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蒲京赌场0044四十载匆匆 一瞥陶寺四千年——早期都邑文明的发现研究与保护传承暨陶寺四十年发掘与研究国际论坛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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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12日上午,《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出版暨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编着,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正式出版发行,从1978年开始正式发掘到2015年12月报告付梓,38个寒暑成就了这部集体研究的成果。澳门新蒲京赌场0044 3会议现场
此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文物局、山西省临汾市政府主办。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山西省副省长张复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山西省临汾市委书记罗清宇等领导分别致辞,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陈星灿主持。
继往开来,厚积薄发
宋新潮副局长表示,对能借此契机举办陶寺发掘报告出版研讨会感到高兴。陶寺遗址是史前考古圣地之一,在早期文明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报告的出版为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他认为未来对陶寺遗址的研究仍需更加深入,如进一步探讨陶寺文化的来龙去脉、陶寺城址的布局、功能等问题,应加强多学科合作,将科学技术更多的运用到陶寺遗址的研究中。同时重视陶寺遗址的保护工作,进一步加强陶寺遗址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加强考古发掘与大遗址保护间互相促进的关系。澳门新蒲京赌场0044 4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澳门新蒲京赌场0044 5山西省副省长张复明
李培林副院长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报告的出版表示祝贺并对所有参与编写的人员表示感谢。经过多年研究与探讨,目前学界已初步厘清了陶寺遗址的性质。他认为陶寺遗址考古工作能在长时间内顺利开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最后他对山西省政府和山西省文物局表示感谢并预祝此次研讨会圆满成功。澳门新蒲京赌场0044 6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澳门新蒲京赌场0044 7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
随后王巍所长致辞,他表示陶寺遗址的发掘工作是在社科院考古所前所长夏鼐先生的支持下开展的。多年来考古队克服资金、人员不足等困难顺利完成了遗址的发掘及整理工作。如今,在创新工程和文物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阶段性报告得以出版,可以说报告的背后凝结着几代考古人的努力与汗水。2002年后陶寺遗址发掘纳入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中,学术界开始从多学科结合的角度对陶寺遗址进行科学研究和分析,由此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这些成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王所长强调1978-1985年的考古发掘是当下考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石,在报告出版这一特别的时刻,王巍所长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所有参与过陶寺遗址发掘和研究工作的老先生致以诚挚的感谢。澳门新蒲京赌场0044 8双方代表正式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研讨会上,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与山西省临汾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普煜代表双方正式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这部考古报告是1978—1985年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型聚落遗址—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第一阶段田野工作的总结,是对陶寺遗址早期发掘成果的展示与汇报。具体编写工作由曾主持陶寺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高炜研究员主持,报告共分四册,共计212万字,各种表格139个,书中绘图501幅,彩版55面,图版362面。澳门新蒲京赌场0044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高炜
高炜:长达8年的田野发掘和收获浓缩在此
作为第一次发掘的亲历者、主持者,高炜先生对参与当年陶寺遗址发掘的同事,以及为报告出版作出努力的诸位领导、编写绘图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长达8年的田野发掘和收获都已浓缩在此。高先生向大家分享了30年前作为一名意气风发的少年在陶寺发掘时所经历的的点点滴滴。他一再强调这本报告是集体劳动的成果,它凝聚了考古所及其他文博单位不同领域学科近百位学者的努力,其中包括仇士华先生、孔昭宸先生、王树芝女士等考古界同事运用多学科合作手段所取得的成果。但是由于锶同位素研究过程所需时间较长,所以研究结果未纳入到这本报告之中,高先生对此深表遗憾。他表示,这虽是一部基于早年发掘的材料编辑整理的考古报告,却能紧密联系考古动向不断追索前沿,比如进行的大量科技检测分析代表了中国史前考古与现代科技手段联合攻关的学术范式。最后高炜先生回忆了夏鼐、苏秉琦、张长寿、王仲殊先生等老一辈考古学家对陶寺遗址的长期关注和支持,他说能够将这样一批重要的考古成果提供给学术界是本书所有编写者的共同心愿,未来对于陶寺遗址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澳门新蒲京赌场0044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驽
何驽:陶寺已经进入国家状态,是中国的本源
回顾完陶寺遗址早期发掘历程后,陶寺遗址考古队队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驽研究员简要介绍了新世纪以来从1999年至2015年陶寺遗址的考古收获。从1999年以寻找城墙为中心的考古工作到2002年陶寺遗址发掘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再到2012年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至2015年陶寺遗址已发掘面积约9000平方米。何驽先生阐述了陶寺遗址早期宫城南北城墙和正南门址的详细情况,南城墙处发现的两个夯土墙基可能和后代的门阙制度有关。陶寺中期大范围扩建,各个功能区更加完善,宫城内钻探发现十几座大型夯土结构。在陶寺城址的东南分布有大片的手工业区,经钻探发现可能有制陶作坊、独立的仓储区,大约一千多平方米。最后何驽表示陶寺晚期宫城、大墓都遭到破坏,其社会动荡很可能与陕西石峁的崛起有关。他认为陶寺已经进入国家状态,是中国的本源。澳门新蒲京赌场0044 11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
赵辉:北方地区的史前社会是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参与者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对与陶寺相关的一些重要新发现及在这些新发现基础上产生的初步认识进行了阐述。二里头、陶寺、清凉台等遗址的相继发现以及内蒙古岱海地区、晋东地区、陕北地区等地聚落或城址的发现,使我们辨认出北方地区是一个规模很大的文化区。其中陶寺遗址一系列的重大考古发现,使我们感觉到陶寺遗址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从而在考量它与其他地方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站在是陶寺文化影响了北方地区的这样一个角度。但是最近山西兴县碧村和陕西神木石峁等一系列城址的发现不仅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状态提供了重要线索,而且有可能颠覆传统的认识。这些主要沿河分布的石城不仅数量多、规模大,且城址里面都有一个类似皇城台的核心区,这似乎是北方聚落的构成模式,且与陶寺遗址的模式相像。赵辉教授在以上一系列北方城址的发现和初步研究上,重新检讨了北方地区和陶寺的关系。他表示大概从陶寺的中期开始,北方的文化因素越来越多出现在陶寺遗址中,北方的陶器也影响到了渭河流域,北方文化似乎对南方文化有着更大的作用,这一点和以前传统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最后赵辉教授表示: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要文化、思想乃至政治外交特征都可以在公元前3000多年以来的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寻找到渊源,而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北方地区的史前社会是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参与者,他呼吁学术界加强对包括陶寺在内的整个北方地区的整体研究。澳门新蒲京赌场0044 12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
李伯谦:陶寺遗址是中原地区最早进入王国阶段的代表性遗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伯谦教授认为应将陶寺遗址放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起源的长过程中来看待,古代文明演进经历了从古国到王国再到帝国的过程,陶寺遗址应处于王国阶段是中原北方地区的代表,而良渚则是长江流域的代表,可以说陶寺遗址是中原地区最早进入王国阶段的代表性遗址。李伯谦先生认为无论从史料记载还是考古材料来看,陶寺遗址就是尧都所在。李先生还指出目前陶寺文化的研究仍存在很多待解决的问题,比如陶寺文化从何而来,其灭亡的原因等等。
随后研讨会进入讨论环节,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谢尧亭、王晓毅、田建文,国家文物局朱晓东、社科院考古所梁星彭等10位学者各抒己见,围绕“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展开讨论。
王巍:陶寺遗址的考古研究是中国考古乃至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里程碑
最后,王巍所长进行总结发言。他认为本次会议虽然紧凑但收获颇丰,尤其是亲身经历陶寺遗址工作和在山西地区长期进行考古工作的学者的建议给未来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启发。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是中国考古乃至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历程的一个缩影和里程碑,掀起了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热潮,这期间夏鼐先生、苏秉琦先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陶寺遗址为中原地区文化进程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点,将国家形成、文明形成的时间提前。并把寻找城址作为重要的学术目标,改变了以往的研究方式和工作方式,开启了都邑遗址研究的新篇章。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把城址作为整体来研究,从城墙年代到城内布局,从功能分区到手工业、观象台等及其所反映的意识形态和王权的关系,全面展示了新时期文明起源研究的特色。在区域调查时点面结合,除了陶寺以外,对同时期的其他大中小聚落的网络和格局有了突破性的认识。
随后王巍所长谈到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带来的启示,第一是对重要遗址的线索抓住不放,开展持续的、有适当规模的发掘是促进考古学发展的重要抓手。坚持考古工作者“蹲”工地、掌握第一手资料、领队在一线指挥发掘的优良传统,不搞“沙发考古学”;第二要以重要墓地为线索,寻找中心性的聚落,如陶寺遗址、良渚遗址、凌家滩遗址等成功的先例。因为只有墓葬很难复原当时社会的全貌,没有都邑等材料很难论证文明的起源,要注重点面相结合的区域调查。第三,保持跨系统、跨单位的精诚合作是做好考古的重要方面。第四,考古线索要做到透物见人,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还要深入到精神领域。虽然目前对陶寺遗存的一些解读还存在分歧,但这种探索精神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不能仅仅局限在发现城址、断定年代的层面上,还要对文化谱系、人群、内部结构和外部关系进行探讨和研究。细化深入文化的来龙去脉,详细论证城址的兴衰,这些都是陶寺遗址持续工作带来的启示。与此同时更不能忽视对遗址的保护与利用,将研究成果以合适的方式展现给公众。最后,王巍表示今天这个研讨会只是一个起点,它会促使各位学者做更多的思考和努力,希望各位学者能继续支持和关注陶寺遗址的工作。

