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起源研究的若干反思

由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上海大学历史系主办,中国先秦史学会、《学术月刊》编辑部协办的“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11月14日至15日在上海召开。此次会议是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在子课题“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问题”及“世界古代史和人类学、考古学研究中国家形成和早期国家个案研究综述”研究方向上组织的重要学术活动。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以及《学术月刊》、《中原文化研究》等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和杂志社,以及美国哈佛大学、怀俄明大学、荷兰莱顿大学、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等国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共30多位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其中包括在国内相关研究中有重要影响的前辈学者李伯谦教授、林沄教授和在中国个案及理论研究第一线成就突出的学者谢维扬、陈淳等,以及在国际学术界相关研究中极为活跃的学者克里斯潘、克拉丁等。会议共收到论文29篇。
上海大学历史系主任宁镇疆教授主持会议开幕式,文学院副院长张童心教授、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谢维扬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杜勇教授等先后致辞。王巍所长指出,中国具有历史悠久的未曾中断的文明起源及发展历程,作为一个连续的独特文明,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不仅对于认识中华文明意义重大,而且与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及文明起源研究也密切相关。中国个案对于推进全球国家与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国文明起源及国家起源的研究,在吸收国际相关理论研究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注重中国个案本身的内涵研究,在对中国个案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有自身特色的、科学合理的有关中国国家起源及文明起源的叙说框架,这是中国个案之于全球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实际含义及核心内容。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学者除围绕国家的性质、内涵与概念,前国家政治组织与国家起源的关系,国家起源及演进模式,世界不同地区国家起源及演进个案外,还对中国国家起源及演进的论说框架,中国不同地区的国家起源及演进情形,中国早期的政治制度及国家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一、国家起源及演进研究的理论及方法问题
1.前国家复杂政治组织、国家起源及演进模式相关问题
国家起源及演进模式、早期国家的性质及特征均与国家产生之前的前国家复杂政治组织密切相关,并直接牵涉国家的性质及定义问题,是与会学者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美国考古学会前任主席、怀俄明大学考古学系罗伯特·凯利(Robert L.
Kelly)教授的论文《有关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狩猎采集者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基于狩猎采集社会研究的行为生态学模型,通过分析中国早期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早期国家在人口增长与社会分层、需求共享与社会关系、群体规模与土地承载能力等因素的相互关系方面所具有的相似性,指出中国是验证该模型的理想地区,对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研究可注意人口密度、可耕地分布和新土地开拓成本等关键变量。
