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蒲京欢迎您官网新发现 新思路——首届中国古代都城考古新发现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实

主讲人:朱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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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岩石研究员为社科院研究生院同学作了题为“中国汉唐都城遗址考古学研究与保护利用”的学术讲座。着眼于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沿革演变,朱岩石先生重点探讨了汉唐都城设计规划的考古学研究,并结合当下的文化遗产保护现状谈了一些汉唐都城遗址保护与利用问题的个人看法,观点深邃,见解独到,使听众受益匪浅,感慨颇多。

11月12日,会议进入为期两天的主题发言环节,与会的近50余位学者向我们集中展示了都城考古发掘的新成果,并对都城城市规划设计、都城考古与精神文化以及百济与六朝的文化交流与发展简要探讨。

动物筑巢,人类造城。考古学家则从深深的地下,发掘和解析人类城市的故事。

一、中国汉唐都城规划的考古学研究
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历来就是中国考古学的重点研究领域,尤其在秦汉以后,随着封建帝国的真正建立,整个社会的政治形态、文化风貌、思想意识等都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体现在都城设计规划方面,有许多创新与变革之处。在此背景之下,尝试理清汉代以后都城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就成为汉唐都城考古学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宁远研究员以“良渚:江南水乡与都市的规划设计”为题做主题演讲。他从江南模式及成因、都邑选址与规划以及古城功能与设计三方面对良渚古城进行阐释,他指出良渚古城结构以宫殿王陵为中心,是中国古代都城“宫城、内城、外郭”三重结构的典型代表。

都城,承载着一种文明的最高成就,象征了“国”的诞生。中国考古学家从商代晚期的都城——殷墟开始,往前找到了良渚、石峁、陶寺等邦国,向后让一大批湮没在时光里的都城重现世间。

1.汉唐都城的渊源与发展
东周时期,各诸侯国的都城规划已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城市形态,不论是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达到空前的繁荣与发展,比如赵国都城邯郸、齐国都城临淄,都可看成是当时的“文明时尚之都”,对秦汉时期的都城设计规划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目前考古材料所限,对于秦都咸阳的整体形制和规划思想并不能充分地认识,而关于汉长安城是否已运用了“中轴对称”设计思想,学术界也存在较大的争论。直到东汉洛阳城时期,基本可以确定都城规划思想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革,比如都城的朝向即由坐西朝东转变为坐北朝南,并且出现了南北宫的对立。到了曹魏时期,横贯洛阳城的东西大道已经具备了都城分区的基本功能,通过对都城正南门阊阖门的发掘,发现了左右对称设计的阙台门址,似可证明单一宫城制度在此时期就已经基本确立,中轴对称的建筑布局也可能已经运用到都城的整体规划之中。发展到北魏洛阳城时期,“外郭城、内城、宫城”三重城的基本结构最初确定下来,并且在都城制度上保留了自曹魏以来的主要建筑格式,里坊的规划和空间分割思想继续发展,这些都为东魏北齐洛阳城的设计所延续与借鉴,直到隋大兴、唐长安城最终确立下来都城设计的基本定制和规划传统。

精神文化是指个体、群体和社会所有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称,是人类在实践中创造的各种思想观念和精神产品的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驽研究员以“陶寺邦国的精神文明”为题做主题演讲。他从陶寺邦国的宇宙观、社会治理理念、宗教观以及文字入手,集中阐释了陶寺精神文明的特点,他认为后世儒家思想的精髓源自于陶寺邦国精神文明中的主要内涵。

11月12日,首届中国古代都城考古新发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新华社记者屈婷摄

2.汉唐都城的规划要素
汉唐都城的规划要素,总体上可以包含以下四个方面:宫城空间、皇城空间、外郭城空间以及公共系统空间,前三者都表现为平面上的铺成和空间上的伸展,而都城的公共系统空间(包括防卫系统、道路交通系统、给排水系统)由于其线性的特征,不仅可以很好地反映出一个城市的基本节理和形态结构,完整地展现出一个城市的文化性格,更能系统地体现都城的规划思想和设计意图,因此在都城考古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陈大海副研究员以“南京西街遗址2017-2018年度考古发现与初步认识”为题做主题演讲。他简要介绍了遗址的发掘概况,并指出西街遗址发掘成果丰富,是南京城区发现的性质极为重要的遗址之一。复杂叠压的西街遗址,恰是南京城市变迁的绝佳物证,也是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厚重载体。

近日,在首届中国古代都城考古新发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日韩等国考古学家齐聚南京,展示了中国及东亚都城考古的新发现:5000多年来,随着文明形态的革新,各地统治王朝兴迭,中国历代“王都”也随之移动,但是营造都城的内在体系和核心要素却不断演进,一脉相承。

3.汉唐都城规划思想的逐渐成熟
傅熹年先生提出的“模数”概念对于研究汉唐及其以后都城规划思想的成熟与演进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角度。通过分析明清北京城的整体布局,我们发现不论是基本构件的组合、单体建筑的比例,还是建筑与建筑的群组关系以及空间功能上的分区,都清晰地体现着“模数”规划思想的运用,而这一规划思想的渊源可追溯到隋大兴、唐长安城的城市设计理念之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研究员以“丰镐考古八十年的理念变化与主要收获”为题做主题演讲。他表示经过多年的丰镐考古工作,不仅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而且实现了考古理念上的转变。这一演变过程也反映出中国的大遗址考古从传统文献指导下的历史探索向考古本位的历史探索,从分期断代研究和重点遗存的发掘向以文化遗产保护为目的,多学科相结合的聚落考古理念的转变历程。

“都城考古是展现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连续发展的最佳例证。”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贺云翱说,通过“解剖”历代都城的总体布局、规划思想、各个功能区的布局和名称等,可以清晰地透视出国家文明发展“足迹”。