9月14日下午至16日,“早期都邑文明的发展研究与保护传承暨陶寺四十年发掘与研究国际论坛”进入学术研讨与交流环节。两天半的研讨会上,共有32名专家围绕早期都邑文明的发现研究与保护传承、陶寺四十年发掘与研究这两大主题发表讲演,学者间相互交流分享、探讨切磋,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学术盛宴。

2018年9月14至17日,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早期都邑文明的发现研究与保护传承暨陶寺四十年发掘与研究国际论坛在山西临汾召开。国内外专家学者百余人济济一堂,共收到论文或论文提要38篇,另有论文题目5篇。两天半的学术研讨,学者们的论文讲演,异彩纷呈,观点切磋碰撞。点评人点评精彩,讨论热烈,收获颇丰。

会议现场

本次论坛围绕早期都邑文明的发现研究与保护传承、陶寺四十年发掘与研究这两大主题,论文讲演与讨论的内容广泛、深入而丰富,有太多的闪光点和思想的火花,令人目不暇接。在此,仅对论坛研讨的重大学术收获、相关重大的学术问题与重要探索方向,有待今后继续深入研究等问题做一简要总结。

与会嘉宾合影

一、早期都邑与文明理论探索

发掘四十载 回望四千年

关于早期都邑、城市、国家与文明的理论探讨,历来是国内外学术界经久不衰的热点课题。本次论坛讨论中,中国学者对于中国都城考古理论标准的判定形成了一定的共识。这些共识是与近年来对于史前至商周时期城址及中心聚落考古发掘与聚落考古研究的进展息息相关。

