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蒲京app下载《新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勾画新世纪中国考古简史

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论坛的六项考古新发现的学术报告及其讨论,已经按预定计划完成。六项考古新发现很重要,学术报告很精彩,专家点评很精辟,大家的讨论很热烈,今天的论坛很成功。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谨向各位作学术报告的专家和点评的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参加今天论坛的同志们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论坛上报告的六项考古新发现,相对于2010年全国数以百计的考古发掘项目来说,其数量显然为数不多,但它们是2010年全国田野考古及其成果的缩影,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全国田野考古的新收获、新进展、新动向。
首先,新世纪以来田野考古的一些先进的理念、方法和行之有效的做法迅速得到推广,正在日益成为广大考古工作者的自觉行动。譬如,无论是主动性发掘还是抢救性发掘和保护性发掘,都带有明确的学术目地;区域调查、聚落考古的理念和方法,不仅应用于城址和聚落考古,而且应用于墓地考古、手工业生产遗存的考古;无论陆地的田野考古还是大海中的水下考古,都自觉坚持多学科合作;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和做法贯穿于田野考古工作的全过程,并将两者有机地结合等等。
其次,田野考古的精细化趋势。从田野调查中的标本采集、坐标测量、详细记录,到田野发掘中的科学测绘、细致清理、各种标本的收集和多种形式的记录,都越来越精细。尤其是最近提出并付诸实践的“实验室考古”,在以往把某些遗迹和遗物的整体和局部提取到室内进行清理的基础上,把那些在野外难以进行细致清理的遗迹和遗物整体起取到实验室内进行边清理、边研究、边保护和多纬的、科学的发掘,既获得了常规发掘难以获取的珍贵资料和信息,同时使得田野考古中的文物保护实现了最大化。今天报告的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的发掘,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田野考古的精细化,既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也是田野考古科学化进程不断推进的一种必然。
再者,田野考古领域的扩展趋势。这次的论坛上,史前时代考古的项目未能入选,有些遗憾,但同时却反映出田野考古的一种趋势,那就是考古领域在迅速扩展。一方面是时间上的扩展,明代的永顺老司城遗址的发掘就是一例。虽然中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一般定在明朝末年,但考古学界曾经有过“古不考三代以下”的说法,反映出考古学界长期以来重视史前和三代考古,这当然是对的,但对秦汉以后的考古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像永顺老司城遗址这样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十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但实际上,世界各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都出现了后延的趋势,譬如,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年)的考古学就很发达;今年美国的《考古》杂志评选出的2010年度十大考古发现中,有一项是在加拿大班克斯岛附近对1853年沉没的英国海军“调查者号”沉船的调查,还有一项是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对建于1608年的教堂遗址的发掘。很显然,我国对明清时期的遗址的考古发掘,与世界考古学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另一方面,是空间上的扩展,考古范围从陆地扩展到了水下,即“水下考古”,考古汕头市“南澳I号”明代沉船的调查和试掘就是一例。就世界范围而言,早在19世纪中叶,水下考古就已形成。在我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真正形成,是在己故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的倡导和努力下开始的。20多年来,我国的水下考古从无到有,日趋成熟并有效地开展,不断取得成果,相信今后将取得更多更辉煌的成就。田野考古领域的扩展,既是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考古学发展繁荣的必然趋势。
最后我要说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一一中国年度考古新发现”自2002年创办以来,迄今已经成功地举办了十届。十年来,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社会各界的关心帮助尤其是考古学界的共同努力下,克服困难,坚持不懈,不断探索,不断改进,这个论坛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著名学术品牌,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个重要学术平台。这个论坛自创办以来,在努力打造“中国最新考古信息的交流平台、中国重大考古发现的展示舞台、中国最新考古近展的学术讲台”的同时,还积极发挥着推广我国考古新理念、新探索、新成果的作用。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适应考古学事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把论坛办得更好,’为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为此,衷心希望各级领导、社会各界尤其是考古学界的同仁们一如既往地给予关注、关心和支持!
新春佳节即将来临,在此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各位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快乐、幸福!
谢谢大家!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89 期 15 版“博物”文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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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光阴难说长短,但其中的酸甜苦辣,我作为当事人的确感触很深。正是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社会各界的关心帮助和考古学界的共同努力下,在组织者和参与者服务学术、引导学术、繁荣学术的信念支撑下,“论坛”才会走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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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年度考古新发现”(学界简称“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自2002年创办以来,迄今已成功举办十届,累计评出60项新发现。经过十年的淬炼,该论坛现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著名学术品牌、中国考古学界的重要学术平台。身为论坛的主要创办者和组织者之一,白云翔研究员见证了其每一步的发展。近日,白云翔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顾了十年的心路历程。

