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埃及:中国考古学者“穿越”更多的古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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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21日,由国家文物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承办的中外合作考古项目工作会议在社科院考古所八层会议室举行。会议旨在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全面梳理2016至2018年度在中国境内开展的涉外考古调查、发掘和合作研究项目,以及中国科研机构和高校赴境外考古项目情况。研究、部署下一阶段中外合作考古工作,不断提升中外合作考古工作水平,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在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夏鼐先生参观埃及孟图神庙遗址80年后,中埃两大文明古国的考古队正式展开历史性的合作发掘。

来源:《中国文物报》2019年5月5日

会议现场

在夏鼐的日记里,记述了1938年2月4日的情形:他绕过著名的阿蒙神庙,花一天时间考察了当时罕有人至的孟图神庙,令带他来的驴夫”甚觉惊怪”。

4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我们要积极架设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桥梁,深入开展教育、科学、文化、体育、旅游、卫生、考古等各领域人文合作。”这无疑将考古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司长闫亚林、副司长刘洋,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副主任温大严,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考古处处长张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副所长朱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王巍等领导与嘉宾出席会议。

2018年10月,在埃及吉萨明媚的阳光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埃及文物部签署了《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协议》。按照这份5年协议,中国成为卢克索地区第12支国际考古队。

“十三五”期间,我国近30家各类机构赴国外开展的中外合作考古项目达30余项。其中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项目就达一半以上。这些项目很多已经成为国家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中国和沙特在塞林港遗址的考古项目是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沙特国王互访时达成共识的重要举措,中国和蒙古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项目、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纳伦州古代城堡遗址等项目均被纳入中国对外援助工作部署中。2016年6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亲切接见了中乌联合考古队的中方队员。

“中国队”集体亮相世界考古舞台 中外合作前景广阔

埃及卡尔纳克神庙区负责人穆斯塔法·萨基尔博士曾参观过良渚遗址,对中国考古学家从地下发掘古代遗迹的技巧赞叹不已:”我们渴望中国考古的经验和技术尽快在埃及大展身手。”

2018年12月下旬,在国家文物局主办的“中外合作考古项目工作会议”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表示,“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在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同时,也关注人文互通和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广大考古工作者主动作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参与到世界考古学热点探讨中,中国考古‘走出去’的步伐更加坚定。”2019年初,国家文物局发布的“2019年工作要点”中,专门提到了“推进‘一带一路’交流合作”的重点工作。落实“一带一路”文化遗产保护与交流合作专项规划,继续加强对中外合作考古的指导,推进中埃孟图神庙、中沙塞林港和中亚等“一带一路”国家联合考古项目,做好在柬埔寨、乌兹别克斯坦、尼泊尔、缅甸等国文保修复项目。继续推进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南亚廊道跨国申遗工作,推进缅甸妙乌古城、塞尔维亚巴契遗址申遗等项目合作。这里将近年中国考古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作的部分有代表性的考古工作予以介绍。

会上,共有30位近年负责或参与中外合作考古项目的学者对目前开展的约40项合作项目进行介绍,相互交流工作心得。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各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南亚各国,以及俄罗斯、蒙古,甚至尼罗河畔的埃及、大洋彼岸的洪都拉斯都留下了中国考古人的身影。据统计,目前中国赴外考古已经涉及30余个国家,中国考古“走出去”的步伐日益坚实稳健,赴外考古工作渐成规模。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乌兹别克斯坦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曾提到“中国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西北大学等单位积极同乌方开展联合考古和古迹修复工作,为恢复丝绸之路历史风貌做出了重要努力。”

2018年10月,中国考古学者考察孟图神庙,这是双方考古学家在遗址内商讨发掘计划。

中亚地区:考古重现西域丝路的容貌

在明铁佩遗址进行高空拍摄 资料图片

“一带一路” 倡议加速考古”走出去”

中亚地区是陆上丝绸之路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考古机构和中亚各国通力合作,对该地区古代遗址进行调查发掘,有助于更加全面揭示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面貌。

自2012年起至今,社科院考古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明铁佩遗址先后进行了七次考古发掘。社科院考古所刘涛副研究员表示,明铁佩古城外城的发现,确认其古城面积达到3平方公里,一跃成为公元前后费尔干纳盆地面积最大的古代城址。在中乌联合考古队扎实的田野工作下,城墙、城门、马面等城防设施、手工业作坊及城外墓葬区的发现,进一步扩大了古城的文化内涵,为理解丝绸之路沿线遗址、重新定位明铁佩古城的内涵提供了新的思路。

夏鼐完成了中国埃及学研究的开篇之作——《古代埃及的串珠研究》。这部学术著作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影响至今。然而,在他1940年回国后,却无缘再度踏上金字塔的国度。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
“中亚东北部地区古代及中世纪早期时代东方文化交流考古研究”合作研究项目,对以费尔干纳盆地为中心的中亚东北部地区的古代文化进行深入研究,重点是对安集延州的明铁佩(Mingtape)遗址进行系统发掘。丰富的考古资料表明,明铁佩古城是公元前后费尔干纳盆地内面积最大的古城。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将使得国际中亚考古学界重新认识明铁佩遗址,重新定位明铁佩古城在费尔干纳盆地和古代中亚历史上的地位。