二、汉唐都城遗址的保护与利用
关于汉唐都城遗址的保护与利用,经历了以下几个大的阶段:首先是城址内部不同地域的分级保护;其次是历史文化名城的公布;再次是汉唐都城遗址逐步完成总体保护规划;最后才发展为今天提倡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保护思想。从这一发展变化过程来看,汉唐都城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已然受到政府的重视和民众的支持,但是在具体的研究与保护利用的关系上、在具体的保护方案和措施上还存在较大的问题。朱岩石先生提出“中国古代特色的都城需要中国特色的保护理念”,这主要是强调都城整体保护的重要性,相比于西方国家“历史街区”保护理念,我们国家有自己的特殊国情,不可盲目地借鉴和照搬,否则会造成历史文化信息的缺失,严重地甚至会对都城遗址保护的持续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为此,他特意提到了日本京都奈良平城宫太极殿的保护和韩国黄龙寺遗址的保护方案,其中某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邵晶副研究员以“石峁考古综述”为题做主题演讲。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保存基本完好且大致可以闭合的三重石砌城垣构成。他认为距今4000年前后石峁为河套地区的中心,出有世界上时代最早、数量最多的拨奏体鸣乐器——口簧;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建筑用瓦、鹰形陶俑、青铜制品等;中国最早、系统完备的城市规划、城防设施和城建技术等。

浙江杭州余杭区的良渚古城面积约3平方公里,共8座水门,内部以河为道。考古发现,它三面环山,东边开放,既能保证安全,又有方便的交通;人们采用堆墩的形式抬高居住面,营造城市;宫城位于中心,王陵、仓储、作坊围绕着它构成内城,外面还有外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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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裴安平教授以“聚落群聚形态视野下中国的城址与城市起源”为题做主题演讲。他认为早期国家就是血缘组织之间,或只跨血缘,或又跨血缘又跨地缘,合纵连横结盟形成的血缘到地缘社会之间的过渡性社会组织形态。同时他指出古国也是一种聚落组织,它不仅又跨血缘又跨地域,还在不同血缘组织之间建立了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剥削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指出,良渚古城的选址包涵了一种“居中”的概念,其“城郭宛然”的古城功能和设计,是中国古代都城“宫城、内城、外郭”三重结构的起源。

西安大明宫遗址公园图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辉研究员以“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的中心—石家河聚落考古新现与研究”为题做主题演讲。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同时期目前发现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史前聚落遗址群,由谭家岭、三房湾、印信台、罗家柏岭、邓家湾等四十多处遗址组成。他表示石家河遗址可视为长江中游地区文明的中心,具有文化引领与文化辐射的重要地位。

对古城的研究表明:水利工程、宫殿和王陵建造于约5000年前,城墙建造于4800年前,而外郭城则更晚。“良渚古城的规划设计可谓百年大计,规划视野宏大,建造技术科学。”王宁远说。

(编者按:作者整理时基本按照讲演的逻辑顺序和框架结构进行,由于其内容丰富,某些问题和观点未能详细展开,疏漏和错误之处还望批评谅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海涛副研究员以“二里头遗址的新发现与新认识”为题做主题演讲。他通过对都邑构成的新材料、新认识,都邑聚落历时性变化的新认识以及遗迹、陶器谱系演变的连续性几方面的阐释指出,虽然对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使我们掌握了聚落布局大致框架,但仍需通过更细致的田野工作、更紧密的多学科合作,来进一步了解当时的环境、人地关系、技术水平以及社会及经济形态。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中心的谭家岭古城有内外多重、人工堆筑的城垣类遗迹,还有人工开挖的城壕,呈现出从内向外的发展过程。环绕着古城的,有三房湾大型制陶场所、印信台祭祀场所和严家山小型加工城所等。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杨树刚副研究员以“郑州商城近年考古发现与研究”为题做主题演讲。他从郑州商城概况、既往工作回顾、近年考古发现与研究以及展望四个方面进行了介绍。从考古发现看,郑州商城自1955年发现并确认后,发现有大型夯土城墙、宫殿基址、手工业作坊、墓葬等遗迹,还出土大量陶器、铜器等;从学术研究看,目前学术界多数学者认为郑州商城是商汤始居之“亳都”。

“良渚、石家河的城市规划都有多个圈层的空间布局,拱卫着国家最高的领导机构,体现出择中而居的思想。”贺云翱说,这种营造理念一直贯穿到中国明清时代的都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曹慧奇先生以“偃师商城宫城考古新进展与新收获”为题做主题演讲。他简要回顾了偃师商城的发掘历程,指出通过考古发掘证实了三期宫城墙晚于二期宫城墙以及三号宫殿早期西庑晚于三期宫城墙。由此说明在修建三号宫殿之时,三期宫城墙及其在二期宫城墙西侧围成的一个南北长向长条形空间已经存在了。考虑到在二期宫城墙上有一个通往上述空间的豁口,则三期宫城墙围成的这个空间应属于宫城建筑第二期的一个使用空间。

这是陶寺遗址观象台。新华社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国梁副研究员以“社会考古视角下的偃师商城——以聚落形态和墓葬分析为中心”为题做主题演讲。他从社会考古学的相关理论、研究基础和背景、聚落形态和墓葬分析、相关问题的讨论和初步认识以及存在的问题五方面进行分析,确立文化内涵与陶器编年,使得遗址聚落形态逐渐清晰,并且对其年代与性质进行了深入讨论。

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则显示出都城营造背后的精神力量。在城址东南,观象祭祀台的第三层台基芯上,有由生土和夯土台基芯构成的阴阳“太极”图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驽指出,这体现出阴阳、太极和天地形成的宇宙观。

山东大学王青教授以“山东邾国故城遗址2015—2018年田野考古收获”为题做主题演讲。根据文献记载,该城址是东周时期邾国都城所在,秦汉以来为邹县县治,北齐时废弃,使用时间长达1100年。他表示通过四年来的工作基本掌握了该城址的布局特征,此外,城墙以及皇台下手工业冶铸区的调查,都为研究该城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区划及其变迁,以及今后开展田野工作提供了重要基础。

通过40多年的研究,何驽还发现,宇宙观指导下的陶寺“蓝图”暗合八卦和“五方”的天下观,其中天地定位的布局令人联想到北京天坛和地坛:“历代都城一直遵循着这种天人合一的理念。”

鲁国故城是周代和汉代鲁国的都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韩辉馆员以“曲阜鲁故城考古新收获与初步认识”为题做主题演讲。他简要回顾了曲阜鲁故城的考古工作,指出鲁故城早期具有统一的规划,空间分化明显,但仍不具备都城性质。两周之际至春秋中期,春秋晚期是曲阜鲁故城两个大的发展阶段,他推测鲁故城经历了单一郭城到郭城—宫城两城制两个时期。

一些都城规划和营造的思想还向外辐射,不仅被北方地区的游牧帝国所吸收,还对东亚地区国家都城产生了重要影响。如,辽上京遗址的回字形布局、殿堂式宫城东门似传承自唐都;汉魏洛阳城“建中立极”的都城形制为7至12世纪日本的诸多都城所发扬。

