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蒲京app下载禹墟三大悬疑

各位先生、女士: 大家上午好!
首先,感谢东道主邀请我到这里参加这次学术盛会。为什么说这是一次学术盛会,首先是因为我们讨论的课题非常重要,第二是因为到会的各位专家在这方面都有很深的研究。从我个人讲,尽管禹会村的挖掘和它的收获我多多少少听到些,但是我还是第一次到这里来,所以我抱着一个态度,就是来学习。但是在这个场合,我首先的感受就是,我们这个会的主题非常好。
这个题目是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第一是禹会村遗址本身作为一个聚落遗址,经过了几年的发掘,获得了重大的收获。一是遗址面积比较大,在淮河流域同一个时期的遗址里面算是比较大型的。二是它的一系列重大的发现。首先是有三十多个柱坑的大型祭坛,我当时看到简报感到非常震撼,这在中国考古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发现。怎么解读呢?在祭坛旁边,西边靠淮河这边,有个沟,沟里面有很多陶器,这些陶器总数不是太多,但是它反映了不同的文化渊源;第二,里面含有很多动物骨骼;第三,里面还有一些粮食和陶器。怎么会出现这么多陶器?我们一般在考古遗址中发现陶器比较集中的地方,要么是一个房子里面放着很多陶器,这个房子被火烧掉了,陶器压在里面了,那也不是太多;要么,是一个灰坑,在灰坑里面扔了很多破破烂烂的陶器;要么是一般的垃圾堆,陶器损坏了以后往里面扔。这么集中,而且像是有意识地扔进去的,并且与祭坛遗迹联系在一起,就不能不令人深思这是什么性质的遗址。
发掘者认为这是一个祭祀遗址,而且很可能与“禹会诸侯”的涂山有联系,是在这里会诸侯的时候举行大型仪典的地方,这个想法是有道理的。关于大禹的这些传说,非常丰富,但是众说纷纭,哪一个能坐实呢?关于大禹和涂山的关系,涂山的地望也有不同的记载,但是比较起来,比较集中的在这里,所以发掘者把它跟“禹会诸侯于涂山”,或者按《左传》说法,“禹合诸侯于涂山”联系起来,这些想法是很有道理的。《左传》上记载为“禹合诸侯”,《史记》上记载为“禹会诸侯”,我想了一下,这个“会”是什么意思,现在我参加这个会叫“会”,“合”呢,文献上有“纠合诸侯”,“合”有“纠合”的意思,恐怕“禹合”更符合历史,但是历史已经这么那么讲了,那也不必去改历史。这就是说,历史文献的记载、历史的传说有它真实的一面,但是如果跟考古遗址相联系,这是一个验证的过程。我认为,现在有这些想法可以,但是说一定是,百分之百肯定,我们还不到那个时候。我们以后还要做一些工作。这个遗址这么大,不只是有这个遗迹,还应该有别的遗迹,能够做这么大的礼仪性建筑,它一定还有别的支撑的地方,所以我跟王吉怀研究员也讲,王吉怀先生有做聚落的经验,我们应该把这个遗址作为整个聚落来继续考察。现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我建议还要继续做些功夫,把这个遗址整体的面貌、性质、演变弄清楚,还要考了各个地方有没有其他礼制性建筑、墓地等问题。。所以下一步一是遗址要保护好,千万不能再损坏了;第二,要继续研究、考察、发掘,这是我的初步想法。
第二,我为什么说这个题目出的很好,因为它跟淮河流域的文明相联系。中国的历史,过去大家断言重头戏在黄河流域,所以一般的人,特别是有些外行人,都认为中国的文明就是黄河。后来我们在长江流域也做了很多工作,发现长江流域的文明起源也不晚,文化发展的水平也很高,各有特色,所以中国的文明应该叫做两大文明。中国的两河文明比西洋的两河文明那两个河大得多,这个文明的基盘,她的厚重的历史,从未中断,这些特点都是西洋的两河文明无法比拟的。但是黄河和长江中间还有个淮河。淮河在地理学的研究里是中国南北的一个分界线,但是从文化上来讲,它是一个沟通的渠道。淮河文明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它又是南北文化沟通的重要渠道,同时又是大融合的一个熔炉,我们从这些遗存也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淮河流域的文化研究,淮河流域文明起源的研究,应当纳入我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前不久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开过学术研讨会,它的发掘成果我们就很吃惊,那么早就有那么发达的文化。其实我们往东看一下,蚌埠还有双墩遗址,双墩文化年代也很早,文化也很发达,再往东还有江苏的顺山集遗址,安徽还有侯家寨遗址,在7000多年以前,淮河流域的文化其实就已经很发达了。它还有一个演变的历史,一是它自身的演变,二是和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的过程,这应该是中华文明探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我说这个会的主题非常好。而且我到了以后才知道禹会村的发掘刚结束没多久,发掘报告就已经出版了,考古界很少有这种情况,虽然不是说唯一的,但是比较少,这是与社科院考古所、与王怀吉研究员工作的认真分不开的。一会还有发掘报告的发布会,我先对大会表示祝贺,对你们的工作表示祝贺,谢谢大家!

