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克瓷寻根问祖数百年 觅得漳州是故乡

青花瓷是我国外销瓷的重要品种之一,长期以来,青花瓷的相关研究是一个备受国际关注的话题。为了进一步探讨青花瓷相关科研问题,同时促进国内外学者的学术交流,2017年12月4日至7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举办了“古代青花瓷材料及其文化内涵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科研机构和高校的30多位学者参会,重点针对“青花瓷原料与制作工艺”“青花瓷考古学研究”“中国青花瓷以及其他瓷器制瓷技术对外国制瓷业的影响”“海外发现的中国青花瓷瓷器”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青花瓷原料与制作工艺 牛津大学考古学与艺术史研究实验室 Mark
Pollard教授做了题为“深蓝色:蓝色钴料简史”的报告,展望了未来钴颜料研究的重点方向,包括釉层测试时,通过XRF等技术测算出的各元素比例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硼元素的测试及其钴料产地的指示意义;尽管Kashan的矿物自十二世纪起被大规模开发,但在这之前的伊斯兰釉陶和中国青花瓷钴料似乎另有来源。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温睿教授以“青花瓷与14世纪的全球化进程”为题,指出青花瓷在14世纪已形成广泛的贸易网络和跨区域的产业分工,并在此基础上有力地推动了不同地区的文化和审美融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朱铁权副教授做了题为“钴料产地与呈色机理研究”的报告,选用典型的元、明青花瓷标本,采用科技考古的方法得出元代景德镇青花蓝彩钴料不具备典型国产钴料的特征,同时指出青花蓝彩中的微量元素与所形成的新晶相物质均取决于原钴料特征、原料处理以及烧制工艺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姜晓晨阳以“宣德青花钴料的显微分析研究”为题,回顾了青花科技考古研究现状,展示了运用显微分析技术所取得的成果,得出宣德青花混合两种不同地质结构的钴矿,分别为高砷进口青料和高锰国产料的结论。
青花瓷及其他外销瓷的考古学研究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禚振西在“古代青花瓷绘画工艺的若干问题”的报告中,对比了唐代低温铅釉的蓝瓷、唐青花瓷、明代釉上青花瓷以及清末民国陈炉窑青花瓷绘制工艺,并阐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福建省考古研究所栗建安研究员介绍了福建东溪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将东溪窑青花瓷分为三个阶段,并以漳州岱山院、“泰兴号”沉船遗址等国内外遗址为例介绍其青花瓷产品的流通;最后,就东溪窑的命名问题及其与漳州窑及其周边窑业的关系问题展开讨论。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水下考古孙健研究员做了题为“南澳Ⅰ号出水青花瓷考古研究”的报告,介绍了南澳Ⅰ号沉船与出水器物的基本情况,并就万历中期沉船的归属问题以及沉船隔舱排列密度问题进行了研究。故宫博物院王光尧研究员以“克拉克瓷的生产机制”为题,根据对景德镇观音阁的考古发掘成果,从出土瓷器标本中的克拉克瓷器入手,以克拉克瓷从出现到发展、克拉克瓷器在该窑场产品中所占比例,并结合文献和图像资料,论述克拉克瓷器的产销机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王冠宇博士以“早期来华葡人与中葡贸易:由一组1552年明青花玉壶春谈起”为题,旨在以一组葡商于1552年订制的青花玉壶春瓶为研究个案,探讨早期在华葡萄牙人的活动细节及其对中葡贸易发展的巨大作用。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员郑建明以“北宋越窑的扩张与对外运输”为题,指出越窑在北宋中期以后核心分布区由上林湖一带开始向周边地区大规模扩张,产品的面貌和内容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并出现多种外来文化因素,尤其东部沿海的产品及其生产达到鼎盛,提出北宋时期越窑的大发展应该与海外市场的开拓直接相关。广州南越王宫博物馆馆长全洪研究员以“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为题,从海路输入的国外物品、吸收外国纹饰与母题和海外发现大量中国产品三个方面介绍了公元前3-公元3世纪中国海路交通贸易的发展。中国收藏家协会民间文物研究中心主任王建保以泰国18世纪以来的宾乍隆瓷和乃南通瓷为基础,提出中泰两国在人缘、地缘、物缘及其加工与贸易形式方面均有紧密联系。
中国制瓷技术对外国的影响 韩国民族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Han
Sunguk研究员,做了题为“唐瓷传入朝鲜半岛与高丽青瓷的产生”的报告,介绍了韩国出土的唐代陶瓷的现状以及流入过程,从朝鲜半岛南部与中西部两个地区介绍了高丽青瓷的产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研究员Chhay
Rachna论述了9-15世纪吴哥龙窑的烧造技术、瓷器制作工艺和产品形态,综合以上等研究成果分析确定了三个主要的该时期吴哥龙窑的瓷器制作群组。
中国瓷器在外国的分布 肯尼亚国家博物馆副馆长Purity
Kiura博士以“古代肯尼亚与中国的联系”为题,从考古发掘、水下考古调查等方面介绍了肯尼亚沿海所发现的三处沉船遗址,重点讲述了近10年,中国与肯尼亚在水下考古与陆地考古新发现。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研究员Jayasingha
Arachchige
Priyantha做了题为“古代斯里兰卡与中国的文化联系”的报告,指出大量的考古证据和历史文献资料表明,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与斯里兰卡有强大和完整的历史联系,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是出于宗教、政治、贸易和商业。印度尼西亚水下考古中心研究员Nia
Naelul Hasanah
Ridwan做了题为“印度尼西亚:中国制作工艺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报告,介绍了在印尼出土的多处沉船遗址,如以长沙窑产品为主的
“黑石号”沉船、以德化窑产品为主的“泰兴号”沉船等,这些考古证据表明中印两国的贸易联系由来已久。菲律宾国家博物馆研究员Bobby
C.
Orillaneda在“十五世纪菲律宾沉船里的中国青花瓷研究”的报告中,提出潘丹安沉船遗址含有少于1%的中国陶瓷,而莱娜滩和圣克鲁斯沉船遗址含有压倒性的数量的中国陶瓷,这一现象可能与早期明朝的海上贸易禁令有关。
此外,本次学术研讨会还专门邀请了三位特邀学者的报告,以色列海法大学海事研究所Michal
Artzy教授发表了题为“古老的运输船:一艘地中海东部具有暗示性的例子”的报告,以地中海东部发现的公元前十三世纪的Uluburun沉船遗址为例,就货物的转运问题做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未来的科研思考。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杨军昌教授在报告“唐李倕墓出土捻金线:材料与工艺”中,介绍了李倕冠所使用的材料有金、银、铜、铁、珍珠、贝壳、玛瑙、绿松石、红宝石、琥珀、象牙及不同颜色的玻璃等;制作工艺包括铸造、锤揲、金珠、掐丝、镶嵌、雕刻等。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教授兼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秘书长詹长法在报告“在文化遗产保护新格局中对经济价值的思考”中,在当前经济高速发展与强化文化自信的双重背景下,针对历史文化遗产中的城市建筑遗产,提出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通过探讨与遗产保护相关的主要经济问题,对政府和民间力量介入遗产保护的不同方式进行分析,并以国内外典型文化遗产保护案例为例,根据其普遍性和独特性提出有针对性的思考。(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青花瓷是我国外销瓷的重要品种之一,长期以来,青花瓷的相关研究是一个备受国际关注的话题。为了进一步探讨青花瓷相关科研问题,同时促进国内外学者的学术交流,2017年12月4日至7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举办了“古代青花瓷材料及其文化内涵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科研机构和高校的30多位学者参会,重点针对“青花瓷原料与制作工艺”“青花瓷考古学研究”“中国青花瓷以及其他瓷器制瓷技术对外国制瓷业的影响”“海外发现的中国青花瓷瓷器”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责编:荼荼