“中国考古新发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年度考古学论坛的固定主题,该论坛每年都要从年度考古发掘成果中评选出六项重要成果,由这六大考古发现的主持人在论坛上进行介绍与阐述。10多年来,这个论坛为促进我国考古学重大成果的传播与交流,提升考古研究的学术质量,推动中国考古学的繁荣和发展等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已经成为中国考古界的重要学术品牌和学术交流平台。

《中国社会科学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活动已举办了多年,在业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此情况下,为何还要创办“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活动?这个“六大考古新发现”的定位是什么?与“十大考古新发现”相比有哪些特点和优势?

由《考古》杂志社编着的《新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就是追溯并集合了从2001到2010年的十年间,该论坛所发布的60项考古重大成果,从宏观角度对这十年的考古学重大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着重反映新世纪以来,我国田野考古的新姿态和新特点,从而清晰准确地勾画了一部新世纪的考古简史。《新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60篇文章的排列,传达出编者勾勒时代、空间两条线索的用意:

白云翔:多年来,国内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积累了丰富经验,但也出现过一些问题,种种情况表明,考古学的发展需要一个新的交流平台。作为全国考古界的国家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责无旁贷。论坛自创办以来,在努力打造中国最新考古信息的交流平台、中国重大考古发现的展示舞台、中国最新考古进展的学术讲台“三台合一”的同时,还积极发挥推广考古新理念、新探索、新成果的作用。与“十大考古新发现”相比,“六大考古新发现”更注重每个新发现的学术意义。每年“六大考古新发现”里的项目绝大多数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也说明了一定的问题。

在时代线索方面,作者按照遗址的时代,进行了通篇的排列,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延续下去,直到本书的最后一篇明清时代的窑址,这体现了时间的扩展。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往往重史前及所谓的三代考古,对秦汉以后的考古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本书体现的成果则结束了过去“古不考三代以下”的旧式思路。譬如,内蒙古巴林左旗辽祖陵和辽上京遗址、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江西高安华林造纸作坊遗址等发现,极大地丰富了隋唐以后历史时期考古的内容。使中国考古学,紧紧跟上了世界考古学的发展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标准?

在空间线索方面,随着田野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考古学家的视角逐渐从陆地进展到了江河湖海,考古学家不仅开展水下考古调查,而且还进行了考古发掘。比如南澳I号的篇章,则代表了中国考古学的这一进步。这些发现出土的重要遗物,初步形成了从定位、发掘清理到信息记录、文物提取、保护等在内的水下考古操作程序、技术。

白云翔:入选的项目首先要满足三个基本要求:政治方向正确、发掘手续合法、发掘过程科学。在此基础上,看该项目在学术上有无创新,运用了哪些新理论和新方法,对学科发展有无推动作用,而不是关注项目本身是否“热闹”,出土文物是否精美。如2010年的江苏苏州市木渎春秋城址考古项目,这种貌似“没什么看头”的项目为什么能入选?原因很简单,我们看中的是其学术价值。在我国东南地区,在某种意义上,发现东周时期的城址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考古队员在寻找城址的同时,将周围山上的墓葬也纳入研究范围,进行了综合考古调查和发掘,自觉运用了区域考古的新理念,具有创新意义。

经过这样的科学排列,读者由此可以看到在更宏大的学术视野下,中国考古学专门化、多学科的合作研究呈现出不断扩展趋势。如: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铜器铭文中出现了“霸伯”字样,霸国是未见于传世的文献记载的西周封国,该墓地的时代一直存在于整个西周,晚期已进入春秋初期。这两处墓地的发现为研究西周分封制度和西周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对探讨诸侯制度具有重要意义。而山西绛县横水发现的西周墓地,在墓中首次发现使用“荒帏”的痕迹,对于研究当时的丧葬礼仪,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提升了人们对于西周礼制、尤其是丧葬礼制以及西周历史的认识。再比如,浙江东苕溪中游商代原始瓷窑址群的发现,对于我国瓷器的起源和发展,意义更是非同一般。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建明在报告中说道:“南山窑址持续时间长,从商代早期贯穿整个商代,而且地层叠压关系明确,器物演变脉络清晰,可基本建立完整的原始瓷编年,这有助于建立本区域内更加详细的商代考古学文化编年。”

《中国社会科学报》:累计评出的60项考古新发现中,哪项最令您难忘?