禹墟三大悬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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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历史网网友发表于3934天 22小时 33分钟前来源:www.z9ls.com 标签: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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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墟遗址位于蚌埠市西郊涡淮交汇处涂山脚下的禹会村。1981年,被当地文物部门首次发现。据了解,大禹所处的龙山文化时期是大汶口母系氏族文化时期到夏商周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因此,禹墟的发掘被列入“国家文明探源”课题的一个子课题。今年5月,我国对禹墟进行了正式发掘,目前,发掘工作已经进入关键时期。悬疑一:
禹会村遗址是涂山氏国吗?
战国时期的《世本》记载:“涂山氏女名女娲”。《郡国志》说:“禹所娶涂山,侯国也。”综合多种资料分析,史学界一种观点认为,涂山氏女即女娲,她是当年涂山氏国一位年轻的“君主”,是雄踞淮上的一方诸侯。
史学界认为,当时,舜先以“治水九年无功”的罪名将鲧杀了。
为控制敌对势力的发展,巩固手中权力,一方面“举鲧子禹,而使继鲧之业”;一方面又命令“禹伐共工”。此时,大禹陷入残酷战争的困境中,为自己的将来担忧。在此背景下,他顺应了淮夷“男子出嫁,女子娶夫”的氏族制度,“嫁”到涂山,拟通过婚姻关系,借助女娲和淮夷的力量以求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1981年,考古专家在禹会村发掘了龙山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发现了大量的陶器、石器,还有骨器、螺蛳壳、红烧土层等。通过采集标本分析,遗址属于新石器时期龙山文化的范畴。但它与典型龙山文化比较,又有明显的地方特点,即当时人类主要从事采集和渔猎活动,原始农业工具石器发现较少,表明当时在淮河边居住的居民,不是以农业作为主要谋生手段,而是与水打交道。这就从侧面印证了,涂山氏国的人们为大禹治水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最终使大禹治水成功。
那么,禹墟是不是涂山氏国的城池呢?专家认为,如果能证明这个地点是涂山氏国,将有助于研究原始社会如何向文明社会过渡的历史脉搏。
悬疑二: 能否发现大禹等留下的遗迹?
在中国历史上,大禹、涂山氏女、启三人的地位都很重要。黄河、淮河、长江流域都流传着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涂山氏女,是大禹的妻子,也是其事业成功的基础和背后的力量。同时,涂山氏女教育其子,使启成为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的君主。史学界的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大多数氏族部落还处于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社会时,涂山氏国已经先进入了奴隶社会。而涂山氏女,成了新兴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之一,占有大量财物,维护私有制,反对财产公有。而大禹的观点相反,实施“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的政策,解除奴隶主武装,遏制私有制财产的发展。因此,大禹的政策必然使涂山氏国遭受重大损失。最终,涂山氏女被大禹幽禁在青台,她被迫背井离乡,最后死在他乡。此次发掘是否能勾勒出涂山氏女的生活轨迹?能否让我们更多地了解这个不寻常的女子?
