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蒲京欢迎您官网贵州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发掘入列“中国考古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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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蒲杨氏土司墓地位于贵州省遵义市东北侧约20公里的新蒲新区新蒲村。2013年至201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指导下,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清理出三座杨氏土司墓葬,其中杨价墓(杨价为第14世杨氏土司)是目前发现的播州杨氏唯一的土坑木椁墓。贵州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墓地受到学界关注,被评为“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包括该墓地在内的“贵州省遵义市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获得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田野考古一等奖,并为“土司遗址”申请世界遗产提供了有力支撑。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者周必素、彭万撰文《贵州遵义市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载《考古》2015年第7期)报告了发掘情况。

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杂志社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论坛,推出2014年中国六项重大考古发现,贵州省遵义市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以高票入围。这是继赫章可乐遗址、海龙囤遗址之后,贵州考古第三次获此“殊荣”。

论坛开幕

杨氏;土司;金银器;播州;墓地;出土;发掘;口径;坑木;世界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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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专家学者

贵州省博物馆新馆中,有一组宋代金银器,做工精美,金光璀璨,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观看。这组金银器2014年出土于遵义新蒲播州杨价墓,该墓是已科学发掘的杨氏墓葬中唯一未被盗扰的,墓中出土精美金银器80余件,为深入认识宋代金银器制作工艺等情况提供了重要材料。在这些金银器中,最为精美的是一件螭首金杯和一件螭纹金盘。

评审专家指出,此次发现的杨氏土司墓地使遵义地区众多土司城址、墓葬有机的结合起来,极大地丰富了土司考古的内涵,而土司考古这个领域的扩展对研究宋元时期西南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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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料介绍,南宋螭首金杯口径7.85厘米,足径5.1厘米,高7.05厘米,重230克;南宋螭纹金盘口径18厘米,底径13.5厘米,高1.9厘米,重180克。金杯有夹层、敞口、圈足,杯口沿錾回纹,杯身装饰雷纹、双层水波纹,双螭缠绕,两螭首对称探出杯口成为杯柄,圈足装饰如意云纹、三角纹。金盘的纹饰与螭首金杯呼应,盘口沿为回纹,盘底云雷纹为地,盘心为浪花翻涌,双螭盘旋,口尾互衔。据介绍,出土时金杯倒扣于金盘之上。

2012年8月,为解决遵义新蒲新区饮用水源的中桥水库项目启动,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遵义市文物管理部门,对中桥水库工程淹没区进行了文物调查和勘探,确定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播州杨氏29世土司杨烈墓在水淹区范围内,并在杨烈墓东南侧约200米处新发现挨河大型石室墓。

专家讨论

新蒲杨氏土司墓地位于贵州省遵义市东北侧约20公里的新蒲新区新蒲村。2013年至201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指导下,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清理出三座杨氏土司墓葬,其中杨价墓(杨价为第14世杨氏土司)是目前发现的播州杨氏唯一的土坑木椁墓。

为抢救保护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3年4月至2014年12月,考古部门对新蒲杨氏土司墓地进行了为期近两年的大规模发掘,共清理墓葬3座。

2009年11月28日至2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主办的“边疆民族考古与民族考古学论坛•2009”在贵州饭店召开。除主办方外,来自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新疆社会科学院和贵州、四川、重庆、内蒙古、深圳等地的考古研究所等机构50余位专家出席了此次论坛。贵州省文物局长王红光亲临会场,与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院长助理郑君雷一起分别致开幕辞。学者就中国古代边疆考古发现与研究、民族考古学研究及理论探索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调查与研究等问题进行交流研讨。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王仁湘研究员致闭幕辞。

贵州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墓地受到学界关注,被评为“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包括该墓地在内的“贵州省遵义市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获得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田野考古一等奖,并为“土司遗址”申请世界遗产提供了有力支撑。

经过考古发掘确认的杨氏“土司”墓葬,由7座增至9座,丰富和完善了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的序列,且墓主跨越了杨氏统领播州、受封播州土司和即将覆灭的主要时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杨氏从宋代封建领主到元明土司的演变过程,对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土司制度及其文化特性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边疆民族考古是这个论坛重要的议题,学者们分别介绍了自己对中国西南、北方、西北边疆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者周必素、彭万撰文《贵州遵义市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载《考古》2015年第7期)报告了发掘情况。据介绍,该墓是一座双室并列的土坑木椁墓,属于形制特殊且保存完整的大型高等级大墓,是杨价夫妇合葬墓。在男女墓室中都发现有金银器,其中女室头箱出土金银器除螭首金杯和金盘外,还有狮钮银执壶、银烛台、银瓶、银匙、银箸等,男室头箱出土盘、碗、筷、匙、茶托、执壶等金银器。这些科学发掘的器物件件精美,具有鲜明的宋代特征,体现了宋代高超的制作工艺及中原与贵州土司的交流情况。

