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蒲京欢迎您官网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在第四届“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颁奖典礼上的讲话

为了适应新形式下我国考古发掘管理的需要,进一步鼓励广大考古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我国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的进步与发展,从今年开始,国家文物局将在田野考古奖之外另设立优秀考古报告奖,旨在进一步推动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和出版工作。这一奖项将两年评选一次,它应该和“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各有侧重,相互补充,共同促进文物考古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第四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于2005年12月27日在北京评选产生。《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等九项科研成果分获一、二、三等奖,《新疆察吾呼――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等六项成果获提名奖。评奖大会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评审委员会主任刘庆柱主持评奖活动。参加投票的评委有:王仲殊、王巍、仇士华、白云翔、石兴邦、刘庆柱、任式楠、张长寿、李学勤、徐苹芳、宿白。经过投票,评选结果如下:

二是实施精品战略,鼓励潜心研究。我所一直提倡为考古学事业献身的科学精神,反对沽名钓誉、随波逐流、赶时髦、凑热闹等不良风气。提倡从田野考古实际出发的严谨治学态度,反对主观臆断、凭空想象,不从材料出发的空论和证据不足的结论,追求新闻效应等不良学风。提倡“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反对投机取巧走捷径、包装炒作等风气。不允许在考古发掘项目的设置上追逐热点、制造噱头、哗众取宠。我所有20多个考古队,队员们长期吃住在工地或租住在附近的农民家中,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他们甘守清贫,坚守在冷寂的田野工作中。多年的坚守使我所田野发掘成果屡获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我所主持编写的《中国考古学》多卷本,更是举全所之力,所领导组织、督促,从体例、撰写到绘图、照相、编辑等各个环节多次召开研讨会,严格把关,数易其稿,目前已出版4册,获得学术界广泛好评。其中,《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和《中国考古学·两周卷》获得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一等奖和夏鼐考古奖一等奖。

近年来,国家文物局一直把提升田野考古工作质量和科技含量、加强考古报告的整理出版、促进考古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列为工作重点,积极推动考古工作的全面发展。我们注意到,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的一批考古研究机构,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一批较高水平的发掘工地和高质量的发掘报告不断涌现出来,最近我们对考古报告出版情况做了一个初步统计,仅近三年国内出版考古报告专刊就达120余部,近五年考古报告出版的数量已占到建国以来的考古报告数量的40%,与此同时,考古学相关研究和科普著作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考古学成果奖”是国内最具学术权威性的考古学成果奖,该奖设立于1985年,以夏鼐先生捐赠的3万元稿费作为基金,以基金利息作为奖金颁发给“对中国考古学作出突出成绩的中国境内的中国籍学者”。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另行筹集7万元,使奖励基金增加至10万元人民币。夏鼐考古学成果奖一般每三年或四年评选一次,聘请国内知名专家组成评奖委员会,负责评奖和颁奖。本次评奖是第四次评选,候选着作限定为1998年7月至2004年1月间出版发行的考古学术专着。

3.探索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创新。我所注意追踪当代考古学发展趋势与动向,积极将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和方法运用到考古学研究中。近年来新建了古DNA分析、食性分析等实验室,使我所的科技中心成为涵盖动物考古实验室、植物考古实验室、年代测定实验室、考古勘探实验室、物质结构和成分分析实验室等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研究中心,成为目前国内领先、在多个领域达到国际水平的优秀科研团队。

各位专家、朋友们:

提名奖6项:《新疆察吾呼――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东方出版社1999年9月;《新蔡葛陵楚墓》,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象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中州出版社2000年11月;《长安汉镜》程林泉、韩国河,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唐金乡县主墓》,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文物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周原甲骨文》曹玮,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分公司2002年12月出版。

第四,加强田野考古管理,确保资料、报告质量。我所要求学者对于田野考古及其资料的整理必须认真细致,不得弄虚作假、粗制滥造。考古报告是田野考古工作的最终成果形式,是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资料,是我所学术成果的重要方面。我所历来重视田野考古资料的整理和考古报告的编写,为保证质量,我们专门制定了《考古研究所编著考古发掘报告出版管理办法》,对报告编写、立项、审稿、出版都提出详尽要求。我所立项的院、所重大重点课题,一半以上是考古资料的整理与发掘报告的编写。对于这些课题,我们不仅加强立项和中期检查,而且在结项验收和成果鉴定时严把质量关,尤其重视在成果结项中的鉴定意见,着力督促有关人员按照鉴定意见修改、完善。2011年我所针对结项的考古资料整理与发掘报告编写的课题,不仅召开了专门的成果结项会,而且在三个月后,又召集原班同行专家对修改稿进行评审,给院外评委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称赞考古所对成果质量的要求严格。对于没有立项的田野考古资料整理与报告编写项目,我所要求完成后必须有三名专家审阅,同意后方可报所科研处申请出版。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已经走过了八十余年的辉煌历程。今天,考古学这一人民的事业,更得到党和国家、人民群众以及社会各界的空前关注。让我们携起手来,为新时期中国考古学的繁荣和发展共同努力,共同开启考古学发展的新篇章!

一等奖1项:《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1.重视考古工作区域的开拓。我所已在全国200多个市、县开展了田野考古工作,发掘了近200处涉及中国历史重大课题的大型遗址和都城遗址,以及大型墓地与王陵,填补了许多研究空白。近年来,我所认真分析本学科发展动向,积极开拓新的考古工作区域,在以前较少或基本没有开展过田野考古的西藏、贵州、云南、福建、海南等地展开了一系列新考古调查与发掘,在张掖黑水国、吐鲁番吐峪沟石窟寺、和田达玛沟佛寺遗址群等考古项目中取得了重要成果。

谢谢大家!