史料记载,启以古代社会革命家的胆识,采取暴力手段,“攻益而夺之天下”,从而结束了在中华大地上徜徉上万年之久的原始社会制度,废除了禅让制,实行帝王世袭制,被历史学家认为“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划时代的大进步”。同时,启致力于我国早期采矿和金属冶炼铸造工业的开发,为革新劳动工具,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从石器时代向青铜器时代过渡,作出了重大贡献。孟子、司马迁都称赞:“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如今,在涂山南坡朝禹路边,有“台桑石”,是“启所生处”。那么,在禹会村遗址,我们能否发现已经长大的启的生活痕迹呢?他是如何接受教育的?是如何成长的?他勇于反抗父亲决定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
悬疑三: 能找到大禹会诸侯的遗址吗?
如果能找到会诸侯的遗址,这将是震惊世界的发现。一位文物专家说,全国各地都有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都有纪念他的庙宇,但是那个时代的确切遗址和实物却很少发现。如果此次发掘能判断禹会村的所在地就是大禹会诸侯地点,意义重大。
我国古代的史学名着《左传》记载道:“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万国”指前来参加会议的为数极多的部落首领,可见会议规模之大。“玉帛”即玉器与丝绸,都是贵重物品,当时常作为部落首领觐见君王时所持的礼物。“执玉帛”意即手持贵重礼物朝拜大禹,可见会议规格之高。
专家分析,即使在制服了洪水,立了大功的时候,大禹也只是舜手下的一名大臣,以这样的身份,是无权主持召开全国诸侯大会的。只有在大禹继承大位,成为部落联盟最高领袖的时候,他才有权召开这样的盛会。如果此次发掘能发现这一遗址,有望展示当年会诸侯的盛况,解开一些历史谜团。

禹墟遗址位于蚌埠市西郊涡淮交汇处涂山脚下的禹会村。“禹会”的村名早在《汉书》中就有记载,延续至今。在当地传说中,这里是“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发生地,而关于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娶妻“涂山氏女”并生子启等传说也在村民中代代流传。然而,由于没有实物证据,禹墟传说仅仅被当作了“传说”。直到1981年,当地文物部门在这里首次发现了龙山时期的古文化遗址,才使禹墟的重要意义得以显现。
据蚌埠市文化局副局长朱孟珍介绍,禹会村遗址分布范围自淮河东岸的大堤下一直到村中,南北长约2公里,东西宽约300米,同时出土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蚌壳以及红烧土层、灰坑等。通过比较,其文化性质属于新石器时期龙山文化的范畴。
2006年10月下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吉怀率队在禹墟试掘,发现一处面积达2000平方米以上的早期龙山文化大型建筑基址,并初步勘探出整个遗址区规模约有50万平方米。
据了解,大禹所处的龙山文化时期是大汶口母系氏族文化时期到夏商周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因此,禹墟的发掘被列入“国家文明探源”课题的一个子课题。
经过充分准备后,王吉怀在今年5月再次带队对禹墟进行了正式发掘,目前,发掘工作已经进入关键时期。
王吉怀告诉记者,龙山文化在长江、黄河流域都有发现,但在淮河流域发掘出大规模遗址还是第一次。淮河流域是中国南北的分界线,目前发现的龙山文化就以淮河为界分为南、北两种,比如南方文化中有“鬼脸鼎足”,北方文化中有“长条倒三角形鼎足”,“而前期在桃林附近发掘出的出土文物中两种文物都有,这就表明禹墟附近是南北两地龙山文化碰撞和融会的地方,填补了龙山文化的地域性空白,有利于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南北文化的联系和交流情况。”王吉怀说。蚌埠禹墟发掘:考古史上划时代之举——————————————————————————–
为什么要发掘禹墟?禹墟在考古学和历史学方面有何意义?禹墟发掘的立项过程怎样?在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中是何地位?能否证明大禹事迹、解决涂山地望之争?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近日专访了社科院考古专家王吉怀先生。
禹墟发掘:考古史上划时代之举
