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蒲京欢迎您官网以更广阔视野研究丝绸之路——学界纪念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九十周年

1927年,以北京大学为核心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首次呼吁创立了第一个由中外科学工作者平等合作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该科学考查团也是中国学者开始科学意义上西北考察的里程碑,在维护中国主权、开展西北考察等方面,开中国学术之先河。
12月23—24日,北京大学与丝绸之路——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九十周年高峰论坛在京举行。论坛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历史学系、人文学部与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共同主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和日本京都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
继承精神 深化研究
90年前,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在艰苦的条件下踏上西行之旅,在随后数年的考察中取得了骄人的学术成果,在学术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页。与会学者认为,拓展、深化当年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研究,是对学术前辈光荣事业最好的纪念和继承。
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张德芳介绍,参加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黄文弼先生20世纪30年代曾在罗布泊先后两次发现汉简71枚,并在1948年出版的《罗布淖尔考古记》中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自黄文弼先生以后,几乎再没有人对罗布淖尔汉简进行系统研究。近年来,随着简牍学研究水准的不断提高和新材料的不断发现,罗布淖尔汉简还有极大的研究和讨论空间。比如,在简文的释读校正以及这批汉简中关于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等的记载,还应做进一步细致的研究和讨论。
内蒙古自治区巴丹吉林沙漠是当年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途经之地。近年来,通过对其腹地考古遗存、东南缘岩画的田野调查与对已有资料的收集整理,统计得到该区域有多达150多处不同规模的史前文化遗存。阿拉善高原尤其是巴丹吉林沙漠史前文化遗址的大量发现,为更广大区域内的史前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一批较新的考古资料。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王乃昂等认为,由于这一地区史前文化所具有的鲜明的游牧文化特性,可以将其称为“巴丹吉林文化”。其空间分布具有明确的自然地理界线和文化地理特质,可以据此提出一个“阿拉善高原文化圈”。已有材料证明,巴丹吉林沙漠及腾格里沙漠与乌兰布和沙漠,至少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就已有人类活动。从采集的标本和年代测定结果看,这些人类活动的时期,最早可相当于马家窑文化(一般认为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前2050年)时期。这对于明确中国北方游牧文明的起源时间不无益处。同时,阿拉善高原作为游牧业起源中心之一的考古证据,除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青铜时代的史前文化遗址外,还有分布于雅布赖山及其支脉为数众多的猎牧者岩画。目前已知最早的巴丹吉林岩画,其出现的时代也大体相当于马家窑文化时期。
细描古代丝绸之路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开启了中国学者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以多学科视角开展丝绸之路研究的漫漫征程。论坛上,学者表示,应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丝绸之路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李肖介绍,一个世纪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表明,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南北缘即丝绸之路南北道沿线分布着大量的佛教遗迹。这些佛教遗迹的建筑布局,在塔里木盆地的南北两缘又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种原因,相对于石窟寺的研究,关于佛寺遗迹的研究还不是很充分。今天,如何保护好这些代表古代西域艺术成就的佛寺遗迹,已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日益迫切的问题。翔实而科学的基础研究,是开展保护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南北朝至唐代,随着世界各地区之间联系与了解的增加,在陆地丝绸之路发展的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得到了长足发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陶瓷等远销海外,各国的货物也陆续进入中国,促进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交流。出水于“黑石号”沉船的3件唐青花瓷、200多枚铜钱和30面铜镜等文物,都是海上丝绸之路昔日繁荣的重要物证。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庆捷认为,南北朝至唐代,中国与日本、韩国以及阿拉伯海周边地区国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已达到了相当规模和深度。这种交流加强了各国之间的了解,促进了各国的社会文化发展。考察该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中国贸易商品,可见随着时代改变,陶瓷制品逐渐超越丝绸成为中国的主要外销商品,这是该时期的一个鲜明特点。同时,瓷器生产技术也逐步向外传播。这个变化是前期丝绸之路发展的自然结果,也是中国陶瓷生产能力大幅提高、畅销于海外市场的结果。责编:韩翰