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研究是本次论坛的重要话题之一。学者们各抒己见,从文化谱系、手工业、生业、玉器、历史话语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讨论。

但是对于如何从考古判断酋邦社会与早期国家社会,仍然存在理论上的模糊地带,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判别标准的争论会更加具体和复杂,争论可能还会持续。钱耀鹏先生的军事贵族化及其地缘政治的观点,颇有新意,值得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努研究员表示,《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的出版,对于陶寺文化谱系深入研究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学者开始站在更高的角度与更广的格局来分析陶寺文化,特别注意陶寺文化与石峁集团、老虎山文化、朱开沟文化的关系;注意陶寺文化的变化与社会变化的内在关联。今后,陶寺文化谱系研究,还将在陶寺文化内部分期与聚落形态变化的细化、陶寺文化来源、陶寺文化去向这三个方面,继续深化。

二、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高江涛副研究员在谈及陶寺文化的四个特质时谈到了王权国家、礼器、礼制建筑、规制化迹象下的礼乐文明、囊括东南西北文化因素的海纳百川、有别于其他宗教色彩浓厚的文化且观象授时的务实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韩建业教授从文献典籍、历史事件与考古发现之间的互相映证,来探讨陶寺遗址与陶唐氏之间的对应关系。

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研究,是本次论坛的重要话题之一,讨论的论文也最多。学者们从文化谱系、生业、天文历法、玉器、精神文化、历史话语体系等方面,对于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讨论,各抒己见,百花齐放。

学者发言

本次论坛,关于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的论文最多,《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的出版,对于陶寺文化谱系深入研究,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学者开始站在更高的角度与更广的格局来分析陶寺文化,特别注意陶寺文化与石峁集团、老虎山文化、朱开沟文化的关系;陶寺文化的变化与社会变化的内在关联,有了可喜的进展。今后,陶寺文化谱系研究,还将在陶寺文化内部分期与聚落形态变化的细化、陶寺文化来源、陶寺文化去向这三个方面,继续深化。目的是更好地解读陶寺文化社会政治变化与发展。

学者发言

陶寺玉器的研究,是本次论坛关于陶寺文化研究的亮点之一。从华西、华东系玉器传统大视角,到组合头饰的文化因素与社会等级标志,再到玉器钻孔技术,为以往十分薄弱的陶寺文化玉器的研究大大地助推了一把。今后,陶寺文化玉器在华西系玉器传统中的地位、陶寺文化玉器功能的转换、玉器制作工艺这几个方面,大有文章可做。

工艺研究 纵横比较——陶寺玉器

历史话语体系下的考古探索,是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考古研究无法回避的课题。要不要进行历史话语体系下的考古探索,从理论认识上是存在分歧的。最近孙庆伟和许宏先生关于夏文化和夏王朝的考古探索的交锋,显示出历史话语体系下考古探索与人类学话语体系下的考古探索之间,两条不同学术体系的对撞。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疑古”和“信古”认识论的不同。两种不同的学术体系,适合各自的国情与历史传统。在中国,历史话语体系下的考古研究是使命和责任。作为考古学家个体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但是作为中国考古学界,别无选择,责无旁贷。

多位来自台湾和香港地区学者都对陶寺遗址出土玉器研究表现出浓厚兴趣。台北故宫博物院邓淑苹研究员从华西先民“天体崇拜”和华东先民“物精崇拜”的大视角入手,华东式神祖面纹从海岱地区逐渐向西传播并简化,暗示可能有特定信仰的人群逐步向西迁移,而陶寺文化出土的玉器常带有被切割改制痕迹,以及散件拼凑现象,如神面纹玉饰被一剖为二、多璜联璧每片大小不一等,说明晋陕高原上的华西先民不解华东的信仰。台湾南华大学江美英教授对78-85年发掘中,24座墓葬每墓出土的组合头饰进行对比分析,她认为陶寺玉器的器形和工艺特点呈现出多元因素,就组合头饰中的玉件来看,判断为红山文化传承而来,继续运用并在功能上作出转变。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从玉器雕琢工艺的角度分析,陶寺遗址出土玉琮、璧、联璧、钺、箍形器及玉兽面,其中包括正圆孔、圆角方形孔、“8”字形孔和不规则开孔等,并简要介绍了东亚史前轮轴旋转机械。台湾台南艺术大学黄翠梅教授以陶寺遗址78-85年间出土的头饰、臂饰、腕饰为例,梳理了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等级墓葬中饰品组合的具体差异。

在历史话语体系下进行考古学研究,也存在方法论的问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徐义华先生的观点,历史文献不论是地下出土的还是传世,其实都包含史实和史学两种成分。史实是历史的真实客观的本体,史学则是人们主观构建的,但不等于是完全虚构。这种理论非常具有建设性,然而如何辨别史料中哪些是史实,哪些是史学,成为实践中最大的障碍与难题。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如果说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可以作为判别史实和史学的客观标准,那么不会说话的考古资料的片段化、碎裂化、不可验证性,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考古成果判别史实与史学的功能发挥。因此,我主张,历史话语体系下的考古研究,要像刑侦学那样,将地下出土的、无言的、碎片化的、有瑕疵的物证,串联成一条比较完整、逻辑清晰、指向性一致的证据链,证据链上的所有的片段证据的指向性,都指向同一个文献记载的结果,这很可能就是史实。我进一步认为,文献包括地下出土与传世的,都是史学,其中包含史实。史实需要考古证据链来辨析。考古证据链固然包括时空框架、考古学文化面貌,还包括社会组织特征、精神文化特征,辅以方言、方志、民俗、神话传说等人类学证据。