正在蚌埠禹墟主持考古发掘工作的王吉怀先生说,经国家文物局、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课题组批准的禹墟考古发掘工程,是“探源工程”的重大科研项目之一,目标是探究古代文明关键时期的发展脉络、填补淮河流域龙山时期文化空白,并可为研究夏代前期历史、解秘大禹事迹提供重要佐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禹墟发掘是中国考古史上的划时代之举。
禹墟可能是揭开中国古代文明关键时期的谜底之一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在商周以后的历史脉络已经考古确认并得到世界公认,但商代以前特别是传说中的五帝时期,即公元前2000年至2500年、考古学上所称龙山文化时期,尚存诸多谜团,而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的关键时期。为此,国家继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之后,又于2000年启动了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集中多学科专家,研究论证这一阶段的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进程。王吉怀说,禹墟遗址的考古发掘,即是该工程中的重大考古科研项目。
禹墟遗址在去年两次勘探试掘中,初步测定遗址面积约50万平方米,如此大面积的遗址在国内比较少见。王吉怀介绍,试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骨器等文物,其中不乏“鬼脸形鼎足”等具有典型龙山文化特征的器物。试掘组根据这些材料拟订了禹墟发掘的立项申请,经探源工程专家组讨论通过后,上报国家文物局,项目方案经安徽省文物局同意后,国家文物局专家组专门论证。与会专家在考察分析试掘成果后认定,禹墟是淮河流域龙山时期的重要遗址,可能是揭开中国古代文明关键时期的谜底之一,最后全票通过了禹墟发掘立项申请。该项目即由社科院考古所领衔实施。
填补淮河流域文明空白
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位于黄河与长江之间的淮河流域东到大海,西至中原腹地,其文化面貌表现出特有的多元性、过渡性和开放性。舞阳贾湖遗址、濉溪石山子遗址、蚌埠双墩遗址、定远侯家寨遗址、蒙城尉迟寺遗址等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重要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双墩遗址刻划符号被确认为中国文字起源之一等研究成果,证明西起中原、东至大海的淮河流域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在中国古代文明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关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多源一体”说得到学界公认。试掘出土的部分文物兼具豫、鲁龙山文化和太湖良渚文化的特征,说明淮河流域的古代文明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碰撞、交融的结果,既有自身的特点,又有共性存在。
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第二阶段有十余个子项目,在淮河流域只有禹墟一项,禹墟遗址的考古年代相当于龙山时期,而这一时期是淮河流域考古研究的空白点,禹墟遗址的考古发掘将填补这一空白。王吉怀引用探源工程专家们的话说:禹墟遗址可能是近年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
为解秘大禹事迹提供佐证
禹会诸侯于何地即涂山地望之争,历来众说纷纭。大禹的英雄史迹在《尚书》、《左传》、《吕氏春秋》等古代典籍中均有记载,多部典籍提及“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但由于大禹生活的年代历史久远,至汉代司马迁着《史记》时,已感叹“书缺有间矣”,虽对大禹“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入”、“平成九州、四海会同”的事迹记载详细,但对禹会诸侯于何地仍置一疑。至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时,明知“禹墟在山西南”,但又引出禹会诸侯于江南会稽之说。当代着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认为禹会诸侯于淮河之滨的涂山“合于汉晋之旧”;中国先秦史学会2000年第七次年会上,众多专家也倾向于这一说法。由于缺乏确凿的考古证据,以上推论均不能令人诚服。
