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蒲京app下载苏秉琦有着哪些学术思想?他是怎么发掘文物的

苏秉琦先生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倾注了他晚年的全部心血,取得了触目惊心的成果,发现了一个与以往心目中不同的中国,形成了他的学术体系。苏秉琦先生创建的学术体系,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各种探索与研究过程本身,对于21世纪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其中,重视对传说时代史实的研究、重视对经典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以及如何对待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这个课题本身,是21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需要直接面对的重大问题。
重视对传说时代史实研究的启示
苏秉琦先生在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中,在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重建中国史前史与中国古史框架中,都始终揣着“传说时代”时期的史实问题。并为复原其史实做不懈的努力。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苏秉琦先生在探索仰韶文化时,就揣有传说时代的史实问题。如他早年研究仰韶文化的代表作、发表于《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上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一文,在其结语中进行了将考古学文化与传说时代整合研究的探索。而明确提出要探索传说时代,是在此后约20年的1983年。如他于1983年5月17日在嘉兴会议上指出:“为了促进学科的发展,还要做很多的工作。诸如对距今三、五千年间若明若暗的、基本上还属于‘传说’时代或‘黎明期’的历史,从考古学角度复原它的真实面貌,这个任务既重要而又艰巨。不过它在建立新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估计和认识”。在1986、1987年苏秉琦先生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将复原五千年文明古国、探索传说时代的史实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在1991年至1994年期间他在重建中国史前史、建立中国古史框架中,则对传说时代的史实问题,抓住几个突破点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如他在形成于1991年4月的《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一文中专门用一节来论述历史的传说与真实问题,并将五帝时代分为黄帝至尧以前和尧及其以后的两个阶段。又如他在形成于1991年4、5月间的《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分析了陶寺文化与《禹贡》冀州、考古研究揭示的“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夏商周都有他们自己的开国史等问题。还如他在1992年9月论述《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提出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的三部曲时,其确定的“古国”阶段,即是传说时代的五帝时期。而他在1993年4月谈《论西辽河文化——与赤峰史学工作者的谈话》一文中,则进一步依据《禹贡》冀州厥土惟白壤的记载,结合红山文化后期的考古研究成果,确认“《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五帝’前期活动的中心是燕山南北”;并首次明确了“过去说《禹贡》九州是战国以后的事情,现在看,大部分都是商周以前”的认识。尔后在1993年11月至1994年1月间他的学术体系形成之时,更是依据《史记·五帝本纪》中有关洪水的记载,探讨考古研究中的洪水遗迹现象,将陶寺文化改认为“古国”阶段,明确了中原地区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三部曲问题,形成了中国国家发展三模式思想。这些充分说明:探索、复原传说时代的史实,是形成苏秉琦学术体系的一个重要内涵。
苏秉琦先生探索、复原传说时代史实对21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是有重要的启示。
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基本的学术目的之一是探索中国国家的起源与形成,重建中国古史。探讨中国国家的起源与形成,离不开中国古史框架,离不开中国传统古史。这应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在方式与目标方面区别于西方而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重要内涵之一。所以,在今后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应该加强如何与探索古史传说时代结合起来、尤其是要进一步加强对夏王朝时期以及尧舜禹时期史实背景研究的力度,以便探讨具有中国古史特色的中国国家的最初的形成。
探索、重建传说时代的史实,是21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需直接面对的重大课题之一。
重视对经典理论的学习和运用的启示
在苏秉琦先生晚年的学术研究中,学习与运用经典理论,在他的各种学术论述中是随处可寻的,而将经典理论直接指导、并灵活运用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突出的成果,则是从1989年开始的。也就是说,在苏秉琦先生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前后两个阶段中,如何运用经典理论指导其研究,其研究成果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苏秉琦先生在1986、1987年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第一个阶段中,对于运用经典理论指导其研究,与多数学者的状况大致是相同的。在20世纪90年代初,苏秉琦先生在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第二个阶段中,十分重视对经典理论的学习和灵活运用。他系统地学习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吸取其理论思想,并结合中国古史的考古学研究的具体特点,灵活运用经典理论,提出了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三部曲、发展模式三类型,创建了一个全新的学术体系。
苏秉琦先生在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创建其学术体系中,灵活运用经典理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①在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将文明起源直接指认为“从氏族到国家”,亦即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②在研究从氏族社会发展到国家的过程中,重点分析氏族社会由繁荣顶点走向衰落、解体的转折,如提出的辽西地区在距今8000年出现了社会转折,中原地区在距今6000年出现了社会转折等。
