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勃:崇墉雉堞成黄埃,峻隅濬洫隐端倪——考古学视野中的楚汉广陵城及其前身与后世讲座纪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为了纪念扬州建城2500 年,2015 年10 月23日至24
日,由扬州市人民政府、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联合主办的“扬州城考古学术研讨会”在扬州会议中心召开。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和北京、重庆、江苏、西藏、贵州、福建、浙江、陕西、黑龙江、宁夏、河北、辽宁,开封、洛阳、西安、徐州、扬州等省市的考古文博机构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河南大学、山西大学、扬州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应邀参加会议。
主题发言阶段,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家瑶对扬州城在中国城市考古中占有的重要地位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寻找真实客观的历史,不能仅依靠都城的资料,发掘研究都城之外的遗址势在必行;扬州城遗址的考古,在中国城市考古工作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的成立,把扬州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扬州城考古推动了中国城市考古学的发展,堪称城市考古的一个成功范例。北京大学杭侃教授带来了中国古代城墙修筑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城墙是古代城市的构成要素之一,并从夯筑技术的发展、南北方差异、火器出现以后筑城技术新变化等方面展开了论述。南京博物馆考古研究所林留根研究员详细介绍了泗州城考古发掘与研究,泗州城是州城级别中保存较完好的城址,对研究同类城址的规制有重要意义。扬州市文物局顾风研究员对扬州唐城论争进行了重新思考,扬州唐代城池不同时期的四至范围是一个客观存在,需要具备动态、而非静止的思考意识。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束家平研究员介绍了宋代秦咏及其夫人墓志,指出该墓志的出土将秦观家族的家谱上溯到了高祖辈,对确认秦氏祖莹所在提供了难得的佐证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队长汪勃详细汇报了扬州城遗址1999~2015
年的发掘研究工作,对扬州城遗址的范围及两重城、唐罗城的修建及其沿革、唐宋扬州城城门的特点、宋堡城和宝祐城的沿革、蜀岗古代城址水系和道路网的探讨与探寻等问题有所归纳,并就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今后的工作方向略作思考。
本次学术研讨会以扬州城遗址相关研究为主,兼涉秦汉至宋辽金元明清时期考古新发现和相关研究,研究议题涉及范围大、时间长。大会发言或论文共有43
篇,综述如下: 一、扬州城遗址相关考古发掘与研究邗城和广陵城相关研究
蒋忠义《邗沟大王庙与扬州城》根据调查和相关文献,推测邗城位于蜀岗东侧的沈家山一代。邹厚本《扬州春秋邗城相关问题的讨论》则依
据已发现春秋古城址的规律,结合既有发掘资料和文献记载,推测邗城在蜀岗现存城址的东南角。贺云翱《汉代“广陵文化圈”》论述提出了广陵城文化圈的概念,汉之广陵为其核心。李银德《关于广陵“中殿石”的再探讨》研究了广陵“中殿石”相关问题,指出中殿石更可能与甘泉山墓葬有关。
隋唐宋扬州城相关研究
刘勤、夏晶、曹骏《仪征晚唐五代时期窑址的发现与扬州城筑城关系》介绍了仪征发现的晚唐五代时期砖瓦窑址,探讨了其与扬州城筑城的关系。王小迎《两宋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分析了两宋时期城壕及相关设施产生、发展、演变的原因。刘涛《宋代扬州的城防》阐述了两宋时期扬州区位地理位置的变迁以及扬州城城防系统的形成过程、城防设施的名称等。郭晓涛《扬州城出土宋代千字文铭文砖的初步研究》指出扬州城遗址出土的“×甲”类铭文砖的“×”应是用以编目的千字文文字,其出现的时代背景与北宋末年修缮扬州城有关。龚国强《唐扬州城佛寺刍议》认为唐扬州城既是享有盛名的唐朝商贸中心,也是唐朝东南地区的佛教传播中心,对周边州县及朝鲜半岛和日本也具有影响。李裕群《隋炀帝与神通、灵岩诸寺》指出神通寺四门塔的建造和灵岩寺积翠证明龛的开凿,应与隋炀帝家族有关。何岁利《唐代长安城与扬州商业遗址的考古学观察》提出大约在8
世纪末到9
世纪初叶,开放式的民商错居的十里长街已经形成,夜市也随之兴起,坊市制度在这里取得突破。