王吉怀说,大禹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推断,当在龙山文化中晚期。发掘禹墟遗址,揭秘淮河流域龙山时期的文化面貌,对解读大禹传说、揭开历史悬疑、为历史学家判定涂山地望、研究夏代前期历史等,将提供有力的佐证。

解读禹会村 发布时间:2010-02-24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作者:王吉怀点击率:
一、禹会村的由来
蚌埠西郊的涂山脚下有个禹会村,呈南北狭长形的坐落于淮河之滨,为北纬30°53´07.5″,东经117°11´50.6″。提到禹会,尽管不被众人所知,但那可是一个名见经传的地方。因为早在《汉书》中就有记载,相传在距今四千年前后,大禹在治水过程中曾经在此招会万国诸侯共商治水大计,是禹王会诸侯的地方,故“禹会”而得名。禹会又叫禹墟,禹墟的称谓在北魏时郦道元的《水经注》中的
“禹墟在山西南八里”中得到了确指,这就给了涂山和禹会一个准确的坐标定位,所以证实禹会的称谓由来已久。据说,禹会村人们为缅怀大禹的功绩,村里自古就建有大禹庙。解放初期,人们在禹墟的土堆上还能看到大禹庙的遗迹和残留的石墙,经过一场“文革”浩劫,庙宇的痕迹荡然无存。
从众多的史书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大禹的事迹总会与涂山关系密切,而涂山又与禹迹密不可分,这样才能证实大禹和治水的关系。然而,我国拥有涂山之称的地方不为少数,如四川、浙江、安徽等等,而拥有地上禹迹的地方也是比比皆是,但是,涂山能与地下禹迹相关的地点却是为数不多,都往往是有涂山,没有禹迹,有禹迹没有涂山,既是涂山上存有禹迹,如禹王宫、禹王庙等等建筑,也多为后人根据传说而为,同样,具有禹迹的地方,也都是根据民间传说确立为与大禹有关的地名或塑有大禹治水像,以托福大禹的内在价值。可见,大禹其人其事,在我国历史上的分量是举足轻重。
二、有待揭开的历史谜团
蚌埠西郊的禹会村却与众不同,与之相关的不仅有涂山和山上的禹迹,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禹会村的地下埋藏着一处面积之大的史前遗址,其文化时代正与大禹时代相吻合,这处遗址是否是当年的禹迹,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因为在涂山不远的地方有叫做禹会村的地名和称作禹墟的则未见记载,也就是说,蚌埠西郊的禹会村其名字能流传几千年应该说是有其缘由的。这就客观的给我们增加了探索大禹文化的自信和底气,又因为大禹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中晚期,这个时代在社会发展史上处于大变革、大转折时期,寻求这段历史,对探索和研究我国古代文明和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又因为淮河流域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空白,尚存许多未知,不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和有待开发的古代文化,也正是考古学多少年来所苦苦追寻的目标,想寄希望以考古的手段找到解开谜团的钥匙。
然而,坐落于涂山南麓的禹会村,却静静的沉睡了几千年不曾引人注意,而村旁一个大大的土堆,远远望去清晰可见,它似乎提醒人们土堆里覆盖着一个久远的故事。这地下究竟埋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密码,没有人说得清,禹会是否与大禹有关,仍然是一个大问号。当地农民祖祖辈辈都流传着不少有关大禹治水的传说,甚至能描绘的神乎其神,但是,一直没有得到社会或学术界的认可。几千年的神秘传说依旧在,几千年的风雨侵蚀不留痕。在禹会村走一遭,你会情不自禁地感叹:禹墟上还有多少世风没有被历史甄灭,地表下还有多少真实没有被泥土尘封,可是,禹会,仍属于一片净土,多少年来,当地农民始终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谁也没有感受到在禹会村抓一把泥土就能诉说一段历史,捡一片瓦砾,就能讲述一段动人故的事,每当耕种季节,那俯首捡起的瓦片又随手扔到田边地头时,谁又能注意到了上面的花纹所折射的含义,没有人能联想到这片土地和大禹的故事缘由,更无人知道这地下埋藏的秘密,时间就这样年复一年的过去了。
三、考古发现唤醒了沉睡的禹会村
