的现代性,也就是充分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全球化过程是不可抗拒的。但是文化多样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全球化同时也作为对地方化、区域化的一个动力,因为这个全球化和地方化根源意识,即族群、语言、性别、年龄、地域、阶层和信仰,这些在塑造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人,在解决个人所碰到的各种问题上都起到极大作用。这些根源意识全都成为被大家关注的对象。

当时两校签订的协议规定,哈佛与燕京大学及其他机构展开合作,为中国文化的研究、出版、教育等提供支持,优先考虑中国文学、艺术、历史、语言、哲学及宗教的研究,其共同目的是激发美国人对于中国文化兴趣,鼓励以“近代批评手段”研究中国问题。1928年1月,哈佛燕京学社正式在美国麻省注册成立,总部设在哈佛大学,同时在燕京大学设立北平办事处,作为其在东方的活动中心和联络处。当时哈佛燕京学社学术资助的模式,采取哈佛燕京学社接受研究生申请,依照位于北京的燕京研究院制定标准加以审核的做法。录取后由学社提供奖学金,包括学费、食宿、杂费等各项支出。若研究生成绩特别优异,则可赴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也是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资助体系的最初蓝本。

  汤一介结合杜维明2002年发表的轴心文明与多元现代性一文作了回应。汤一介认为西方文化一直是强势文化,二战后出现西方文化的反思和东方文化的转向。今后将起重大作用的是东亚文化、南亚文化即印度文化,中东和北非的伊斯兰文化。因此,当今欧美文化、南亚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对当前世界的和谐社会应该负有更大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多元现代性。多元现代性对自己传统的自主性的考虑是很重要的。每一次人类文化新的飞跃,都是回到它的文化起点,而重新燃起火焰。西方文化在文艺复兴时要回到古希腊。其实中国的宋明理学,当时在印度文化冲击之后,它得到很大的发展,就是它要回到孔孟。回到孔孟再来继续发展。那么,多元现代性如果形成的话,一定与它的传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离开了传统,多元现代性是不大容易实现的。

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之间的合作,实为霍尔基金委托人的变通之举,意在使哈佛大学从基金的资助中获益。而选择以中国文化研究为合作主题,亦与基金委托人当时所受的传教士影响,以及美国全球视野的提升等个人与时代因素相关。此外,当时中美大学之间的学科设置差异极大,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只有在中国文化这一话题上才有进一步展开合作与对话的可能性。从哈佛大学的角度来说,当时其汉学研究远远落后于法国,非常希望通过与燕京大学的合作提高其研究水平。因此,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原拟请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出任,他婉拒后推荐自己的得意门生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担任该职。

1934—1956年,哈佛燕京学社在叶理绥的领导下,迎来其机构发展的创始阶段。叶理绥汉学修养深厚,能阅读汉语古籍文献,又融通法语、日语、德语、英语,任期长达22年,为迄今在任时间最长的社长。其任内倡导并建立了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出任首届系主任。1950年代末期哈佛大学接管之前,该系经费一直由哈佛燕京学社供给。此外,叶理绥还于1935年创办了哈佛燕京学社专论系列丛书,出版与东亚人文、历史、文学、宗教有关的专著。1950年之后,学社开始印发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系列丛书,以论文集的方式发表有关亚洲研究的专业论文。1972年,远东语言系正式更名为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为首任系主任。加上1928年学社创立之初建立的哈佛汉和图书馆(1965年更名为燕京图书馆,并于1976年归入哈佛大学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管理、资助、出版、教学、资料等多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已具基本形态。

叶理绥之后,哈佛燕京学社历经赖世和(Edwin Reischauer)、裴泽(John
Pelzel)、克雷格(Albert Craig)、韩南(Patrick Hanan)、杜维明(Tu
Weiming)及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的领导,逐步奠定其在东西文化与学术交流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迄今为止,哈佛燕京学社已支持一千多名亚洲地区从事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并有超过三百名的博士研究生接受过资助。目前,该学社在亚洲范围内的合作机构有五十多家,中国范围内共有二十六家机构名列其中。