与扬州城相关的物质文化、经济发展霍宏伟《扬州汉墓出土特种工艺镜管窥》探讨了扬州汉代特种工艺镜在中国镜鉴史上的意义,其上承战国,下启唐代。王睿《从扬州城遗址出土陶瓷器看其历史变迁》指出扬州城遗址出土的陶瓷器多为南方窑口,扬州在唐代是陶瓷集散地和海外贸易港口,在宋代与周边地区陶瓷贸易仍在持续并有所扩大。徐仁雨《扬州出土长沙窑瓷器研究》,专题研究了扬州出土长沙窑瓷器。李君、武夏《江苏省出土的隋唐五代瓷器研究》以扬州城遗址出土陶瓷器为主要材料,结合墓葬将江苏省出土隋唐五代瓷器分为五期。王子尧《髹漆成器巧夺天工——扬州城与扬州漆器》,归纳梳理了扬州汉、唐、清时期漆器情况。张敏《从新发现的考古材料看北宋扬州社会经济文化》拟通过考古材料构建一个北宋早期扬州的社会生活、文化面貌。王茂华、王嘉川、张金花《古代扬州城市经济生活特殊形态考察——明清扬州夜市考析》,认为扬州夜市兴盛依附于城市发达与否。汪杏莉《徽州盐商是清代扬州城市繁荣的主要力量》分析相关史料,指出徽州盐商是清代扬州城市繁荣的主要力量。
扬州发现墓葬、水系及其他
秦宗林《扬州汉墓略述》将扬州汉墓分为诸侯王墓、列侯墓、贵族墓等级别并分析了各自特点。刘刚《扬州五代墓葬的考古发掘——以典型纪年墓为中心》指出扬州五代墓葬地域性鲜明,其丧葬习俗在唐、宋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武廷海、王学荣《扬州水道与城市规划建设新探》结合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与遥感图像,从江岸、运河、五塘等三个方面,进一步梳理了扬州的水系变迁。余国江《安藤更生及其扬州城研究》,探讨了安藤更生的《唐宋时期扬州城之研究》。李志荣《作为考古调查记录方法的数字化技术》提出在数字化技术条件下,考古记录可以成为抢救保护文物、遗产信息的手段。
二、秦汉至宋辽金元明清时期考古新发现和相关研究
隋唐宋时期中原城址的相关研究
陈良伟《隋唐东都宫院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概括出宫院有五大建筑单元、庑殿式建筑、品字形结构和五条轴线等四个特点。韩建华《北宋西京宫城五凤楼研究》指出该五凤楼是中国古代城门形制演变中的重要节点,对北宋东京开封皇城宣德门及金中都、元大都直至明清北京城的午门形制均有影响。刘春迎、葛奇峰《东京城新郑门遗址考古发掘中的城摞城现象初探》得出其具有三不变的特色,即城市核心区自唐以降未有变化,城市中轴线自唐以后未有位移,城市框架自唐以来未有改变。对中原城址中某类遗址的个案研究,有张全民《隋唐长安城水井考古收获》和赵晓军、史家珍的《从宁人坊考古看隋唐洛阳里坊的形态结构》以及李春林的《唐长安城禁苑考古初探》。
宋辽金元明时期城址、墓葬的相关发掘与研究董新林、汪盈《辽上京城址布局沿革的考古新探索》介绍了如何带着对布局和沿革的思考进行发掘、再回到思考的过程,根据发掘结果确定了辽上京宫城的范围和历史沿革。冯恩学《春捺钵遗址群小城》认为“乾安春捺钵遗址群”,确为辽代春捺钵遗址。魏坚、周雪乔《汪古部“按打堡子”及诸城址考辩》介绍了金界壕东西两侧城址发掘和调查的基本情况,指出城址相对于界壕的方位是判断城址时代的重要依据之一。王子奇《河北省定兴县城址调查札记》认为定兴县四门十字街式格局始建于金代,此种格局从隋唐以来普遍在中原北方地区的平原地带流行,宋金元明时期保持了这一趋势。李飞、周必素《海龙囤:考古学视野下的土司遗产》介绍了海龙囤遗址发掘的收获和重要意义。刘毅《辽夏金陵墓新因素及影响》指出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发展演变序列而言,绝不是简单的汉-唐-宋-明等中原“正统”王朝简单的直线式传递,契丹、党项、女真等北方少数民族对于帝王陵墓制度的最后定型也同样起了很大的作用。彭善国《吉林省前郭塔虎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介绍了城址发掘情况及遗迹、遗物研究情况。
城市建设与规划历史的研究
徐龙国《中国早期城邑与方国的思考——以汉水流域为中心》选取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西周时期的汉水流域为代表,对城邑发展的内在动因予以揭示,并试图对夏商西周城少邑多的状况作合理的解释。刘瑞的《从三渭桥的考古发现谈唐长安城北侧的交通网络》,初步复原探索对长安城北路网。王三营、葛奇峰《中国古代瓮城研究》认为中国古代瓮城起源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发展完善于宋元时期,盛行于明清。张建锋《先秦时期中国古代城市水门的起源及初步发展》考察了水门的起源及初步发展,分析了其性质和功能。张春长《元中都建筑构件与<营造法式>》指出元中都建筑构件的特征,可与《营造法式》相印证。郑嘉励《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所见的长安闸坝》根据实际调查和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所记长安闸坝,推知北宋时期此地闸坝上下航运中分别在两条不同的航道上进行。
本次会议,是又一次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代表发言积极踊跃,交流充分,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对推动扬州城考古发掘与研究,推动历史时期考古发掘与研究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作者:王睿 汪勃 王小迎 郭菁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扬州博物馆)(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5年11月6日第6版)