实验室考古又一成功实践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宋先世的论题是“贵州民族考古刍论”。他以贵州众多的少数民族人口和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为背景,概略地介绍贵州开展民族考古工作的历史与现状,阐述民族考古研究在贵州考古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及作用。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刘文锁、吴小华介绍了贵阳市花溪区高坡苗族乡境内的部分岩洞葬。包括分期与断代等。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胡昌国介绍了开阳平寨村岩洞葬。目前在贵州已发现近百处岩洞葬,但对其进行清理发掘的并不多。通过清理工作,初步确认岩洞葬的年代应为宋明时期。这批岩洞葬可能为花仡佬的岩洞葬。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杨洪介绍了贵州贞丰浪更燃山石板墓群,对墓葬形制、年代、族属和文化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墓葬形制分为瓮棺葬石棺墓和石棺墓,时代以东汉早中期为主,文化受到广西印纹硬陶和陶罐的影响。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合荣对贵州赫章可乐“乙类墓”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赫章可乐乙类墓可能是夜郎民族的地方土著民族墓葬。乙类墓地使用年代较长,从战国早中期至东汉时期都在使用,以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前期为发达。由于时间早晚和外地文化的传入,墓坑形制、随葬品组合、种类等不同时期有不同特点,但均一脉相承,没有发现间断情况。随着汉文化的大量进入,尤其是“郡县制”的设立,加速了它同汉文化的一体化。根据墓中出土的铜发钗和其它文物分析,秦汉时期,贵州西部生活着越人、濮人、氐羌、蜀人和汉人。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改课介绍了贵州贞丰孔明坟遗址石器以及其它新石器时代遗址(小河口遗址、渡口遗址)的主要发现。总结了贵州省北盘江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石器工业的主要特点和石器工业反映出的地域考古学文化类型,从石器工业分析反映出古人类对石器利用的特点。贵州省考古所张兴龙的论题是“北盘江流域考古新发现—兼论区域文化的共性与个性”。介绍了北盘江流域考古新发现,探讨了北盘江流域先秦时期文化遗存与滇东南、桂西及越南北部文化区的共性,比如长方形大石铲、斜刃石器和双重肩石器等。北盘江自新石器时代以来至汉代,文化发展连续,遗址分布密集。这类遗存主要存在于大河流的沿岸台地上,并沿大江大河谷地传播。先秦时期,北盘江是越文化北上传播的一条重要通道,在传播过程中,这些文化又与当地环境相适应,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四川大学考古系于孟洲、白彬介绍了对黔东南地区史前坡脚遗址、学堂背遗址和月山背遗址考古的新发现。这些遗址的发现为黔东南地区史前文化序列增加了新资料,证明了高庙文化的西向传播。贵州民族学院叶成勇介绍了南夷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内涵及其模式。认为土著主导时期的社会文明化内涵与模式是基于生存的开放——融合模式,汉移民主导时期的社会文明化内涵与模式是政治、文化、族体三位一体融合模式。

曾江 文/图

记者目前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他说,杨介墓实验室考古是实验室考古的又一成功实践。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刘志岩介绍了金沙江下游考古新发现。叫化岩遗址是川南地区首次发现新石器文化的遗址,填补了四川新石器时代文化在川南地区的空白,对建构四川新石器时代的谱系具有重要意义,为研究金沙江流域和峡江地区、成都平原的史前文化交流提供了全新的材料。战国晚期—西汉早期墓葬保存好,是川南地区发现的最为重要的巴蜀墓地之一。该墓地出土的器物具有明显的巴蜀文化特征,证明该区域为蜀人南迁路线上的重要据点。该墓地早期明显具有楚文化因素,中期开始出现西北地区石棺葬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晚期汉式器物的比重在不断加大。说明该区域正处在文化交汇的漩涡地带。另外还有明清时期遗迹。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李大地介绍了后溪土司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主要是打落寨遗址和后溪遗址。打落寨和后溪土司遗址的时代为明清,以明代遗存为主。地面现存的墓葬、祠堂等建筑多为清代中、晚期以来的遗存。分别代表了改土归流后土司文化与民族文化遗存发展的两个大阶段。保存较好的居址邻近河流,利用自然天险作防御屏障或筑城拱卫。居址区或城内都有严格的分区。土司王族居址背必须靠山,面得开阔。其下为衙署区,居民区地势最低。土司王族的建筑奢华,地面有铺装饰精美。王室宫殿区出土的遗物以瓷器为主,来源丰富,主要是南方景德镇产品,也不乏北方青、白瓷。后溪白土司为众多少数民族土司中的汉人土司,为研究部分汉人“土著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重要资料。后溪土司以白土司为主,但也存在白、彭土司共存的历史,彭土司为土家族土司。

作者简介

社科院考古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接受任务后,派出专业人员赶赴考古现场,对已经严重腐朽的杨价夫妇木棺采取了现场应急保护处置,并对两个木棺实施了整体套箱包装提取,千里迢迢运回北京的考古实验室。经专家集体“会诊”,制定了详细的实验室考古方案,务求考古发掘清理与文物保护和研究“无缝衔接”,把发掘清理、检测分析、保护处置、信息采集、复原研究等,融合为一个完整的考古科研体系。