说起瓷器,人们大多先想到德化、景德镇。

说起青花瓷,人们耳边也大多先响起“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的流行歌曲。殊不知,自宋元以来,八闽大地上遍布的大小窑址出品的瓷器,在国外备受推崇,其中漳州窑出品的青花瓷在明清更是盛极海外。本报21日报道的《南澳Ⅰ号出水数百件漳州平和窑》的消息,就引来众多关注。不少读者表示,希望对漳州窑有更多的了解。

南澳Ⅰ号是正在广东南澳岛附近海域发掘的一艘明末清初的沉船,被列为国家2010年水下考古重点项目。一件件瓷器从沉寂400年的沉船中被打捞出来后,再次引起轰动,其中不乏漳州窑的身影。

新蒲京欢迎您官网 ,然而漳州窑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或许是“克拉克瓷”。这数百年来在海外备受推崇的中国瓷,直到上世纪末,才找到故乡———闽南山间的漳州窑。

克拉克瓷

有了它,拍卖时就有好行情

洋味十足的中国瓷

在和陶瓷相关的古代船舶中,“克拉克号”或许是最为着名的了。四百多年前,荷兰东印度公司截获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发现大量中国瓷器。之后在米德堡和阿姆斯特丹公开拍卖时,这些瓷器引起轰动,东印度公司轻易赚到三百多万荷兰盾。不过由于不明产地,这些中国瓷器有了个洋名儿“克拉克瓷”。此后,凡有着“克拉克瓷”标签的瓷器,在海外拍卖市场都有特别好的行情。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阿姆斯特丹举行题为“晚到400年的中国瓷到了”的大型拍卖会,拍卖品均是从16世纪至17世纪沉船中打捞出来的中国瓷器,其中不少是与“克拉克瓷”风格一模一样的青花瓷器。