作为重要人物和标志事件,张骞和大月氏始终是丝绸之路上绕不开的话题。张骞为寻找大月氏出使西域,古代月氏西迁中亚对东西方文化交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长期以来,月氏文化遗存一直没有得到确认。会上,西北大学梁云教授汇报了西北大学与乌方团队在西天山地区考古调查的收获和认知。考古队在乌兹别克斯坦拉巴特墓地发现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游牧民族墓地,并在塔吉克斯坦南部贝希肯特谷地发现了同类墓地,初步确认它们就是寻觅多年的西迁中亚的大月氏遗存。

上世纪90年代,中国考古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合作的中美商丘考古,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外合作田野考古项目。

2016年度明铁佩遗址内城南墙内侧作坊发掘区

中国考古队在国际舞台上的集体亮相绝非偶然,这其中既有丝绸之路上的“老朋友”,也不乏初次见面的“新面孔”。中蒙合作考古项目历时已久,蒙古早已成为中外合作考古的老朋友,两国在文化领域互补性强,这对于增强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和日门塔拉匈奴三连城遗址。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外国考古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近十年来,中国考古人开始零星地到国外去考察、发掘。”一带一路”倡议加速了考古”走出去”,如今中国已在境外20多个国家开展考古工作。

拉哈特遗址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天山北麓,是丝绸之路北线上的一处重要遗址点,传说是塞人王族的居住遗址。201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哈萨克斯坦伊塞克国家历史文化博物馆签署合作协议,并选定拉哈特遗址作为双方合作的首个考古发掘对象。经过两个年度的田野工作,发掘获取了该区域多个时段人群的物质遗存,并确认拉哈特遗址是一处古代文化遗存。初步认为在伊塞克区域东西长约30公里的天山北麓地带内,在面貌、内涵近似的遗址中,拉哈特遗址的面积和规模最大,可能具有中心聚落的地位。

孟图神庙南墙 资料图片

早在2006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就联合在越南义立遗址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发掘出了与三星堆同时期的、与三星堆文化有一定联系的一批遗物遗迹。

拉哈特遗址

社科院考古所中埃联合考古队于上月才刚刚进驻埃及孟图神庙遗址,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队首次赴埃及进行考古发掘,也是埃及卢克索地区迎来的第12支国际考古队。从此,“中国队”正式加入埃及考古,成为一只新生力量。“我们来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王巍研究员幽默地说道。法国考古队曾在此遗址进行过小规模发掘,但止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中断至今。直至中埃联合考古队的组建,使得两个古老文明碰撞出新的火花,作为世界上两个重要的文明古国,中国和埃及向来重视历史与传统,对古老文明也心怀敬重。据王巍介绍,目前该考古项目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孟图神庙兴盛于古埃及最强大的新王朝时期,与中国的商文明大体相当,选择此处开展考古工作,有利于对比研究的深入。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我们今年底或明年初将赴越南开展大规模发掘。”时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告诉记者,这是四川考古机构首次尝试在国外独立进行考古发掘,目的就是找到越南的”三星堆”。

拉巴特墓地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南部苏尔汉河州的拜松区,地处西天山南麓苏尔汉河流域。2017年,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和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所对拉巴特一号墓地进行了发掘,发掘到了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游牧文化墓地,并在塔吉克斯坦南部贝希肯特谷地调查发现了同类墓地,初步确认它们就是古代月氏文化的遗存。

进入21世纪,伴随着中国考古学不断成熟发展,中国考古队在实际工作中展现的工作理念、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尤其是以大型都邑考古为代表、大遗址考古工作理念,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所了解和认可。

王巍说,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提升,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多海外考古项目正”跃跃欲试”。

拉巴特一号墓地发掘区

“引进来”才能更好“走出去”

2016年6月19日,中乌联合发掘明铁佩遗址的纪念碑揭牌。

“北巴克特里亚月氏文化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第一阶段)”是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的合作项目。2018年,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中心同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塔吉克斯坦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考古部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贝希肯特谷地进行深入的调查与发掘。贝希肯特谷地位于希腊巴克特里亚时期到贵霜时期文化的核心区域,对于研究月氏前后时期文化、建立完整的月氏前后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深入了解贵霜时期遗存、填补该地区乃至整个贝巴克特里亚地区研究空白均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走出去”的境外考古项目外,本次会议上共有六位学者汇报了国内开展的国际合作项目。以土遗址为例,其风化机理与防治研究一直是国际性难题与热点,为此,敦煌研究院在已有的保护研究基础上,引进英国牛津大学研发的“软覆盖”技术的经验和思路。再比如,中美合作“甘肃洮河流域新石器至青铜时代文化与社会之演进”项目、中美合作红山文化社区与分期研究、中日合作三燕文化出土遗物研究、盘龙城遗址中美联合考古等。值得一提的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西北大学联合举办的杨官寨中美国际田野考古学校是目前中国境内唯一的国际性田野考古培训学校,它为中外考古学术交流搭建了一座桥梁,在深入研究杨官寨遗址、打造陕西考古品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文明互鉴是”双赢的事”