③在探索中国国家起源过程中,根据中国传统史学中有着丰富的有关传说时代的文献记载内容,结合考古发现龙山时代的诸如社会集团形成、社会分化加剧、战争不断等现象,变通其早年提出的古国概念,提出了新的“古国”概念。
④运用恩格斯分析的处于欧洲一部的国家产生至少有雅典、罗马、德意志三种主要形式的理论,思考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国家形成可能存在不同的模式,提出了中国国家发展模式有三种类型。
以上这些内容,都是苏秉琦学术体系中的精华,如果缺少这些内容,就谈不上有苏秉琦学术体系了。由此也就表明,重视学习并灵活运用经典理论是苏秉琦学术体系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
苏秉琦先生重视经典理论的学习和运用对21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也有重要的启示
苏秉琦先生在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创建其学术体系的前后两个阶段中,对经典理论的学习与灵活运用是不同的。后一阶段不仅重视经典理论对有关问题阐述,而且灵活运用经典理论,从经典理论中吸取营养,指导其具体的学术研究。形成了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三部曲和发展模式三类型这一内容全新的学术体系。
在苏秉琦先生开展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前后两个阶段中,除去研究目的的不同、学术积累深厚不同之外,是否重视并灵活运用经典理论,在形成的研究成果方面,差距是多么的明显!
这一宝贵的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在21世纪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重视对经典理论的学习与运用,尤其是灵活运用经典理论,结合中国古史的考古学研究的具体特点,灵活运用经典理论指导其具体的学术研究,是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一个方面。
如何对待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这个课题本身澳门新蒲京app下载
如何对待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这个课题,是苏秉琦先生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提出的。但他在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前后两个阶段中,如何对待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这个课题,明显区分为两种姿态。这两种姿态对21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都是有启示作用的。
在苏秉琦先生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第一个阶段中,是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作为一种口号。这种思想在1986、1987年期间苏秉琦先生的各种研究成果中有充分的表明,并贯穿于苏秉琦先生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第一个阶段中。
在苏秉琦先生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第二个阶段中,将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作为重建中国史前史、建立中国古史框架的一把金钥匙,即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为题,开展重建中国史前史、建立中国古史框架的研究。如他在《关于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指出:“文明开始是把金钥匙,是要大力开拓的课题”。他在《重建中的“中国史前史”》一文中指出:“当今时代,我们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实质上已远不单是哲学问题,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现实的社会、历史的课题,涵盖中国的过往与今来,是中国在这个‘世界村’中,中国人在当代世界进步人类中,将占一个怎样位置的问题,是合格的公民还是二等公民的问题”。并强调:“文明起源问题之所以成为历史唯物论的核心课题,正因为它是打开历史与文化谜宫的‘金钥匙’。再好的工具也需要用之得法,这是我国考古工作者经历半个世纪实践与理论结合得来的一点经验总结”。
苏秉琦先生对待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两种姿态,对于21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如何对待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这个课题本身,是有启迪意义的。
如果我们仍然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作为一种行动的口号,而实际上研究的是史前考古学中诸考古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发达程度、环境等条件对其发展与演变的影响与作用,以及探索传统史学中传说时代的史实和尚未彻底证实了的夏王朝等问题。那么,就像苏秉琦先生在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第一个阶段中获得的那种社会效果那样,使这些课题的研究因达到大众化效果而引起广大民众的关注,有利于这些研究课题的持续扩大展开。而这些课题都是目前迫切需要深入探索、解决的重大课题。
如果我们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作为一把金钥匙,即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为题,通过考古学的研究及其与历史文献研究的整合进一步构建中国史前史,研究中国古史,那么也可能像苏秉琦先生在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第二个阶段中获得的巨大成果那样,对200万年以来,尤其是1万多年以来的中国史前史进行全面的梳理,并填补其中的一些空白,对中国古史进行全新的系统阐述;揭示既具有中国特点、又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征和模式等。
苏秉琦先生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所达到的学术境界,令我们仰止。他进行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思路与实践方式,以及形成的学术体系,已被许多研究者所吸纳、应用,或是得到了发展,是一笔十分宝贵的学术财富。特别是紧紧围绕中国古史的研究,探索具有中国特征的国家起源与发展的模式,应是21世纪继续深入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苏秉琦在重建中国史前史的过程中,已经感觉到要完成这一课题的艰难程度。但是,他在重建中国史前史中吸取的经典着作的思想、明确的“文明起源”的概念,以及形成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些新的认识,却拓宽了他的研究思路,为他重建中国古史框架铺平了道路;同时,也为他构建中国国史框架模式,找到了理论依据。所以,1991年之后,他在重建中国史前史的同时,又考虑了重建中国古史框架,进而探索中国国史问题。