四川大学考古系霍巍的论题是“雪山与大河之间:中印边境佛教考古新发现”。介绍了他们对拉萨、江孜、萨迦、札达、卡孜河谷(卡孜寺、帕尔嘎尔布、聂拉康、查宗贡巴、卡孜建筑遗址)、底雅、日土和和田一线佛教遗存的考察。通过重点的调查,发现中印边境我方一侧的卡孜河谷地带存在着一批古格王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佛教遗存,意义十分重要。其中早期的遗存与古格王国早期佛教高僧仁钦桑布的活动有一定关系,年代多为11世纪左右。这些遗存珍贵但保存状况令人堪忧,指出进一步加强调查与保护工作的紧迫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仝涛的论题是“青海都兰热水血渭一号大墓年代及墓主人身份试探”。血渭一号大墓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察汗乌苏镇的热水沟,作者依照出土丝绸以及镀金银器残片将血渭一号大墓的年代大致断定为7、8世纪之交。根据敦煌吐蕃文献的记载,吐蕃在征服吐谷浑之后继续保持与吐谷浑王室的姻亲关系,并利用吐谷浑王室来统领这一地区,使得吐谷浑以邦国的形式继续存在,甚至可以推测出一些被吐蕃封授的吐谷浑王的名称,其中在694年去世的坌达延墀松很有可能就是吐蕃公主墀邦的丈夫,首任吐谷浑王,亦即血渭一号大墓的墓主人。而根据汉藏文献记载,也排除了墓主人为吐蕃所派统领吐谷浑高级将领的可能。

姓名:曾江 工作单位:

目前,杨价夫妇木棺的实验室考古工作,正在按计划谨慎推进,进展顺利。杨价夫妇墓主出土的部分金银器保护修复工作,正由一个出土文物保护修复专家组成的工作班子负责实施。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邓启耀的论题为“云南岩画图式类比”。介绍了自己对云南岩画独到的研究,提出古人应当存在物象纪事、图像纪事和文字三种记录方式。北京科技大学李晓岑介绍了滇文化冶金考古的成果。认为春秋中晚期,滇中偏西的楚雄一带的居民主要在楚文化的影响下,已掌握了冶炼技术。制造出了铜鼓,使用铜农具和兵器。战国早期,楚雄的濮人迁到了滇池地区的羊甫头一带,把金属技术带到了滇池区域。他们进行各种金属器的制作。战国中期,北方的氐羌民族(主要是氐羌系系统的僰人)进入滇池地区,带来了北方草原民族的青铜文化,如扣饰、铜柄铁剑、各种长胡戈等,并带来了镀锡技术,北方草原青铜文化与当地的濮人青铜文化和土著文化等结合,制造出了贮贝器、跪俑等青铜文化器物。创造出了在中国西南地区大放异彩的古滇地区金属文化,并对东南亚地区的青铜文化产生了影响。战国时期,滇文化金属器的技术特点是,红铜器占一定比例,兵器和生产工具以铜锡合金为主,有实用、礼仪和随葬等功能。滇人在铜鼓、贮贝器中多加入铅,以改善铸造性能。器物主要是铸造制成,利用失蜡铸造、分铸、榫接、销接多种工艺的组合,制作造型复杂的器物,少量器物如兵器和甲片等,进行了热锻加工和铸后冷加工。出现了锻打的钢制品。金属器物制作精美,装饰性强,贵族用的器物采用热镀锡和汞鎏金进行表面装饰,作为礼仪用具。古滇金属文化在西汉中晚期达到了鼎盛时期。红铜器减少,铜锡合金的比例增加。全铁器大量产生,铁器中出现炒钢、贴钢和经过淬火的制品,并有了铸铁器,金银器以金银合金为主,作为贵族显示身份和财富的器物。汞鎏金和镀锡等表面装饰工艺发达。东汉时期,除少数贵族的墓中还有精美的青铜器外,平民墓中已不见滇文化风格的器物。汉式器物大增,青铜器物的成分变成铜锡铅合金,古滇文化风格的金属器荡然无存。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赵凤杰的题目是“曲靖地区出土青铜时代金属器的技术研究——兼谈与赫章可乐出土金属器的技术比较”。认为青铜时代曲靖地区铜器有红铜、锡青铜和铅锡青铜,使用铸造、铸后冷加工、锻造等多种加工方法。表面处理有汞鎏金和热镀锡。西汉晚期曲靖开始制造铅器,并使用铁器,铁器可能通过“五尺道”从巴蜀传来。曲靖与赫章可乐铜器材质相比,有相同之处,但区别也不小。二者均锡青铜为主,但赫章可乐Cu+Sn+Pb铜器多,兵器含锡量比较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郭物利用新的考古发现探讨了童恩正教授提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认为以南西伯利亚为主的欧亚草原通过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对云贵高原的影响值得继续关注。从现有的考古发现看,云贵高原对外交流的方向主要是北、东和东南。就石寨山文化的发现看,其同北方草原的联系相对而言,并不是特别直接,可能主要是通过藏彝走廊地区的氐羌人群。蜀身毒道在东汉以前的作用尚不特别显著和明确,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可以预期,杨价夫妇木棺之实验室考古项目定将取得可喜成果,不仅可以成为我国实验室考古理论和方法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必将推动实验室考古学科发展,同时也会获得大量珍贵文物和重要历史文化信息,为我国古代土司制度和物质文化研究,提供不可多得的科学资料。