塔吉克斯坦喀什喀尔墓地1号地点M4

世界那么大 带着手铲去看看

从2015年开始,中国在洪都拉斯科潘玛雅遗址的考古工作取得了系列引人瞩目的重要发现,一批高等级贵族家族院落遗址被陆续揭示。

蒙古国:考古掀开草原丝路的面纱

王国维曾说:“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泱也。”夏鼐先生亦时常以此言自我劬勉。诚然,学术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地在继承与创新中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动态的、开放的发展过程。世界那么大,带上手铲去看看也成为考古人所期盼的。

在被称为”丝绸之路活化石”的明铁佩遗址,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考古工作者通过5年的携手努力,揭示出它并非游牧者的临时戍堡,而是具有丰富文化层的大型城市。

蒙古国是草原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中蒙合作在蒙古国境内进行考古发掘已经有15年,取得了一批丰硕的成果。

8N—11贵族居址航拍 资料图片

孟图神庙遗址有巨石、泥砖围墙和圣湖,距上次发掘已有半个多世纪。王巍、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陈星灿一行和穆斯塔法·萨基尔在实地考察后,商讨了具体的发掘计划。

2018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师范大学与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蒙古国科学院历史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巴彦洪戈尔省查干图鲁特河流域考古调查及发掘”项目。为了解该地区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提供了新的材料。查干图鲁特河流域的文化遗存数量密集、年代序列完整、考古学文化因素复杂多源,表明该地区自古以来一直是游牧民族的重要聚居地,同时也是游牧民族沿杭爱山南麓往来迁徙的主要通道之一。

关于科潘遗址的考古研究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也一直代表着玛雅文明研究的最高水准。向来,科潘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多为美国学界的“主场”,但近些年却在科潘遗址上出现了“中国声音”。2015年起,由李新伟研究员带队的社科院考古所科潘考古队走进南美洲热带雨林,探索玛雅文明最繁荣的城邦——科潘遗址,对该遗址东北贵族居住区8N—11号聚落进行发掘。逐步完成了对北侧中心建筑的解剖,开始对西侧北部建筑进行发掘和修复。发现的24座墓葬中包括等级较高的石室墓和殉葬墓,墓中出土了精美的翡翠制作玉饰。就现有的发掘成果来看,已经为深入认识科潘城邦的社会结构、贵族与王室的关系、社会变革及其衰落等提供了新材料。“工作之余,我们还自学西班牙语,一是为了工作便利,更好地交流。二是表明我们开展工作的决心和诚意,我们想认真地一步一步走下去。”李新伟说道。

“孟图约建于中国夏商时代,但遗址材质、保存状况都不一样,因此我们面临了很大的挑战。”陈星灿说,但中方考古队丰富的宫城发掘经验将在破解建筑营建之谜中大显身手。

和日门塔拉“三连城”遗址航拍

走出植被繁茂的热带雨林,考古人又走进了茫茫荒漠。今年3月,中沙联合考古项目——沙特塞林港遗址考古工作正式开始。来自中国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沙特国家考古中心的考古队员,冒着酷暑,进行了为期20天的调查与发掘。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姜波研究员表示,整个塞林港遗址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分为南部建筑区和北部墓葬区。考古队在建筑遗址区发现四处建筑台地,清理出用珊瑚石垒砌的建筑墙体等遗迹。发掘、采集了包括中国宋元时期青白瓷与青瓷片、明清时期青花瓷片,以及青铜砝码、阿拉伯陶器与釉陶、波斯釉陶和玻璃器残片等在内的较多文物标本,这是红海地区港口遗址考古中首次发现中国外销瓷。塞林港遗址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部,地处红海之滨,是古代海上交通要道,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纽带,这些发现无疑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塞林港遗址的解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此外,中国考古队员还发挥专长使用传统的拓印技术对现场发现的碑铭进行拓制,对两方碑文纪年信息进行准确释读,从而推断塞林港遗址的繁盛时期大致在公元9-13世纪。