黄文弼的《罗布淖尔考古记》,体现了中国学者在罗布泊地区研究的最早成果。结合土垠遗址汉简和考古遗址,黄文弼对西汉经营西域的职官、交通、仓储等方面,作出了新论,土垠遗址因此被认为是继楼兰古城之后罗布泊地区第二个最重要的发现。而对孔雀河南北两岸文化差异的揭示,对研究这一地区的孔雀河道、楼兰城址变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黄文弼(1893-1966),20世纪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西北历史地理学家。

《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更体现了黄文弼在更大的区域内对新疆环塔里木盆地周边绿洲古国遗址的深入调查研究成果。他对塔里木盆地的焉耆、库尔勒、轮台、库车、沙雅、拜城、和田、于田、皮山、叶城、巴楚、喀什、阿克苏等地区的各类遗迹都做过详细的考察,并且从沙雅出发,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抵达于田,对沙漠腹地的河流和遗址做了细致的调查。他在焉耆、龟兹、于阗等古国都城及重要遗址的研究中,发挥了熟悉传世文献的优长,从而与实地考察结合,做出了二重证据法的切实考证。

他考证丝绸之路交通和民族迁徙的论文,如《汉西域诸国之分布及种族问题》《张骞使西域路线考》《谈古代塔里木河及其变迁》《大月氏故地及西徙》《楼兰土著民族之推测及其文化》等,都体现了黄文弼守正出新、开创西域研究局面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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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弼最早发表的成果,主要是吐鲁番盆地的考古收获。他的《高昌砖集》和《高昌陶集》,得到向达、郑师许等中国第一流学者的学术评价,他们断言“西北科学考查团之成绩在中文著述方面,目前不能不以黄君之收获为最大焉”,称道作者的科学研究“既不盲从汉人种西来陋说,又不误信中国文化高于一切的怪论”。

对于吐鲁番盆地的陶制品、砖志、文书,黄文弼的采集品自成系列,在他后续出版的《高昌专集》增订本、《吐鲁番考古记》,都给予了出色的研究。他的《兽形足盆形象考释》《高昌疆域郡城考》《高昌国官制表》《高昌国麹氏纪年》《宁朔将军麹斌造寺碑校记》《张怀寂墓志铭校记》和《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复原并校记》等论文,奠定了高昌史研究的基础。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日本学术界着名的西域史专家水野清一、藤枝晃、石田干之助等,都紧密跟踪黄文弼西域考古着作的出版,及时写出出色的书评在日本发布。对黄文弼《高昌陶集》的考古报告脱离中国古器物学的僵局而具有了科学考古学的面貌,水野清一由衷欢呼:“考古学渐渐被采用了其本来应有的面目形式,这是应该为中国考古学庆贺的吧。”

从19世纪后期开始的中亚探险与考察,一直是欧美和日本等东西洋各国的专利。黄文弼的成果,代表着中国学术界对新疆地区从事学术研究主权意识的觉醒。

从19世纪后期开始的中亚探险与考察,一直是欧美和日本等东西洋各国的专利。黄文弼的成果,代表着中国学术界对新疆地区从事学术研究主权意识的觉醒。

1927年,以斯文赫定为团长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黄文弼作为唯一的中国考古学者加入其中,开始了他终生从事的西北研究。他一生4次赴新疆考察,行程在3.8万公里以上,探查遗址数百,重点发掘数十,并有详略不同的记录。无论就其从事西北史地和新疆考古时间之早、之长,还是就其考察领域之广、之深以及取得成果的丰硕程度而言,黄文弼先生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从事西北、新疆考古的第一人,中国考古学的先驱者。

黄文弼,20世纪中国着名的考古学家、西北历史地理学家。

《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更体现了黄文弼在更大的区域内对新疆环塔里木盆地周边绿洲古国遗址的深入调查研究成果。他对塔里木盆地的焉耆、库尔勒、轮台、库车、沙雅、拜城、和田、于田、皮山、叶城、巴楚、喀什、阿克苏等地区的各类遗迹都做过详细的考察,并且从沙雅出发,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抵达于田,对沙漠腹地的河流和遗址做了细致的调查。他在焉耆、龟兹、于阗等古国都城及重要遗址的研究中,发挥了熟悉传世文献的优长,从而与实地考察结合,做出了二重证据法的切实考证。

