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海底的文化遗产——东亚海洋考古学术研讨会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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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由泉州市东亚文化之都建设发展委员会主办,泉州市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市博物馆承办的东亚海洋考古学术研讨会在福建省泉州市召开,来自中、日、韩的37名水下考古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东亚海洋考古”的会议主题,就近年来东亚水下考古领域的新发现和新技术、水下考古、水下考古陆地调查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交流和研讨,促进了三国海洋考古领域的交流与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对于推进东亚海洋考古事业的合作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三国水下考古的发展及现状
与会学者对各自国内水下考古的发展及近年来的新发现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中国国家博物馆张威阐述了中国水下考古的历史、发展与最新发展。韩国国立海洋文化财研究所郭儒晳介绍了17处韩国水下考古发掘,并详细介绍了2012~2013年发掘调查的仁川永兴岛船、仍在发掘调査的珍岛五柳里海域等,对韩国水下考古发掘的现状进行全面细致的阐述。日本政法大学王敏在《日本海洋考古研究的近况》一文中,介绍近年来日本海洋考古的兴起与发展,并从历史、宗教、水神信仰、民俗等方面深入探讨泉州与日本的关系。水下考古新发现
中国国家博物馆和肯尼亚国家博物馆联合组成中肯水下考古工作队,于2013年11月至2014年1月对马林迪奥美尼角沉船遗址进行水下考古发掘。韩国国立全南大学林永珍重点介绍了在湿洼地遗址的发掘情况,并指出自古以来中日韩三国便有通过海路进行交流。日本亚洲水下考古学研究所的林田憲三介绍了日本水下文化遗产开发与渔业活动的情况,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条约”公布后,日本对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和做法。陶瓷与海外贸易
学者们通过水下沉船出水文物,对中国东亚陶瓷产地及海外贸易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日本亚洲水下考古学研究所田中克子通过《从“墨书陶瓷器”看宋代海上贸易》一文,探讨了墨书在外销陶瓷器上的运用。香港海事博物馆焦天龙在《东南亚沉船考古与中国古代海洋贸易的变迁》一文,介绍了东南亚海域已发现、发掘的沉船,通过对这些沉船的数量和船货的种类来分析中国外销瓷种类的变化,进而分析中国古代海洋贸易的变迁。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栗建安对中国福建沿海、韩国新安海底、泰安马岛及日本仓木崎海底等东亚海域沉船遗址水下考古中出水的大批福建陶瓷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本次研讨会论文涉略范围广,多方面、跨地域地对水下考古进行研究、探讨。包含了沉船遗址发掘、海外贸易、水下考古技术、水下考古陆地调查等方面,代表中、日、韩三国水下考古的新成果。会后,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九日山祈风石刻、文兴渡、美山渡、洛阳桥等泉州海洋文化遗产。(作者单位:泉州市博物馆)(《中国文物报》2014年12月5日6版)

谈中国水下考古国际合作历程
发布时间:2011-09-02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点击率:

水下考古人员潜在水里记录“南澳Ⅰ号”沉船遗址的信息
图片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水下考古学源于西方,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完善和发展,逐步确立了“水下考古学”这一独特的学科体系。

每一艘在海底沉睡的船,就如同陆地上的文化遗址,是那个时代浓缩的标本。通过对沉船信息的捕捉诠释,可以复原海洋文明的碎片,让人一睹已然沧桑的历史模样……今年6月,广东汕头“南澳Ⅰ号”明代沉船遗址成为首个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水下考古项目。业界人士认为,该遗址的发掘调查真正体现了水下考古的特点,即不仅关注船舱里的货物,同时关注这艘船本身以及船沉没的过程等,标志着中国水下考古取得巨大进步。

澳门新蒲京赌场0044 ,20世纪80年代,水下考古在我国还是一片空白。在此条件下,与国外水下考古历史悠久、发达的国家开展国际合作是创建我国水下考古的有效途径。因此,中国政府和文物考古界决定发展水下考古学时,就采取了“走出去,请进来”的国际合作方针,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突出地表现在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和联合开展水下考古调查与发掘几个方面。

正是围绕着“水下考古新发现与研究”、“水下考古技术与方法”两个主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赵嘉斌的主持下,第一届中韩水下考古学术研讨会上的中韩学者时而“各数家珍”,时而产生共鸣,双方在融洽的氛围中增进彼此的了解,又促进了学术的交流。

中国水下考古的创建与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的培养。在无水下考古人才的情况下,国家文物局于1987、1988和1989年派人到荷兰、日本、美国学习潜水和水下考古。