另一方面,埃及将成立一个最高级别的研究队伍来支持中方考古队,比如分享修复石料和重建倒塌建筑物的经验。

和日门塔拉城址位于蒙古国后杭爱省乌贵诺尔苏木境内。因遗址由三座东西相邻的方形城址组成,故俗称三连城。为解决该城址的年代和性质等学术问题,2014至2017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蒙古国相关机构合作组织中蒙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大面积的科学发掘。通过5年的考古发掘,尤其是经过2018年的全面揭露,进一步了解了该遗址的年代和形制,并在认识遗址的功能和性质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科学的考古发掘和系统的研究对于了解匈奴时期的政治地理格局、精神信仰、经济活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地处印度洋中心的斯里兰卡是东西方海路航线的必经之地,同样在古代海上贸易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今年8月起,上海博物馆与斯里兰卡中央文化基金会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斯里兰卡北方港口城市贾夫纳及周边进行了全面调查,还对阿来皮蒂遗址、凯茨堡遗址进行了发掘。据上海博物馆陈杰研究馆员介绍,阿来皮蒂遗址出土陶瓷器总计650多片,其中来自中国的瓷片超过600片。中国陶瓷的年代在11世纪后半期至12世纪初期,属北宋后期。这些瓷器主要产自中国东南沿海的广东及福建地区。阿莱皮蒂出土的外销瓷组合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材料,对研究当时的贸易航线、转运网络以及中斯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我们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一件双赢的事。”王巍说,双方不仅可以学习到新的研究角度和考古方法;也能更好地认识自己——哪些东西是通过祖先的交流借鉴而来,哪些东西是原生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2018年中城中心台基顶面航拍

作为中国的友好近邻,柬埔寨已将吴哥古迹中最重要的遗址——王宫遗址,交给中国考古队进行考古、修复、研究与展示。中国队将统筹考古发掘、保护修复、生物病害防治、研究利用等多学科力量,把在实践中走出的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经验,用在即将开展的王宫遗址修复项目中。同时,在崩密列寺、柏威夏寺开展相关考古工作,为日后修复进行必要的前期准备与预研究。

在科潘遗址的考古发掘间隙,中国考古学家和当地考古工作者在林间空地欢聚小憩。

海丝古港:考古再现昔日繁华

会议现场

考古让”民心相亲”

海上丝绸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以外古代世界又一大商贸和文化交往之路,留下了众多古代港口遗址。近年来,中国和海丝沿线国家合作对这些港口进行考古发掘,昔日海丝古港的繁华逐渐在考古人手中再现。

“首先,要代表国家文物局,对勇于探索、并做好中外合作考古工作的学者表示由衷的感谢”宋新潮副局长表示,如今中国考古学已进入新时代,涉外考古工作已得到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他表示,要以赴外考古与合作研究重大项目为支撑,主动参与人文领域的构建,实现学术共荣、人心相通、文明互鉴的新时代中国赴外考古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新格局。同时,宋新潮副局长也对目前面临的外事政策、经费问题、统筹规划、人才培养等诸多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据陈星灿透露,中国与巴基斯坦、印度的考古合作也正在筹划中。”相比美国、日本、法国、英国等考古强国一百多年的海外考古历史,中国海外考古还在破冰阶段。”

2018年,中国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沙特国家考古中心组织的中沙联合考古队,对红海之滨的港口遗址——沙特塞林港遗址(Al
Serrian)进行了为期20天的调查与发掘。通过考古发掘,可推断塞林港遗址的繁盛时期大致在公元9至13世纪,此后还曾延续使用相当长一段时间。出土的青铜砝码,是海洋贸易的重要见证。遗址出土了中国瓷器残片,包括宋元时期的莲瓣纹青白瓷与青瓷,以及明清时期的青花瓷等,这是红海地区港口遗址考古中首次发现中国外销瓷,为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考古实物资料。

在沙特顶着五十摄氏度的高温与暴晒“享受”户外工作,在洪都拉斯饱受蚊虫叮咬,在肯尼亚调查时被警告会有狮子出没,在埃及因安全原因导致无人机拍摄受阻,在老挝排雷成为了每日必备……即便考古人在国内早已习惯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田野生活,但出门在外,他们需要考虑的远不止是如何发掘。从衣食住行到安全保障,从与合作方的摩擦磨合到尊重当地文化进行人文交流,可谓事无巨细。有涯随无涯,这些前所未有的体验给他们留下的印迹是黝黑的肤色、是回忆与分享、更是收获与历练,因为每一次“走出去”都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程。

中埃开展考古合作的消息引起了外国媒体的关注和报道。许多专家认为,中国在埃及这样的世界古代文明焦点开展考古工作,本身就是中国国家形象的展示和提升。

塞林港遗址发现的建筑墙体

文/图:张小筑

同时,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理念在世界深入人心,使得中国在国外开展考古工作非常顺利。

塞林港遗址出土的铜砝码

编 辑:韩瀚

“每一个考古队员都有深切体会,之所以我们所到之处都受到欢迎,是与伟大祖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密切相关的,大家都觉得中国是可交的朋友,非常欢迎并且支持中国考古队的工作。”王巍说。

印度奎隆港口遗址(Kollam Port
Site)位于印度西南沿海的喀拉拉邦南部。2014年,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与印度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合作,对港口及周边遗址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田野调查,对港口水下基础工程建设中出土的1000余件中国文物进行了整理与初步研究。成果显示,奎隆港口自9世纪之后逐渐成为印度西南沿海一处沟通印度半岛南北的港口,并逐渐成为东非、北非、地中海、中东地区与东南亚、中国之间海上交通线路的重要节点。中国手工业产品约在9至10
世纪开始登陆奎隆港口并由此西传,中国钱币及陶瓷器是此间贸易的主要货物之一。同时,不同地区的货物也曾通过奎隆港口转运至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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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揭示的历史也让”民心相亲”。在明铁佩遗址,62岁的中方技师王存金用中国独有的洛阳铲探技术,帮助考古学家找到了当地传说近半个世纪的”外郭城墙”。