上世纪八十年代,考古工作者的足迹终于踏上了这块土地,考古人员从地上捡到的陶片一眼就认出了这就是龙山文化的遗物,对研究淮河流域龙山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当地的文物部门,蚌埠市博物馆的业务人员曾多次亲密接触这块久违的土地,采集标本,观察地形地貌,对遗址给了一个初步的定性。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以来,学术界的目光开始聚焦禹会村,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组织力量对禹会村进行详细的钻探,2007年春季、2008年春季又组织力量对禹会村遗址进行科学发掘,从此,原属平静的禹会村已不再平静,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媒体的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学术界信心百倍的寄希望能发掘出有价值的资料,人们更希望能找到禹迹,再现“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壮观场面。
四、考古带我们穿越历史的时空隧道
考古发掘,让我们对禹会村另眼相看,没想到这处不曾被人关注的村庄,地下真的埋藏着惊天动地的故事。考古钻探和发掘告诉我们,当时我们的祖先曾在这里繁盛一时,在发展自身文化的同时,也接受着南来北往文化的影响,特殊的文化迹象,显示了并重的研究价值和社会价值,并且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
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在这里共存,而相同的文化迹象又在长江流域展现,这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化渗透,而是较大规模的人口从北方侵入的结果,新的人群,到来了新的文化,造成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地方文化的重大震荡和变迁。禹会村的文化现象十分复杂,龙山文化阶段,在本地区发展的同时,自身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与周围的交往十分密切。原始社会末期的禹会村遗址,到达了非常繁荣的时期,加上一些周边地区文化的因素,使得这个时期的文化内涵呈现出一种多样化交叉的特点。一方面它被其他文化影响,另一方面,它也影响了别的文化,在相互交融中发展壮大。
五、禹会村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时代符号
以考古的方法发掘禹会村,是解密的最好途径,因为我们可以从风尘于地下数千年的地层中去寻找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禹会村究竟有哪些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考证呢?
1. 遗址的时代缩短了与大禹的距离
根据禹会村遗址的木炭标本,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14实验室测试,其年代为:3822±40BP(公元前1872±40),树轮校正年代:2350BC2190BC。这个时期,正是龙山文化晚期,也是在淮河流域最昌盛的时期,而龙山文化时期与大禹的时期刚好吻合,同时,又加上地理位置的吻合,正说明我们在一步一步的向大禹走进。
作为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在淮河流域的出现,代表了一种新型的聚落形态,它应是当时政治、经济和宗教活动的重要区域。从考古资料去考察当时的社会发展和演进,探索各个地区文明起源的进程以及后来如何汇聚、如何加速王朝国家的形成过程,禹会村遗址的发掘自然的显示出了很重要的意义。
2. 遗址的面积展示了史前文化的昌盛
禹会村遗址,是一处单纯的龙山文化遗址,分布的面积为南北约2500米,东西约200米,总面积至少有50万平方米。遗址呈南北狭长形分布于淮河东岸,成为目前所知的淮河流域首次发现的最大的一处龙山文化遗址,并且它的文化性质单纯,代表了在原始社会末期,龙山文化在当地具有旺盛的发展势头,并承担着周边文化的内侵和外传。如此大的面积,说明了当时的时空跨度,也说明了当时人们的活动时间和活动范围,是文明探源研究不可忽视的内容之一。
3. 特殊的地理位置有望破解久远的疑问
禹会村遗址坐落于蚌埠西郊涂山脚下的淮河东岸。涂山一带是古代典籍记载大禹活动的重要地区,如今的涂山山水秀丽,涡、淮两水交汇,水绕山环,林幽泉清,相传汉高祖刘邦过涂山,命立禹庙以镇涂山,命立启庙以镇荆山。眼下的荆、涂二山形成两壁对峙之势,淮水从荆涂两山之间川流而过,一泻千里,据说就是大禹在治水过程中劈开的通道。涂山之巅众多的名胜古迹和山脚下的禹会村,曾吸引着历代的文人墨客登临怀古,吟诗作赋。这里仍流传着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许多动人故事。每年三月二十八的涂山庙会,既是纪念大禹的盛大节日。