有两位学者介绍了华南地区的考古。深圳市博物馆李海荣的演讲题目是“深圳咸头岭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纹饰”。在陶器上戳印纹饰图案,是咸头岭遗址先民装饰陶器的一种很有特色的手法。但这种纹饰如何被加工出来,却是众说纷纭。通过模拟实验,发现这类纹饰可能是用特制的竹子戳子加工出来。戳子的制作是使用石器,对竹片进行剖片、磨片和刻划端面纹饰三道工序加工而成。这种方法对认识其它地区陶器上的戳印纹制作或许可以提供能够参考的一种思路。肇庆学院杨杰介绍了广东早期青铜文化的研究。认为“广东早期青铜文化”是指广东地区相当于商至西周前期阶段的考古遗存。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到夏商之际,文化面貌出现质的变化,北方中原地区青铜文明因素开始出现于岭南。广东早期青铜文化分为粤东区、粤北区、粤中区和粤西区。其中粤东区独立性最强,文化面貌与另外三个区差异最大。粤北、粤中和粤西区文化关系十分密切。其中粤中区是其中心区域,另两区和粤中区文化面貌相似,只是接受其他文化影响的程度和来源有所不同。

珍贵的南宋金银器成组出土

有五位学者的演讲涉及中国北方地区、蒙古国地区的考古。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曹建恩介绍了赤峰市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发掘概要。二道井子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文钟镇二道井子村打粮沟门自然村北部的山坡之上,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小型聚落,遗址总面积近30000平方米。整个遗址总体呈现东高西低之势,南北两侧濒临天然冲沟,东、南、北三侧聚落环壕依稀可见。2009年4月始,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赤峰——朝阳高速公路”的基本建设,组队对该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工作。目前,已揭露面积5200平方米,清理房屋、窖穴、灰坑、墓葬、城墙等遗迹单位近300处,出土各类文物近千件。二道井子遗址文化内涵单纯,文化堆积深厚,建筑遗迹保存完整,是目前发现的保存最好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保存极佳的“地面”为研究不同遗迹之间的共时关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环壕、城墙、院落、房址、广场、小巷等建筑构成的聚落,为探索当时的聚落形态及社会组织结构设立了新的平台。多层叠压的房屋预示这一遗址存在着早晚相互衔接的不同时期的聚落,由此可以考察同一遗址不同时期聚落形态的变化,进而复原整个遗址始建、修缮、扩建、重建直至最终废弃的过程。通过自然科学手段,对采集的土样及出土的碳化有机物质进行检测,可以为探索当时的经济形态、自然环境及人地关系,提供有益的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鹏的题目是“论玉皇庙文化的族属及历史上的白狄东迁”。学术界对分布于冀北地区的玉皇庙文化的族属问题存在着较大争议,目前主流意见认为其是狄人建立的代,主要根据是年代、地望以及玉皇庙文化中存在与狄有关的特殊的遗物。我们在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另从已知的白狄建立的中山国遗存出发,通过更为保守和稳定的葬俗的比较,认为玉皇庙文化墓葬和中山国墓葬在形制等方面存在高度的一致性,肯定了玉皇庙文化属于狄人文化遗存的观点。由于这种独特的墓葬形制在冀北及其附近地区尚无更早的线索可循,而在西部的甘宁地区却广泛存在,因此文献中所透露的白狄东迁的信息,在历史上应该确有其事。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魏坚的论题是“河套地区军事防御体系的考古学观察”。汉武帝以来,原本期望在秦始皇长城以北修筑“塞外列城”,将匈奴阻隔于阴山以北的戈壁之上。但是,此地乃无草缺水的荒凉之地,又皆筑长城之材料匮乏,再加此地远离粮食产区,粮米供应自然十分困难。故而仅仅就地取材,修筑了两条低矮的墙体,基本上没有起到真正军事防御的作用。因此,这两条长城应当是没有完工即已放弃的军事工程。在阴山北坡秦长城的内侧,曾经发现了汉代的烽火台和居住址,以及汉代的铁甲片和箭头。说明汉代最终还是把对匈奴的防线后撤,放在了更为理想的秦长城一线。河套地区的历代长城中,阴山脚下的赵长城仅可作为一道边境线看待,其军事防御价值则较小;秦蒙恬所筑之“万里长城”,绵延于阴山北坡之较高处,应当是构筑最为科学的军事防御工程;汉武帝在阴山以北构筑的“塞外列城”,并未起到把匈奴阻隔于大漠以北的目的,最终还是将防线后撤到阴山的秦长城一线。因此,这些长城构筑的地域和方式的选择,是和当时中原王朝的国力和需要,以及汉匈力量的消长相适应的。在河套地区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古城遗址和大量墓葬,反映了当时中原王朝的行政设置和屯垦戍边的边关生活场景。特别是西汉中期以后,河套地区形成了社会生活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经济文化交流不绝,农牧业生产得到发展的大好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凌的题目是“突厥石人的形制与功能略论”。立石人是古代突厥民族墓葬的特点之一。对于石人的形制、性质等等问题,向来缺少系统的整理研究,众说纷纭。本文对突厥石人的源流、形制进行初步分析。认为可分三类,一是墓主人,包括写实风格、写意风格和粗略雕凿,功能是祭祀。第二为杀人石,目的是纪功。第三是石像生。突厥断代的几条标准包括:石像题铭、墓葬形制及随葬品、石像形态、石像服饰、石像器物。