作者简介:孙庆伟,江西上饶人,现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主要从事中国青铜时代考古研究和教学工作,多次参加山西晋侯墓地、陕西周原和周公庙遗址的发掘。出版《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追迹三代》《最雅的中国——春秋时代的社会与文化》《周代用玉制度研究》等专着。
考古学是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延伸,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近代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密切相关。五四学人对传统史学的反思和对科学上古史的追求,催生了以田野工作为核心的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但当时国家衰败,文化凋零,考古学发展举步维艰。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国考古学才真正迎来了学科发展的历史机遇。概言之,70年来的中国考古学,经历了前后相继的三大发展阶段。
一、建国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构建文化谱系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能追溯到甲骨文所载的商代晚期,距今不过3300年左右,而有明确纪年的历史更是晚至西周王朝的共和元年。文字记载之前的漫长“空白”,就需要用考古学的方法来填补。
建国伊始,考古学面临巨大困难,尤其是专业人才极度匮乏。在当时,全国范围内真正受过考古学专业训练的不过十几人,与日益急迫的国家考古工作需求极不相称。非常时期必须采取非常手段,鉴于当时的情形,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三方合作于1952-1955年在北大连续举办了4期考古人员训练班,每期4个月,迅速培养出三百多名考古人员,几乎遍布全国各个省市,他们当中很多人成为新中国考古第一批业务骨干,为新中国考古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此同时,在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北京大学于1952年在历史系开设了新中国高校中的第一个考古专业,我国考古专业人才培养由此走上了正轨。
虽然新中国考古事业底子薄、条件差,但中国考古人高涨的工作热情支撑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中国考古事业的掌门人、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在回顾新中国考古工作时就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扎根田野是中国考古学取得辉煌成就的两大基石。
中国是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新中国建立之后,随着全国各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发展,大量的考古资料被发掘出来,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我国古代历史的认识。全国的考古工作者通过对这些出土材料的整理,解码“无字天书”,辨识出一个又一个的考古学文化,迅速而有效地填补了有文字记载历史之前的“空白期”。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着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综合大量考古材料,提出了我国史前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指出我国史前时期可以分为六大文化区,分别是: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和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苏秉琦指出,上述六个大区又可概括成面向内陆的两大部分,每一文化区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若干区域类型。
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的提出,是对新中国考古事业的一次成果总结和理论升华,标志着考古学“中国学派”的诞生。按照苏秉琦的理解,所谓考古学的“中国学派”就是指“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社会历史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中国考古学”。考古学“中国学派”的提出,标志着考古学这门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的学科,经过中国考古学者的不懈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中国化”。
一般认为,考古学“中国学派”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第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考古材料出发,运用考古学的方法,仔细观察与分析考古现象所呈现出的矛盾,具体地研究中国境内各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内容的社会面貌及其发展阶段性;
第二是在科学发掘基础上,运用由中国学者所发展了的考古类型学方法,分区、分系、分类型地研究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过程,通过考察中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来研究中国这一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研究这一总过程中各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
第三是这种研究,以揭示历史本来面貌作为目的,对促进人民群众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民族团结思想,有着重要的作用。
考古学“中国学派”是中国考古学的一面旗帜,在此大旗的指引下,中国考古学进入到古史重建阶段。
二、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重建中国古史
晚清以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史学家提倡“史学革命”。一方面,他们不满足于全盘接受史籍记载而落入“泥古”的泥淖,但与此同时,因为长期浸润于传统史学,对旧有的古史体系又难以割舍。考古学的输入,让梁启超等人看到了重建古史的希望,当他发现“欧洲考古学会专派人发掘地中遗物”时,不仅憧憬效仿西人,希望有朝一日国人也能够借助考古手段“以考中国有史以前古史”。
梁启超的愿望要在数十年之后方才实现。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在提出考古学“中国学派”的同时,也对考古学的学科使命和历史任务进行了深入思考。苏秉琦认为,建立新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目的就是要通过它来阐明中国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并以它为骨干来复原中国历史的真实轮廓。
苏秉琦对古史重建的呼吁,是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考古学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出土资料,全国范围内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和年代框架也基本建立。但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的遗址、遗迹和遗物,这些古代物质遗存无疑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但在性质上它们只是历史的素材,而不是历史本身,依靠考古文化序列编排出的年表也不等于历史。换句话说,历史不是考古资料的罗列堆砌,历史撰述也不是考古发掘报告的简单汇总。
在重建古史的大业中,上古史的重建工作尤为紧迫。面对这一重大学科使命,苏秉琦再一次带领中国考古学者创造了辉煌,亲自主持编写了多卷本《中国通史》的“远古时代”卷。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用考古材料书写的古史,文化谱系、手工业、农业、建筑形态、居住方式、埋葬习俗以及意识形态,都源自第一手的出土资料和考古学者的认知。
