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研究·保护——2016 年度“十大考古”中的基本建设考古

“十二五”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对文物考古工作的高度重视下,在广大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文物考古工作成绩斐然。而作为占考古工作绝大部分的基本建设考古,不但继续忠实履行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重任,而且不断加强课题意识和学术意识,重大考古新成果不断涌现。更为可贵的是,在当前国内从上到下对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逐渐重视和加强,中国考古不断探索、完善和前行的大背景下,基建考古也不断改变自身,逐渐改变被动配合建设的局面,逐步实现基建和文物保护的统一。
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2015年,国家文物局印发《关于做好当前基本建设考古工作保障重大建设项目顺利实施的通知》,指导各级文物部门与考古单位进一步加强基本建设考古工作组织协调,理顺工作程序,保质提效,为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提供有力保障。2012年至2015年,全国共实施基本建设考古发掘项目1803项,考古发掘面积近100万平方米,西气东输、高速公路铁路建设、重大水利设施建设项目、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等基本建设工程中的考古工作及时、全面开展,为各项工程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为实现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目标,以及“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各地不断加强组织和管理,创新机制,提高基本建设考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长江三峡文物保护和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文物保护两项世纪工程的验收工作顺利实施;陕西、山东等省出台相关地方法规和指导性文件,加强基本建设考古工作;重庆、四川等省市文物部门与水利部门加强沟通协作,统一规划三峡库区消落区、向家坝水库等建设工程地下文物抢救性考古发掘;北京、湖北等省市在全国范围内调集考古工作力量,全力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鄂北水资源配置工程等重大建设项目中的考古工作。图片 1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俯瞰(远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
重要考古新成果不断涌现
基本建设考古不断加强课题意识,精细化和规范化程度也日益提高。发掘单位不再机械地配合建设施工,而是始终将课题贯穿发掘始终,将配合基建发掘视为解决学术课题的机会,不遗余力将研究做深,做透。在此基础上,一大批重大考古新发现、新成果在基建考古中不断涌现。如故宫明清建筑基址的发掘便是在故宫博物院热力、电力和消防等基础设施改造工程中实施的,首次对故宫城墙的现代地面以下部分进行了考古解剖;贵州新蒲杨氏土司墓地是在配合建设中的中桥水库,将“土司考古”的课题融入其中,发现了数座重要的土司墓葬。
考古研究在更大范围的基本建设考古中也得以实现。就在今年“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入围项目中,四川成昆铁路扩能工程先秦时期聚落遗址群和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两个“巨无霸”工程中的基建考古尤为引人注目。这两个项目不但调查、发掘面积大,且数个发掘工地分散。正是由于前期的课题导向,才能将所有发掘工地穿缀起来,形成了一幅古代文明的优美画卷。四川成昆铁路扩能工程对多个先秦时期聚落遗址群的发掘,真正意义上构建起了安宁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的时空框架和谱系关系。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既发现了城址,也发现了墓葬群,形成了完整、立体的研究资料,不但丰富了首都的悠久历史文化,也填补了汉代县级城址考古的学术空白。
逐步实现基建和文物保护的统一