黄文弼最早发表的成果,主要是吐鲁番盆地的考古收获。他的《高昌砖集》,得到向达、郑师许等中国第一流学者的学术评价,他们断言“西北科学考查团之成绩在中文着述方面,目前不能不以黄君之收获为最大焉”,称道作者的科学研究“既不盲从汉人种西来陋说,又不误信中国文化高于一切的怪论”。

考古;西域;奠基;西域史地;丝路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黄文弼骑骆驼在西北考察

对于吐鲁番盆地的陶制品、砖志、文书,黄文弼的采集品自成系列,在他后续出版的《高昌专集》增订本、《吐鲁番考古记》,都给予了出色的研究。他的《兽形足盆形象考释》《高昌疆域郡城考》《高昌国官制表》《高昌国麹氏纪年》《宁朔将军麹斌造寺碑校记》《张怀寂墓志铭校记》和《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复原并校记》等论文,奠定了高昌史研究的基础。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日本学术界著名的西域史专家水野清一、藤枝晃、石田幹之助等,都紧密跟踪黄文弼西域考古著作的出版,及时写出出色的书评在日本发布。对黄文弼《高昌陶集》的考古报告脱离中国古器物学的僵局而具有了科学考古学的面貌,水野清一由衷欢呼:“考古学渐渐被采用了其本来应有的面目形式,这是应该为中国考古学庆贺的吧。”

1927年,以斯文赫定为团长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黄文弼作为唯一的中国考古学者加入其中,开始了他终生从事的西北研究。他一生4次赴新疆考察,行程在3.8万公里以上,探查遗址数百,重点发掘数十,并有详略不同的记录。无论就其从事西北史地和新疆考古时间之早、之长,还是就其考察领域之广、之深以及取得成果的丰硕程度而言,黄文弼先生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从事西北、新疆考古的第一人,中国考古学的先驱者。

黄文弼的《罗布淖尔考古记》,体现了中国学者在罗布泊地区研究的最早成果。结合土垠遗址汉简和考古遗址,黄文弼对西汉经营西域的职官、交通、仓储等方面,作出了新论,土垠遗址因此被认为是继楼兰古城之后罗布泊地区第二个最重要的发现。而对孔雀河南北两岸文化差异的揭示,对研究这一地区的孔雀河道、楼兰城址变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015年12月,商务印书馆以《西域史地考古论集》为书名,出版黄文弼先生的名篇选集,可谓西域史地考察与丝绸之路研究的奠基之作。此选本突出反映了黄文弼西北学术考察和研究方法论上的特色,一是他对考古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等多种学科的并重,二是对西北地区的遗址点考察与丝绸之路广阔区域面的有机结合,突破了清代西北史地学片面注重文献的局限,而获得了考古学实物的印证;而其考古遗址的个案调查,又得以在传世典籍中获得文献依据,取得了二重证据的相互印证。他考证丝绸之路交通和民族迁徙的论文,如《汉西域诸国之分布及种族问题》《张骞使西域路线考》《谈古代塔里木河及其变迁》《大月氏故地及西徙》《楼兰土着民族之推测及其文化》等,都体现了黄文弼守正出新、开创西域研究局面的追求。

2015年12月,商务印书馆以《西域史地考古论集》为书名,出版黄文弼先生的名篇选集,可谓西域史地考察与丝绸之路研究的奠基之作。此选本突出反映了黄文弼西北学术考察和研究方法论上的特色,一是他对考古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等多种学科的并重,二是对西北地区的遗址点考察与丝绸之路广阔区域面的有机结合,突破了清代西北史地学片面注重文献的局限,而获得了考古学实物的印证;而其考古遗址的个案调查,又得以在传世典籍中获得文献依据,取得了二重证据的相互印证。他考证丝绸之路交通和民族迁徙的论文,如《汉西域诸国之分布及种族问题》《张骞使西域路线考》《谈古代塔里木河及其变迁》《大月氏故地及西徙》《楼兰土著民族之推测及其文化》等,都体现了黄文弼守正出新、开创西域研究局面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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