2018年5月14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历史所中心主办的“出土资料与战国秦汉史研究学术讲座”系列讲座在农发所1330会议室举行。本期讲座由历史所戴卫红副研究员主持,邀请主讲嘉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汪勃先生,讲座题目是《崇墉雉堞成黄埃,峻隅濬洫隐端倪——考古学视野中的楚汉广陵城及其前身与后世》。来自所内外同仁二十余人聆听了演讲,并参与了讨论。

发布时间: 2015/2/12 11:22:44 被阅览数: 次
战国至南宋延续1700年遗存丰富蜀冈古城址候选十大考古新发现
初评候选项目将产生25项进入终评
本报讯扬州城遗址为目前国内沿革历史较长、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城遗址之一,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昨天,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候选项目公布,本报曾报道的“江苏扬州蜀冈古城址的木构及其他遗存”名列其中,参与角逐。据悉,初评候选项目将通过投票产生25项进入终评。
考古发掘10个月,出土大量文物
2014年3月-2015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发掘了扬州蜀冈古代城址北城墙西段东部豁口及其两侧,发现了木构水涵洞及其他遗存。发掘面积约1100平方米,清理出了不晚于汉代的木构水涵洞、不早于汉代至晚唐杨吴时期的陆城门东边壁和水窦、南宋时期的水关和陆城门迹象以及相关的夯土遗存,出土了战国时期的铁刀和陶器残片、汉剪轮“半两”铜钱、汉至唐代的砖瓦及陶瓷片等遗物。
年代序列完整,蜀冈古城发展缩影
考古专家表示,扬州蜀冈古城址的木构及其他遗存从战国至南宋延续了近1700年,遗址的年代序列完整,是扬州蜀冈古代城址发展的缩影,是新时期认识蜀冈古代城址的基点,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技术的重要资料,体现出了在雨水较多的南方地区因地制宜的筑城技术。不晚于汉代的木构遗存,全国罕见,保存完好,用材体量恢宏,制作考究。木构遗存之上不晚于汉晋南朝的遗存,为探寻楚汉六朝广陵城提供了依据。隋唐时期的遗存,则可能是史籍中记载宇文化及兵变弒炀帝事时提及的芳林门,为江都宫城的探寻提供了新线索。各时期的水道资料是了解城市布局的重要线索,更是探寻邗城和大运河关系的关键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认为,“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揭露出蜀冈古代城址北城墙西段城门遗址,初步推测该门址可能与隋芳林门有关,特别是不晚于战国时期的木构水涵洞遗存,结构考察,实属罕见;自战国至宋代遗迹的发掘,为认识扬州城的历史变迁提供了宝贵资料。”
来源:扬州晚报 编辑:秋痕