哈佛燕京学社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确立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以接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燕京大学、齐鲁大学来看,其近代国学教育和研究明显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影响和推动,一批既有传统文化修养又受过西方教育的学者完成了在新教育体制下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例如,洪业(William
Hung)在燕京大学任职期间主张以现代学术规范培养学生、尝试设立学位制度的举措,正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科学方法”的一例强证。学者方面,后来在哲学、历史学、考古学、佛学、语言学等学科具有重要影响的一批关键人物,如陈荣捷、林耀华、齐思和、翁独健、王伊同、蒙思明、杨联陞、邓嗣禹、郑德坤、陈观胜等,也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赴美求学。这一批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所引入的新方法和新视角,为现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他们的研究成果也成为后世学人难以企及的学术高峰。

在美国,成长于欧洲汉学传统的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叶理绥,在任期间按照欧洲汉学的模板创立了哈佛远东系:一方面不断邀请中国和法国的汉学家前来哈佛讲学、访问,将其打造为在美的中国研究重镇;另一方面,选派美国学生赴中国交流深造,并由此培养出美国汉学研究的第一代中坚力量。到了第二代社长赖世和上任时,哈佛的东亚研究已有长足发展并颇具规模,在这一领域内部也有了多元化的发展方向。赖世和是美国培养的第一代东方学家,他也标志着美国依赖外籍学者研究东方学的历史已经过去。此后,随着1950年代后期美国内部对于中国古代研究兴趣的减退以及对于新中国的关注,在费正清等学者的推动下,196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本土的中国学研究已基本成形。有学者认为,在这一时期欧洲的汉学传统已为美国学术新兴潮流所取代。

因为历史原因,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在20世纪50—80年代中断,哈佛燕京学社和中国学术机构之间的合作项目也随之停滞。80年代以后,哈佛燕京学社重新开始在中国招收学生,并在其合作机构之中选拨访问学者。当时,中美学术交流主要是一种单向的流动过程,即中国学者赴美学习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到了9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学术研究和机构建设的推进,中美学术交流已经逐渐从原来的单向流动转为双向互动。中国学者不仅向美国同行学习先进的教学和科研经验,并从美国学术界获取最新的理论动向,同时也将国内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逆向输向美国。

哈佛燕京学社的遴选制度是确保中美学术交流水平和质量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项目采用单位推荐的方式进行遴选,不接受个人提出的申请。哈佛燕京学社的合作机构,主要是在教学、科研及出版等方面居于领先水平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这其实沿袭了燕京大学时期国学研究所设立标准、学社负责选拔的先例,但是在遴选的标准和可操作性上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改为由研究和教学资质较高机构负责举荐。这种做法首先确保了申请者的研究水平和基本层次,接着还有竞争性更强的统一选拔。申请者在学科上没有限制,凡从事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均可,不过申请课题的内容必须具有原创性。申请者在年龄上一般没有硬性规定,但出于学科建设和发展前景的考虑,在同等条件下往往年轻人更有优势。

哈佛燕京学社对于中美学术交流的支持,原来主要以访问学者和访问博士研究生这两个核心项目为主,分别创立于于20世纪50年代与80年代。现在,随着学社支持的范围从中国研究扩展为亚洲研究,其资助体系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增加了“地区发展高级培训项目”(Advanced
Training Programs for Field
Development)、“中国-印度研究项目”(China-India Studies
Program)、“协作研究项目”(Coordinate Research
Program)、“哈佛燕京与地区研究—东亚研究硕士生培养项目”(HYI and Regional
Studies—East Ssia A.M.Fellowship Program)、“联合项目”(Associate
Program)、“哈佛燕京图书馆研究资助”(HarvardYenching Library Research
Grant)等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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