南京大学贺云翱教授以“近年来六朝都城考古的主要发现”为题做主题演讲。他认为“都城考古”的任务除了展示都城空间布局、功能区域结构及规划方式等发掘和研究之外,还要特别关注都城范围内的出土遗物及其所反映的文化面貌。他通过对近年来“六朝考古”发掘出土的重要遗物进行简要的梳理,指出这些考古发掘成果大多数具有创建性,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六朝都城物质文化形态及独特地位的认识。

辽上京遗址首次发现并确认从皇城东门、宫城东门、到宫城内东向大型院落的轴线布局及相关遗存。社科院考古所供图

南京师范大学王志高教授以“南京城南出土的六朝简牍及相关问题”为题做主题演讲。他简要介绍了皇册家园地块、颜料坊地块这两个简牍相对集中发现的地点。通过颜料坊地块出土层位及伴出的具有典型时代特点的青瓷器等遗物对其年代进行判定,部分简牍的年代为孙吴、西晋,部分年代为南朝。南京颜料坊出土的南朝简牍是这一时期同类遗物的首次发现,同时也证明了中国东晋、南朝时期存在一个纸与简牍并用的时代。

由于古都大多都选址优良,到了今天也往往是人口聚集之地。与高速的城市建设“赛跑”,发掘和保护都城遗迹,已成为考古人的常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钱国祥研究员以“汉魏洛阳城太极殿的考古新发现及意义”为题做主题演讲。他对汉魏洛阳城的重要性以及考古发掘情况进行概括介绍,随后指出汉魏洛阳城宫城与太极殿的发掘,不仅在考古材料上确认了北魏太极殿是在曹魏始建的太极殿基础及格局上的恢复重建,结合史料也证实了曹魏洛阳城已是一座“建中立极”的单一宫城,太极殿居中宫城制度,既是中国古代“居中”文化传统的滥觞,更影响了后世中国及东亚地区上千年的宫室制度以及都城建筑格局,开创了中国及东亚地区古代都城文化面貌的一个新时代。

在繁华的现代南京城,考古学家近年来“见缝插针”地发现了“六朝古都”建业、建康城的中心区,还发现了石头城、西州城、佛教寺庙等遗存以及大量六朝都城的珍贵遗物。如今,考古学家正在人流交织的西街地区寻找“最早的南京城”——距今约2489年的古越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汪勃研究员以“扬州蜀岗古城近年考古新收获”为题做主题演讲。他简要介绍了城址概况,并从城壕、城垣、建筑基址、道路、城门等方面对蜀岗古代城址的考古发掘新收获进行详细介绍。他表示南宋北门与唐代北门的中轴线并不一致,这对于研究城市的沿革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已将一些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的都城纳入大遗址保护规划的视野,并可能由此建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旨在“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刑福来研究员以“流沙半掩赫连都—大夏国都统万城遗址的考古收获”为题做主题演讲。他从统万城的遗址概况、考古工作概况以及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三方面进行介绍,他认为统万城东城建立年代应在唐五代时期,同时他指出统万城防御体系是中国都城防御体系中较为完整的,是以自然环境、外郭城、城墙、马面、瓮城相结合的一体化古代都城防御系统的典型标本。

北魏洛阳宫城中枢区遗址。新华社发

由于海上交通的便利,百济与六朝的关系十分密切。韩国高丽文化财研究院姜兑泓研究员介绍了百济故地发现的六朝文物。这些六朝文物因何在百济故地发现?韩国全南大学文化人类学科教授林永珍探讨了百济与六朝的交流情况,她指出商人在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韩国公州大学博物馆李贤淑学艺士对韩国公州校村洞新发现的砖室墓进行了详尽的介绍,为韩国与中国的相同时代遗物的对比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去年9月,北京根据新版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加强老城整体保护,特别提到了要强化“古都风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朱岩石说,在“都”与“城”的建设中,北京市对于都城考古成果格外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研究员以“都城考古研究中的动态理念解读”为题,阐述了早期都邑研究需重视的问题,即重点突破——加强对重要遗存的系统揭露、宏观把握——开展超越城邑的大视野考察、动态解读——重视对都邑演变过程的探究、慎重整合——避免解释中的简单比附倾向。他将中国古代都城形态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二里头至后汉时期,绝大部分时段没有外郭城;后期为曹魏至明清时期,呈现城郭齐备的状态。

在考古学家的努力下,这份移动“王都”的名单越来越长:平粮台、城子崖、二里头以及东周时代列国都城、秦咸阳、西汉长安、汉魏洛阳城、唐长安城、北宋东京城、南宋临安城……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赵益超馆员代魏成敏研究员向大家介绍了临淄齐国故城考古研究新进展。他首先回顾了临淄齐国故城的考古工作,并着重介绍了近年来考古发掘中的宫殿区、城墙、城门、手工业考古四个方面内容。此外,对其营建年代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探索,目前齐国三都中只有临淄的地理位置明确,尤其对于齐国初都的营丘地望,争论颇多。对于营丘地望的考证,他认为临淄城作为营丘具备一定的条件,并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考证。

朱岩石说:“很多成功的案例能够证明:都城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不仅为古代城市遗址的保护提供科学依据,还能够转化为今日城市科学发展的坚实基础。”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薛方代史家珍院长作了题为“宜阳韩都故城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演讲。从目前的城墙、马面、北城墙内的大型防御设施等考古发现来看,韩都故城具有突出的军事性防御性质。同时通过对西北角的小城进行调查后,初步推断小城应为墓葬区,而非此前认为的宫城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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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余洁代樊温泉研究员向大家介绍了近年来郑韩故城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情况,其中北城门的发掘厘清了各时期的道路变迁,廓清了郑国“渠门”的城门结构;发现了战国时期韩国的瓮城防御体系,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与建设有重要意义;另外南城墙的发掘为研究郑韩故城的城墙形制及其初建时间、建筑方式等提供重要资料。最后介绍了郑韩故城遗址以“故城发展,文保先行”
的理念进行保护规划的情况。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黄锦前副教授以“考古发现所见曾国都城的变迁”为题,简单介绍了曾国都城的发掘过程。将文献与叶家山、郭家庙、苏家垄等遗址的考古发现相结合进行研究,认为曾都的迁徙和变迁大致上有两种诱因或动力,一是源自内部的斗争和发展的需要,二是外部的压力。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27号 E-mail:kaogu@cass.org.cn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闻磊馆员以“楚都纪南城若干问题思考”为题,介绍了宫城范围、夯土台基、附属窑址等方面的最新发现,他强调既有的发现一方面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新线索,另一方面也对今后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引导我们对相关迹象进行深入思考,随着纪南城大遗址保护工作的推进,势必有更多的发现充实楚都的研究。