这些青花瓷有着共同点,大都碗底粘沙明显,纹饰流畅随意,而且青花花色偏黑,但与明末清初同时期的景德镇瓷器相比,总体不如其精致。

阴差阳错的大发现

令人费解的是,这种盛产于中国的瓷器在国内却罕见收藏。尽管“克拉克瓷”出名了几百年,但源头究竟在哪,一直困扰着中外瓷器专家。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为寻找名为“漳州器”的米黄色釉瓷器及其窑址,故宫博物院曾派出一个考察小组到漳州进行调查,却阴差阳错地发现这一地区有生产青花瓷的古窑址。之后,当地文管部门开始调查,采集大量瓷器标本与国外的瓷器进行对比研究,并初步得出“克拉克瓷”原产地在漳州的结论。

20世纪90年代,福建平和南胜、五寨明清古窑址找到“克拉克瓷”、“汕头器”的窑址和销往日本等国的实物标本的消息开始不胫而走。国内外陶瓷界欣喜万分,众多目光顿时投向平和这个平素不为人所知的闽南山区县。其时,日本关西地区也出土了一批“产地不明”的青花和彩绘瓷器。中日两国学者共同在漳州进行考古发掘,最终确认瓷器的产地就是漳州。这也彻底解决之前陶瓷界的诸多疑问:“克拉克瓷”源头大多就在漳州窑。

漳州窑

盛行不足百年 十里长窑的壮观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员、平和县博物馆馆长朱高健先生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平和一带古窑址研究。他说,目前在平和境内发现的以南胜、五寨一带为主的古民窑数以百计,它们建造于临溪的山坡上,形成“十里长窑”。可以设想,这些窑口同时开足马力,日夜生产,火光映红花山溪,该是何等壮观。

原福建博物院陈列部主任林忠干研究员列举说,1976年,在南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附近岛屿,昔时拿破仑流放故地,发现一艘1613年沉没的荷兰“白狮号”沉船,出土了许多中国明万历时期的芙蓉式青花等瓷器,其中也包括漳州窑类型的青花彩绘碗、罐、盘、碟等。沉没于1600年的西班牙“圣迭戈号”船,上世纪90年代打捞时,也出土了漳州窑青花芙蓉手盘。

与景德镇的渊源

据《平和县志》记载,1513年,平和芦溪等处农民起义声势浩大,提督军门王阳明发二省兵众,平定平和寇乱。后为安定地方,选留随军兵众与当地百姓共建平和,其中的江西兵众不乏陶瓷方面的能工巧匠。

据载,明正德十四年,共有13位江西籍人士主政平和。时值漳州月港海上贸易繁荣,瓷器又是对外出口的大宗商品,这些到任的知县便赋予瓷业优惠的税收政策,加以扶持。从平和采集到的瓷器标本看,尽管其胎釉有别于其他窑口,但其模印或刻画技法、构图与景德镇窑产品如出一辙,这也是其有时被混淆为景德镇瓷的原因。

“明代虽然实行海禁,但是到隆庆元年全国只开放漳州月港对外通商,并设立专门机构。”林忠干研究员说,就像宋元时期泉州港的繁荣带动德化窑、建窑的兴盛一样,月港的繁荣也带来漳州窑的兴盛。不过到了清代禁止海外贸易,漳州窑和福建的很多窑场一样,清初开始逐渐衰落了。

福建窑多烧外贸货

和漳州窑类似,我省着名的德化窑、建窑都有烧制外销瓷的过程。从宋元到明清,正是福建古代窑业的繁荣时期,国内外各地沉船出水的瓷器中,包括了各窑址生产的主要品种,如宋元时期的青瓷、青白瓷、黑釉盏、酱釉瓷和绿釉瓷,明清时期的青花瓷等。

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栗建安研究员表示,在数众多的窑址生产了大批的陶瓷器,除了一部分供应国内市场外,相当大的部分是为了外销。

他认为,沉船的考古发现,再现了当年福建海上交通的繁荣和海外贸易的盛况,也为了解福建古代瓷器的生产和外销提供了重要和宝贵的实物资料。

平和克拉克瓷 “复活”之路

明嘉靖、万历年间至清初海禁

在平和县大山深处悄然出世,顺九龙江西溪支流花山溪向东直抵月港,漂洋过海。

17世纪中期至上个世纪末

因“克拉克号”而闻名,曾风靡欧洲上流社会,却一直到上个世纪末,才找到故乡。

2004年

平和县将南胜花仔楼窑、南胜田坑窑、五寨大垅窑、五寨二垅窑、五寨洞口陂沟窑、五寨后巷田中央窑等6处明清古窑址捆绑为“平和‘漳州窑’窑址”,申报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5月25日

国务院核定公布的“国保”中,平和“南胜窑址”名列其中。

2008年7月26日

漳州窑平和克拉克瓷研究基地成立了,并选址平和文峰镇宝桥村。

2008年10月1日

利用传统烧制工艺,基地首窑烧制成功。

2008年10月6日

第一批十多件高仿真度克拉克瓷青花大盘正式出窑,并被列为当年琯溪蜜柚节馈赠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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