奎隆港口遗址现状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王存金因此成了当地的”明星”。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大学的实习学生、政府官员、小孩子都喜欢找他合影,让腼腆的他常常红脸。如今,已经返乡的他说:”如果需要,我还愿意去工作,去见见老朋友。”

奎隆港口遗址2014年出土的中国青瓷及褐色釉瓷残片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27号 E-mail:kaogu@cass.org.cn

责编:荼荼

2018年,上海博物馆与斯里兰卡中央文化基金会联合考古队,对斯里兰卡北方重要港口城市贾夫纳进行了全面调查与重点发掘。阿莱皮蒂遗址出土了较多的产自中国的瓷器,中国陶瓷的年代在11世纪后半叶至12世纪初期,相当于中国的北宋后期。这些瓷器主要产自中国东南沿海的广东及福建地区,目前可辨识的器物以广州西村窑、潮州窑为大宗,另有少量精美的刻划花青白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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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皮蒂遗址出土的耀州窑青釉碗

学术会议 世界那么大 带上手铲去看看—中外合作考古项目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发布时间:2018-12-22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埃合作考古:文明古国的文明互鉴

12月20日-21日,由国家文物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承办的中外合作考古项目工作会议在社科院考古所八层会议室举行。会议旨在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全面梳理2016至2018年度在中国境内开展的涉外考古调查、发掘和合作研究项目,以及中国科研机构和高校赴境外考古项目情况。研究、部署下一阶段中外合作考古工作,不断提升中外合作考古工作水平,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27号 E-mail:kaogu@cass.org.cn

古埃及文明研究长期以来是世界考古的重心。古埃及文明和古代中国文明在东西方交相辉映。研究古埃及文明,对于理解古代中国文明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近年来,古埃及文明遗址开始出现了中国考古人的身影。

会议现场

备案号:京ICP备05027606

孟图神庙位于埃及卢克索卡尔纳克神庙区北部,占地约10公顷。该神庙始建于新王国阿蒙霍特普三世时期,约公元前1391至前1355年,后由第三十王朝的法老在原有基础上修复扩建。神庙拥有独立的泥砖围墙、塔门、方尖碑等建筑,在神庙主体建筑西侧还有一个小型圣湖。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司长闫亚林、副司长刘洋,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副主任温大严,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考古处处长张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副所长朱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王巍等领导与嘉宾出席会议。

学术动态 去埃及:中国考古学者“穿越”更多的古老文明 发布时间:2018-11-22

孟图神庙遗址

“中国队”集体亮相世界考古舞台 中外合作前景广阔

在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夏鼐先生参观埃及孟图神庙遗址80年后,中埃两大文明古国的考古队正式展开历史性的合作发掘。

孟图神庙的考古发掘原来由法国东方考古研究所负责,止于上世纪70年代,至今已有40余年未开展工作。目前,除神庙主体部分和围墙外部的东南区域已完成发掘之外,神庙内部及其周边的大部分区域尚未进行系统发掘,有待使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方法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因此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目前的发掘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埃及文物部两单位共同承担,首个合作期为5年。该遗址首个季度的清理及发掘工作已于2018年11月正式动工。

会上,共有30位近年负责或参与中外合作考古项目的学者对目前开展的约40项合作项目进行介绍,相互交流工作心得。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各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南亚各国,以及俄罗斯、蒙古,甚至尼罗河畔的埃及、大洋彼岸的洪都拉斯都留下了中国考古人的身影。据统计,目前中国赴外考古已经涉及30余个国家,中国考古“走出去”的步伐日益坚实稳健,赴外考古工作渐成规模。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乌兹别克斯坦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曾提到“中国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西北大学等单位积极同乌方开展联合考古和古迹修复工作,为恢复丝绸之路历史风貌做出了重要努力。”

在夏鼐的日记里,记述了1938年2月4日的情形:他绕过著名的阿蒙神庙,花一天时间考察了当时罕有人至的孟图神庙,令带他来的驴夫”甚觉惊怪”。

孟图神是古埃及的战神,以鹰头形象示人,与太阳神“拉”的形象一致。他是中王国时期王室主要信仰的神明之一,许多法老的名字里都带有孟图神的名字,如孟图霍特普二世。该神庙区大体可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建筑包括哈尔普拉神庙、孟图神庙和“高处神庙”,它们由东至西依次排列。孟图神庙和哈尔普拉神庙正门朝北,与神庙区围墙北边的塔门和斯芬克斯道对应,是宗教庆典时的主要通道;南部建筑包括玛特神庙以及沿着神庙区南围墙修建的6座奥西里斯神殿,它们的入口一致朝南。另外,围墙东侧开有东门,推测可能为日常活动的入口。孟图神庙西围墙外侧和阿蒙神庙北围墙之间的区域有一片时代较晚的居址。