从华西、华东系玉器传统大视角,到组合头饰的文化因素与社会等级标志,再到玉器钻孔技术,可以说学者对玉器的关注大大助推了以往十分薄弱的陶寺文化玉器研究。希望今后能有更多学者深入陶寺文化玉器在华西系玉器中的地位、陶寺文化玉器功能转换、制作工艺等方面的探索,促使陶寺玉器研究迈步新台阶。

对于陶寺王族墓地毁墓现象的研究,随着《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的出版,学者的目光从陶寺中期贵族墓葬被毁,扩展到陶寺早期贵族墓葬捣毁现象。再随着《清凉寺墓地》报告的出版,将清凉寺墓地毁墓现象也纳入了考量的视野。对于这种行为的动因,学者们基本认同异族入侵的观点,包括我本人在内,也改变为这种观点。但是动机的认识,却还存在分歧。我提出是政治报复目的之一。今后,史前时期毁墓行为的考古观察的视野还可以放到更广泛的背景中,动机和目的可能也会不尽相同。但无论如何,毁墓行为均代表着社会和政权的剧烈动荡和思想变革,非常值得深入探究。

学者发言

史前人殉或人祭案例不多,却十分扎眼。从目前甘肃武威皇娘娘台墓地、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江苏花厅墓地人殉或人祭的情况看,史前人殉或人祭行为可能与财富富裕程度相关,同礼制和社会等级的关联度并不直接。闫付海先生的分析,证明了这一点。

学者发言

三、中国史前其他文明中心和城址的研究

科技助力考古 拓展陶寺视野——陶寺科技考古

本次论坛还有部分论文涉及良渚、石家河、石峁研究,对于编织陶寺都城与文明兴衰成长的大背景,很有裨益。这个大背景,就是张弛先生提出的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即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半月带“农牧交错带”文化与文明的异军突起,面对此前传统的文明中心如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的凌家滩和良渚文化、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的全面衰落以及中原地区的迅速崛起。表现为陶寺文化国家与文明的形成,间接吸收了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文明中心的部分营养,却与石峁集团的互动更加直接和深刻。石峁作为“农牧交错带”异军突起的中心,陶寺作为中原崛起的中心,二者关系的考古探索,自然令许多学者着迷,现在进入到剪不断、理还乱的阶段。相信今后随着石峁城址本身考古发掘与研究的不断深入,石峁城址定位的逐步明确,陶寺与石峁集团的关系会渐渐明朗起来。然而离最终搞清,尚任重道远。以往兴县碧村、晋中杏花村等遗址有过一些考古工作,有助于判定石峁集团对晋中的控制及其势力范围南缘。然而,浮山、洪洞一带陶寺文化遗址考古工作的空白较大,有可能成为探索陶寺与石峁集团关系的瓶颈。今后,这一带考古工作是必须要做的。

研讨会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树芝研究员和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王小娟副教授分别运用科技考古手段,从人与环境的关系、手工业生产的角度,试图复原陶寺人的生活环境和生计形态,为我们进一步打开陶寺考古研究的新视野。

四、科技考古打开视野

王树芝研究员围绕陶寺文化中、晚期遗址先民对木材的利用进行探讨。对样本进行分析后发现,其分属于25个木本树种。在陶寺文化中期,先民利用最多的是侧柏,而在晚期则是栎木。墓中的柏木则说明先民可能因为特殊目的而去远处伐木,以此彰显地位。此外还可能采集稠李和枣作为食物。王小娟副教授对泥质陶黏土常量、微痕量元素进行分析以及夹砂陶羼合料进行岩相分析后认为陶寺文化陶土种类以黏土为主,少量黏土含钙量高。高铝类黏土主要出现在晚期,一般为特殊器类所用。早期制陶黏土与中、晚期的差异则主要表现在Gd的含量上。从羼合料来看,灰颗粒羼合料逐渐减少,白颗粒羼合料逐渐增加且由粗变细呈标准化倾向。她指出,龙山时期陶寺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在鬶类器制作技术方面属于观念层面的仿制,而非实物交换。

本次论坛科技考古的论文,在宏观上从人地关系的角度,微观上从生业、手工业的角度,为我们进一步打开视野。陶寺早期与中期的人群,在体质人类学方面的差异比较明显,但是中期与晚期人群的体质特征差异就很不明显了,今后陶寺遗址的人类古DNA分析,重点可能要放在早期王族墓地内部的亲缘关系、中晚期人群构成。人牙齿锶同位素分析的重点,放在探索陶寺人群与石峁集团人群之间的迁徙关系,有助于探索陶寺与石峁的真实关系。

“很遗憾科技考古研讨环节并未涉及到有关陶寺遗址古DNA和锶同位素研究的相关论文。”何努期盼未来能将古人类DNA分析、锶同位素分析、稳定碳氮同位素分析纳入到陶寺研究当中,从而进一步科学地探索早期王族墓地内部的亲缘关系、中晚期人群构成以及人群之间的迁徙关系等。

五、都邑遗址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问题

学者发言

众所周知,都邑遗址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传承,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次论坛虽然设置了这一议题,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收到这方面的论文,原本邀请欧美文化遗产保护专家也因会期冲突,未能参会。鉴于此,本次论坛特别设置了“早期都邑遗产保护与利用对谈会”,中日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沙龙式的研讨,日本学者介绍了日本在都城遗址遗产保护方面的经验,对包括陶寺、石峁等遗址在内的大型都邑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很有启发意义,对当地政府的经济转型,旅游开发,周边产品研创,改善民生,让当地人民从都邑遗产中得到切切实实的福祉,必定会产生积极的意义。