汪勃先生颇具诗意的讲题源于鲍照的《芜城赋》。引用此句说明了广陵城在刘宋平定竟陵王之乱后业已破败,其后在萧梁时期或再建城池,再经过隋江都宫、唐子城、宋堡城和宝祐城等时期,到南宋亡国后堙没于黄埃之中。不过,广陵城城圈尚存、城壕犹见。随着考古人执着于“土中找土”,隐于扬州蜀岗古代城址之中的广陵城的踪迹渐露端倪。


汪勃先生首先回顾了扬州城址的历史沿革,并结合考古和文献资料,对广陵前身——春秋吴之邗城进行探讨。扬州城的历史始自邗,周简王元年的“邗王”铭文青铜戈可予以佐证。从邗沟和邗城的位置关系、扬州蜀岗古代城址范围内不同历史时期城址的沿革、考古勘探和发掘的结果等信息综合来看,吴邗城有可能位于扬州蜀岗古代城址的东南隅,而沈家山遗址当与邗城无关。春秋时期吴之“邗城”,因运河而生,是吴王夫差北上称霸的沿线堡垒之一,扼守着邗沟的关键节点,其规模应该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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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楚汉广陵,历史上有两个广陵城,而战国楚、汉晋时期只有一个,即位于今扬州的广陵城。据目前已掌握的资料看,战国楚广陵城的范围包括:东半部分,或沿用了春秋吴邗城;西半部分或为战国楚时代扩建部分;城圈仅西北部分较为清楚,其他部分尚无线索。在汉代,吴王濞时应已有汉广陵城,或高祖十一年前已存在汉广陵城而刘濞又加以修砌。汉广陵城有“内城”、“外城”之称,当无“子城”称谓。楚广陵城,在正史中仅见于《史记》;汉广陵城,《史记》、《汉书》、《后汉书》中并未提及吴城就是广陵城,也未认为汉高祖时期修筑过广陵城。广陵城临江、近海当即吴王濞所都,其周长或为“十四里半”。然而,目前判定的位于扬州蜀岗之上的唐子城宋堡城遗址的城圈周长要大于“十四里半”,并且,在该城圈的东南角、西南角尚未发现早于中唐时期的城墙遗存。因此,“十四里半”的说法或晚出,从“里”的尺度结合“十四里半”来看,或为唐代之“里”。

汪先生进而讲解了楚汉广陵城城圈各角、各段的叠压关系,提示广陵城南城墙西段仍有待探寻。城壕部分的发掘包括:西城门外城壕、北城墙中段B0316内的城壕、YSTG4A西侧河道、北城壕北侧、东城壕北段。城门部分,从文献记载推测汉广陵城或无南门,故先探讨扬州蜀岗古代城址的南城门。从发掘结果来看,汉广陵城时期可能并无南门,那么是否有北门呢?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北门”的探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978年就开始了探寻发掘。2016年,考古工作找到了汉~唐代的多期夯土城墙、础石、有“北门”文字砖的城墙内侧包砖墙及其基槽等遗迹,明确了各期城墙的宽度及其叠压关系,并且找到与“北门”城砖同期的疑似城门燃烧后留下的木柱炭化痕迹,揭掉碳化痕迹后,发现了穿过东西向城墙的南北向道路南端。从相关发掘结果来看,汉广陵城的范围是:城圈的西半、东半南部,或沿用了楚广陵城;城圈的东半北部及其外侧城壕推测为汉代扩建部分;南城墙的中段中部已确认,西段、东段都尚待探寻或确认。

就六朝时期的广陵城而言,汪先生推测其与汉广陵城近似,即汉广陵城的基本形制一直延续到南朝终了。从考古发掘的遗迹来看,城圈的西北角YZG1、北城墙YZG5、东城墙YZG4皆较为明确;南城墙的沿革,是蜀岗城址城圈探索中迄今未能解决的问题。唐子城东南外拐角与罗城北墙连接处的发掘,并未发现有早于中唐的城墙遗存。因此,可以推测六朝广陵城的城圈和城壕与汉广陵城的基本相同;城门基本沿用并修缮了汉广陵城的,刘宋时期新开了南城门;南城墙中段位置可以确认,西段、东段则尚待探寻或确认。