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谢维扬教授《酋邦与国家接近到什么程度?——对国家起源研究中前国家复杂政治组织地位问题的一点认识》一文,通过对酋邦这一前国家复杂政治组织概念的梳理和讨论,并联系对夏威夷等个案的分析,指出酋邦与国家在主要特征上极为接近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注意研究区分酋邦与国家的正确方法问题。通过梳理塞维斯的酋邦概念与弗里德理论模型相关概念的关系及国内外研究者对有关问题的认识,谢维扬教授指出:酋邦作为最接近国家的前国家复杂政治组织这一地位是非常清楚的;对于夏威夷等个案研究者意见的分歧则更实际地反映出因酋邦与国家特征的接近而形成对于国家制度存在判定的困难。在此基础上,谢维扬教授认为塞维斯将有无政府的存在作为酋邦与国家在政治形式发展上最重要的区别的意见值得重视,对国家存在的判定应重视考察反映作为国家机构的“政府”存在及运作的相关证据。鉴于考古学有关国家起源研究所依据的物化证据标准存在局限,因而在有关国家起源,尤其是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中,还应重视了解和分析与国家起源相关的历史性事实对于相关考古学证据意义形成的作用,应注意对国家制度发展的长期性后果进行充分的估计。
怀俄明大学人类学系琳·柏雅(Lin
Poyer)教授《有关现代太平洋群岛酋邦研究的一些见解》一文从人类学视角审视主要基于考古学方法和材料的国家起源问题。柏雅教授主要从亲属关系、性别角色及酋长与平民的关系三个方面着手,对太平洋群岛的酋长制社会进行了较为细致和深入的分析。柏雅教授通过对现代酋邦社会的研究指出,酋邦是不稳定的社会组织的意见并不完全准确,酋邦自有维持自身平衡及运作的机制,酋长和平民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酋长与平民在维持及扩大各自权力方面存在博弈情形,相较“酋长如何获得权力”,“平民如何失去权力”可能是更好的问题,与其说未发展为国家的酋邦是“失败的”,不如说国家是酋邦本身调节机制失败的产物。
上海大学倪皓博士与张童心教授合著的《简述“国家”概念与内涵》一文通过对国家概念及内涵的梳理,提出将国家内涵的本质特征概括为相对永久化的、非人格化的政治制度以及组织形态于空间上与政治上的延展性,并将前者作为贯穿国家形态演变始终的共同维度,将国家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划分为早期国家、古代国家、现代国家三个主要阶段。对于中国早期国家,论文作者将其理解为酋邦与古代国家之间的中间状态,以亲缘政治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形态,通过制度化的刑罚以及相对规范的礼仪教化(人伦制度与天道信仰的结合)实现相对永久化、非人格化的政治统治。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列奥尼德·格里宁(Leonid E.
Grinin)教授《论早期国家的形成模式》一文基于对前国家复杂政治组织的讨论,概括了国家起源的两种主要模式:“垂直”模式和“水平”模式。“垂直”模式中的国家形成是从小规模的前国家政体发展到原始国家;在“水平”模式中,首先被观察到的是复杂性堪比国家的“早期国家类似体”的形成,而后“早期国家类似体”转变为国家。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安德烈·克罗塔耶夫(Andrey V.
Korotayev)教授《国家起源研究的环切理论:跨文化再分析》一文对美国学者卡内罗(Robert
L.
Carneiro)的限制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通过对狩猎采集社会、酋邦(包括简单酋邦和复杂酋邦)社会及国家社会中不同类型战争的发生频率进行统计分析后,克罗塔耶夫教授认为战争是酋邦和国家的结果而非原因。
复旦大学陈淳教授《当今文明探源的理论、方法与实践》一文较为完整地回顾了西方有关文明探源研究及相关理论方法的历史沿革,并着重梳理了文明探源研究中考古学理论及实践的发展演变,同时结合中国文明探源研究实际,梳理和分析了中国文明探源研究与西方相关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的互动情形。如通过“酋邦”概念在中国学界的接受情形、国内聚落考古实践的发展、文献传统对于文明探源研究的影响,陈淳归纳出中国与西方在文明与早期国家这项战略性课题研究上存在的主要差异。
2.世界范围内国家起源及演进的个案研究澳门新蒲京赌场0044
荷兰莱顿大学提奥·克里斯潘(Theo J.H.
Krispijn)教授《美索不达米亚“基什国”的早期政治体系》一文聚焦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基什国的考古发现与国家形态。首都师范大学金寿福与晏绍祥分别聚焦于古埃早期国家的产生与希腊城邦的兴起。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的尼古拉·克拉丁(Nikolay
N.
Kradin)教授《俄罗斯远东地区早期国家的起源与演进》一文聚焦于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中国东北及邻近地区早期国家的起源及演进问题,因该地区并非处于国家起源的主要核心区,其早期政治实体属于“次生的”早期国家,这为“次生的”早期国家形成个案提供了参考。俄罗斯科学院非洲研究所的迪米特里·邦达连科(Dmitri
M.