苏秉琦指出,重建中国史前史并非是将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群的简单对应,而是要阐述中国史前社会的演变过程,尤其是探讨从猿到人、从氏族到国家这两个与远古历史密切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苏秉琦将中国国家起源问题概括为发展阶段的“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和发展模式的“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三类型。以苏秉琦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者所着的史前史,堪称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中国续篇,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和理论突破。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建中国古史的大潮中,考古学者尤其关注中国史前文明的架构与格局,提出了多种创见。如苏秉琦的史前文明“满天星斗”说,一方面呼吁打破中原中心、汉族中心和王朝中心等“中心论”,走出“大一统”的历史怪圈;另一方面也高度重视中原地区的“熔炉”作用,强调以华山为中心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脱颖而出,标志着华族的诞生,“华”是尊称,以区别于其他族群,是高人一等的具体表现,华山玫瑰-陶寺磬鼓-夏商周及晋文公一脉相承,构成了中国文化总根系的直根系。几乎在同一时期,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根据他对考古材料的理解,也提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堪称是英雄所见略同。稍后,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严文明提出了中国史前文明“重瓣花朵式的向心格局”的新见解,强调中原为花心,华夏族为主体政治,其外围分布着两层文化圈,外圈对内圈存在依存作用,也就是文化上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是中华文化连续发展而从未中断的重要原因。
在此基础上,世纪之交时,国家先后启动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前者首开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模式,整合力量,精准聚焦三代年代学,取得了重大学术进展和良好社会影响力。后者则以重大考古发掘为主导,充分调动多学科手段,深入研究中华文明在何时、何地、因何种原因、经何种途径而起源,迄今已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极大地丰富了对中华文明内涵的认识,是对中华文明史的崭新重建。
三、新时代的考古学:阐释中华文明
任何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和国家的需求。中国考古学的产生、发展和变革,都与时代进步息息相关,五四运动将考古学引进了中国,改革开放推动考古学投身古史重建,为中华复兴而贡献学科力量。当今的中国已经步入新时代,中国考古学也必将进入文明阐释的新阶段。
把握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首先需要准确把握考古学的学科特点。与传统史学相比,考古学具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是主要依靠出土的实物资料来研究历史;二是获取和研究史料的手段主要是自然科学方法。这就决定了考古学是一门技术驱动型的人文学科,人文为体,科学为用,是最典型的文理交叉学科。这就要求考古学的发展必须紧跟技术变革的步伐,必须不断更新技术手段,丰富研究材料,拓展研究领域。
把握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更需要准确把握考古学的时代命题和时代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五千多年的深厚文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水源头和文化沃土,丰富的文化遗产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深厚滋养,开展文明阐释研究是时代赋予考古学科的新命题。新时代,新要求,新命题,未来中国考古学研究必须紧紧围绕“三个讲清楚”来展开,即:讲清楚中华文明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道路;讲清楚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及其在人类文明中的独特贡献;讲清楚中华文明优秀基因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中的当代价值。只有准确把握中华文明基因,正确诠释中华文明价值,才可以真正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才可以真正“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针对上述目标,中国考古学要进一步凝聚话题,聚焦主业,围绕学科发展和国家需求提炼出若干重大学术课题和重大学科建设任务,集中力量,形成突破,加快建设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要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抓手,进一步深化中华文明形成和国家演进研究,深入阐述中华文明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独特的发展道路及其当代意义;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快建设“中华文明文物基因库”,以体系化的文物资源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以现代科技特别是大数据技术为手段,建设新时代的国家文明基因工程和文明展示中心。要大力加强境外考古工作,特别是加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考古合作,积极开展文明互鉴和文明交流研究,为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贡献学科力量和学科智慧;要大力提倡重大学术问题和新技术新方法的深度融合,创新体制机制,搭建高水平科研平台,组建高水平科研团队,力争在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等国际重大学术前沿领域取得突破和领先地位;要加强规划和分工协作,组织编写高质量的中国考古学系列教材、中国考古学系列论着和中华文明系列普及读物,三位一体全力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学科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要把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作为学科发展的重中之重,前瞻性地做好人才队伍布局,特别是要有针对性地培养具有专业方向突出、国际视野宽广的外国考古人才,培养专业背景多元、学科交叉能力突出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培养专业基础扎实、行政能力突出的文化遗产国际管理人员。
所谓“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考古学是一门识大体、明大道、有关怀的宏大学问。考古学的发展不能脱离时代需求,考古学的意义正在于与时俱进的时代价值。新中国考古70年,从谱系构建到古史重建再到文明阐释,是互为关联、不可割裂的三个阶段,这既是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时代进步的必然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考古以鉴今,适逢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伟大时代,诠释古老文明,创新传统价值,新时代的中国考古学必将迎来学科大发展、大繁荣的黄金时代。
专家推荐意见:经过70年的开拓发展,中国考古学不断壮大,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遍布全国的考古发现,日益建构起中华大地各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到历史时期的文化谱系和年代框架,考古学差不多以一己之力重写了中国史前史和中国上古史,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历史观。进入新时代,考古学仍将为古史重建,探索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及其发展道路等重大学术问题,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