沉船是装载一个时代生活的时光宝盒

1987年6—8月,中国历史博物馆张威、国家文物局杨林应荷兰文化部邀请赴荷兰学习,参加荷兰北海沉船的调查、发掘工作,这是中国考古学家第一次实地接触水下考古。1988年9—10月,国家文物局王军赴日本学习水下考古及潜水技术。1989年1—6月,张威、杨林应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海洋考古系乔治·巴斯博士邀请,以访问学者身份到该校进行一个学期的水下考古理论与专业技术的培训。从而为我国培养了首批水下考古专业人才,为水下考古工作在中国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说起近期中国水下考古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就不能不提中国水下考古队赴肯尼亚开展水下考古工作的事儿。去年11月至今年1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调集12名中国水下考古队的精兵强将,肯尼亚国家博物馆派3名专业人员,共同组成肯尼亚水下考古工作队,通过物探扫描、潜水调查的方式,在以拉穆群岛、马林迪海域为重点的肯尼亚沿海地区发现了5处水下文化遗址,完成了第一年度为期两个月的中肯合作水下考古项目。对此,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孟原召如此评价:这次“跨国入海”标志着中国水下考古走出了一条“引进来、走出去”的发展道路,即由最初的引进和学习国外水下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到中外合作进行国内沉船遗址的调查与发掘,由独立开展本土区域内水下考古调查与发掘,再到走出国门进行大规模水下考古调查与发掘。除了去肯尼亚外,今年中国水下考古调查工作主要在西沙群岛、海南文昌、山东青岛等海域开展,均取得了一些重要发现,比如在西沙群岛发现了一些从五代至清代的水下遗址。

为扩大队伍,使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走向正规,1989—1990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东南亚陶瓷研究中心合作,举办了第一期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队员分别来自全国沿海省市的文物考古部门,培训班教练组由澳大利亚水下考古学家担任,培训内容包括潜水技术、水下考古学理论与水下考古调查、发掘技术与方法等。此期培训班为我国培养了11名水下考古队员,均已成为各地水下考古工作的领军人物。这次培训的科目与方法,也奠定了我国日后历次培训的基础。

研讨会上,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羊泽林图文并茂地演示了西沙群岛“华光礁Ⅰ号”沉船遗址出水的陶瓷器,釉色主要为青白釉、青釉、酱黑釉等。由于在遗址上未发现明确纪年的遗物,所以可从船上所载陶瓷器的年代推断沉船年代,最后专家推断出此沉船为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运输外销商品的货船。羊泽林还发现了船上货物的摆放规律:精制品以及品相较好的陶瓷器一般装在舱的上部,以防被压坏,所以后来景德镇和龙泉窑的器物大部分要么在船体朽坏时散落在舱外,要么被渔民盗走。而那些粗制品则被置于舱底。总之,“华光礁Ⅰ号”沉船出水陶瓷器不仅种类丰富,而且涉及的窑口众多,对研究我国宋代海外贸易尤其是陶瓷之路有着重要意义。

不仅如此,在培训技术与方法成熟以后,2007年,我们还为肯尼亚培养了2名专业人员。

韩国国立海洋文化财研究所的文焕皙则介绍了2010年韩国水下考古人员在泰安马岛进行水下考古的情况,他们发现了高丽时代的一艘船舶,并打捞出水了一件青瓷梅瓶,该瓶的颈部上挂有竹札,由此得知梅瓶被称为“樽”,它的功能不是装酒和水的器具,而是保管和运输像蜂蜜这样珍贵食材的容器。考古人员当时就认识到了现场遗物保护处理的重要性,为了对长期浸于水中的船体进行保护处理,立刻新建了脱盐场。甚至对于船体内所发现的坛子细碎片也尽量收回分别打捞,选择其中保存较完好的坛子不加洗涤,然后小心地运到实验室以后才开始进行精细调查,结果发现有些坛子是用于装鱼、贝类、植物的叶子等做成的腌制食品。对此,中国水下考古专家深有同感。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曾提出,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已由单一水下考古发展到全方位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水下考古只是完成了整个文物保护工作的1/3,后期的保护工作更艰巨。因为海水中的文物出水后需要脱水、脱盐,还要考虑到光照、压力等因素,才能长久保留。有些刚出水的瓷器表面上光洁如新,但因为经历了长时间的海水侵蚀,一部分盐分会一直渗透到釉彩的瓷胎里面。如果不完全脱盐,过不了多久,釉彩就会脱落。

中外合作开展的水下考古调查与发掘,既包括国外学者来华进行的合作,也有中国水下考古学家赴国外开展的水下考古调查。

沉船中发掘的文物可以说是装载着一个时代生活面貌的时光宝盒,韩国水下考古人员在沉船中发现了高丽时代的木简,这木简在韩国国立海洋文化财研究所的林敬熙看来,就是今天的“货物的运货单”或者“条形码”。“从2007年发掘泰安岛的船以来,每年都会发现木简。”林敬熙说,木简资料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明确显示出沉没船舶的历史性质。通过对木简内容的分析解读,可得知船舶的编年、发送地、收取人、货物种类和数量等。

南海I号沉船遗址发现于1987年8月,位于广东上下川岛附近海域,遗址所在海域水深约24米左右,海底为泥沙底,能见度较差。当时,中国尚无进行水下考古的实际经验,于是就考虑和国外的学术机构合作。经过一年多的筹划,由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日本水中考古学研究所合作,组成了中国南海沉船水下考古调查队,于1989年11月对此沉船进行了首次水下调查,大致确定了沉船位置,并将该遗址定名为“南海I号”沉船,为日后新的发现奠定了基础。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文物考古界第一次与国外研究机构合作。

潜水?那是必须的!