传统意义上的基本建设考古,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先期为基本建设“清场”“腾地”的意思。尽管《文物保护法》中对基本建设前应报请进行考古调查勘探有明确规定,但因为工期和经费等原因,基建方和发掘方难免会有龃龉。这种情况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考古发掘的进行,甚至会出现破坏文物等违法事件的发生。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对文物考古工作的高度重视下,许多基建单位的态度开始有了可喜的转变,从原先的不理解、不情愿到主动配合,在时间、设备和经费上尽量给予方便。既有国家层面对基建考古的坚强支持,也有发掘方对自身社会责任的明确和积极实践,越来越多的发掘方会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向基建方解释和宣传发掘成果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如邀请基建方现场参观等,四川成昆铁路扩能工程的考古发掘成果通报会还特意邀请基建方参加,向媒体宣传基建单位为考古发掘所创造的有利条件。所有这些,让基建方真正意识到自己施工的土地所蕴含的厚重的历史文化和自己应尽的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
不仅如此,近年来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在基本建设考古中发现的重要遗址也得到了重视和保护,如江苏隋炀帝墓、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考古工作结束后,当地花大力气调整建设项目方案,组织开展后续保护,推动考古遗址公园、遗址博物馆建设,保留重要历史遗迹和民族珍贵记忆。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部分的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在发掘后,文物主管部门与建设方多次进行沟通,并且将城址的发现情况和专家意见向北京市政府进行了全面汇报。北京市政府对该城址的保护给予了高度重视,于2017年1月9日在专题会上正式批示,古城城址整体原址保护,建遗址公园,建博物馆,建考古工作站。一座未来的千年新城正在建设之中,一座历经千年的汉代古城也保下来了。在洛阳,对于城市内及周边一些工地发现的小规模遗址、墓葬等,考古部门也积极向所在单位宣传,提供技术支持,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脚下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他们宝贵的文化资源,应该保下来,由此形成了多方共同保护文物的可喜局面,也为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在文物保护方面探索出一条新路。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9月5日第1版)责编:韩翰

长期以来,基建考古始终是国内考古发掘的主要组成。基建考古不但服务于经济建设,而且在考古研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许多惊世发现就是在基建考古中面世的。就在今年4
月举行的2016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中,数个基建考古项目入围终评,颇为引人注目,如四川成昆铁路扩能工程先秦时期聚落遗址群、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河南洛阳西朱村曹魏墓等。这些项目是我国基建考古的一个缩影,既见证了走过的历程,也预示了将来的趋势。
见微知著:一条见证基建考古成长的路
四川成昆铁路扩能工程先秦时期聚落遗址群是2016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入围项目,也是一个典型的大型基建工程中的考古调查和发掘项目。这一地区从20
世纪50
年代开始便有以成昆铁路为代表的数次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直到近年的成昆铁路扩能工程,也见证了基建考古在几十年中所发生的变化。本报记者采访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高院长以这一地区为例,就自己所看到的国内基建考古所发生的变化和原因谈了自己的看法。图片 2
从不理解、不情愿到配合
“成都到昆明一直是我们西南由内陆通向边疆的重要通道,不管是所谓西南丝绸之路,还是蜀到滇的传统通道,大家一直很关心这条路。从20
世纪50
年代以来,我国在这里搞了很多大型建设,比如举世闻名的成昆铁路。建设虽然搞得热火朝天,但是据我所知,成昆铁路沿线在那时基本没有做过考古调查,最多就是当地文物部门报一报,像现在这么大的发掘是没有的。我们可以想象当年在经济建设当中无意识地破坏了不少文物,这的确很可惜。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首先从认识上不到位,第二经济条件和工作条件完全无法和现在相比,比如交通工具和无人机等调查工具等。”高大伦说道。