剪不断 理还乱—与陶寺遗址相关的其他遗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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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陶寺必提石峁,“横空出世”的石峁与“海纳百川”的陶寺,两者成为黄河中上游地区两辆并驾齐驱的马车。石峁作为“农牧交错带”异军突起的中心,陶寺作为中原崛起的中心,对于其二者关系的探索仍困扰着许多学者,甚至进入剪不断、理还乱的阶段。可以说陶寺文化的形成离不开与石峁集团直接而深刻的互动。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学者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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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号:京ICP备05027606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邵晶副研究员从肥足鬲、陶鼓、口弦琴、铃、铜环、壁画、建筑用瓦以及埋葬传统和用玉习俗等方面将陶寺与石峁二者进行对比分析。陶寺早期阶段应为独立发展的,可能存在远程交流或贸易。陶寺中期,倾向于以肥足鬲为代表的空三足器是在石峁遗存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出现的。陶寺晚期,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有着一定关联。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占奎研究员带来《石峁遗址二题》发言,他认为石峁遗址多见石材建筑的“石气”是因为其文化圈的人群可能是不同于尧舜禹以降的华夏人群,对于族群来源的思考,放胆推测可能是“外人”,其政治实体可能是“西河”。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田建文研究员认为陶寺晚期“陶寺人”北上,是由于夏人在豫西地区崛起,所创造的早于二里头文化又是二里头文化前身的某支文化的“排他性殖民扩张”。

学术动态 继往开来— —
早期都邑文明的发现研究与保护传承暨陶寺四十年发掘与研究国际论坛学术收获
发布时间:2018-09-2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邸楠助理研究员向与会学者介绍了石峁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相信今后随着石峁城址本身考古发掘与研究的不断深入,石峁城址定位的逐步明确,陶寺与石峁集团的关系会渐渐明朗起来。”诚如何努先生所言“以往兴县碧村、晋中杏花村等遗址的考古工作,有助于判定石峁集团对晋中的控制及其势力范围南缘。然而,山西浮山、洪洞一带陶寺文化遗址考古工作仍有空白较大,有可能成为探索陶寺与石峁集团关系的一把钥匙,理清思绪,尚任重道远。”

2018年9月14至17日,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早期都邑文明的发现研究与保护传承暨陶寺四十年发掘与研究国际论坛在山西临汾召开。国内外专家学者百余人济济一堂,共收到论文或论文提要38篇,另有论文题目5篇。两天半的学术研讨,学者们的论文讲演,异彩纷呈,观点切磋碰撞。点评人点评精彩,讨论热烈,收获颇丰。

学者发言

本次论坛围绕早期都邑文明的发现研究与保护传承、陶寺四十年发掘与研究这两大主题,论文讲演与讨论的内容广泛、深入而丰富,有太多的闪光点和思想的火花,令人目不暇接。在此,仅对论坛研讨的重大学术收获、相关重大的学术问题与重要探索方向,有待今后继续深入研究等问题做一简要总结。

学者发言

一、早期都邑与文明理论探索

除了与石峁的互动外,陶寺文化也间接吸收了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文明中心的部分营养。部分论文涉及良渚、石家河、大汶口等文化的相关研究,这对于编织陶寺都城与文明兴衰成长的大背景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早期都邑、城市、国家与文明的理论探讨,历来是国内外学术界经久不衰的热点课题。本次论坛讨论中,中国学者对于中国都城考古理论标准的判定形成了一定的共识。这些共识是与近年来对于史前至商周时期城址及中心聚落考古发掘与聚落考古研究的进展息息相关。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弛教授将大汶口M10和良渚反山M12两座大墓的葬仪空间进行比较,发现M10中棺内、棺椁之间、椁外均放置有不同类型的器物如钺、玉器、成对分享的饮和食器等,M12随葬品则集中在棺内。从空间仪式角度来看,前者是社会化的而后者是个人化的,表现出两者社会权力观念的不同;而良渚文化前身崧泽文化的葬仪空间却与大汶口文化相似。可以认为良渚文化如反山瑶山在良渚遗址群中大墓的葬仪没有本地传统,是一种创新的方式,或许是一种新型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建国研究员利用无人机拍摄石家河及其周边重要聚落的数字影像生成的数字表面模型以及大范围数字高程模型数据进行空间分析,研究史前先民对自然水系的选择利用和治理,探寻史前聚落与周边自然环境之间的人地关系。

但是对于如何从考古判断酋邦社会与早期国家社会,仍然存在理论上的模糊地带,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判别标准的争论会更加具体和复杂,争论可能还会持续。钱耀鹏先生的军事贵族化及其地缘政治的观点,颇有新意,值得重视。

学者发言

二、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研究

学者发言

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研究,是本次论坛的重要话题之一,讨论的论文也最多。学者们从文化谱系、生业、天文历法、玉器、精神文化、历史话语体系等方面,对于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讨论,各抒己见,百花齐放。

早期都邑与文明理论探索

本次论坛,关于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的论文最多,《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的出版,对于陶寺文化谱系深入研究,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学者开始站在更高的角度与更广的格局来分析陶寺文化,特别注意陶寺文化与石峁集团、老虎山文化、朱开沟文化的关系;陶寺文化的变化与社会变化的内在关联,有了可喜的进展。今后,陶寺文化谱系研究,还将在陶寺文化内部分期与聚落形态变化的细化、陶寺文化来源、陶寺文化去向这三个方面,继续深化。目的是更好地解读陶寺文化社会政治变化与发展。