连江定海白礁一号沉船位于连江县定海湾、闽江入海处北侧,水深约10米左右,礁石底,水下能见度较差。这是中国水下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开展最早的遗址之一。1990年春,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东南亚陶瓷研究中心合作,首次开展了白礁一号沉船遗址的调查与试掘工作;其后,1995年,中澳再次合作进行了第二次水下考古发掘,基本上弄清了白礁一号沉船遗址的分布范围、堆积状况等问题。

“发掘工作一开始,发掘现场就开始受到破坏,所以明确而详细的记录很重要。”韩国国立海洋文化财研究所的洪光熹认为,影像记录的作用很大,除了能把想拍摄的对象真实、客观地表现出来外,还可以把不能用图片或文字表达的东西呈现出来,也为无法参与水下考古发掘的人们提供更容易理解的现场信息。当然,要用影像来记录水下的发掘场景,除了需要摄像、照相、照明等影像技术外,还必须具备能带着水下摄像设备在水中自由控制身体的潜水能力。

中国和肯尼亚签署了合作实施拉穆群岛地区考古项目协议,2010年11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调集来自北京、上海、浙江、福建、江西等地12名中国水下考古队的精兵强将,肯尼亚国家博物馆派3名专业人员,共同组成本年度肯尼亚水下考古工作队,对以拉穆群岛、马林迪海域为重点的肯尼亚沿海地区,自2010年11月至2011年1月,开展了第一年度的水下考古调查工作,前后持续两个月。(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

每个国家开展水下考古工作的方式和方法不尽相同,有些国家是让专业的考古工作者在水面通过各种通讯手段,如水下摄像头、水下通话系统等,来遥控指挥专业潜水员在水下完成搜寻、确认、资料收集、考古发掘等一系列水下考古工作,考古人员本身不下水。而我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则要求拥有一定的潜水能力。江西省吉安市博物馆的曾瑾谈到,任何考古工作,都需要考古专业人员随时在现场观察发掘过程中遗址、遗物的状态,并根据遗址、遗物在不同进度中所出现的不同变化来采取相应的工作方法。如果不能亲临现场,而是通过第三者的口述或摄像资料来制定工作方案,其科学性是有待考究的。为此,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已经成功承办了5期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在20多年间培养了近百名专业素质高、潜水技能强的水下考古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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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下考古发掘受海洋环境的影响非常大。”韩国国立海洋文化财研究所的梁纯硕提醒在座的水下考古人员,一定要先把海洋的环境了解透,掌握好文物的分布情况,然后再选择适合环境的发掘设备和方法。以韩国为例,有些地方的海洋环境很复杂,比如在落潮时才显现出来的安佐船遗址、水中可视距离为零的西南船遗址等。

近年我国水下考古重大发现

在我国3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疆,要发现水下遗存犹如大海捞针,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单单凭人力恐怕无法完成。因此,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冯雷认为,在水下考古调查时应用一些高科技探测技术是非常有必要的手段。由于水下环境恶劣危险,人的潜水深度有限,所以水下机器人(即无人遥控潜水器的运用)成为开发海洋的重要工具。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的朱滨坦言,与田野考古相比,水下考古难度更大,要通过电子遥感物探等技术开展水域调查,确定遗址位置后,水下勘测则要借助侧扫声纳、浅地层剖面仪、磁力仪等多种高科技装备。相信随着科技的进步,会有更多、更先进的仪器不断地投入水下考古的调查、发掘中。

广东南海I号沉船的调查发掘

对于第一届中韩水下考古学术研讨会的成功召开,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水下考古专家张威表示,中韩双方举办这么大规模的水下考古专题学术研讨会,标志着双方在水下考古学术交流的进一步深入,这也是中国水下考古学开展国际合作的一种重要形式。去年11月,中国国家博物馆就与韩国国立海洋文化财研究所签署了海洋文化遗产共同研究及交流意向书,此次研讨会便是该合作协议签署后的第一次交流与合作。正如韩国国立海洋文化财研究所所长成洛俊所言:“本次研讨会迈出了中韩水下考古合作实质性的第一步。”