“到了2000
年前后,在这一带修高速公路的时候,我们也做过考古调查,当时的调查比修成昆铁路的时代好,但是条件也比较艰苦。而且,建设单位也不理解,现在明白这个事儿了,虽然《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大型基本建设之前必须要让考古单位调查和发掘,但当时建设单位确实不太情愿配合。记得当时《中国文物报》还就西攀高速公路施工破坏文物事件做过专门的报道,这个报道出来以后引起了很大反响,为此四川省政府有关方面还专门召集我们和建设方一起座谈,商量怎么保护文物。接下来几年,建设单位从不理解到不情愿,总之还是接受了考古部门的工作,这时候情况开始好起来,一部分重要的考古遗址得到发掘。再到后来,进入2005年以后,在这里修一条雅西高速,工作条件又好一些,考古单位跟建设单位报有多少遗址点,他们经过复核以后,大多数还是认可的。”“而现在的成昆铁路扩能工程,情况就大为改观了,建设单位应该说是非常积极配合的。建设单位配合我们调查,他们主动向我们提供很多图纸,把他们不同段的施工时间、工程量都告诉我们。甚至在没有得到有关方面最后认可,以及还没有最后签订协议的情况下,为了让我们文物部门尽快开始工作以保障工期,也是为了马上要面临的文物保护问题,建设单位首先拿出了1500万让我们先抢救性发掘一批遗址,建设单位这一点是很令我们敬佩的。在发掘当中也配合,考古队在哪里挖到遗迹,施工队就主动转场到其他地方。原来他们不理解我们挖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以为我们故弄玄虚。等重要遗迹出来了,墓葬出来了,告诉他们重要性,原来将信将疑的态度也就改变了,还主动帮我们协调一些赔产、用工和基建设备进场施工的问题。当我们在发掘过程中,说哪个地方要扩展发掘面积,他们也基本都认可。我们对每一处重要的发现,都及时和施工方通报,现在也能够得到比较快的回应。我们组织成果通报会,邀请他们来,他们也主动参加,而不像以往那样显得无可奈何。”
至于为何出现了如此显著的变化,高大伦也有自己的看法。“还是以这个工程为例,施工方现在确实在主观上认为施工地区遇到了应该重视的古代文物,应该给文物考古部门留时间,提供充分的工作条件。我认为这是通过几十年,特别是最近十多来年来的努力,从国家最高层、文物主管部门到具体负责考古任务的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从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到宣传的力度广度不断加大,共同营造了一个重视文化遗产的氛围。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和氛围下,施工方的态度也会发生转变,很多还是深入到思想上的转变。”图片 3
考古队也是宣传队
在基建考古中,需要考古单位和基建单位交流、协商和配合,基建考古才可以顺利进行。因此,考古单位在工作中可以对基建单位产生实际的影响。高大伦就此谈了自己的看法。“
当然,我们在工作中要坚持原则,该调查发掘的一定要坚持做。以往遇到过基建方不配合,故意破坏文物的行为,我们是坚决与其斗争的。但是,我们也要不断通过典型事例的宣传,和基建方做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要说服建设单位,不能仅仅说这有个什么遗址,那里有个什么遗址。你要和他说学术上的东西,还要让他们听得懂。”
“就拿成昆铁路扩能工程来说,搞科普嘛,首先和基建单位讲西南文化通道,讲‘一带一路’,和他们讲我们就处在这条路线上;第二讲古代西南夷的文化,还有很多没找到;还要讲铁路建设目的虽然是为了拉动沿线经济,但仅有经济还不行,还要有文化,很多文化是埋在地下的。通过考古发掘,西昌也好,凉山也好,大批东西发掘出来,能够有所展示、陈列、宣传,这条路便会更加热起来,不能仅仅根据经济发展来修这条路,我们要让这条路也活起来。”
“所以我们认为和建设单位平常交往当中,比如谈判当中,不应该是很干瘪的,不要仅仅是发掘多少面积,你应该承担多少经费等内容,而是要加上通过发掘能解决什么历史谜团,解释成他们能够理解的东西,让他们知道原来这条路,这些遗址这么重要,这样才能理解你的工作。在工作当中也应当主动请他们来看看,有了一些重要发现,也通过微信发给他们,让他们分享喜悦,让他们知道这些成果当中也有他们的一份贡献。发掘成果,不仅仅是考古单位的,有国家政策的支持,有当地居民的支持,当然也离不开建设单位。我觉得也有他们积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理解支持考古工作的一份贡献。比如这次成昆铁路扩能工程考古项目的重大意义之一是填补了安宁河流域先秦文化的空白,如果没有修铁路,也没有机会大面积地去发掘。只有在基建方的配合下,我们才能把发掘看成是一个机会,把抢救性发掘化被动为主动。中国幅员辽阔,考古力量有限。全国几十年间的重大考古发现,绝大多数都是因经济建设的考古发掘被发现的,如果没有国家法律法规保障和整体战略部署,不会搞这么大规模的发掘。经济要建设,这个是必然的,但二者又是可以互相理解、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