在明铁佩遗址进行高空拍摄 资料图片

2018年10月,在埃及吉萨明媚的阳光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埃及文物部签署了《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协议》。按照这份5年协议,中国成为卢克索地区第12支国际考古队。

孟图神庙的南墙

自2012年起至今,社科院考古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明铁佩遗址先后进行了七次考古发掘。社科院考古所刘涛副研究员表示,明铁佩古城外城的发现,确认其古城面积达到3平方公里,一跃成为公元前后费尔干纳盆地面积最大的古代城址。在中乌联合考古队扎实的田野工作下,城墙、城门、马面等城防设施、手工业作坊及城外墓葬区的发现,进一步扩大了古城的文化内涵,为理解丝绸之路沿线遗址、重新定位明铁佩古城的内涵提供了新的思路。

埃及卡尔纳克神庙区负责人穆斯塔法·萨基尔博士曾参观过良渚遗址,对中国考古学家从地下发掘古代遗迹的技巧赞叹不已:”我们渴望中国考古的经验和技术尽快在埃及大展身手。”

呵护遗产,探索文明:东南亚、南亚的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

作为重要人物和标志事件,张骞和大月氏始终是丝绸之路上绕不开的话题。张骞为寻找大月氏出使西域,古代月氏西迁中亚对东西方文化交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长期以来,月氏文化遗存一直没有得到确认。会上,西北大学梁云教授汇报了西北大学与乌方团队在西天山地区考古调查的收获和认知。考古队在乌兹别克斯坦拉巴特墓地发现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游牧民族墓地,并在塔吉克斯坦南部贝希肯特谷地发现了同类墓地,初步确认它们就是寻觅多年的西迁中亚的大月氏遗存。

2018年10月,中国考古学者考察孟图神庙,这是双方考古学家在遗址内商讨发掘计划。

东南亚、南亚的许多国家如柬埔寨、缅甸、孟加拉国等在古代有过辉煌的文明,也受到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强烈影响。近年来,中国的考古学者在这些国家进行的考古和文保工作,让这些国家的官方、学界和民众感受到中国考古人的风采,也感受到中国在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上的强烈责任感。

中国考古队在国际舞台上的集体亮相绝非偶然,这其中既有丝绸之路上的“老朋友”,也不乏初次见面的“新面孔”。中蒙合作考古项目历时已久,蒙古早已成为中外合作考古的老朋友,两国在文化领域互补性强,这对于增强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和日门塔拉匈奴三连城遗址。

“一带一路” 倡议加速考古”走出去”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于2016年至2018年,在柬埔寨吴哥王宫遗址、柏威夏寺开展了考古调查,在崩密列寺开展了考古调查与发掘。王宫遗址位于大吴哥城的核心区域,占地面积大、文物遗存构成多元复杂。王宫遗址是中柬双方协商提出的继茶胶寺后援柬三期的项目地点。2017年10月,中方人员赴柬开展王宫遗址的可行性研究阶段现场考察,对王宫遗址开展了更进一步的资料收集、勘查测绘、考古调查等工作。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包含考古专项在内的王宫遗址修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立项建议书。为了推动崩密列寺的研究与保护,中柬双方成立了联合考古工作组,进行资料收集、考古调查及考古发掘。对崩密列寺的整体平面和地形有了初步了解,对崩密列寺东神道及东平台进行了重点调查和四处局部解剖,对东平台进行建筑复原研究,初步厘清了东神道的建筑结构和建造工艺。柏威夏寺位于柬泰边境,建筑充分融合了自然景观与宗教功能。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多次赴柏威夏寺开展资料收集和现场调查,对柏威夏寺的地理位置、周边环境和建筑分布情况、特点、面积、石刻及残损现状等有了初步了解,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柏威夏寺国际保护中国主席国前期工作项目》履职报告,为柏威夏寺I、II、III
号塔门修复项目立项进行必要的前期准备与预研究。

孟图神庙南墙 资料图片

夏鼐完成了中国埃及学研究的开篇之作——《古代埃及的串珠研究》。这部学术著作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影响至今。然而,在他1940年回国后,却无缘再度踏上金字塔的国度。

王宫遗址空中宫殿

社科院考古所中埃联合考古队于上月才刚刚进驻埃及孟图神庙遗址,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队首次赴埃及进行考古发掘,也是埃及卢克索地区迎来的第12支国际考古队。从此,“中国队”正式加入埃及考古,成为一只新生力量。“我们来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王巍研究员幽默地说道。法国考古队曾在此遗址进行过小规模发掘,但止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中断至今。直至中埃联合考古队的组建,使得两个古老文明碰撞出新的火花,作为世界上两个重要的文明古国,中国和埃及向来重视历史与传统,对古老文明也心怀敬重。据王巍介绍,目前该考古项目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孟图神庙兴盛于古埃及最强大的新王朝时期,与中国的商文明大体相当,选择此处开展考古工作,有利于对比研究的深入。

上世纪90年代,中国考古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合作的中美商丘考古,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外合作田野考古项目。