Bondarenko)教授《贝宁王国(13—19世纪):一个非国家超复杂社会》一文以13世纪至1897年英国建立殖民统治期间的前殖民时代贝宁社会为研究对象,概述了13世纪之前比尼人的社会演进历程及13-19世纪作为巨型社区的贝宁王国的起源及演进历程。根据是否基于超血缘的社会关系以及是否具备专业化的行政管理制度,邦达连科认为形成于13世纪的贝宁政体并非国家,而是一种非国家超复杂政治组织,并将其称为“巨型社区”。贝宁“巨型社区”并非国家,而是一种特殊的“国家替代物”,这代表了前国家复杂政治组织演进的另一种类型和方式。
二、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
1.中国国家起源及早期国家演进的相关问题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李伯谦教授《从中国文明化历程的研究看国家起源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概述性回顾了以“辽宁红山古国”、“安徽凌家滩古国”、“河南仰韶古国”等为代表的古国阶段,经以良渚、陶寺为代表的王国第一子阶段、以夏商王朝为代表的王国第二子阶段,经以西周、东周王朝为代表的王国第三子阶段,再到从秦至清帝囯灭亡的帝国阶段的古代中国从文明、国家的起源、形成、发展到衰亡的全过程。通过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国家起源考古资料的梳理,李伯谦先生着重回顾了“古国”至“王国”发展阶段的相关研究进展,指出中国学界习用的“古国”概念应当接近于西方学术界的“酋邦”,并总结了国家起源研究中当注意的关键问题,如有关国家的性质、战争与国家产生的关系、国家的权力形态等。
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林沄教授在其《中国考古学中“古国”与“王国”的理论与方法问题》一文中指出,从中国考古学材料来研究国家起源问题,目前尚未形成基本统一的看法,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在于对作为社会发展物化表现的考古材料的认识和理解上存在许多客观困难。就中国考古学的现状而言,林沄先生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应得到充分重视:一是要详细比较各个案例有待于较为全面的发掘和调查工作;二是目前对一部分重要案例的年代学看法还存有分岐,这有待于更多测年数据的获取;三是不能把社会发展的物化表现简单化;四是考古学中物化现象的分析应参考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而逐步细化。此外,林沄先生指出,除了总结国家起源各个阶段的特征及其物化表现外,还应总结中国特色的国家发展动力,并且应着力于以下问题的研究:针对农业社会特点的“敬授民时”,即颁布历法的技术和权力;诸如治水的大型工程的技术和领导力;“平章百姓”,即吸引和团结不同血缘集团的方法和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研究员《中国考古学界国家起源探索的心路历程与相关思考》一文大致梳理了中国学术界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在国家与文明起源研究方面的进展及所展现出的特点。在此基础上许宏指出,在相关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和重大收获的同时,中国考古学在有关研究中还存在以下问题:不甚重视理论思考,具有较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对国外相关研究进展较为隔膜,对考古学本身的学科局限及对其它相关学科的借鉴重视不够。有鉴于此,许宏先生提出“东亚国家起源两大阶段论”的叙说框架:以公元前1800年前后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国家的出现为界,把东亚大陆的早期文明史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原王朝时代”和此前政治实体林立的“前中国时代”和“前王朝时代”。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伊扎克·贾菲(Yitzhak
Jaffe)《中国最早的国家:长时段发展轨迹分析法》一文以长时段发展轨迹研究方法,对从晚期仰韶一直到二里岗时期的黄河中游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进行分析,指出中国北方存在两个快速变化的阶段:一是起于公元前2500年的龙山时期,该时期内若干个不稳定的地区性国家产生又消亡了;另一个是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二里岗时期,一个统一的跨地区国家迅速兴起。贾菲采用长时段发展轨迹分析这一新的方法,旨在既吸收对国家起源研究模型失于过度简单化的批评,又保留了将剧烈社会政治变革与国家形成相联系的观念。
除上述对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及方法问题做较宏观考察和研究的论文外,也有学者报告了对中国不同地区国家起源个案研究的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高江涛副研究员《试论中原地区初期王权国家的特征》一文聚焦于中原地区的国家起源个案研究。基于陶寺发掘的已有资料及最新进展,高江涛指出陶寺遗址有着复杂的等级差别,存在着王权和礼制,其形态上应该属于都邑国家,而非广域王朝国家。高江涛认为中原地区的早期国家初步形成于陶寺文化时期,至二里头时期基本成熟;相较于其他地区,中原地区以王权和礼制为特征的国家形态或王权模式更务实也更具可持续性。