“之前发现的八座杨氏土司墓,实际上规模都很大,但是目标很明显容易被盗。”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在接受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采访时说,他们之前发现的播州杨氏土司墓葬,几乎都没有很多随葬器物保存。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陈永志介绍了回鹘考古学文化研究。介绍了哈喇巴拉嘎斯古城、姆剌黑陶勒盖古城、祁连古城、俄罗斯图瓦布尔巴仁古城、布赫宝拉格城址、青陶勒盖古城、图布浑乌拉城堡。以及磨延啜四方形遗址、乌布尔哈布其勒山谷、胡拉哈山谷、浑地壕莱山谷3号、5号、6号墓园、浑地浩莱山谷5、6号四方形遗址和扎拉嘎台山岩洞墓。另外还有磨延啜碑、九姓回鹘可汗碑、高仁曼德拉岩壁文字、伊和哈尼诺拉遗址、呼喇阿萨敦石刻和铁兹碑。经过研究发现,胡拉哈山谷16号墓葬墓主的体质特征具有欧洲人种和亚洲蒙古人种的混合特征,对回纥墓葬出土人骨线粒体世系分型后发现N-7、N-9和N-11线粒体世系都是D4型,这是北亚地区人群的特征线粒体世系,暗示回鹘时期古代人群与北方人群有着很近的母系遗传关系。这些研究表明了回鹘汗国时期的民族成分具有多源性,为研究鄂尔浑河流域的民族、文化、历史提供了一批珍贵的资料,这也是近年来回鹘考古研究领域中的重大发现之一。

在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贵州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发掘报告》里,初步梳理考古发掘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认为这是第一次科学、系统地清理出杨氏土司墓园格局。

四位学者介绍了西北地区的历史、考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巫新华介绍了与祭祀天山博格达雪峰有关的史前冰川岩画。博格达冰川岩画地点位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行政区划博格达四工维谷冰川下方。岩画所在地位于主峰正北坡,高点海拔3569米,位于第四纪冰川塑造的马鞍形羊背山南侧岩壁,现代冰川脚下。已经远离人类可以进行游牧活动的夏季草场。岩画山正对着博格达雪峰,距离仅一个小时马程。岩画文化特点:以刻划、磨刻三角形几何纹饰为主要构图要素。与陶器、青铜器纹饰有较强的一致性。因其独特的青铜时代文化性质以及极为特殊的所在位置,初步推断该岩画应与古人祭祀博格达山有关。为探讨公元前2千纪前后天山北麓地区的古代文化提供一些直观材料。对于中亚游牧部族天山崇拜的文化现象,提供一些可供解释的直观材料。为亚欧大陆古代神话传说提供可依据的考古研究资料。南京师范大学汤惠生的论题也和岩画有关。他介绍了1992年河南省具茨山发现的凹穴岩画以及2009年新发现的刻凿着凹穴岩画的石棚遗址,并同国内和国外相关的材料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具茨山岩画的刻凿时代可能在距今4000年以前。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梅建军的论题是“关于新疆伊犁地区早期金属技术研究的几点思考”,在伊犁地区青铜和早期铁器时代所使用的金属材料中,锡青铜占据着主导地位;
Cu-As-Pb三元合金的使用问题有待继续探索。从化学成分的分析看,新疆公元前第一千纪后半叶存在两种铜镜传统。由高锡Cu-Sn-Pb合金的存在可以看出中国铜镜西传的迹象。所谓“塞人风格”金属器在新疆伊犁地区的兴起是值得重视的现象,尚有很多相关问题有待深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贾丛江的演讲是“汉代西域屯戍史考疑三题”。伊循都尉是敦煌郡部都尉,伊循城有不属于敦煌太守领属的职官,伊循城存在隶属中央大司农的田官,敦煌郡包括伊循地区有田官系统的屯田。汉代边郡屯田分为两类,一类是隶属于大司农的田官系统的屯田,一类是隶属于边郡候望系统的戍卒屯田。伊循屯田的主体是田官系统的屯田。认为西汉时期西域存在姑墨屯田和焉耆屯田,索劢屯田的时间是永平末年。新疆师范大学的王鹏辉介绍了对新疆青铜时代墓葬中出土锥形器的研究。