柏威夏寺鸟瞰

进入21世纪,伴随着中国考古学不断成熟发展,中国考古队在实际工作中展现的工作理念、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尤其是以大型都邑考古为代表、大遗址考古工作理念,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所了解和认可。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外国考古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近十年来,中国考古人开始零星地到国外去考察、发掘。”一带一路”倡议加速了考古”走出去”,如今中国已在境外20多个国家开展考古工作。

毗诃罗普尔(Vikrampura)古城是2010年由孟加拉国考古学家发现的。
2014年12月至2018年1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阿格拉厦·毗诃罗普基金会聘请的欧提亚·欧耐斯恩考古研究中心组成联合考古队,先后三次对纳提什瓦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经过发掘,确定纳提什瓦遗址的早期遗迹,是一组塔院(stupa
court)和僧院(vihara)的综合体,遗址规模、整体布局及单体建筑的特点,在孟加拉国都是前所未见的。晚期遗迹主要为十字形中心神殿建筑及多边形塔等附属建筑,这是孟加拉国10~13世纪金刚乘建筑的典型范例。作为南亚次大陆最后一个佛教中心的珍贵遗产,该遗址将载入世界考古学史册。目前,双方正在协商毗诃罗普尔古城下一步考古计划,希望成为中孟两国长期合作的基地。

“引进来”才能更好“走出去”

早在2006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就联合在越南义立遗址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发掘出了与三星堆同时期的、与三星堆文化有一定联系的一批遗物遗迹。

纳提什瓦遗址十字形神殿鸟瞰

除了“走出去”的境外考古项目外,本次会议上共有六位学者汇报了国内开展的国际合作项目。以土遗址为例,其风化机理与防治研究一直是国际性难题与热点,为此,敦煌研究院在已有的保护研究基础上,引进英国牛津大学研发的“软覆盖”技术的经验和思路。再比如,中美合作“甘肃洮河流域新石器至青铜时代文化与社会之演进”项目、中美合作红山文化社区与分期研究、中日合作三燕文化出土遗物研究、盘龙城遗址中美联合考古等。值得一提的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西北大学联合举办的杨官寨中美国际田野考古学校是目前中国境内唯一的国际性田野考古培训学校,它为中外考古学术交流搭建了一座桥梁,在深入研究杨官寨遗址、打造陕西考古品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我们今年底或明年初将赴越南开展大规模发掘。”时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告诉记者,这是四川考古机构首次尝试在国外独立进行考古发掘,目的就是找到越南的”三星堆”。

(部分文字和图片来自中外合作考古项目工作会议资料)

世界那么大 带着手铲去看看

王巍说,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提升,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多海外考古项目正”跃跃欲试”。

王国维曾说:“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泱也。”夏鼐先生亦时常以此言自我劬勉。诚然,学术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地在继承与创新中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动态的、开放的发展过程。世界那么大,带上手铲去看看也成为考古人所期盼的。

2016年6月19日,中乌联合发掘明铁佩遗址的纪念碑揭牌。

8N—11贵族居址航拍 资料图片

文明互鉴是”双赢的事”

关于科潘遗址的考古研究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也一直代表着玛雅文明研究的最高水准。向来,科潘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多为美国学界的“主场”,但近些年却在科潘遗址上出现了“中国声音”。2015年起,由李新伟研究员带队的社科院考古所科潘考古队走进南美洲热带雨林,探索玛雅文明最繁荣的城邦——科潘遗址,对该遗址东北贵族居住区8N—11号聚落进行发掘。逐步完成了对北侧中心建筑的解剖,开始对西侧北部建筑进行发掘和修复。发现的24座墓葬中包括等级较高的石室墓和殉葬墓,墓中出土了精美的翡翠制作玉饰。就现有的发掘成果来看,已经为深入认识科潘城邦的社会结构、贵族与王室的关系、社会变革及其衰落等提供了新材料。“工作之余,我们还自学西班牙语,一是为了工作便利,更好地交流。二是表明我们开展工作的决心和诚意,我们想认真地一步一步走下去。”李新伟说道。

从2015年开始,中国在洪都拉斯科潘玛雅遗址的考古工作取得了系列引人瞩目的重要发现,一批高等级贵族家族院落遗址被陆续揭示。

走出植被繁茂的热带雨林,考古人又走进了茫茫荒漠。今年3月,中沙联合考古项目——沙特塞林港遗址考古工作正式开始。来自中国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沙特国家考古中心的考古队员,冒着酷暑,进行了为期20天的调查与发掘。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姜波研究员表示,整个塞林港遗址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分为南部建筑区和北部墓葬区。考古队在建筑遗址区发现四处建筑台地,清理出用珊瑚石垒砌的建筑墙体等遗迹。发掘、采集了包括中国宋元时期青白瓷与青瓷片、明清时期青花瓷片,以及青铜砝码、阿拉伯陶器与釉陶、波斯釉陶和玻璃器残片等在内的较多文物标本,这是红海地区港口遗址考古中首次发现中国外销瓷。塞林港遗址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部,地处红海之滨,是古代海上交通要道,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纽带,这些发现无疑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塞林港遗址的解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此外,中国考古队员还发挥专长使用传统的拓印技术对现场发现的碑铭进行拓制,对两方碑文纪年信息进行准确释读,从而推断塞林港遗址的繁盛时期大致在公元9-13世纪。