广东“南澳I号”明代沉船的发现,除了表明中国水下考古学的发展和进步(主要是以发掘的科学手段和水下发掘报告的科学撰写为特点),在学术上,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从该船的出土物、造型来看,推测当为走私船只,这对海疆、海上贸易与海关、海上丝绸之路等海洋文化遗产研究皆具启发意义。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庭院遗址,首次全景式地展现了汉代黄河下游乡里田园的景象,揭示了黄河下游地区普通汉代民居的建筑工艺、建筑形式、农耕技术和农业文明等等,是研究汉代乡、里制度的重要考古资料。

白云翔:难忘的项目有很多,2009年发掘的曹操墓可算其一。曹操墓之所以入选“六大考古新发现”,并非偶然。曹操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人物,人物的重要决定了其相关遗存的重要。汉末三国时期的考古研究一直很薄弱,因此,一旦有重要发现,其学术价值就不可估量。在学科发展中,人们需要找到一些标尺,即标志点。如果曹操墓能在时空、性质上得到确定,那么,即可以它为标尺,人们在观察整个三国时期的相关遗存时就有了参照。曹操墓引发的争论空前激烈,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产生了积极作用。现在,考古发掘在定性时更加谨慎,越来越强调科学性、准确性和实效性。

可以说,这十年间的60项重要考古发现,每一项的学术意义都是非凡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具体谈谈十年来在论坛的影响下产生了哪些新理念和新方法?

《新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

白云翔:新世纪以来,田野考古的一些先进理念、方法和行之有效的做法迅速得到了推广,其日益成为广大考古工作者的自觉行动。具体说来,无论是主动发掘、抢救性发掘,还是保护性发掘,都带有明确的学术目的;区域调查、聚落考古的理念和方法,不仅被应用于城址和聚落考古,并且被应用于墓地考古、手工业生产遗存的考古;无论陆地的田野考古,还是海中的水下考古,都自觉地坚持多学科合作;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和做法贯穿于田野考古工作的全过程,并与之有机地结合起来。

《考古》杂志社 编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田野考古精细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请您详细介绍一下这种趋势。

白云翔:目前,从田野调查中的标本采集、坐标测量、详细记录,到田野发掘中的科学测绘、细致清理、各种标本的收集和多种形式的记录,均呈现出精细化趋势。突出的例子就是,学界最近提出并付诸实践的“实验室考古”,即把那些在野外难以进行细致清理的遗迹和遗物整体提取到实验室,同时开展清理、研究、保护的科学发掘工作,如此,可获得常规发掘难以获取的珍贵资料和信息,并且实现了文物保护的最大化。2010年对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的发掘,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发掘的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是明代遗址,明清遗址入选年度考古新发现的情况比较罕见,请问这有何启示意义?

白云翔:这说明田野考古领域正在逐渐扩展。一方面,是时间上的扩展。过去常说“古不考三代以下”,虽然中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一般定在明朝末年,但长期以来重视史前和三代考古,对秦汉以后的考古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像老司城遗址这样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十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但实际上,现在世界各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都出现了后延的趋势。美国《考古》杂志评选出的“2010年度十大考古发现”中,有一项是对1853年沉没在加拿大班克斯岛附近的英国海军“调查者号”沉船的调查,还有一项是对建于1608年的美国弗吉尼亚州一座教堂遗址的发掘。很显然,我国对明清遗址的考古发掘,与国外考古学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是空间上的扩展,即“水下考古”。“南澳I号”明代沉船的调查和试掘就是一例。就世界范围而言,早在19世纪中叶,水下考古就已形成。在我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形成。20多年来,我国的水下考古从无到有,日趋成熟并有效地得以开展,并不断取得新成果。田野考古领域的扩展,既是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考古学发展繁荣的必然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报》:十年来,“论坛”的发展有目共睹,是什么力量支撑论坛的发展壮大?

白云翔:十年的光阴难说长短,但其中的酸甜苦辣,我作为当事人的确感触很深。正是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社会各界的关心帮助和考古学界的共同努力下,在组织者和参与者服务学术、引导学术、繁荣学术的信念支撑下,“论坛”才会走到今天。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适应考古学事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把“论坛”办得更好,为中国考古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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