从杨价墓墓垣,门址及其相互之间的叠压关系,使考古者完整认识杨氏土司的丧葬制度和习俗成为可能。而杨价墓及其墓垣的确定,为海龙囤一期城墙及养马城年代的确定提供了重要参照,即从三地建筑工艺及出土遗物的一致性来看,海龙囤一期城与养马城均系南宋遗存,这为正在开展的“土司遗址”申遗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两位学者的研究涉及商朝同当时周边人群的互动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际根的题目是“商代的羌—-中国古代的‘边疆民族考古’研究一例”。殷墟的考古发现证明,卜辞中的人牲主要是埋藏在西北冈王陵区。王陵区的祭祀坑规律性强,许多“一次性的祭祀活动”可以通过祭祀坑的形状、深浅和排列方式观察出来。既然卜辞中记载的人牲一半是“羌”,则这些祭祀坑中应该有一半埋藏的是“羌人”。如果要证明商卜辞中的“羌”究竟是泛指还是专称。可以采殷墟王陵区若干次商代“祭祀活动”的人骨,对其作锶同位素和氧同位素试验,观察这些人骨的同位素水平是否有“聚类”的特性。如不聚类则为泛指。另外采集我国西部地区,特别是寺洼文化、卡约文化出土的人骨标本作同样的试验,观察人骨同位素水平与殷墟王陵区祭祀坑人骨锶同位素水平的差异,从而寻找“羌人”的具体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良仁的题目是“吴城和商:一个南方青铜文明的兴起”。1989年,考古学家在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乡程家村发现了一座墓葬。墓中出土的475件青铜器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一些学者从艺术史的角度观察这些青铜器,认为它们虽然具有许多商文化特征,但是它们同时具有许多地方特征。因此它们代表了一个地方青铜文明。另一些学者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综合分析了大洋洲墓葬和吴城文化,提出吴城文化是一个殖民文化,同商文化有着密切的经济贸易来往。大洋洲墓葬出土的青铜器是商文化中心输出的产品。本文认为这两个角度是互补的,它们的结合会给我们以全新的认识。通过对大洋洲墓葬和吴城文化以及它们的青铜器和陶器的综合分析,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即吴城文化起初是商移民建立的据点,目的是为了开采本地的铜矿和高岭土并输送到北方的商文化中心。但是随着商王朝势力的衰弱,这个据点取得了政治独立。它的文化虽然继承了商文化,但是走上了地方化的道路。它仍然同商文化保持贸易关系,但是它开始在商文化中心的青铜器作坊定做自己需要的产品,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大洋洲青铜器。

杨价墓是播州杨氏目前惟一的土坑木椁墓,区别于以往土坑石椁墓,丰富了播州杨氏的墓葬类型,补充了宋代考古的新资料。杨烈墓因早年被盗,无出土遗物。杨铿墓也仅存少量劫余之物。“明故播郡太淑人田氏墓志铭”,记录了杨铿夫人田氏的优良品德和贵州杨、田、宋三大土司间的姻亲关系等。

有两位学者探讨了佛教考古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裕群介绍了山西沁县南泉北魏佛教摩崖石刻。南泉摩崖石刻位于山西省沁县西南35公里南泉乡南泉村东北约870米的大寺沟山坡上。2009年7月,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发现。同年9月,笔者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记录。摩崖造像雕刻在长200,高60厘米的朝西的崖面上,共有南北两铺礼佛图。造像保存基本完好,根据供养人题名所涉及地名和造像样式,可以确定为北魏平城时期雕刻的。礼佛图以侧刀的刀法雕刻出造像的形体,再以线刻雕出五官、服饰等细部,手法简练而形象生动。与以往所见礼佛图人物形象明显不同,佛的形象略大些,但几乎与供养人相差无几。构图以佛像为中心,但是左右供养人并不讲究对称分列,而是高低错落,形态各异,表现出灵活自然的构图方式。尤其是许多供养人头上有云头,足下踩祥云,还有一身供养人足踩莲花,这是以前礼佛图中所没有见到的,其所蕴含的意义深厚。中国国家博物馆霍宏伟的论题是“汉魏洛阳故城出土双翼童子像考”。认为汉魏洛阳故城遗址中出土的童子铜雕像,应源于古希腊爱神厄洛斯。童子像的性质,与佛教密切相关。

杨价墓是目前惟一未经盗扰的杨氏墓葬,出土的完整成套南宋精美金银器,堪称同期同类器中之精品,是深入认识播州杨氏及南宋时期的丧葬礼仪和宋代金银器制作工艺、艺术及交流的重要材料。

另外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李宁利介绍了性别学与考古研究,简单介绍了性别考古学,其目的在于纠正以男子为中心的偏见。依据性别进行劳动分工是人类最早的劳动分工模式。劳动分工一方面促成了复杂的经济结构的产生,提高了效率;另一方面,又成为把全社会整合起来的组织力量,限制了个人的利己之心。犁耕使妇女摆脱了最繁重的辛劳,但是它也剥夺了妇女经营庄稼的专权,及其给与妇女的社会地位。人的性别身份没有固定核心,性别身份是随着各种文化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史前考古遗存中普遍存在母神、雌雄同体、性别模糊化、或称为“无性别化”现象。民族志材料提醒考古学者,我们不应该以西方的性别二元体系理论描述古代社会的性别制度、界定性别身份。