上海大学曹峻《华夏文明与太湖地区的社会发展》一文基于对良渚地区考古学材料的分析,指出良渚文化的社会分层已较为剧烈、公共权力和管理机构已经出现,在保持自身特点的同时更多表现出城市国家的特征,应是已处于城市国家状态的文明社会。虽然华夏文明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包括太湖良渚文化在内的一些精华,但与其说太湖地区的良渚文明是华夏文明的前身,毋宁说是二者在不同道路上各自前行,同时相互有过交流和影响。然而由于区域间文化交流始终存在,所以太湖地区也始终处于华夏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的体系中。
宁波大学刘恒武与杨子合著的《新石器时代随葬陶器的演变与地域社会的统合——以环太湖地区为中心的考察》一文通过考察环太湖各地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晚期陶器的演变,探讨了这一时期环太湖地域社会的统合进程。
四川师范大学段渝教授《夜郎国与夜郎酋邦社会》一文基于对夜郎地区考古学资料的分析,指出该地区青铜文化的演进具有十分明显的时间非连续性和地域非连续性特征。夜郎地区的各个政治实体之间没有君臣或上下级的层级关系,而是族群与族群或酋邦与酋邦的关系。
2.与中国早期国家进程相关的历史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震中研究员《中国王权的诞生——兼论王权与夏商西周复合制国家结构之关系》一文聚焦于夏商西周王权形成及演变及性质问题。王震中先生认为上古中国真正的王权是夏商西周王朝国家之王支配天下的最高统治权,它与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大国家结构联系在一起,其诞生以夏王朝的出现为标志。“王”字和“王”的称谓起源于作为军权象征的斧钺,王的原始含义是掌握武力者,在上古中国,王权与王的称谓有联系但又并非绝对相等同。夏王朝“天下共主”的王权渊源与之前万国时代族邦联盟的盟主权不同,是由盟主的霸权转化而来的。
天津师范大学杜勇教授在其《清华简〈厚父〉与早期民本思想》一文中指出,《厚父》中的王应是周武王,其与厚父的对话代表了周人对早期国家起源的认知,反映了中国早期民本思想的萌动;简文内容所表达的君权天赋的国家起源论并不足信,但从国家伦理来看,其中立君为民、明德慎罚、民贵君轻等民本思想成为后来中华政治文化的精华。
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宁镇疆教授《再论“余一人”问题——兼说商周的“民本”与王权》一文通过对卜辞及早期文献中关涉“余一人”内容的研究,指出无论是卜辞中的“一人”辞例还是早期文献中的“余一人”及类似表述多为谦辞而并非反映“专制”和“独裁”。基于对早期文献中“余一人”及类似表述内容的分析,宁镇疆教授讨论了中国古代“民本”精神的久远渊源以及“民本”与“君德”意识的蕴育和强化情形,并从政治发生学、早期政府组织运作模式、三代“放君”历史以及国家结构等方面来考察中国早期国家“有限王权”的情形。
此次会议在“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总题下所讨论的主要话题涉及:1.国家的本质、定义、内涵及判定标准;2.前国家复杂政治组织及其演进与国家起源的关系;3.国家起源的动力机制;4.国家演进的样式;5.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不同地区国家起源及演进个案研究等。而与会学者的研究和讨论则体现出更加精细化和更具综合性的特点。这不仅是国家起源研究迈向更高层次的要求,更是相关研究渐趋成熟的一种表现。
(作者:赵争 上海大学历史系 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内容摘要:二、古希腊、罗马国家形成问题与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关系在近年来的一些研究中,一些学者强调古希腊、罗马国家形成问题在中国国家起源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性。三、古希腊、罗马国家形成问题研究的现状前文提到,近年来在讨论与中国国家起源研究有关的理论问题时,有些研究提出“当代古典学”已将古希腊、罗马国家产生前的社会状态论定为酋邦。五、为推进中国国家起源研究需重点探讨的理论问题本文以上对当前国家起源研究中有关理论问题探讨的一些情况的分析和评论,其用意是想指出,要推进中国国家起源和早期国家研究中理论问题的探讨,就需要找准处理中国个案所应关注的问题点、重点。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历史学、社会人类学和考古学对国家起源问题的三种不同理解及其思考方式和兴趣所在,分析其欠妥之处,进而提出几点反思,以期能够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解。关键词:国家国家起源历史学社会人类学考古学反思国家产生是人类重大的文明成果之一,是社会步入文明时代的象征与标志,它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着重论述了“国家是怎样靠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地用设置新机关来排挤掉它们,并且最后全部以真正的国家权力机关取代它们而发展起来的”的“经济内容”。