关于早期都邑、国家与文明的探讨,历来是国内外学术界经久不衰的热点课题。会议上,来自西北大学的钱耀鹏教授、日本九州大学宫本一夫教授、日本和歌山大学王妙发名誉教授、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张国硕教授四位学者分别围绕军事贵族化和地缘政治因素、早期国家、都市、早期都邑等概念对陶寺遗址进行理论探索。王妙发教授提出用都市代替城市作为对早期城址的描述,即“非季节性定居人口占居民的绝大多数,并具有两种以上的非季节性机能,其中包括一种中心地机能的人群聚落”,但鉴于发掘数据尚未发表,因而是否推断为都市暂作保留。宫本一夫教授则从克拉森和斯卡尔尼克提出的早期国家的定义入手,认为陶寺文化尚未达到早期国家阶段。张国硕教授认为都邑遗址的主要物化标准包括大型城垣、宫殿宗庙、王陵、高等级手工业作坊等四项,陶寺遗址符合早期都邑标准。学者各执己见,其背后有着学术传统和交流语境的差异,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不同,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判别标准的争论会更加具体和复杂,争论可能还会持续。

陶寺玉器的研究,是本次论坛关于陶寺文化研究的亮点之一。从华西、华东系玉器传统大视角,到组合头饰的文化因素与社会等级标志,再到玉器钻孔技术,为以往十分薄弱的陶寺文化玉器的研究大大地助推了一把。今后,陶寺文化玉器在华西系玉器传统中的地位、陶寺文化玉器功能的转换、玉器制作工艺这几个方面,大有文章可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努研究员做会议总结

历史话语体系下的考古探索,是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考古研究无法回避的课题。要不要进行历史话语体系下的考古探索,从理论认识上是存在分歧的。最近孙庆伟和许宏先生关于夏文化和夏王朝的考古探索的交锋,显示出历史话语体系下考古探索与人类学话语体系下的考古探索之间,两条不同学术体系的对撞。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疑古”和“信古”认识论的不同。两种不同的学术体系,适合各自的国情与历史传统。在中国,历史话语体系下的考古研究是使命和责任。作为考古学家个体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但是作为中国考古学界,别无选择,责无旁贷。

参观陶寺遗址

在历史话语体系下进行考古学研究,也存在方法论的问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徐义华先生的观点,历史文献不论是地下出土的还是传世,其实都包含史实和史学两种成分。史实是历史的真实客观的本体,史学则是人们主观构建的,但不等于是完全虚构。这种理论非常具有建设性,然而如何辨别史料中哪些是史实,哪些是史学,成为实践中最大的障碍与难题。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如果说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可以作为判别史实和史学的客观标准,那么不会说话的考古资料的片段化、碎裂化、不可验证性,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考古成果判别史实与史学的功能发挥。因此,我主张,历史话语体系下的考古研究,要像刑侦学那样,将地下出土的、无言的、碎片化的、有瑕疵的物证,串联成一条比较完整、逻辑清晰、指向性一致的证据链,证据链上的所有的片段证据的指向性,都指向同一个文献记载的结果,这很可能就是史实。我进一步认为,文献包括地下出土与传世的,都是史学,其中包含史实。史实需要考古证据链来辨析。考古证据链固然包括时空框架、考古学文化面貌,还包括社会组织特征、精神文化特征,辅以方言、方志、民俗、神话传说等人类学证据。

紧凑的会议日程让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多元背景的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早期都邑和国家文明、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期间,全体学者前往陶寺遗址进行参观,加深了与会专家学者对陶寺都城遗址宫城及宫殿基址直观的感性认识。此外,大会还组织了中日学者“早期都邑遗产保护与利用对谈会”、老中青三代陶寺考古人“忆往昔考古岁月座谈会”、陶寺遗址主题邮票暨陶寺遗址发掘四十周年纪念邮册首发仪式以及尧王像及logo征集意见讨论会等活动。

对于陶寺王族墓地毁墓现象的研究,随着《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的出版,学者的目光从陶寺中期贵族墓葬被毁,扩展到陶寺早期贵族墓葬捣毁现象。再随着《清凉寺墓地》报告的出版,将清凉寺墓地毁墓现象也纳入了考量的视野。对于这种行为的动因,学者们基本认同异族入侵的观点,包括我本人在内,也改变为这种观点。但是动机的认识,却还存在分歧。我提出是政治报复目的之一。今后,史前时期毁墓行为的考古观察的视野还可以放到更广泛的背景中,动机和目的可能也会不尽相同。但无论如何,毁墓行为均代表着社会和政权的剧烈动荡和思想变革,非常值得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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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殉或人祭案例不多,却十分扎眼。从目前甘肃武威皇娘娘台墓地、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江苏花厅墓地人殉或人祭的情况看,史前人殉或人祭行为可能与财富富裕程度相关,同礼制和社会等级的关联度并不直接。闫付海先生的分析,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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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史前其他文明中心和城址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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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论坛还有部分论文涉及良渚、石家河、石峁研究,对于编织陶寺都城与文明兴衰成长的大背景,很有裨益。这个大背景,就是张弛先生提出的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即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半月带“农牧交错带”文化与文明的异军突起,面对此前传统的文明中心如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的凌家滩和良渚文化、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的全面衰落以及中原地区的迅速崛起。表现为陶寺文化国家与文明的形成,间接吸收了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文明中心的部分营养,却与石峁集团的互动更加直接和深刻。石峁作为“农牧交错带”异军突起的中心,陶寺作为中原崛起的中心,二者关系的考古探索,自然令许多学者着迷,现在进入到剪不断、理还乱的阶段。相信今后随着石峁城址本身考古发掘与研究的不断深入,石峁城址定位的逐步明确,陶寺与石峁集团的关系会渐渐明朗起来。然而离最终搞清,尚任重道远。以往兴县碧村、晋中杏花村等遗址有过一些考古工作,有助于判定石峁集团对晋中的控制及其势力范围南缘。然而,浮山、洪洞一带陶寺文化遗址考古工作的空白较大,有可能成为探索陶寺与石峁集团关系的瓶颈。今后,这一带考古工作是必须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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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技考古打开视野