重建中国史前史、重建中国古史框架、构建中国国史框架模式,是苏秉琦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而发生的其学术研究的三步跳跃。这三次跳跃,使苏秉琦的学术思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1.苏秉琦对“上万年的文明启步”的认识过程:“上万年的文明启步”是苏秉琦的古史框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对此认识有一个反复的过程。

这种思想最早是在1991年8月谈《文明发端玉龙故乡——谈查海遗址》时表达的,如“查海遗址出土的十多件玉器,都是真玉,说明对玉的认识鉴别已有相当高的水平,玉的加工是高级加工,使用超越了作为工具和装饰品,而赋予社会意义,除一件玉锛以外,块、匕都是特殊用品,成套,而且集中出土。……查海玉器已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对玉材的认识,二是对玉的专业化加工,三是对玉的专用。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化,所以是文明起步。”苏秉琦在这里是通过对玉器的出现来考察文明起步的。

这种思想早在1991年四五月间论述《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中已经萌发,则不过那时是作为从氏族社会向国家发展的转折证据提出的。如在该文中谈“从氏族社会到国家出现的历史”时指出:“阜新查海的玉器距今8000年左右,全是真玉,对玉料的鉴别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玉器的社会功能已超越一般装饰品,附加上社会意识,成为统治者或上层人物‘德’的象征。没有社会分工生产不出玉器,没有社会分工也不需要礼制性的玉器。因此,辽西一带的社会分化早于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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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主要通过对查海遗址距今8000年玉器的考察,针对玉器出现而提出的文明起步的思想,至1992年9月间论述《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明确提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概念时,根据新公布的资料,将农业的出现作为上万年文明启步的依据,此时的“上万年的文明启步”的思想是针对农业的出现而言的。如“农业的出现就是文明的根,文明的起源。这一起源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到两千年前。证据是河北徐水南庄头发现了自一万年前至两千年前的连续的文化堆积,并测出了可信的连续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在一万年前的遗存中已显现出石器的专业分化。这时期其他遗址的尖状器具备了多种安柄的形式,甚至连类似‘曲内’、‘直内’的石器也出现了。它们与后来‘勾兵’、‘刺兵’、铲、锄之类的金属武器、工具应具有源流关系。说明一万年前人们已掌握了对付自然的新型工具和新的技术,文明已经启步。”