城市基建考古与地下文化资源利用图片 4
河南洛阳西朱村大墓位是2016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入围项目,这座大墓规模宏大,已经达到了帝陵的规模,学术意义十分重大。
这座大墓位于洛阳市郊,是为了规划中的野生动物园而发掘的。基建考古,是因为施工要动土,为了防止破坏可能存在的地下文物而进行的。发现了遗迹和遗物以后,该如何处理?洛阳市的考古单位在长期的城市基建考古中探索了一条让考古发现和当地经济协调发展的道路。
记者曾于2016年11月到洛阳西朱村大墓发掘现场参观,据发掘方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介绍说,他们计划与业主协调,把这座大墓原地保护下来,成为将来野生动物园里的一个亮点,这可以极大地提升该地的文化品位。
无独有偶,在洛阳市内,记者看到诸如洛阳市第六中学的校园内发现的隋唐洛阳城宫城东墙,洛阳市定鼎北路发现的唐代大型砖瓦窑,考古单位都计划和业主协商保护。考古单位不但要发掘,还要借助自身的优势,协助这些单位进行展示和宣传。
的确,看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是否深厚,文物古迹是最好的明证。重要的遗迹就像是一座纪念碑,诉说这片土地的历史。将其破坏固然不能允许,将其搬走也感觉有了一种将当地文化连根拔起的感觉。当今的社会发展,已经不能单纯看经济发展的“硬实力”,也要看文化发展的“软实力”,这些地下文物古迹便是“软实力”的最好载体,理应和经济发展的“硬实力”相得益彰。
留住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根和魂”——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中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
北京城市副中心(以下简称“副中心”)的建设是千年大计、国之大事。未来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将是一个古今同辉的人文城市。为实现这一明确而宏伟的目标,加强地下文物保护,探寻并发掘副中心所在区域的历史文化内涵,在北京市文物局的组织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自2015
年下半年就开始对副中心的行政办公区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至2016 年12
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通州区的潞城镇,勘探了122 万平方米,发掘了4
万多平方米。这个数字,相当于近10
年来在通州区的考古工作总量。在我国当前基础建设如火如荼的形势下,考古工作和后续的文物保护工作显然面临巨大的挑战。图片 5
明确课题——寻找千年前的古县城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是我国文物工作必须贯彻的方针,如何在基础建设中有效地保护好地下文物,是考古工作者面临的重要问题和担负的重要使命。副中心施工建设的首要区域为面积达6
平方公里的行政办公区,潞城镇古城村就在此范围内,仅从地名来看,对本地区的历史文物就具有重要的指示性作用。因此在应对副中心建设区域广、建设时间紧的巨大挑战的同时,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并没有仅仅进行抢救式发掘,而是主动出击,尽最大可能通过考古来保护地下文物,并解决以往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那就是文献记载中的汉代路城究竟在哪儿,现在到底“有”还是“没有”。带着明确的文物保护理念和课题意识,围绕着这个学术问题,我们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搜集文献、查找档案、走访群众、现场调查、考古勘探和重点试掘等,最终确定了汉代的城址,这是通州最早的古城,并且在城址周边发掘了1146
座古代墓葬。 汉代路县故城城址
该城址位于通州区潞城镇的古城村,距离副中心的政府大楼不到两公里。我国古代建城,非常重视天、地、人的统一,也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自然与人类和谐相处,因此,从这一点来讲,副中心的选址与古人不谋而合,并且符合北京地区中心城市由西向东发展的历史趋势。
通过考古勘探和发掘,我们确定了城址的位置、范围、形制、结构等基本情况。埋藏于地下的城墙保存较好,其中,北墙长606
米、东墙长589米、南墙长575米、西墙长555米。城址的平面为近似方形,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这种规模符合黄河中下游地区汉代县城的规制。城墙的残存高度2.5米,墙体下宽上窄,墙基宽18