备案号:京ICP备05027606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蔡波涛馆员介绍了寿春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寿春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共分为三大阶段,其中对牛尾岗与西岗的试掘,获得了弥足珍贵的夯土墙基和城垣遗迹,进而结合文献对寿春城城墙的位置进行了推定。另外,遥感、物探等科技手段与传统方法相结合的研究方式为拓展研究提供助力。

学术动态 中国考古学家探寻古代都城5000年文明源流 发布时间:2018-11-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瑞研究员以“秦都之轴——从栎阳到阿房”为题,根据文献记载、考古发现、方位禁忌等方面分析了轴线为何为中的问题。他认为“长轴自始皇,短轴起栎阳”,阿房宫的中轴线为南北大轴线,在秦始皇看来,位于渭河北侧的咸阳宫,与位于渭河南岸的丰镐二京之间的上林苑内的空间,是“帝王之都”,因而朝宫选址于此。

动物筑巢,人类造城。考古学家则从深深的地下,发掘和解析人类城市的故事。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田亚岐研究员的报告题为“秦都雍城功能与层次结构新认识”。阐述了为何选择都雍城、水系考察与研究、水与城的关系、秦国最早的城市水利工程、城市发展过程中大型礼制性建筑格局的变化等内容,他认为关于都城的定义及其从文化遗存“量化标准”可分为完备都城的功能、待建都城功能、过渡性临时城。

都城,承载着一种文明的最高成就,象征了“国”的诞生。中国考古学家从商代晚期的都城——殷墟开始,往前找到了良渚、石峁、陶寺等邦国,向后让一大批湮没在时光里的都城重现世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建锋研究员以“西汉至北朝时期长安城郭布局的变化”为题,指出汉代长安城布局为内宫外城,城外为郭;多宫并存,功能各异;宫、城在围墙与宫门的形制、规模上,差异明显,对比鲜明。十六国北朝长安城全城为内外二重机构,内为设防的宫城,外为不设防的郭城。宫城的围墙采用城墙的规模制度,宫门亦为城门形式。

11月12日,首届中国古代都城考古新发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新华社记者屈婷摄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赵晓刚研究员介绍了盛京城考古新进展。盛京城的发掘共分为两个阶段,他重点介绍了盛京城城墙和城门、城内建筑遗存、城外相关建筑遗存、城外陵寝和墓葬等方面内容。他指出盛京城是在明沈阳中卫城的基础上改造、增拓而成,是我国古代都城规划建设史上的最后一个范例。

近日,在首届中国古代都城考古新发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日韩等国考古学家齐聚南京,展示了中国及东亚都城考古的新发现:5000多年来,随着文明形态的革新,各地统治王朝兴迭,中国历代“王都”也随之移动,但是营造都城的内在体系和核心要素却不断演进,一脉相承。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柴怡馆员的报告题目为“简论汉长安城周边大型墓葬的分布—以相关新发现为主”。她从发现概况、相关新发现、长安城周边大型汉墓与中小型汉墓的分布入手,指出龙首原是汉墓分布的主要区域,其西半部战国晚期至西汉早中期的墓葬分布密集,东部的墓葬时代则明显晚于西部,尤其是大明宫以北区域,几乎不见西汉早、中期墓葬。

“都城考古是展现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连续发展的最佳例证。”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贺云翱说,通过“解剖”历代都城的总体布局、规划思想、各个功能区的布局和名称等,可以清晰地透视出国家文明发展“足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龚国强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试论隋大兴、唐长安城建的创新与改造”。通过考古调查和实测、复原研究等,发现隋大兴唐长安城的城市规划具有超前意识,其都城、宫殿、里坊规划设计上体现出“象天法地”的思想,既有守旧的一面,又有许多创新改革的方面,充分体现出隋唐两代的政治礼制意识,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的城市建筑规划和技术层面。

浙江杭州余杭区的良渚古城面积约3平方公里,共8座水门,内部以河为道。考古发现,它三面环山,东边开放,既能保证安全,又有方便的交通;人们采用堆墩的形式抬高居住面,营造城市;宫城位于中心,王陵、仓储、作坊围绕着它构成内城,外面还有外郭城。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志刚副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集安高句丽王都的考古新发现”。他从城址、陵墓、遗址、高句丽碑、山城关隘等方面介绍了自2004年以来高句丽王都的考古工作。对高句丽王都的模式、历史编年、山城的性质做出了阐述。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指出,良渚古城的选址包涵了一种“居中”的概念,其“城郭宛然”的古城功能和设计,是中国古代都城“宫城、内城、外郭”三重结构的起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飞峰博士的报告题为“青石岭山城考古收获及相关研究”。青石岭山城是辽南地区一座重要的高句丽山城,使用年代可能从六世纪初一直到高句丽灭亡,金殿山遗址应是当时山城内的重要建筑之一,台基为含木炭、炉渣、炒钢渣等灰土铺垫而成,说明青石岭山城城内及其附近可能存在高句丽时期的冶炼遗迹。

对古城的研究表明:水利工程、宫殿和王陵建造于约5000年前,城墙建造于4800年前,而外郭城则更晚。“良渚古城的规划设计可谓百年大计,规划视野宏大,建造技术科学。”王宁远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自社副研究员介绍了隋唐洛阳城的考古新进展,着重介绍了郭城定鼎门遗址、宫城应天门遗址、明堂和天堂遗址、九洲池遗址区、里坊区遗址。最后他表示隋唐洛阳城国家历史文化公园总体规划要形成“一区、一轴、一带、两片、三环”结构。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中心的谭家岭古城有内外多重、人工堆筑的城垣类遗迹,还有人工开挖的城壕,呈现出从内向外的发展过程。环绕着古城的,有三房湾大型制陶场所、印信台祭祀场所和严家山小型加工城所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韩建华副研究员以“唐宋变革视野下的洛阳城—以考古发现为中心”为题,从唐宋变革的概况、隋唐洛阳城概况、宋西京洛阳城考古发现以及唐宋洛阳城结构与布局的对比四个方面进行了简要介绍,指出洛阳城在唐宋时期是在延续中有转变,并希望加强以宫城、皇城为对象的政治空间的关注。