学术会议 四十载匆匆
一瞥陶寺四千年——早期都邑文明的发现研究与保护传承暨陶寺四十年发掘与研究国际论坛侧记
发布时间:2018-09-18

本次论坛科技考古的论文,在宏观上从人地关系的角度,微观上从生业、手工业的角度,为我们进一步打开视野。陶寺早期与中期的人群,在体质人类学方面的差异比较明显,但是中期与晚期人群的体质特征差异就很不明显了,今后陶寺遗址的人类古DNA分析,重点可能要放在早期王族墓地内部的亲缘关系、中晚期人群构成。人牙齿锶同位素分析的重点,放在探索陶寺人群与石峁集团人群之间的迁徙关系,有助于探索陶寺与石峁的真实关系。

9月14日下午至16日,“早期都邑文明的发展研究与保护传承暨陶寺四十年发掘与研究国际论坛”进入学术研讨与交流环节。两天半的研讨会上,共有32名专家围绕早期都邑文明的发现研究与保护传承、陶寺四十年发掘与研究这两大主题发表讲演,学者间相互交流分享、探讨切磋,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学术盛宴。

五、都邑遗址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问题

会议现场

众所周知,都邑遗址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传承,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次论坛虽然设置了这一议题,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收到这方面的论文,原本邀请欧美文化遗产保护专家也因会期冲突,未能参会。鉴于此,本次论坛特别设置了“早期都邑遗产保护与利用对谈会”,中日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沙龙式的研讨,日本学者介绍了日本在都城遗址遗产保护方面的经验,对包括陶寺、石峁等遗址在内的大型都邑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很有启发意义,对当地政府的经济转型,旅游开发,周边产品研创,改善民生,让当地人民从都邑遗产中得到切切实实的福祉,必定会产生积极的意义。

与会嘉宾合影

作者:何努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发掘四十载 回望四千年

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研究是本次论坛的重要话题之一。学者们各抒己见,从文化谱系、手工业、生业、玉器、历史话语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努研究员表示,《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的出版,对于陶寺文化谱系深入研究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学者开始站在更高的角度与更广的格局来分析陶寺文化,特别注意陶寺文化与石峁集团、老虎山文化、朱开沟文化的关系;注意陶寺文化的变化与社会变化的内在关联。今后,陶寺文化谱系研究,还将在陶寺文化内部分期与聚落形态变化的细化、陶寺文化来源、陶寺文化去向这三个方面,继续深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高江涛副研究员在谈及陶寺文化的四个特质时谈到了王权国家、礼器、礼制建筑、规制化迹象下的礼乐文明、囊括东南西北文化因素的海纳百川、有别于其他宗教色彩浓厚的文化且观象授时的务实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韩建业教授从文献典籍、历史事件与考古发现之间的互相映证,来探讨陶寺遗址与陶唐氏之间的对应关系。

学者发言

学者发言

工艺研究 纵横比较——陶寺玉器

多位来自台湾和香港地区学者都对陶寺遗址出土玉器研究表现出浓厚兴趣。台北故宫博物院邓淑苹研究员从华西先民“天体崇拜”和华东先民“物精崇拜”的大视角入手,华东式神祖面纹从海岱地区逐渐向西传播并简化,暗示可能有特定信仰的人群逐步向西迁移,而陶寺文化出土的玉器常带有被切割改制痕迹,以及散件拼凑现象,如神面纹玉饰被一剖为二、多璜联璧每片大小不一等,说明晋陕高原上的华西先民不解华东的信仰。台湾南华大学江美英教授对78-85年发掘中,24座墓葬每墓出土的组合头饰进行对比分析,她认为陶寺玉器的器形和工艺特点呈现出多元因素,就组合头饰中的玉件来看,判断为红山文化传承而来,继续运用并在功能上作出转变。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从玉器雕琢工艺的角度分析,陶寺遗址出土玉琮、璧、联璧、钺、箍形器及玉兽面,其中包括正圆孔、圆角方形孔、“8”字形孔和不规则开孔等,并简要介绍了东亚史前轮轴旋转机械。台湾台南艺术大学黄翠梅教授以陶寺遗址78-85年间出土的头饰、臂饰、腕饰为例,梳理了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等级墓葬中饰品组合的具体差异。

从华西、华东系玉器传统大视角,到组合头饰的文化因素与社会等级标志,再到玉器钻孔技术,可以说学者对玉器的关注大大助推了以往十分薄弱的陶寺文化玉器研究。希望今后能有更多学者深入陶寺文化玉器在华西系玉器中的地位、陶寺文化玉器功能转换、制作工艺等方面的探索,促使陶寺玉器研究迈步新台阶。

学者发言

学者发言

科技助力考古 拓展陶寺视野——陶寺科技考古

研讨会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树芝研究员和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王小娟副教授分别运用科技考古手段,从人与环境的关系、手工业生产的角度,试图复原陶寺人的生活环境和生计形态,为我们进一步打开陶寺考古研究的新视野。

王树芝研究员围绕陶寺文化中、晚期遗址先民对木材的利用进行探讨。对样本进行分析后发现,其分属于25个木本树种。在陶寺文化中期,先民利用最多的是侧柏,而在晚期则是栎木。墓中的柏木则说明先民可能因为特殊目的而去远处伐木,以此彰显地位。此外还可能采集稠李和枣作为食物。王小娟副教授对泥质陶黏土常量、微痕量元素进行分析以及夹砂陶羼合料进行岩相分析后认为陶寺文化陶土种类以黏土为主,少量黏土含钙量高。高铝类黏土主要出现在晚期,一般为特殊器类所用。早期制陶黏土与中、晚期的差异则主要表现在Gd的含量上。从羼合料来看,灰颗粒羼合料逐渐减少,白颗粒羼合料逐渐增加且由粗变细呈标准化倾向。她指出,龙山时期陶寺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在鬶类器制作技术方面属于观念层面的仿制,而非实物交换。