大禹在涂山会诸侯的时期,正是夏王朝成立的前期,也是中国古代王朝形成的最关键时期。所以,与大禹治水有关的禹会村遗址,也就自然成了关键时期的关键遗址。另外,史书中的记载,如
“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夏之兴,源于涂山”
等等,也确立了涂山和遗址的重要历史位置。正是这里孕育了博大的淮河文化和大禹精神。因此,通过禹会村的考古资料,去研究淮河文化,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应该说,禹会村遗址在江淮地区的文明探源研究中,起到了一种支撑的作用。
4.复杂的文化迹象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思索
“禹墟”,作为夏王朝建都之前华夏族重要的活动区域,应该具备了重要的历史地位。然而,它和其他遗址所不同的是,遗址基本上分为祭祀场所和生活区两个部分:
①、遗址中存在着一处约两千平方米呈“甲”字形布局的祭祀台基,分别用灰土、黄土、白土,采用槽式堆筑法自下而上的堆筑而成,最后形成一个具有一定形状和范围的白色覆盖面,在白色堆筑面的北部中间,还有一处用作“燎祭”的火烧面。所谓“燎祭”,就是将薪柴积聚在一起,将动物、玉、帛等物置于其上,以烧燎之。这样牲体气味可上达于天,天神可享之。虽然这处遗迹的出土物不多,但却蕴藏着大量的信息:当年人们为何动用巨大的人力进行挖槽、堆筑成具有神秘色彩的台基?为什么又在台基之上的固定位置进行复杂的燎祭活动?为什么在燎祭场所的附近曾经摆放有陶杯、陶甗之类的器物,在如此大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到底有多少人参加?谁具有如此大的号召力担当组织者?为何举行如此规模的活动?难道这一切真的与“禹会”的由来有关吗?
②、距祭祀台基不远的地方,存在着丰富的文化堆积,虽然多年的治淮工程使遗址的地层遭受破坏,但当时具有祭祀性质的器物坑,依然存在。坑内埋藏着大量的陶器,并伴随着木炭和兽骨,同时,具有神秘色彩的圆圈迹象,影射着它内在的含义。看到既熟悉又陌生的器物,好像在暗暗的告诉我们,禹会村不是一般的人类居住遗存,应是以祭祀为主要内容的活动场所。
5.丰富的文化面貌使学术界开阔了视野
禹会村遗址的文化面貌既有山东龙山文化的特点,又有河南龙山文化的因素,同时,与良渚文化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表现了我国江淮地区复杂的文化面貌。通过比较,我们已在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江苏兴化南荡遗址、江苏高邮周邶墩遗址、江苏南京牛头岗遗址等等,都能找到了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因素。禹墟遗址出土的陶器带有明显的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特征,从陶器的演变上使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长江下游的龙山文化形成关联,从而证明淮河流域是古代文明传播的一个重要路径,是连接黄河、长江两大文化传统的纽带和桥梁,也是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相互碰撞和融合的地区。所以说,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决定了禹会村遗址的重要意义。
在前期的工作中,我们曾根据地层土样的提取测试,对禹会村遗址距今4000年-4500年龙山文化时期的环境考古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距今4500以前,该时期气候湿润,淮河处于高水位,遗址或周边被水淹没;4500年开始气候趋向干旱,淮河及其支流水位开始下降,龙山文化开始和发展;4000年前后,龙山文化中、晚期环境开始向暖湿的方向发展,后期气候更加湿润,降雨量增加,河流水位开始上涨,甚至洪水泛滥,正是史载的“大禹治水”时期。可见,在距今4000年-4500年之间,该地区的环境总体趋势大致经历了暖湿-冷干-暖湿-冷干的气候变化过程。如果说大禹治水的成功,可能与气候的冷干期有一定的关系。
发掘禹会村,是学术研究的需要,是多学科研究的需要,也是中华文明探源的需要,通过它,不仅能填补龙山文化地域的空白,也会对龙山文化的发展传播提供资料支撑,同时,对研究淮河流域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原文发表于《中国文物报》2010年1月29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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