“良渚、石家河的城市规划都有多个圈层的空间布局,拱卫着国家最高的领导机构,体现出择中而居的思想。”贺云翱说,这种营造理念一直贯穿到中国明清时代的都城。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何金龙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南诏都城太和城遗址考古工作综述”。介绍了太和城城址概况、地理环境以及发掘情况等内容,他还说明了太和城考古工作面临的问题,比如由于太和城是一座位于冲积扇上大小不等砂石堆积较多较厚的城,传统钻探手段难以全面解决问题,仅依靠试掘和发掘很难全面认识城址布局。

这是陶寺遗址观象台。新华社发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赵哲夫研究员介绍了渤海上京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首先回顾了上京城的发掘历史,并通过对上京城的结构布局、宫城、皇城、郭城的城墙结构、御花园园林区的发掘情况做了详细的介绍,重新补绘了渤海上京城的平面图。

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则显示出都城营造背后的精神力量。在城址东南,观象祭祀台的第三层台基芯上,有由生土和夯土台基芯构成的阴阳“太极”图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驽指出,这体现出阴阳、太极和天地形成的宇宙观。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包桂红馆员以“鄂尔浑河流域与草原民族都城”为题,通过介绍匈奴和日门塔拉“三连城”、突厥可汗碑及陵园遗迹、回鹘都城哈喇巴拉嘎斯、蒙古汗国首都哈剌和林四方面内容,她强调鄂尔浑河流域是游牧文明连续发展的空间载体,是蒙古高原范围内的文化高度发达区,至今仍散发着生机与活力,体现了游牧文明时、空、人的三维表达,见证了匈奴至蒙古时期不同文明之间的跨区域互动及多样性共存。

通过40多年的研究,何驽还发现,宇宙观指导下的陶寺“蓝图”暗合八卦和“五方”的天下观,其中天地定位的布局令人联想到北京天坛和地坛:“历代都城一直遵循着这种天人合一的理念。”

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葛奇峰的报告题目为“北宋东京城顺天门遗址考古收获”。他指出此次发掘清理出宋代和五代后周相互叠压的两个时期的城门,展现出城门形制从单门道到三门道的演变历程,瓮城从无到有的发展变化。

一些都城规划和营造的思想还向外辐射,不仅被北方地区的游牧帝国所吸收,还对东亚地区国家都城产生了重要影响。如,辽上京遗址的回字形布局、殿堂式宫城东门似传承自唐都;汉魏洛阳城“建中立极”的都城形制为7至12世纪日本的诸多都城所发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董新林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辽上京遗址考古新发现和研究”。通过考古发掘首次确认辽上京宫城的准确位置和规模,更正以往对宫城范围的错误推理,宫城位于皇城中部偏东,东、南、西各有一门,目前未发现北门,这是辽上京遗址考古的重大成果。

辽上京遗址首次发现并确认从皇城东门、宫城东门、到宫城内东向大型院落的轴线布局及相关遗存。社科院考古所供图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赵永军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金上京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通过考古勘探和发掘,厘清了上京城的基本形制、结构与布局;认识上京城的构建时序和使用沿革、了解上京城及其周边遗存的基本特征与属性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

由于古都大多都选址优良,到了今天也往往是人口聚集之地。与高速的城市建设“赛跑”,发掘和保护都城遗迹,已成为考古人的常态。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马涛副研究员介绍了南京官窑村窑场遗址考古发掘与初步认识。他强调这是首次大规模对南京明城砖相关窑址的考古发掘,确认了以官窑村官窑山为中心的窑址群是烧造明应天府城墙城砖的一处大型官办窑场遗址,它的发现对于研究南京明城墙的建造过程有重要意义。

在繁华的现代南京城,考古学家近年来“见缝插针”地发现了“六朝古都”建业、建康城的中心区,还发现了石头城、西州城、佛教寺庙等遗存以及大量六朝都城的珍贵遗物。如今,考古学家正在人流交织的西街地区寻找“最早的南京城”——距今约2489年的古越城。

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周源馆员以“元末明初南京新城初论”为题,强调新城是朱元璋在南京称吴王时所建的一座城池,它始建于元末,改建于明初,是南京明城墙的前身。他结合文献资料、考古调查、学术研究指出新城研究虽有不足,但前景广阔。

中国已将一些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的都城纳入大遗址保护规划的视野,并可能由此建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旨在“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志副研究员介绍了安徽明中都遗址考古的思路与收获。工作重点为逐步厘清建筑布局、观察建筑内在等级、探索建筑工艺演进、建立时空框架。从发掘的承天门与午门、东、西华门看,其间存在着严格的等级秩序。发掘留意到几座城门在城台长宽尺度、门洞数量尺寸、建筑用材和砌法上都存在着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体现了规制的等级区别。

北魏洛阳宫城中枢区遗址。新华社发

故宫博物院吴伟工程师的报告题目为“北京故宫建筑考古的新发现和收获—以故宫大高玄殿为例”。他强调故宫的建筑考古工作已经从地下延展到地上甚至屋顶之上,获取了大量以往建筑基址考古中建筑本体部分缺失的历史信息,弥补了明清、国民文献中修缮类文献的缺失,为建筑的修缮保护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去年9月,北京根据新版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加强老城整体保护,特别提到了要强化“古都风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朱岩石说,在“都”与“城”的建设中,北京市对于都城考古成果格外重视。

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朱岩石研究员作总结

在考古学家的努力下,这份移动“王都”的名单越来越长:平粮台、城子崖、二里头以及东周时代列国都城、秦咸阳、西汉长安、汉魏洛阳城、唐长安城、北宋东京城、南宋临安城……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贺云翱教授发言

朱岩石说:“很多成功的案例能够证明:都城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不仅为古代城市遗址的保护提供科学依据,还能够转化为今日城市科学发展的坚实基础。”

“夜以继日”的学术研讨会结束后,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朱岩石研究员在总结中讲到,都城考古周期长、难度大、出成果慢,但是他欣喜的看到参加此次会议的年轻人如此之多,热情如此高涨,这让我们看到都城考古后继有人。最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贺云翱教授对参加本次会议的专家学者表达了诚挚的感谢,宣布本次会议顺利结束。