“墓内的这些东西是当地制造的还是从外边来的,这些金银器组合能够反映什么样的一种社会生活,这个很重要。”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白彬认为,这个发现是重大的。第一,比较完整,没被破坏,像这样的考古发现不是很多见的;第二,前所未有地在这个地区发现了一批成组合的金银器,这些东西给我们将来研究带来了很多信息。

民族考古学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有五位学者介绍了自己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通过介绍对海南东方江边乡美孚黎木棉村的民族学调查,美孚黎是海南黎族的五个支系之一,有较大的村落,有的村寨人口数百上千。通过细致的观察记录,从房屋建筑、饮食、服饰、农耕、手工业生产、社会组织和结构、婚姻关系、葬俗、历法、医药学知识和宗教等方面介绍了海南木棉村黎族山寨十五年前的生活图景。其原始的生产、生活为理解史前考古中的一些现象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考古成果丰富土司文化内涵

中国社会科学院易华、刘国祥的题目是“东亚狩猎传统——民族考古学探索”。演讲将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相结合梳理东亚狩猎传统,并由此窥视东亚历史演变转迹。游牧与狩猎是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或文化传统。蒙古人不是单纯的游牧民,狩猎也是北方民族的“生业”,游牧与狩猎相结合推动了蒙古族或东亚民族的社会发展。东北是狩猎者的摇篮,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兴起于东北,可能还有商人。狩猎传统是东亚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结合对东北鄂伦春族猎人的民族学调查,作者以射猎为例分析狩猎传统,并探讨狩猎在东亚历史上的作用。

播州置于唐贞观十三年。唐乾符三年,山西太原人杨端平由南诏入播,收复播州,开始对播州的世袭统治。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郭立新的题目是“龙脊壮族家屋的民族考古学观察”。透过龙脊壮族的木质干栏楼房屋与社会性整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来理解屋的构成,屋在社会性建构中的意义。比如主家在山林中选择发墨柱与梁木时,几乎是用其理想的人生标准(生命力旺盛、长相好、位置好、有后代)来衡量这两棵树.
这两棵树的砍伐、搬运、加工和安装均伴随一系列的禁忌和仪式。柱、梁、枋、板都具有特定的方向性。以神龛为神圣空间中心,灶塘是世俗生活的中心。空间的使用与人生阶段相扣连,人在家屋内居住空间的转换同时象征着身份的转变,不同的内部生活空间以隐喻的方式定义并实践着理想人生的必经阶段。在其终点,便是成为祖先上升到家屋内部最神圣的空间——神龛上。家屋香火的延续。家屋是理想人生的隐喻与象征。

元明时期,朝廷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管理制度,播州杨氏土司位居贵州四大土司之首,直至明万历二十八年“平播之役”,最后一位土司杨应龙被剿灭。次年,朝廷对播州实行“改土归流”,分播州为遵义军民府和平越军民府。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何国强、岳小国介绍了三岩藏族居室葬。介绍了三岩概况,现存的“丧葬博物馆”及成因,居室葬的类型及文化解析等。

从杨端入播至末代土司杨应龙,播州杨氏一共27代30世,对播州世袭统治长达725年,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飞的论题是“‘礼’失而求诸野——民族志材料对解释考古发现的一点启示”。贵州作为一个后进的民族地区,至今当地部分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中仍在使用的一些器具和方法,保留了千余年前的样式,为我们探讨部分考古发现提供了极好的参照。通过民族学的观察,作者介绍了当地少数民族稻谷的栽种、收割、储存、加工以及各环节中相关的仪式。其中有些用具和场景在考古发现以及考古发现的图像资料中能找到对应。

我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对播州杨氏土司的考古工作,始于上世纪50年代。1953年,考古工作者发现高坪杨氏墓群,出土一批金银器。1974年,考古部门对该墓地进行发掘,确认杨文墓、杨升墓、杨纲墓和杨爱墓。1957年,发掘杨粲墓。1999年,海龙囤遗址首次试掘。

“边疆民族考古与民族考古学论坛”每年举办一次,此次是继2007年广州中山大学首届论坛以来第三次召开。论坛为从事边疆民族考古与民族考古学的学者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的平台。在这个论坛里,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大家把各自发现和研究的成果介绍出来,相互学习,相互启发。开拓了视野,提高了研究水平。这次论坛的主题为边疆民族考古与民族考古学、贵州省民族考古学调查、古代边疆村落与山寨研究、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调查与研究、民族考古理论探索。本届论坛上,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纂的《边疆民族考古与民族考古学集刊》第一集同时出版发行。经过两天的发言、交流,学者们对中国边疆地区,特别是贵州省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动态有了深入全面的了解,媒体的记者也参加了论坛,并对社会作了及时报道。论坛圆满成功,大家都期待在明年的论坛上展示自己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2012年初,为配合海龙囤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我省开始对海龙囤新王宫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并理清了全囤宋、明城墙的分布格局。全囤城墙长约5.8公里,囤顶城墙主要是南宋时期构筑。囤前、后城墙,关口和新王宫系由最后一位土司杨应龙于明末修建。遗址印证了海龙囤于南宋宝祐五年在抗蒙战争背景下修建的史实。