因此,近50年以来,中国的国家起源问题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随着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拓展,目前学术界对国家起源问题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国家起源的演进形式或者说国家的产生模式尽管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表达形式,但总的说来,主要有以下两种:其一为部落联盟模式,这一理论模式主要来自美国人类学家亨利·摩尔根,在其著作《古代社会》中首次论述了这一模式的演进过程,其后恩格斯在吸收了摩尔根理论的基础上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在此书中,恩格斯赞同了摩尔根的理论,因此使得这一理论至今在人类学界享有崇高的地位;其二为酋邦模式,主要是社会人类学界为了弥补摩尔根理论的笼统、简单等缺陷,由美国人类学家赛维斯首先提出的,具体地说其是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游团、部落、酋邦和国家。前三个阶段都属于前国家社会发展阶段,可以看出,这样设计的社会发展序列,使得前国家社会与国家社会之间的衔接更为紧密,由前者向后者过渡,也显得比以往的说明更加合理而易于为人接受,因此,赛维斯的酋邦理论得以在学术界很快地风靡开来,被认为是对人类早期社会组织及其进化的一种较准确的概括而被广泛应用于国家起源与形成的研究中。历史学界在充分学习并吸收了社会人类学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成果之后,形成了一套自身的观点:首先,历史学家研究国家起源时习惯性套用摩尔根、恩格斯的理论,采用部落联盟模式。谢维扬教授在《中国早期国家》一书中分析希腊和罗马国家产生方式时,认为这两者走的就是部落联盟模式的道路。其次,在历史学界,酋邦理论,蔚然成风,在先秦史论文中涉及到国家起源模式问题,“酋邦”是最常见的一个名词,历史学家运用并发挥了酋邦理论,在研究中国国家起源问题时,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早期国家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林芸先生首先提出的,在其著作《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这一概念,但其似乎并未从“国家”定义的角度,对“中国早期国家”作出界定;20世纪90年代初,何兹全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书中,曾分别以“早期国家的出现”和“早期国家的形成”为题,对早期国家作了论述。其后王震中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中》亦提出“早期国家”的概念。谢维扬先生在1995年出版的专著《中国的早期国家》;沈长云在《关于中国早期国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均强调了“早期国家”的概念,产生的时间和背景。最后有的历史学家在吸收酋邦理论的基础上还借鉴了社会分层理论并将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引入了历史学领域,提出了聚落形态演进三阶段说。王震中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认为国家的演化过程是由“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为社会初步分层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国家形态。”在历史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纷纷加入这一争论之中以后,考古学家也不甘落后,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997年)意义最大,提出了6个区系文化类型取代以前的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元模式,将它们看作是中华文明起源多元的起源中心,并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和古国,以及古国、方国和帝国的国家演进模式。苏先生的这一理论取得了考古学界的普遍赞同,并成为研究国家起源问题的主要理论模式。西汶艺术网二、国家产生原因这是关于国家起源问题中第二个争论的焦点,社会人类学家对国家起源的原因理解也不趋一致,泛泛说来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称之为“冲突论”,一部分人类学家认为是由于社会间的冲突,正规地说就是战争促使了国家的产生,这其中以赫伯特·斯宾赛为代表,他是十九世纪后半叶最杰出的社会间冲突理论者,且也是造诣最深的一位。与此同时,纳德尔和奥格两人也赞同和坚持这一理论。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一理论中还包含了以恩格斯为代表的“阶级斗争论”的观点。这一观点也是被用于解释国家产生原因的重要理论之一。阶级斗争其实质也是冲突论的另一种表述形式。另一方面称为“整合论”,关于国家起源的非冲突理论很多,将其归拢起来,合称为“整合论”。这主要是强调几个因素中的一个或是另一个,这些因素有抗御不断威胁一个社会的离心力或分裂势力的功效。这些因素可能是直接和有意制定以促进群体整合的法律手段,也可能是组织上的善举,如成功的军事力量、经济专业化、再分配与长途贸易以及修建水利灌溉系统和寺院等这类公共工程。