作者:屈婷 张展鹏 文章出处:新华社

图/文:韩 翰、荼 荼

审 稿:乔 玉

编 辑:张小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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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 新发现 新思路——首届中国古代都城考古新发现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实
发布时间:2018-11-14

11月12日,会议进入为期两天的主题发言环节,与会的近50余位学者向我们集中展示了都城考古发掘的新成果,并对都城城市规划设计、都城考古与精神文化以及百济与六朝的文化交流与发展简要探讨。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宁远研究员以“良渚:江南水乡与都市的规划设计”为题做主题演讲。他从江南模式及成因、都邑选址与规划以及古城功能与设计三方面对良渚古城进行阐释,他指出良渚古城结构以宫殿王陵为中心,是中国古代都城“宫城、内城、外郭”三重结构的典型代表。

精神文化是指个体、群体和社会所有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称,是人类在实践中创造的各种思想观念和精神产品的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驽研究员以“陶寺邦国的精神文明”为题做主题演讲。他从陶寺邦国的宇宙观、社会治理理念、宗教观以及文字入手,集中阐释了陶寺精神文明的特点,他认为后世儒家思想的精髓源自于陶寺邦国精神文明中的主要内涵。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陈大海副研究员以“南京西街遗址2017-2018年度考古发现与初步认识”为题做主题演讲。他简要介绍了遗址的发掘概况,并指出西街遗址发掘成果丰富,是南京城区发现的性质极为重要的遗址之一。复杂叠压的西街遗址,恰是南京城市变迁的绝佳物证,也是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厚重载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研究员以“丰镐考古八十年的理念变化与主要收获”为题做主题演讲。他表示经过多年的丰镐考古工作,不仅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而且实现了考古理念上的转变。这一演变过程也反映出中国的大遗址考古从传统文献指导下的历史探索向考古本位的历史探索,从分期断代研究和重点遗存的发掘向以文化遗产保护为目的,多学科相结合的聚落考古理念的转变历程。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邵晶副研究员以“石峁考古综述”为题做主题演讲。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保存基本完好且大致可以闭合的三重石砌城垣构成。他认为距今4000年前后石峁为河套地区的中心,出有世界上时代最早、数量最多的拨奏体鸣乐器——口簧;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建筑用瓦、鹰形陶俑、青铜制品等;中国最早、系统完备的城市规划、城防设施和城建技术等。

南京师范大学裴安平教授以“聚落群聚形态视野下中国的城址与城市起源”为题做主题演讲。他认为早期国家就是血缘组织之间,或只跨血缘,或又跨血缘又跨地缘,合纵连横结盟形成的血缘到地缘社会之间的过渡性社会组织形态。同时他指出古国也是一种聚落组织,它不仅又跨血缘又跨地域,还在不同血缘组织之间建立了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剥削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辉研究员以“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的中心—石家河聚落考古新现与研究”为题做主题演讲。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同时期目前发现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史前聚落遗址群,由谭家岭、三房湾、印信台、罗家柏岭、邓家湾等四十多处遗址组成。他表示石家河遗址可视为长江中游地区文明的中心,具有文化引领与文化辐射的重要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海涛副研究员以“二里头遗址的新发现与新认识”为题做主题演讲。他通过对都邑构成的新材料、新认识,都邑聚落历时性变化的新认识以及遗迹、陶器谱系演变的连续性几方面的阐释指出,虽然对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使我们掌握了聚落布局大致框架,但仍需通过更细致的田野工作、更紧密的多学科合作,来进一步了解当时的环境、人地关系、技术水平以及社会及经济形态。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杨树刚副研究员以“郑州商城近年考古发现与研究”为题做主题演讲。他从郑州商城概况、既往工作回顾、近年考古发现与研究以及展望四个方面进行了介绍。从考古发现看,郑州商城自1955年发现并确认后,发现有大型夯土城墙、宫殿基址、手工业作坊、墓葬等遗迹,还出土大量陶器、铜器等;从学术研究看,目前学术界多数学者认为郑州商城是商汤始居之“亳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曹慧奇先生以“偃师商城宫城考古新进展与新收获”为题做主题演讲。他简要回顾了偃师商城的发掘历程,指出通过考古发掘证实了三期宫城墙晚于二期宫城墙以及三号宫殿早期西庑晚于三期宫城墙。由此说明在修建三号宫殿之时,三期宫城墙及其在二期宫城墙西侧围成的一个南北长向长条形空间已经存在了。考虑到在二期宫城墙上有一个通往上述空间的豁口,则三期宫城墙围成的这个空间应属于宫城建筑第二期的一个使用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国梁副研究员以“社会考古视角下的偃师商城——以聚落形态和墓葬分析为中心”为题做主题演讲。他从社会考古学的相关理论、研究基础和背景、聚落形态和墓葬分析、相关问题的讨论和初步认识以及存在的问题五方面进行分析,确立文化内涵与陶器编年,使得遗址聚落形态逐渐清晰,并且对其年代与性质进行了深入讨论。

山东大学王青教授以“山东邾国故城遗址2015—2018年田野考古收获”为题做主题演讲。根据文献记载,该城址是东周时期邾国都城所在,秦汉以来为邹县县治,北齐时废弃,使用时间长达1100年。他表示通过四年来的工作基本掌握了该城址的布局特征,此外,城墙以及皇台下手工业冶铸区的调查,都为研究该城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区划及其变迁,以及今后开展田野工作提供了重要基础。

鲁国故城是周代和汉代鲁国的都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韩辉馆员以“曲阜鲁故城考古新收获与初步认识”为题做主题演讲。他简要回顾了曲阜鲁故城的考古工作,指出鲁故城早期具有统一的规划,空间分化明显,但仍不具备都城性质。两周之际至春秋中期,春秋晚期是曲阜鲁故城两个大的发展阶段,他推测鲁故城经历了单一郭城到郭城—宫城两城制两个时期。

南京大学贺云翱教授以“近年来六朝都城考古的主要发现”为题做主题演讲。他认为“都城考古”的任务除了展示都城空间布局、功能区域结构及规划方式等发掘和研究之外,还要特别关注都城范围内的出土遗物及其所反映的文化面貌。他通过对近年来“六朝考古”发掘出土的重要遗物进行简要的梳理,指出这些考古发掘成果大多数具有创建性,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六朝都城物质文化形态及独特地位的认识。