苏秉琦将农业的出现、新型石工具的产生作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的思想,在1994年1月写《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时,即他的学术体系最终形成之际,又作了重新阐述。如他在该文中谈民族文化传统问题时概括了三项内容,其中第二项是上万年的文明启步。“‘国家大事唯祀与戎’,兵器、礼器是它们的物化标志,玉器是决不亚于青铜器的礼器。八千年前的玉器已发现多处,它们的原始应不下万年,它们的形制,有的直接延续到商周。”苏秉琦在此时是将玉器作为礼器来看待,并推测玉器起源于距今万年左右。所以,他又坚持了原来的看法,将玉器的出现作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

这种认识上的反复,可能与他坚持认为辽河流域的社会发展比海河流域的早一个节拍、海河流域又比中原地区早一个节拍的思想有关。因为发现距今万年以前文化遗存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的地理位置位于海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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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秉琦对“由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的认识过程

苏秉琦对“由氏族向国家发展转折”的认识,是在开展重建中国史前史中提出来的,并伴随着他的学术体系的形成,对“上万年的文明启步”认识的变化,对其认识也有变化。

其最初的认识是在1991年四五月间论述《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谈从氏族社会到国家出现的历史时提出的。如“半坡、姜寨聚落可以说已达到了氏族制度发展的顶点。

也正是在半坡、姜寨所处的时代发生了氏族社会的转折,即由繁荣的顶点走向衰落、解体的转折”,他还从聚落形态与埋葬制度的变化、尖底瓶应是一种祭器或礼器、彩陶无疑是社会分工的产物等角度进行了论证。

苏秉琦的这一认识,显然与1986年、1987年探索中华文明火花爆发形式的研究成果有关。而至1992年9月论述《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时,明确说明距今6000年是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如在该文中论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仰韶文化研究时指出:“之所以特别看重距今6000年这个界标,因为它是该区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这并不是说距今6000年前已出现了国家,而是说氏族社会发展到鼎盛,由此转而衰落,文明因素出现,开始了文明、国家起源的新历程。距今6000年,社会生产技术有许多突破,社会一旦出现了真正的大分工,随着就会有大分化,人有了文、野、贵、贱之分。酉瓶和绘有动、植物纹样的彩陶并不是日常使用的汲水罐、盛饭盆之类,而是适应专业神职人员出现的宗教上的特需、特供。再从聚落形态上看,姜寨所揭露的那个聚落平面是属于距今6000年前的。”

苏秉琦在此时明确提出了距今6000年是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而在该文中论述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三部曲时,将农业的出现、新型工具的产生作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的前提下,又提出辽西地区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是在距今七八千年。如他指出:“七八千年前的阜新查海和赤峰地区兴隆洼的原始文化所反映的社会发展已到了由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点,特别是查海、兴隆洼都发现了选用真玉精制玉器,它绝非氏族成员人人可以佩戴的一般饰物。正是在这一时代,玉被赋予社会意义,被人格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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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将辽西地区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的时间定在距今七八千年,比中原地区的转折点早一二千年,也是出于他坚持认为辽河流域的社会发展比中原地区的早的思想有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对辽西红山文化后期的社会性质也就形成了新的认识。

