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物安全装上“减震器” ——第二届博物馆文物防震技术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

我国是世界文化遗产大国,现拥有不可移动文物76万多处,世界文化遗产、双遗产共39处;登记在册的博物馆有4692家;馆藏文物有4139万件。据调查,馆藏文物中50.66%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蚀损害。我国还不是文物保护的一流强国,实现所有文物的妥善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任重而道远。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文物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其保护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二是文物的珍贵价值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对其保护的高标准和严要求。当下,我国文物保护工作正处于从“手工作坊”模式向现代化、科学化转变的过渡期,迫切需要现代科技和高端装备给予支撑与有力保障。
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更是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多次对加强文物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对今后一个时期的文物工作作出了重要部署,推进文物保护装备保障文物工作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2012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国家文物局按照“制造商+用户”、“产品+服务”的创新模式,推动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发力,积极推进文物保护装备产业化和应用工作。近年来,在文物环境监测、调控、文物展存,防震等方面,我国自主研发的一批文物保护专用装备,通过专项支持,在多家大中型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得到应用,并取得积极效果。
随着文物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新阶段文物保护装备发展所面临的新需求、新要求也日益凸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量大急需和新领域的关键技术有待突破
目前我国文物保护修复专用装备几乎空白;考古发掘勘察探测、提取和应急保护、安全监控,以及专用防护设施等急需的专用装备缺乏;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智慧博物馆、“互联网+中华文明”等新领域、新需求的关键技术攻关、创新产品研发有待突破。
二、现有产品推广还存在差距
如预防性保护装备产品在面对特定需求和环境的推广应用时,其专业化、智能化、系列化仍显不足,核心元器件的精度、可靠性、稳定性、产品的环境适应性、材料安全性、调控能力、集成度和持续工作能力等还存在短板。
三、装备应用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产需联合开展装备应用研究的机制,企业主动性、针对性、系统性应用服务模式都未形成,很大程度上造成成熟产品效能难以完全发挥,高端装备应用极其有限,新技术和装备引进缓慢,整个行业装备应用水平与实际需求不匹配。
四、相关政策存在缺环
针对文物保护装备系统解决方案的质量控制、市场准入,以及针对文博单位装备采购、应用评估评价的政策尚处于缺位状态,不利于文保装备应用的规范化与推广。
围绕上述问题,提出如下四条建议: 一、提升文物科技发展的基础能力
建议科技部通过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科技计划,支持文物保护装备领域新材料、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的研发和创新平台建设,提升产业发展的基础能力。
二、满足文物保护中量大面广的需求
建议工信部继续通过具体措施,引导企业加大在产品优化、质量提升、装备更新、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等方面的技术改造力度,促进成熟装备产品的系列化,性能和质量的大幅度提升,从而尽快达到大范围满足文物保护中量大面广的需求。
三、扶持文物保护装备自主创新产品的推广应用
建议财政部将文物保护装备纳入政府采购体系,与国家文物局、工信部联合组织编制推荐性“产品目录”,引导财政资金采购市场的规范化;同时,通过国家“首购订购”政策,扶持文物保护装备自主创新产品的推广应用。
四、促进文博行业应用水平的提升
建议国家文物局加强专项经费装备/服务采购管理、质量管理及应用评估评价等政策的研究制定,引导良性市场环境形成,强化装备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促进文博行业应用水平的提升。(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袁 靖)责编:韩翰

为贯彻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装备产业化及应用示范项目”指导方针,近日在云南昆明召开的第二届博物馆文物防震技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文物防震保护专家分享近年来国内外博物馆在馆藏文物防震理论研究、安全设计、装置开发及工程实践等方面取得的最新成果和经验,对博物馆文物防震技术领域的诸多问题提出富有建设性的见解,为推动利用科技和现代装备提升我国文物防震保护水平积极建言。

认识地震灾难

开展预防性保护

对馆藏文物开展合理防震保护的前提是正确认识地震的灾难性。2008年“5·12”汶川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震级最高的地震,对受灾地区的文化遗产造成重创,同时也给博物馆的防震研究带来了诸多启示。四川博物院副院长韦荃介绍了四川省文博单位馆藏可移动文物在汶川地震中的受损情况,并从多角度分析了可移动文物受损的原因。“国内首次针对汶川地震中受损馆藏可移动文物开展的全面调查与研究,为未来防震预防性保护工作提供了较为完备的数据库与基础资料。”他说。