南海I号沉船遗址位于广东省上下川岛附近海域,1987年8月被发现,当时打捞出了二百多件宋代瓷器和银锭、铜钱等物。后由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牵头组成“南海I号水下考古队”,进行4次大规模勘探和试掘,进一步确定了沉船遗址的精确位置及性质、年代;基本掌握了沉船长、宽、高和保存状况的基本数据。

辽宁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发掘

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的调查和发掘是已进行的水下考古工作中历时最长、投入人力物力最多的一项重点工作。1991年确认沉船遗址位置后,1992—199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中心对沉船遗址先后实施了六个夏季较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沉船距今740年±80年。出水遗物以磁州窑瓷器为主。

西沙群岛水下文物抢救发掘

在国家文物局的直接领导下,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现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牵头,于1998年12月至1999年1月,以西沙群岛北礁海域为主要调查地点,共发现五代至清代各个年代的水下文物遗存13处,近代遗存1处。出水文物标本共计1500余件,以瓷器为主,还有少量铁器、铅锡、象牙、船板等。

福建平潭碗礁一号清代沉船调查发掘

东海平潭碗礁一号沉船,因出水了大批清代康熙时期景德镇生产的外销瓷器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遗址位于福建福州平潭屿头乡碗礁。沉船遗物主要以瓷器为主,瓷器为清代康熙中期景德镇民窑产品,累计出水17000余件。

西沙群岛华光礁一号南宋沉船发掘

华光礁一号沉船遗址位于西沙群岛华光礁环礁内,1996年由渔民发现,1998年国家博物馆和海南省文物部门做过初步的试掘工作,出水文物近1000余件,绝大部分是青白釉瓷器,间或有褐釉、白釉系器物,从产地上看均来自于福建闽南一带的民间窑场,年代属南宋。(感谢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张威提供资料)

我国周边沉船遗址分布

黄海、渤海与日本海

韩国全罗南道新安元代沉船:新安沉船木残骸保存状况较好,残长为21.8米,上部残存最大宽度6.4米。前后出水的船板、龙骨、舷板和其他构件等计2566件。打捞出水文物2.3万多件,以及28吨多的中国铜钱,这是古代沉船考古上收获最丰富的地点。

东海与台湾海峡

台湾澎湖沉船:1950年以来,台湾考古工作者陆续在澎湖群岛采集到万余件宋、元、明、清不同时期的陶瓷器物。古代陶瓷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对澎湖古代航海遗迹的关注。1995年,台湾历史博物馆在澎湖大塭海域发现“将军一号”沉船。实测沉船残长约21.8米、宽约6米。先后发现有陶罐、钵、壶,青瓷与青花瓷盘、碗、罐,“乾隆通宝”铜钱,以及铜、铁器等物。初定是一艘清代中期航行闽台间的商船。

南海及邻近水域

潘达南岛沉船:1995年,由菲律宾国家博物馆在潘达南岛与巴拉望岛之间的水道上,发现一艘中国木帆船。船上的出水文物相当丰富,除陶瓷等货物外,还发现2个小铜炮。

世界着名沉船遗址

“威特·利沃”号,1613年遭到葡萄牙船队的武装进攻,满载华瓷、珠宝的“威特·利沃”号破船沉没。1976年,水下发掘出船体前半部,获得12件铁炮、3件铜炮和大批陶瓷船货,主要是明末清初的青花瓷器,具有典型“克拉克瓷”特征。

“阿贝加温尼伯爵”号,1805年在朴次茅斯港外2.5公里撞滩沉没。1979年伯爵号沉船的水下考古正式开展,不但勘察了沉船的堆积,还采集了千余件沉船文物,丰富了英印沉船考古资料。

“苏塞克斯”号,1738年从中国广州返航途经好望角时遇上了强风暴破船,漂到马达加斯加后沉没。该沉船打捞出的一批清代青花瓷器和黑色玻璃碗的碎片,其中一件瓷碗底部有“雍正”年款。

“哥德堡”号,1745年,在离瑞典哥德堡市不到1公里的港外触礁沉没。沉船上打捞出了丰富而完好的华货遗存,瓷器就达50余万件,这仅仅是原船装载瓷器的三分之一。

“特里尼达·巴伦西亚”号,是1588年西、英战争中沉没的西班牙无敌舰队着名战舰,沉址于1971年被发现。该沉址上发现了一件明代瓷碗,被认为是由马尼拉帆船经泛太平洋航路从菲律宾运抵中美的阿卡普尔科、通过大西洋航路进入欧洲社会的中国瓷器标本。

“泰坦尼克”号,于1912年处女航行中沉没,遗址位于距纽芬兰岛东南部323英里的海域。在1987年、1993年、1994年、1996年、1998年和2000年进行的6次勘探中,共打捞出6000多件物品。其种类繁多,包括重达15吨的部分船体、私人物品、精美瓷器以及玻璃器皿。(感谢厦门大学考古人类学实验教学中心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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