城门,是城市的出入口,涉及城市的轴线,并与城市内的形制布局密切相关,而扬州城的城门尤具特色,因此,汪勃先生从城门的发掘开始,以扬州城城门的考古情况为重点加以介绍。蜀岗古城南城门遗址,其第一期城墙当与刘宋之前的广陵城南城墙相关;第二期城门与刘宋时期所开南门相关;第三期城门或与萧梁时期的修缮有关;第四期城门残存遗迹最多,或与隋江都宫行台门相关;第五期城门或与唐中书门、杨吴天兴门相关;第六期遗存应与南宋时期堡城宝祐城的南门相关。北城墙东段西部城门遗址,其第二期遗存为东晋至隋唐时期的城门遗址,此期出现的土坯所砌边壁,内壁面略呈弧形,值得关注;第三期遗存包含杨吴时期的城墙外侧包砖墙及其基槽等遗迹,基槽明确打破前期遗存;第四期遗存为南宋时期的城门遗址。“北门”的发掘确认了与蜀岗古城南城门共同构成隋江都城、唐子城中轴线北端的城门,为隋江都宫城的“玄武门”位置的探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也为“北门”东侧另一座城门的探寻提供了重要线索。蜀岗古代城址北城墙西段东部城门遗址为一座水陆城门,可分为不晚于汉代、不早于汉代、六朝、隋唐、南宋等五个时期共八期遗存。

中轴线之外,还对蜀岗古代城址道路网进行了探寻,相关城内道路的发掘包括:中轴线上的道路遗迹、中轴线西侧的南北向道路、城内十字街西南隅东西向铺砖道路、城内十字街东北隅的瓦铺路面、宝祐城东城门东侧壕桥及主城门北侧城墙、城内考古勘探到的道路迹象(城内勘探到的3处道路迹象EL2、EL3、EL8)。城外道路的探寻发掘则包括:北城壕东段北侧道路、城圈东南拐角南侧道路。

楚广陵城的南北向城墙的方向虽然较正,但东西向城墙的偏角均较大,而汉代加筑墙体部分的方向则较正,汉广陵城总体格局或有模仿汉长安城之处。

最后,汪勃先生还介绍了扬州汉墓出土简牍文字与汉代广陵城的印证关系。汪先生通过梳理扬州胡场五号汉墓、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以及天长纪庄西汉墓M19、东海尹湾西汉师饶墓等墓葬出土简牍文字中与广陵县、广陵国的相关记载,就扬州蜀秀河一号汉墓出土简牍明确提到的汉广陵王宫司马门以及在城内“养牡狗”等与汉广陵王宫、广陵城相关文字内容进行研讨,并围绕出土木牍所载“下江都”展开了汉广陵城沿革的探讨。汪先生认为汉唐之际扬州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基本上是随着长江北岸线的南移而逐渐向南扩展的,从唐代开始在扬州城和长江之间才迅速出现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并辨正了刘文淇在《扬州水道记》中的误识。

演讲结束后,历史所陈爽和孙靖国先生参与了与谈、评说。陈爽先生回顾汪勃先生演讲的特点:其一,披露的考古信息量很丰富;其二,解说均建立在十分细致的构图列表之上;其三,综合运用了正史、地方史志、简帛文书等有文字的资料,体现了考古学者对历史学的重视。同时,陈先生还提出了两个问题:汉魏扬州城与当时的同类城址相比,显得较为普通,了解扬州这一级别的城市遗址,对研究中古时期城市规制具有何种意义;汪先生在梳理文献时,大量使用了明清地方志,不知更早的宋元方志可否在扬州考古上加以利用。孙靖国先生则从扬州考古的重要性上概括了此次演讲,认为中古时期都城的资料最多,但扬州更多地代表了地方性的城市,且资料较为充足。从城市历史地理的角度看,扬州考古很重要,工作量也大。此外,孙先生就邗城时期水位线的判定、周边文化遗存最早产生的年代等问题,提出了疑问。其后,杨英先生关注到扬州城考古可否反映居民的人群结构变化、扬州所见人面瓦在建筑构件上的运用及其意义等问题。汪先生则围绕以上议题,与在场的同仁进行了深入、充分的交流。

戴卫红先生在讨论结束后,对讲演、与谈进行了简要总结,对演讲者和与谈人的精到见解,对聆听讲座的学者、同仁的积极参与,表达了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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