米,顶部残存的宽度13~15 米。墙体内侧的坡度为11 度,外侧的坡度为27
度。城墙的夯层清晰,厚约0.10~0.20 米。
为了进一步明确城址的年代和城内的布局,在城内的北部开设了三条贯穿全城的探沟,在探沟的中间位置,发现了南北走向的道路遗存。在此基础上,选择了一处地点进行发掘,清理出汉代道路,路面东西宽5.5
米,路土保存状况较好,厚度50 厘米;路的西侧有排水沟,宽1.2
米。根据城市考古的经验和理论,认为这条汉代道路是城址内的主干道和中轴线。
在城墙外约25~30 米处探明了城壕,其走向与相对应的城墙大体一致,宽度约30
米。在南城墙外的东部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城壕、沟渠、道路、灶址、灰坑等。南城壕开口的宽度约25
米,底部的宽度为13~14 米,残存的深度0.6~2.3
米。在南城壕的外侧发现一处大面积的汉代遗址区,已探明的区域约15
万平方米。清理出了汉代的道路、灰坑、灶址、活动面等。
在城址的发掘中,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典型的汉代器物,其中以陶器为主,此外还有铜器、铁器、石器、骨器等。这些器物是汉代路县故城生产、生活状况的重要见证。
综合考古勘探、发掘及出土器物,可确定该城址的始建年代不早于战国晚期,不晚于西汉中期。再结合《汉书》《后汉书》《水经注》等文献的记载,以及以前诸多学者的考证,可以确定这座城址就是两汉时期渔阳郡下属的路县的治所,即路城。西汉称“路”,取其路路相通之意;王莽改制,直接称之为“通路亭”;东汉因潞水,改作“潞”,取其水陆要通之意。
以城址为核心的墓葬群
在中国,古城周围往往多有同时期的墓葬。以城址为中心,在以两公里为半径的范围内,我们探明了1146
座各个时期墓葬,并且全部进行了考古发掘。墓葬的数量多、延续时间长、形制齐全、器物丰富,并且分布集中,距离古城近,与城址的关系密切,这对系统、整体地研究城址非常重要,并且可以让我们建起一个立体结构、内外互动的研究模式。战国—汉魏时期的墓葬数量最多,共计864
座,这与该城址在两汉时期作为路县治所的功能、使用和地位是相符的。这些墓葬中出土了较为丰富的各类器物。图片 6
文物保护——留住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根和魂”
为了做到既保护文物,最大限度地记录历史信息,又保证副中心建设的顺利开展,我们将62
座汉代瓮棺、不同时期典型的墓葬、窑址、地层都进行了套箱提取。其中,清理瓮棺均在室内完成,保证了考古发掘的质量。在2016
年副中心的考古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文物保护,就是对汉代路县故城城址的保护。
该城址是通州区最早的古城。可以说,通过考古,找到了通州区、副中心的“根和魂”。该城址的所在地是副中心的规划建设区域,鉴于该城址的历史价值以及在通州、副中心和北京市大遗址中的价值,我们认为应该进行合理保护。因为,要是城址都不在了,还谈什么考古、还谈什么研究、还谈什么文化传承。为此,我们多次邀请考古学、历史学专家亲临现场指导,全面论证了城址的重要价值;同时,我们及时向各级文物主管部门进行了详细汇报。文物主管部门与建设方多次进行沟通,并且将城址的发现情况和专家意见向北京市政府进行了全面汇报。北京市政府对该城址的保护给予了高度重视,于2017年1月9日,在专题会上正式批示,古城城址整体原址保护,建遗址公园、建博物馆、建考古工作站。一座未来的千年新城正在建设之中,一座历经千年的汉代古城也保下来了。可以说,在考古工作者、文物主管部门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成就了一段古今和谐、共存共荣的文物保护佳话。路县故城城址的原址保护,是2016
年北京通州考古最大的文物保护,也是最成功的文物保护,这在北京大遗址保护中也是史无前例的,必定会在首都城市发展的历史长河与文物保护的历史进程当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中,通过我们带有明确学术目的的考古工作,确认了汉代路县故城城址。并且,通过扎实的田野考古工作和文物主管部门的努力,得到了北京市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将该城址完完整整地保护下来,这对北京考古工作的开展、对北京大遗址保护的未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意义。(作者:孙勐为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发掘项目负责人)(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9月8日5版)责编:李来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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