在汶川地震发生后,成都博物馆新馆建筑结构设计团队一方面在馆舍防震设计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科学研究,同时针对成都博物馆新馆面临的地铁所致振动控制提出了相应的减振方案。“2015年成都博物馆主体建筑竣工,我们根据馆藏珍贵文物防震预防性保护要求,为各展厅的独立柜等展柜增加了防震装置。同时,对馆藏文物采用了加固措施,并对超重型文物防震安全进行了评估研究。”成都博物馆副研究员、馆藏文物防震预防性保护项目负责人杨盛说。

云南省博物馆技术部主任沐蕊调研了云南地震灾害情况,指出预警机制的重要性。“由于各个博物馆馆舍分别建于抗震设计要求不同的年代,我们结合《馆藏文物防震规范》,以云南省博物馆为防震预防性保护实施示范实例,对玉溪市博物馆、红河州博物馆进行了文物预防性保护需求调研和设计,以期通过因馆制宜的途径逐步解决其存在的隐患。”她说。

作为防震预防性保护不可或缺的部分,美国盖蒂博物馆高级文物管理员JerryPodany在研讨会上分享了多种行之有效的传统防震措施以及双向隔震装置的成功应用。他以《馆藏文物防震综述》为题论述了降低文化遗产及文物藏品地震损坏的概念和方法。“博物馆可以使用易损性分析来确定最不利情况,从而了解危害的严重程度。博物馆未来需要对地震以及文物对地震的抵御方式充分了解,更好的理解和更加开放的信息获取将开发更有效和低成本的解决方案,以获得更复杂的技术方法。”他说。

基于统计分析

打造全系统防震理念

展开文物防震预防性保护工作是文物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文物保护技术中心主任马伯涛基于《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和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名录开展统计研究,对中国大陆博物馆的地震风险作了统计分析,通过大量数据讲述了地震的随机性和破坏性,提醒博物馆要提升防震理念和防御水平,借鉴财产再保险行业的巨灾地震模型,对博物馆进行初步的防震易损性评估。“目前,该模型虽然缺少一些博物馆文物震损的关键因素,数据不够精确,但这项研究对我国国家和博物馆决策部门来说非常重要,希望更好地开展下去。”韦荃说。

围绕地震灾害调研结果而发现的“馆舍坏”“馆舍好而展柜坏”和“展柜好而文物坏”等现象,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首席专家葛家琪提出了“地震波+馆舍+展柜+文物”全系统防震设计方法,同时基于牛顿第二定律解读了“建筑安全≠文物安全”的力学机理。葛家琪表示,博物馆文物防震的根本目标是文物安全,任何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首先要解决的核心技术是“安全设计理论与方法指标”问题。“我们通过振动台试验研究、理论分析和模拟试验相结合,提出了基于文物安全的博物馆防震全系统设计方法和设计指标,成果纳入了《博物馆建设标准》《馆藏文物防震规范》;开发了馆舍、展陈及文物全系统防震关键技术措施和成套装备,主编了《馆藏文物防震装置》产品标准;完成了多个博物馆文物防震预防性项目,有助于后续对于不可移动文物和文物建筑的防震保护技术研究。”他说。

完善行业规范

为文物防震提供技术支撑

2015年,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国家文物局以满足文物保护与传承战略发展的需求为目标,成立了文物保护装备产业化及应用协同工作平台。在这一背景下,以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重庆声光电智联电子有限公司、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率先开展了博物馆文物防震系统解决方案和专用装备的研发与工程示范,一批依托先进技术理念的文物防震专用装备相继问世。

文物保护装备产业化及应用协同工作平台代表刘刚表示,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国家文物局指导下,平台组织相关产学研用单位编制并出版了相关标准,为进一步规范行业相关技术及装备提供了指导,并为我国文物防震工作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地震对珍贵文物会造成不可逆的严重损坏,开展博物馆及馆藏文物防震关键技术的研究工作迫在眉睫。北京交通大学土建学院教授杨维国在研讨会上阐述了“博物馆→展陈→馆藏文物”全系统防震理念。他还介绍了一种三维隔振装置,可以同时隔离水平地震和竖向交通振动。这项研究成果为馆藏文物防震实际工程应用及完善相关博物馆及馆藏文物防震规范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

云南省博物馆馆长马文斗表示,交流与合作是提高博物馆文物防震保护能力、保护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的有效方法之一。“‘交得其道,千里同好’,文物保护不能闭门造车,国内外同行通过深入交流、取长补短,才能推动文物防震保护能力的提高和防震技术的发展。”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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