这一理论以亨利·梅因爵士和罗伯特·H·洛伊为代表,而后者在其著作《国家起源》中就直率地反对国家起源的征服论。在社会人类学家纷纷发表关于国家起源原因的理论之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也纷纷加入了探讨者的行列,从整体上看,其观点主要分成两派:其一,认为社会间的冲突如战争是导致国家产生的直接原因。这正如王震中在《炎黄尧舜战争早期国家形成的机制之一》一文中所论述的,尧舜禹时期的战争,均直接地促进了国家的形成,同时以出土的考古学材料为佐证。其二,相当大一部分学者,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考古学家均认为社会生产力、社会分工的发展,经济进步是国家产生的真正原因。这主要是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影响。页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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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研究;起源;希腊;学者;中国;塞维斯;形成;民主;讨论;文明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谢维扬,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研究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有关的理论问题研究取得突破,这是从事这项研究的许多学者共同认识到的。笔者在15年前出版的《中国早期国家》一书用很大篇幅讨论与中国国家起源和早期国家问题有关的一些理论问题,曾引起关注。但这方面所要解决的问题还非常多,对于已经讨论过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如何理解中国个案对人类学中某些理论模型的适用性问题,学者的意见还很不一致。其中比较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对酋邦模式的意义应怎样看待。在这方面,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来有少数研究围绕这个问题提出一些依据不足的分析和结论性意见,对于准确认识酋邦概念和有关理论的意义似乎并没有帮助,也没有准确把握整个研究所应针对的问题的实质,甚至在某些问题中形成认识上的某种混乱。笔者认为在当前对中国国家起源和早期国家研究的理论问题的探讨中,准确了解学术史上有关的理论研究的真实情况,以及有关的概念或理论的真实内容,还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可能探讨对于推进中国个案的研究而言,真正需要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是什么。本文拟就此问题,结合近年来看到的一些研究情况谈一些意见,以供讨论。

  一、国际学术界关于酋邦分布问题研究的情况及这一问题的学术意义

  酋邦概念和相关理论为解释人类在前国家时期政治组织发展状况的问题提供了有用的工具,近年来在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中已被很多研究所运用。拙著曾就酋邦分布的问题指出:“在现代人类学视野中,酋邦类型的原始社会在世界各地区的分布十分广泛,因此这一类型有很大的普遍性。”①这一表述实际上与大多数人类学著作中对同样问题的表述应该说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近年来有学者却提出另一种估计。如不久前沈长云、张渭莲在《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一书中认为“所有已知的历史上的原始国家和原始文明都是由酋邦社会发展而来的”,他们把这种认识说成是“当代主流文化人类学者”的“基本理论”。②实际上,对国际学术界在酋邦问题上的研究态势作这样的概括并不准确。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对于世界许多地区早期历史研究的新进展确实为深入研究人类政治组织演进提出许多新问题。尤其是部分对人类学方法感兴趣的学者提出关于许多地区早期历史进程的某些新的解释性意见很值得重视和研究,其中有些涉及酋邦概念的运用。如在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美国人类学教授T.厄尔主编的《酋邦:权力、经济和意识形态》一书,即有不同学者分别讨论欧洲许多地区历史上出现过的酋邦形态问题。③该书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着力研究酋邦问题的一部有代表性的作品。

  但应该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人类学在早期政治组织演进方面所提出的诸多理论与方法,包括酋邦理论在内,其主要论据是来自作为人类学传统方法的、对可观察对象所作田野工作的结果。而90年代以后发表的许多对欧洲等地区较早历史年代中酋邦个案的研究,实际上使用的主要已不是典型和完整的人类学方法,因为所讨论的对象已无可观察之可能,所以它们更多的是依靠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乃至政治学的方法等等。如在《酋邦:权力、经济和意识形态》一书中撰文论述古希腊酋邦问题的是作为“政治科学家”的Y.