三等奖5项:《舞阳贾湖》,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学出版社1999年2月;《盘龙城――一九六三~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河姆渡――新时期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2.加强考古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在创新工程中,我们根据世界考古学发展趋势和中国考古学现状,以及我所的研究基础和实力,在原有研究领域的基础上,整合研究力量,提出了中华文明探源及中国上古史的重建、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创新、文化遗产保护科学创新等九大研究领域,作为今后一个时期我所学科发展的主攻方向。

夏鼐先生是新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学养深厚,学识渊博,学贯中西,在考古学和文物保护的许多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生前以学风严谨、实事求是著称,促成了一大批优秀考古学成果的面世。以夏鼐先生捐献的稿费作为基金,以他的名字冠名的“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继承了夏先生生前的优良传统,该奖自设立以来,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日益成为国内考古学最具学术权威性的奖项之一。该奖项的评选对我国考古学的学风建设、提高考古学研究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已经举行的四届评选活动中,共有37项考古成果获奖,其中包括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殷周金文集成》等著作。值得注意的是,在获奖的成果中,田野考古报告达33项,约占获奖总数的90%。获得本届“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的《郑州商城》、《桂林甑皮岩》、《西汉礼制建筑》、《舞阳贾湖》、《盘龙城》、《马桥》、《河姆渡》等都可以看作是高水平的田野发掘和高质量的发掘报告相结合的典范。另外一项获奖成果——《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虽是出土文献的整理,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另一类型的田野考古报告。由此可见,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一直是评委们关注的重点,这与夏鼐先生生前十分注重田野考古基础工作的作法是一脉相承的。

二等奖3项:《郑州商城》,河南省考古研究所,文物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桂林甑皮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桂林市文物工作队,文物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西汉礼制建筑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物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已有六十多年,在几代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求真务实、严谨扎实的优良学风,在国内外享有良好声誉。近些年,考古所特别要求全所科研人员视学风为学者立身之本,兢兢业业搞科研,扎扎实实做学问,坚决反对违背学者操守和职业道德等不良学风。

大家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国家文物局向获得第四届“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的学者和单位表示衷心的祝贺!向精心组织此次评奖活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来自国内考古学界的专家评委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2006年2月23日,第四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颁奖仪式在北京胜利召开。参加这次颁奖仪式的有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文物保护司司长顾玉才、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长王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副所长王巍和部分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领导以及获奖受表彰代表等,约40人。

第一,提倡开拓创新,避免低水平重复。建所以来,考古所一直站在中国考古学的前沿,引领学科体系、科研手段和科研方法创新,不断把中国考古学向前推进。

我们认为,要把老一辈学者的优良学风传承下去,保持学风常抓不懈,必须有完善的学术规范作保证。2010年,我所制定了《关于加强学风建设和规范职业道德的若干意见》、《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员申请晋升职称科研成果审核规定》等制度,将学风建设贯穿于课题立项、实施、结项,成果评奖,职称评定,业绩评价等各个环节,并将其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管理手册》之中,发到全所每个职工手中。在所党委的统一安排下,各部门组织了对《手册》的学习和讨论,为了增强学习的效果,我们还组织了对规章制度的问卷调查,取得了较好效果。

第五,传承优良学风,加强学术规范。考古所是一家有着优良学风传统的老研究所,老一辈考古学家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近几年,我们通过夏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徐苹芳先生与佟柱臣先生追思会等活动,对老一辈学术大家的学术生涯、治学态度和学术成就进行回顾,引导大家学习他们严谨治学、求真务实的精神,对我所学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二,视学术成果质量为考古所立所、兴所之基。一是实施代表作制度,不以论著数量论“英雄”。将优良学风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我所在职称晋升、等级评定等个人学术评价中实施代表作制度,不对学者发表论著的数量做机械规定,不以数量论“英雄”,强调成果的原创性,强调文章观点要有新意、有创见。坚决杜绝粗制滥造之风的侵蚀。同时,在职称评审中明确禁止各申请人找评委游说,坚决抵制评审中的人情票。

第三,坚持实事求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考古学是最讲实际的一门学科,考古研究最重要的是让材料说话。我所要求,一切田野考古成果未经科学论证或研究所批准,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表新闻消息。对媒体的采访,我们要求实事求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决不许为了制造轰动效应而不顾事实,夸大其辞。2009年,河南安阳西高穴大墓的发掘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一时间,围绕着西高穴大墓是不是曹操墓,以及如何认定热议纷纷,考古学立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我所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对该墓进行了考察,并很快在2009年度的公众考古论坛上,组织发掘者以及汉魏考古、碑刻铭文、碳十四测年、体质人类学等有关方面的专家介绍了该墓发掘的基本情况及相关研究方法。各学科的研究人员详细解说考古学是如何依据已有的发掘资料、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墓葬的时代和墓主人进行研究和推断的。此次论坛受到媒体和社会的高度关注,数家媒体到会采访,论坛举办后,使一度陷于混乱的关于该墓主人的争论得到平息。

4.不断更新学术理念。顺应我国对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开发、利用日益重视,支持力度大幅增长的趋势,我所加大了对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研究的力度。2007年组建了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目前已具有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实验室考古基地,参与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项目,开创性地进行了实验室考古工作。2011年我所参与的山西翼城大河口遗址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获得国家文物局优秀田野工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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