3.苏秉琦对红山文化后期的社会性质认识的变化

红山文化:牛河梁中部积石冢全景

苏秉琦对红山文化后期以“坛、庙、冢”等遗存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性质的认识,自1983年7月以来,有过多次提升。其中,在1985年10月7日论述《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一文中认为,它“是中国早到五千年前的、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形式”;在1986年7月前后写定的《谈“晋文化”考古》一文中认为,它“是燕山北侧史前‘北方古文化’发展到最高水平的标志”;在1986年8月18日谈《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在1985年10月的认识基础之上,又多了一句“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在1986年10月5日论述《文化与文明》一文中,将它作为一种中华文明的火花;在1991年四五月间论述《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仅提到:“8000年前阜新查海玉器以及其后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发现,是辽河流域前导地位最有力的证明。”至1992年9月论述《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围绕他对建立中国古史框架的阐述,将红山文化“坛、庙、冢”等遗存的文化性质确定为早期城邦式原始国家,即古国。如他在该文中论述“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时指出:燕山南北地带“五六千年间的红山文化,特别是在它的后期,社会发展上出现飞跃。证据是凌源、建平、喀左三县交界地带的坛、庙、冢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特别是那座直径60米、高7~8米,顶部有冶铜坩锅残片的‘金字塔’,以及三县交界处在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只有宗教祭祀遗址而缺乏居住遗址的情况,以及赤峰小河西发现的一平方华里的‘城址’等,都表明,不论当时有无‘城圈’,社会确已进入了早期城邦式原始国家的阶段”。这是苏秉琦首次将红山文化后期以“坛、庙、冢”等遗存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作为古国来认识。

苏秉琦对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性质认识的多次提升,最初是与他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有关,而此时则是与他建立古史框架,即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三部曲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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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苏秉琦对陶寺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过程

山西襄汾陶寺文化遗存是苏秉琦晚年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对陶寺文化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是形成他学术体系的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苏秉琦晚年的许多学术活动大都是围绕陶寺文化遗存的研究而进行的。自1979年以来,他两次赴陶寺遗址考察,在近20篇论述中谈到陶寺文化遗存问题。并伴随着他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重建中国史前史和古史框架、形成学术体系的学术发展过程,他对陶寺文化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渐深化、提高的过程。

陶寺遗址,在正式发掘之前就引起了苏秉琦的关注,并在1979年春他考察陶寺遗址时,就遗址的分期、特征等问题,向发掘者做了重要提示,认为陶寺遗址不同一般。而他对陶寺文化遗存的正式论述,则是始于陶寺遗址第一阶段发掘获取重要成果之后的1985年3月6日,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闭幕式讲话中,提醒大家重视早于距今四千年前重要发现时谈到了陶寺。后于1985年11月7日他在侯马召开的“晋文化研究会”上谈《晋文化问题》时指出:“……从陶寺起,方进入‘晋文化’正文。它是独一无二的,是北方、中原两大文化区文化汇合点上相互撞击发生裂变形成的一颗新星。‘磬和鼓’的组合不是一般民乐器类,它们是摆在厅堂或更隆重场所,作为礼仪性质的设施,其他如朱绘龙纹盘、成套朱黑漆木器、刀俎等都如此。它们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文化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产物。它们是中原夏商周古典文化出现前的一个历史时期。”又于1985年11月14、15日他第二次考察了陶寺遗址之后,在侯马作关于陶寺文化特点、资料整理与报告编写、晋南考古课题的长篇报告时指出:“陶寺遗址的发现,为中国考古学增添了重要的一页。尽管暂时还没有挖到城,还没有发现城墙或大型夯土建筑基础,我仍然认为,这里就是一处古城。道理很简单:一般的村落遗址不会有那样的墓群,达不到那样高的水平。……特磬同鼍鼓是配套的,演奏时可以和声。不能视同一般的乐器,这是陈于庙堂之上的高级乐器,庄严的礼器。普通的村庄,怎么能有这样的重器?鼍鼓、特磬的出现,突出地表明了陶寺遗址的规格和水平。”他还于1986年7月前后写定的《谈“晋文化”考古》一文中指出:“陶寺遗址的文化特征因素明显区别于山西省境内同时期其他遗址,它所反映的社会发展水平是国内其他同时期遗址所难于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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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苏秉琦在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前对陶寺文化遗存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主要认为陶寺是一处古城遗址,社会发展到了较高阶段,文化发展到了较高水平,但没有给予定性。而通过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他对陶寺文化遗存的认识有了明显的加深。

苏秉琦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考古类型学的新课题》等学术论文,就一些考古学文化的渊源、特征、发展途径等问题作了尝试性分析,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分布的格局、系统等问题,提出了创见,并对此赋予研究方法的意义,在考古学界有广泛影响。最着名的他的中华文化六大区系论,他把中华文化分为六个区域:

1、陕豫晋邻黄地区 2、山东以及邻省一部分地区 3、湖北和邻近地区
4、长江中下游地区 5、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
6、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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