H.弗格森,④而当K.克里斯汀森提出公元前1500年前后酋邦曾分布于“从迈锡尼地区和小亚细亚直至中欧与斯堪的纳维亚”的广大区域时,她是在《考古学个案的研究·铜器时代》这个标题下论及的。⑤至于该书中论述英国历史上的酋邦问题的文章题目就是《英国史前史上的变化模式》,论者在讲述有关学术史时特别提到:“是(考古学家)科林·伦弗鲁将酋邦概念引入了英国考古学。”⑥从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有关这些地区酋邦问题的新论点主要不是来自人类学本身调查与研究的新成果,其本质是在针对各相关地区历史课题的方向上,利用考古学、政治学等学科的概念和方法与人类学理论或“模型”相结合,并使之相互印证和合理应用。这同中国学者在中国个案上运用人类学成果开展同类研究的情况是相仿的。厄尔在《酋邦:权力、经济和意识形态》一书“序言”中说,为该书所做的学术组织工作的“目的是将世界各地对酋邦作考古学、历史学和民族志(按指人类学中专注田野调查的分支)研究的学者聚集在一起”。⑦他还对弗格森关于古希腊酋邦的研究评论说:“弗格森,一位政治学家,不仅提供了对希腊和意大利的历史学的分析,还提供了来自人类学领域之外的有价值的观察角度。”⑧都完全反映了这种情况。

  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外一些学者对于世界更多地区酋邦个案的研究并不完全或主要是来自人类学本身的变化。所以并不能像有些学者简单地归结的那样,把国际学术界对酋邦研究的某些新情况不加分析地夸大为“当代主流文化人类学者”的“基本理论”,甚至更扩大范围说“塞维斯等当代主流文化人类学者视酋邦为人类社会普遍经历的组织形式”,⑨这都是很不准确的。事实上,不仅塞维斯等都并未这样表述过酋邦在分布上具有绝对普遍性的意见(详下文),而且近年来国际学术界有关研究的内容本身也并不只是指向证明酋邦模式的绝对普遍性。

  比如上文提到的K.克里斯汀森就在研究中提到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论述过的“军事民主制”或“日耳曼生产方式”问题,并认为这是由恩格斯“揭示出来”的她所提出的“分散的分层社会”类型的“一个历史性的个案”。⑩而我们都知道恩格斯所说的“军事民主制”概念来自摩尔根,其特征明显不同于酋邦。这表明克里斯汀森并未主张酋邦模式具有所谓“绝对普遍性”。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学者实际上了解克氏对于恩格斯“军事民主制”研究的观点“正与谢维扬以及其他大多数中国学者所持有的观点相同”,但也许是为坚持其关于酋邦分布的“绝对普遍性”的认识,表示“(克氏)这种观点是否一定正确,看来还大有需要讨论之处”,(11)但并没有给出进一步讨论的细节。此外,对于“军事民主制”问题的存在,主张酋邦分布的绝对普遍性的学者依其逻辑是应该不予承认的。但有些学者虽然严厉批评主要根据恩格斯、摩尔根的研究讨论过欧洲早期历史上的“军事民主制”问题的拙著是“缺乏对当今古典学研究新进展的了解”,却又在书中其他部分以很大篇幅正面论述古希腊、罗马历史上的“军事民主制”。(12)这种前后出版矛盾的写法令人费解。总之,所谓酋邦分布的绝对普遍性问题实际上并不是当代国际学术界的公论,明确这点对于我们准确把握酋邦概念和理论的本来意义有积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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