在被称为”丝绸之路活化石”的明铁佩遗址,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考古工作者通过5年的携手努力,揭示出它并非游牧者的临时戍堡,而是具有丰富文化层的大型城市。

地处印度洋中心的斯里兰卡是东西方海路航线的必经之地,同样在古代海上贸易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今年8月起,上海博物馆与斯里兰卡中央文化基金会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斯里兰卡北方港口城市贾夫纳及周边进行了全面调查,还对阿来皮蒂遗址、凯茨堡遗址进行了发掘。据上海博物馆陈杰研究馆员介绍,阿来皮蒂遗址出土陶瓷器总计650多片,其中来自中国的瓷片超过600片。中国陶瓷的年代在11世纪后半期至12世纪初期,属北宋后期。这些瓷器主要产自中国东南沿海的广东及福建地区。阿莱皮蒂出土的外销瓷组合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材料,对研究当时的贸易航线、转运网络以及中斯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孟图神庙遗址有巨石、泥砖围墙和圣湖,距上次发掘已有半个多世纪。王巍、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陈星灿一行和穆斯塔法·萨基尔在实地考察后,商讨了具体的发掘计划。

作为中国的友好近邻,柬埔寨已将吴哥古迹中最重要的遗址——王宫遗址,交给中国考古队进行考古、修复、研究与展示。中国队将统筹考古发掘、保护修复、生物病害防治、研究利用等多学科力量,把在实践中走出的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经验,用在即将开展的王宫遗址修复项目中。同时,在崩密列寺、柏威夏寺开展相关考古工作,为日后修复进行必要的前期准备与预研究。

“孟图约建于中国夏商时代,但遗址材质、保存状况都不一样,因此我们面临了很大的挑战。”陈星灿说,但中方考古队丰富的宫城发掘经验将在破解建筑营建之谜中大显身手。

会议现场

另一方面,埃及将成立一个最高级别的研究队伍来支持中方考古队,比如分享修复石料和重建倒塌建筑物的经验。

“首先,要代表国家文物局,对勇于探索、并做好中外合作考古工作的学者表示由衷的感谢”宋新潮副局长表示,如今中国考古学已进入新时代,涉外考古工作已得到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他表示,要以赴外考古与合作研究重大项目为支撑,主动参与人文领域的构建,实现学术共荣、人心相通、文明互鉴的新时代中国赴外考古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新格局。同时,宋新潮副局长也对目前面临的外事政策、经费问题、统筹规划、人才培养等诸多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我们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一件双赢的事。”王巍说,双方不仅可以学习到新的研究角度和考古方法;也能更好地认识自己——哪些东西是通过祖先的交流借鉴而来,哪些东西是原生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在沙特顶着五十摄氏度的高温与暴晒“享受”户外工作,在洪都拉斯饱受蚊虫叮咬,在肯尼亚调查时被警告会有狮子出没,在埃及因安全原因导致无人机拍摄受阻,在老挝排雷成为了每日必备……即便考古人在国内早已习惯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田野生活,但出门在外,他们需要考虑的远不止是如何发掘。从衣食住行到安全保障,从与合作方的摩擦磨合到尊重当地文化进行人文交流,可谓事无巨细。有涯随无涯,这些前所未有的体验给他们留下的印迹是黝黑的肤色、是回忆与分享、更是收获与历练,因为每一次“走出去”都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程。

在科潘遗址的考古发掘间隙,中国考古学家和当地考古工作者在林间空地欢聚小憩。

文/图:张小筑

考古让”民心相亲”

编 辑:韩瀚

据陈星灿透露,中国与巴基斯坦、印度的考古合作也正在筹划中。”相比美国、日本、法国、英国等考古强国一百多年的海外考古历史,中国海外考古还在破冰阶段。”

作者:张小筑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中埃开展考古合作的消息引起了外国媒体的关注和报道。许多专家认为,中国在埃及这样的世界古代文明焦点开展考古工作,本身就是中国国家形象的展示和提升。

同时,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理念在世界深入人心,使得中国在国外开展考古工作非常顺利。

“每一个考古队员都有深切体会,之所以我们所到之处都受到欢迎,是与伟大祖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密切相关的,大家都觉得中国是可交的朋友,非常欢迎并且支持中国考古队的工作。”王巍说。

考古揭示的历史也让”民心相亲”。在明铁佩遗址,62岁的中方技师王存金用中国独有的洛阳铲探技术,帮助考古学家找到了当地传说近半个世纪的”外郭城墙”。

王存金因此成了当地的”明星”。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大学的实习学生、政府官员、小孩子都喜欢找他合影,让腼腆的他常常红脸。如今,已经返乡的他说:”如果需要,我还愿意去工作,去见见老朋友。”

责编:荼荼

作者:屈婷 童芳 文章出处:新华社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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