南京师范大学王志高教授以“南京城南出土的六朝简牍及相关问题”为题做主题演讲。他简要介绍了皇册家园地块、颜料坊地块这两个简牍相对集中发现的地点。通过颜料坊地块出土层位及伴出的具有典型时代特点的青瓷器等遗物对其年代进行判定,部分简牍的年代为孙吴、西晋,部分年代为南朝。南京颜料坊出土的南朝简牍是这一时期同类遗物的首次发现,同时也证明了中国东晋、南朝时期存在一个纸与简牍并用的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钱国祥研究员以“汉魏洛阳城太极殿的考古新发现及意义”为题做主题演讲。他对汉魏洛阳城的重要性以及考古发掘情况进行概括介绍,随后指出汉魏洛阳城宫城与太极殿的发掘,不仅在考古材料上确认了北魏太极殿是在曹魏始建的太极殿基础及格局上的恢复重建,结合史料也证实了曹魏洛阳城已是一座“建中立极”的单一宫城,太极殿居中宫城制度,既是中国古代“居中”文化传统的滥觞,更影响了后世中国及东亚地区上千年的宫室制度以及都城建筑格局,开创了中国及东亚地区古代都城文化面貌的一个新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汪勃研究员以“扬州蜀岗古城近年考古新收获”为题做主题演讲。他简要介绍了城址概况,并从城壕、城垣、建筑基址、道路、城门等方面对蜀岗古代城址的考古发掘新收获进行详细介绍。他表示南宋北门与唐代北门的中轴线并不一致,这对于研究城市的沿革具有重要意义。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刑福来研究员以“流沙半掩赫连都—大夏国都统万城遗址的考古收获”为题做主题演讲。他从统万城的遗址概况、考古工作概况以及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三方面进行介绍,他认为统万城东城建立年代应在唐五代时期,同时他指出统万城防御体系是中国都城防御体系中较为完整的,是以自然环境、外郭城、城墙、马面、瓮城相结合的一体化古代都城防御系统的典型标本。

由于海上交通的便利,百济与六朝的关系十分密切。韩国高丽文化财研究院姜兑泓研究员介绍了百济故地发现的六朝文物。这些六朝文物因何在百济故地发现?韩国全南大学文化人类学科教授林永珍探讨了百济与六朝的交流情况,她指出商人在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韩国公州大学博物馆李贤淑学艺士对韩国公州校村洞新发现的砖室墓进行了详尽的介绍,为韩国与中国的相同时代遗物的对比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研究员以“都城考古研究中的动态理念解读”为题,阐述了早期都邑研究需重视的问题,即重点突破——加强对重要遗存的系统揭露、宏观把握——开展超越城邑的大视野考察、动态解读——重视对都邑演变过程的探究、慎重整合——避免解释中的简单比附倾向。他将中国古代都城形态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二里头至后汉时期,绝大部分时段没有外郭城;后期为曹魏至明清时期,呈现城郭齐备的状态。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赵益超馆员代魏成敏研究员向大家介绍了临淄齐国故城考古研究新进展。他首先回顾了临淄齐国故城的考古工作,并着重介绍了近年来考古发掘中的宫殿区、城墙、城门、手工业考古四个方面内容。此外,对其营建年代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探索,目前齐国三都中只有临淄的地理位置明确,尤其对于齐国初都的营丘地望,争论颇多。对于营丘地望的考证,他认为临淄城作为营丘具备一定的条件,并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考证。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薛方代史家珍院长作了题为“宜阳韩都故城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演讲。从目前的城墙、马面、北城墙内的大型防御设施等考古发现来看,韩都故城具有突出的军事性防御性质。同时通过对西北角的小城进行调查后,初步推断小城应为墓葬区,而非此前认为的宫城所在。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余洁代樊温泉研究员向大家介绍了近年来郑韩故城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情况,其中北城门的发掘厘清了各时期的道路变迁,廓清了郑国“渠门”的城门结构;发现了战国时期韩国的瓮城防御体系,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与建设有重要意义;另外南城墙的发掘为研究郑韩故城的城墙形制及其初建时间、建筑方式等提供重要资料。最后介绍了郑韩故城遗址以“故城发展,文保先行”
的理念进行保护规划的情况。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黄锦前副教授以“考古发现所见曾国都城的变迁”为题,简单介绍了曾国都城的发掘过程。将文献与叶家山、郭家庙、苏家垄等遗址的考古发现相结合进行研究,认为曾都的迁徙和变迁大致上有两种诱因或动力,一是源自内部的斗争和发展的需要,二是外部的压力。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闻磊馆员以“楚都纪南城若干问题思考”为题,介绍了宫城范围、夯土台基、附属窑址等方面的最新发现,他强调既有的发现一方面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新线索,另一方面也对今后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引导我们对相关迹象进行深入思考,随着纪南城大遗址保护工作的推进,势必有更多的发现充实楚都的研究。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蔡波涛馆员介绍了寿春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寿春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共分为三大阶段,其中对牛尾岗与西岗的试掘,获得了弥足珍贵的夯土墙基和城垣遗迹,进而结合文献对寿春城城墙的位置进行了推定。另外,遥感、物探等科技手段与传统方法相结合的研究方式为拓展研究提供助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瑞研究员以“秦都之轴——从栎阳到阿房”为题,根据文献记载、考古发现、方位禁忌等方面分析了轴线为何为中的问题。他认为“长轴自始皇,短轴起栎阳”,阿房宫的中轴线为南北大轴线,在秦始皇看来,位于渭河北侧的咸阳宫,与位于渭河南岸的丰镐二京之间的上林苑内的空间,是“帝王之都”,因而朝宫选址于此。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田亚岐研究员的报告题为“秦都雍城功能与层次结构新认识”。阐述了为何选择都雍城、水系考察与研究、水与城的关系、秦国最早的城市水利工程、城市发展过程中大型礼制性建筑格局的变化等内容,他认为关于都城的定义及其从文化遗存“量化标准”可分为完备都城的功能、待建都城功能、过渡性临时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建锋研究员以“西汉至北朝时期长安城郭布局的变化”为题,指出汉代长安城布局为内宫外城,城外为郭;多宫并存,功能各异;宫、城在围墙与宫门的形制、规模上,差异明显,对比鲜明。十六国北朝长安城全城为内外二重机构,内为设防的宫城,外为不设防的郭城。宫城的围墙采用城墙的规模制度,宫门亦为城门形式。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赵晓刚研究员介绍了盛京城考古新进展。盛京城的发掘共分为两个阶段,他重点介绍了盛京城城墙和城门、城内建筑遗存、城外相关建筑遗存、城外陵寝和墓葬等方面内容。他指出盛京城是在明沈阳中卫城的基础上改造、增拓而成,是我国古代都城规划建设史上的最后一个范例。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柴怡馆员的报告题目为“简论汉长安城周边大型墓葬的分布—以相关新发现为主”。她从发现概况、相关新发现、长安城周边大型汉墓与中小型汉墓的分布入手,指出龙首原是汉墓分布的主要区域,其西半部战国晚期至西汉早中期的墓葬分布密集,东部的墓葬时代则明显晚于西部,尤其是大明宫以北区域,几乎不见西汉早、中期墓葬。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龚国强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试论隋大兴、唐长安城建的创新与改造”。通过考古调查和实测、复原研究等,发现隋大兴唐长安城的城市规划具有超前意识,其都城、宫殿、里坊规划设计上体现出“象天法地”的思想,既有守旧的一面,又有许多创新改革的方面,充分体现出隋唐两代的政治礼制意识,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的城市建筑规划和技术层面。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志刚副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集安高句丽王都的考古新发现”。他从城址、陵墓、遗址、高句丽碑、山城关隘等方面介绍了自2004年以来高句丽王都的考古工作。对高句丽王都的模式、历史编年、山城的性质做出了阐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飞峰博士的报告题为“青石岭山城考古收获及相关研究”。青石岭山城是辽南地区一座重要的高句丽山城,使用年代可能从六世纪初一直到高句丽灭亡,金殿山遗址应是当时山城内的重要建筑之一,台基为含木炭、炉渣、炒钢渣等灰土铺垫而成,说明青石岭山城城内及其附近可能存在高句丽时期的冶炼遗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自社副研究员介绍了隋唐洛阳城的考古新进展,着重介绍了郭城定鼎门遗址、宫城应天门遗址、明堂和天堂遗址、九洲池遗址区、里坊区遗址。最后他表示隋唐洛阳城国家历史文化公园总体规划要形成“一区、一轴、一带、两片、三环”结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韩建华副研究员以“唐宋变革视野下的洛阳城—以考古发现为中心”为题,从唐宋变革的概况、隋唐洛阳城概况、宋西京洛阳城考古发现以及唐宋洛阳城结构与布局的对比四个方面进行了简要介绍,指出洛阳城在唐宋时期是在延续中有转变,并希望加强以宫城、皇城为对象的政治空间的关注。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何金龙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南诏都城太和城遗址考古工作综述”。介绍了太和城城址概况、地理环境以及发掘情况等内容,他还说明了太和城考古工作面临的问题,比如由于太和城是一座位于冲积扇上大小不等砂石堆积较多较厚的城,传统钻探手段难以全面解决问题,仅依靠试掘和发掘很难全面认识城址布局。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赵哲夫研究员介绍了渤海上京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首先回顾了上京城的发掘历史,并通过对上京城的结构布局、宫城、皇城、郭城的城墙结构、御花园园林区的发掘情况做了详细的介绍,重新补绘了渤海上京城的平面图。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包桂红馆员以“鄂尔浑河流域与草原民族都城”为题,通过介绍匈奴和日门塔拉“三连城”、突厥可汗碑及陵园遗迹、回鹘都城哈喇巴拉嘎斯、蒙古汗国首都哈剌和林四方面内容,她强调鄂尔浑河流域是游牧文明连续发展的空间载体,是蒙古高原范围内的文化高度发达区,至今仍散发着生机与活力,体现了游牧文明时、空、人的三维表达,见证了匈奴至蒙古时期不同文明之间的跨区域互动及多样性共存。