2013年,《海龙囤与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工作规划》获准在国家文物局立项。2014年,省考古所对养马城遗址进行勘探和试掘。当年,省考古所完成播州核心区域杨氏土司遗存的田野考古调查,新发现一批营盘、田庄、水利工程、桥梁、墓葬等遗迹,为从考古学的角度对播州社会、经济、文化进行全面的阐述和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2013年至2014年清理的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是贵州土司遗存继海龙囤遗址之后最重要的考古新发现,使遵义地区众多土司城址、墓葬有机地结合起来,极大地丰富土司考古的内涵,对研究宋元时期西南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深远意义,是继海龙囤遗址后又一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中国考古新发现”的土司遗存发掘项目,这标志着播州杨氏土司考古取得重大突破。

专家认为,遵义新蒲杨氏墓群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考古信息提取、研究、保护和利用并重进行。

新蒲村杨氏墓群中的杨价夫妇合葬墓,是播州杨氏目前惟一的土坑木椁墓,区别于以往土坑石椁墓,丰富播州杨氏的墓葬类型。

此次发掘将墓内墓外相结合,第一次科学、系统的揭露出杨氏土司墓地的墓园格局。发掘中确认杨价墓墓垣、杨烈墓墓垣,门址及其相互之间的叠压关系,使我们完整认识杨氏土司的丧葬制度和习俗成为可能。

该墓地是目前惟一已全面发掘的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墓地布局清楚,墓主身份明确,包括播州杨氏第14世杨价墓、第21世杨铿墓和第29世杨烈墓三代。这些墓葬的年代、墓主、等级身份都很清楚,年代跨越宋末至明末,为宋元明考古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

杨价墓及其墓垣的确定,为海龙囤一期城墙及养马城年代的确定提供重要参照,即从三地建筑工艺及出土遗物的一致性来看,海龙囤一期城与养马城均系南宋遗存。这为正在开展的“土司遗址”申遗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新蒲村杨氏墓群的考古工作注重发掘、保护与利用相结合,对处在中桥水库水淹区内的3座墓葬及相关遗存,及时制定保护方案,同时将杨价墓的棺椁整体套箱,提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实验室考古。整个考古工作,注重发掘、保护与利用相结合。

为了确保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时调整保护方案,对两墓垣遗迹进行水下原址加固保护,将杨铿墓整体搬迁、杨烈墓原址抬升、杨价墓的墓室原址回填加固保护,并规划建设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

目前,相关单位正在按照保护和展示方案,对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文物进行保护,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的建设,也在征地和设计阶段。

张忠培:播州杨氏土司墓地的全面揭露,积极推进了土司遗存的考古学探索。土司遗存为我国实行的“一国多制”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见证。

土司遗址和墓葬,正是该管理理念与制度保留下来的物质遗存,值得我们从考古学角度进行积极探索。我认为土司遗存应“有效保护,合理利用”,须有可靠的保护,让其延年益寿、长久存在,并在符合科学之理和保护之理的前提下有“层次”的予以利用。这样的利用才是合理的,最基础的利用是学术研究。“利用”要以保护为前提,要受保护的制约、检验,还要落实于保护之上。

李伯谦:遵义新蒲播州杨价、杨铿、杨烈土司墓的发现,无疑是土司遗存考古的重大收获。从2012年至2014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继发掘海龙囤土司衙署之后,又系统调查了土司墓群,获得了全面认识杨氏土司的丰富资料。

第14世杨价墓出土的一些器物的形制,与海龙囤第一期相同,证明海龙屯“老王宫”应始建于南宋时期;已经清理发掘的从南宋杨粲墓到明末杨烈墓9座土司墓葬,以真实的材料反映了墓主从宋代领主到元明土司的演变过程。从南宋杨价墓随葬金银器的类别、形制、花纹,到明末杨烈墓墓园结构、墓前石刻、墓室构成,均同于内地中央王朝在我国西南地区绵延数百年上千年的土司制度,对于当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均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刘庆柱:中国古代土司墓葬考古发现数量不少,但是贵州遵义新蒲村播州杨氏土司首领墓葬考古发现,数量之多、系列之完整、延续时代之长、墓葬保存之好、文化内涵之丰富,是极为突出与典型的,凸显了其学术意义重要。

贵州遵义新蒲村播州杨氏土司首领墓葬的考古发现,尤其是未被盗掘的杨价夫妇墓的考古发掘,大量高等级文物的出土,使正在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海龙囤土司城址”文化内涵更为丰富、文化遗产意义更为清晰,作为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更为突出,这些无疑为土司城址申遗提供了科学支撑。

播州杨氏土司家族墓地布局清楚,墓主关系明确,遗存丰富,这一考古发现将深化宋元明考古研究。新的考古资料也从多方面反映了播州土司对多民族统一国家“主导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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