“很遗憾科技考古研讨环节并未涉及到有关陶寺遗址古DNA和锶同位素研究的相关论文。”何努期盼未来能将古人类DNA分析、锶同位素分析、稳定碳氮同位素分析纳入到陶寺研究当中,从而进一步科学地探索早期王族墓地内部的亲缘关系、中晚期人群构成以及人群之间的迁徙关系等。

学者发言

剪不断 理还乱—与陶寺遗址相关的其他遗址研究

言陶寺必提石峁,“横空出世”的石峁与“海纳百川”的陶寺,两者成为黄河中上游地区两辆并驾齐驱的马车。石峁作为“农牧交错带”异军突起的中心,陶寺作为中原崛起的中心,对于其二者关系的探索仍困扰着许多学者,甚至进入剪不断、理还乱的阶段。可以说陶寺文化的形成离不开与石峁集团直接而深刻的互动。

学者发言

学者发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邵晶副研究员从肥足鬲、陶鼓、口弦琴、铃、铜环、壁画、建筑用瓦以及埋葬传统和用玉习俗等方面将陶寺与石峁二者进行对比分析。陶寺早期阶段应为独立发展的,可能存在远程交流或贸易。陶寺中期,倾向于以肥足鬲为代表的空三足器是在石峁遗存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出现的。陶寺晚期,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有着一定关联。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占奎研究员带来《石峁遗址二题》发言,他认为石峁遗址多见石材建筑的“石气”是因为其文化圈的人群可能是不同于尧舜禹以降的华夏人群,对于族群来源的思考,放胆推测可能是“外人”,其政治实体可能是“西河”。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田建文研究员认为陶寺晚期“陶寺人”北上,是由于夏人在豫西地区崛起,所创造的早于二里头文化又是二里头文化前身的某支文化的“排他性殖民扩张”。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邸楠助理研究员向与会学者介绍了石峁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相信今后随着石峁城址本身考古发掘与研究的不断深入,石峁城址定位的逐步明确,陶寺与石峁集团的关系会渐渐明朗起来。”诚如何努先生所言“以往兴县碧村、晋中杏花村等遗址的考古工作,有助于判定石峁集团对晋中的控制及其势力范围南缘。然而,山西浮山、洪洞一带陶寺文化遗址考古工作仍有空白较大,有可能成为探索陶寺与石峁集团关系的一把钥匙,理清思绪,尚任重道远。”

学者发言

学者发言

除了与石峁的互动外,陶寺文化也间接吸收了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文明中心的部分营养。部分论文涉及良渚、石家河、大汶口等文化的相关研究,这对于编织陶寺都城与文明兴衰成长的大背景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弛教授将大汶口M10和良渚反山M12两座大墓的葬仪空间进行比较,发现M10中棺内、棺椁之间、椁外均放置有不同类型的器物如钺、玉器、成对分享的饮和食器等,M12随葬品则集中在棺内。从空间仪式角度来看,前者是社会化的而后者是个人化的,表现出两者社会权力观念的不同;而良渚文化前身崧泽文化的葬仪空间却与大汶口文化相似。可以认为良渚文化如反山瑶山在良渚遗址群中大墓的葬仪没有本地传统,是一种创新的方式,或许是一种新型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建国研究员利用无人机拍摄石家河及其周边重要聚落的数字影像生成的数字表面模型以及大范围数字高程模型数据进行空间分析,研究史前先民对自然水系的选择利用和治理,探寻史前聚落与周边自然环境之间的人地关系。

学者发言

学者发言

早期都邑与文明理论探索

关于早期都邑、国家与文明的探讨,历来是国内外学术界经久不衰的热点课题。会议上,来自西北大学的钱耀鹏教授、日本九州大学宫本一夫教授、日本和歌山大学王妙发名誉教授、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张国硕教授四位学者分别围绕军事贵族化和地缘政治因素、早期国家、都市、早期都邑等概念对陶寺遗址进行理论探索。王妙发教授提出用都市代替城市作为对早期城址的描述,即“非季节性定居人口占居民的绝大多数,并具有两种以上的非季节性机能,其中包括一种中心地机能的人群聚落”,但鉴于发掘数据尚未发表,因而是否推断为都市暂作保留。宫本一夫教授则从克拉森和斯卡尔尼克提出的早期国家的定义入手,认为陶寺文化尚未达到早期国家阶段。张国硕教授认为都邑遗址的主要物化标准包括大型城垣、宫殿宗庙、王陵、高等级手工业作坊等四项,陶寺遗址符合早期都邑标准。学者各执己见,其背后有着学术传统和交流语境的差异,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不同,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判别标准的争论会更加具体和复杂,争论可能还会持续。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努研究员做会议总结

参观陶寺遗址

紧凑的会议日程让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多元背景的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早期都邑和国家文明、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期间,全体学者前往陶寺遗址进行参观,加深了与会专家学者对陶寺都城遗址宫城及宫殿基址直观的感性认识。此外,大会还组织了中日学者“早期都邑遗产保护与利用对谈会”、老中青三代陶寺考古人“忆往昔考古岁月座谈会”、陶寺遗址主题邮票暨陶寺遗址发掘四十周年纪念邮册首发仪式以及尧王像及logo征集意见讨论会等活动。

作者:张小筑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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