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葛奇峰的报告题目为“北宋东京城顺天门遗址考古收获”。他指出此次发掘清理出宋代和五代后周相互叠压的两个时期的城门,展现出城门形制从单门道到三门道的演变历程,瓮城从无到有的发展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董新林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辽上京遗址考古新发现和研究”。通过考古发掘首次确认辽上京宫城的准确位置和规模,更正以往对宫城范围的错误推理,宫城位于皇城中部偏东,东、南、西各有一门,目前未发现北门,这是辽上京遗址考古的重大成果。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赵永军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金上京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通过考古勘探和发掘,厘清了上京城的基本形制、结构与布局;认识上京城的构建时序和使用沿革、了解上京城及其周边遗存的基本特征与属性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马涛副研究员介绍了南京官窑村窑场遗址考古发掘与初步认识。他强调这是首次大规模对南京明城砖相关窑址的考古发掘,确认了以官窑村官窑山为中心的窑址群是烧造明应天府城墙城砖的一处大型官办窑场遗址,它的发现对于研究南京明城墙的建造过程有重要意义。

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周源馆员以“元末明初南京新城初论”为题,强调新城是朱元璋在南京称吴王时所建的一座城池,它始建于元末,改建于明初,是南京明城墙的前身。他结合文献资料、考古调查、学术研究指出新城研究虽有不足,但前景广阔。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志副研究员介绍了安徽明中都遗址考古的思路与收获。工作重点为逐步厘清建筑布局、观察建筑内在等级、探索建筑工艺演进、建立时空框架。从发掘的承天门与午门、东、西华门看,其间存在着严格的等级秩序。发掘留意到几座城门在城台长宽尺度、门洞数量尺寸、建筑用材和砌法上都存在着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体现了规制的等级区别。

故宫博物院吴伟工程师的报告题目为“北京故宫建筑考古的新发现和收获—以故宫大高玄殿为例”。他强调故宫的建筑考古工作已经从地下延展到地上甚至屋顶之上,获取了大量以往建筑基址考古中建筑本体部分缺失的历史信息,弥补了明清、国民文献中修缮类文献的缺失,为建筑的修缮保护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朱岩石研究员作总结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贺云翱教授发言

“夜以继日”的学术研讨会结束后,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朱岩石研究员在总结中讲到,都城考古周期长、难度大、出成果慢,但是他欣喜的看到参加此次会议的年轻人如此之多,热情如此高涨,这让我们看到都城考古后继有人。最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贺云翱教授对参加本次会议的专家学者表达了诚挚的感谢,宣布本次会议顺利结束。

图/文:韩 翰、荼 荼

审 稿:乔 玉

编 辑:张小筑

作者:韩翰 荼荼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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