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蒲京欢迎您官网浙江:“全球视野:河姆渡文化国际学术论坛”会议纪要

新蒲京欢迎您官网,11月23日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岭副教授做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为同学们带来了题为“不爱远航的稻农——近海史前生业经济传统与海洋偏好”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历史文化学院靳桂云教授主持,部分教师及相关专业同学参与了讲座。
秦岭老师首先介绍了“语族-农业扩张理论(language-farming
model)”的基本观点:农业的发展导致人口的急剧增长,迫使人群不得不对外扩张,以获取更多的土地和生存资源。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史前稻农沿着海路扩散到东南亚等地并逐渐取代当地原住民,形成“南岛语族”。根据大量的考古发现,秦老师对该观点提出两点质疑:新石器时代的人群/语族在扩张中为什么仅仅关注水稻?稻作文化的传播是否一定伴随着人群的迁徙?由此引出早期稻作文化和稻农可能并没有海洋偏好的观点。
接下来,秦老师用两个具体案例进一步阐释自己的观点:
第一个案例来自长江下游地区。河姆渡文化的田螺山遗址处于稻作农业起源的阶段。动植物遗存研究表明,田螺山遗址稻作农业在生业中所占比重逐步上升,但先民对林地资源(如橡子、大型鹿科动物)的利用强度由早及晚呈现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对淡水资源(如菱角、淡水鱼类等)的利用程度加大。另外,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显示先民的肉食性食物来源主要是鹿和猪,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利用海洋资源的证据,遗址资源域分析同样支持以上结果。由该案例秦老师得出小结:早期稻作文化伴随着野生植物资源和淡水资源的综合利用;聚落的选址考虑其获得各种林地资源和淡水资源的平衡性;早期稻作文化近海但不依赖海洋资源,没有海洋贸易。对田螺山、草鞋山和茅山遗址杂草和植硅体组合的研究则显示:在长江下游稻作农业的发展阶段,先民不再大量利用淡水和林地野生植物资源,而是转向单一作物的稻作农业模式。
另一个案例来自印度东部沿海地区。结合印度驯化稻属遗存的传播证据,植硅体组合反映出的该地区不同的稻作形态,以及植物大遗存显示的以稻作为主、小米类和豆类混合种植的结果,可以得出印度近海史前稻作农业模式同样不偏向于利用海洋资源。
两个案例均表明:近海史前稻农没有航海移民的意愿。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秦老师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季风水田单产高且人均需利用的耕地少,属于劳动密集型农业。扩张和开辟更多的土地并不能提高水稻的产量,只有精耕细作可以增大产出。总而言之,水稻农业的作用是拉动“内需”而不是促进扩张。稻作农业的发展不一定会成为新石器时代先民航海移民的原动力。
随后通过分析东北亚、福建-台湾和东南亚大陆的考古证据,秦老师就农业海路传播相关问题展开讨论:稻作农业传播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目前看来是在已有的海洋适应性文化的既有交流通道上加入了稻作农业的经济/文化元素(rice
as an add-on item);农业的传播扩散是多种作物的组合(cereals
packages);稻作农业的扩散,传播的是旱稻还是水稻,仍然需要进一步论证;农业文化的扩散可能不一定伴随人群的迁徙。在讲座的最后,秦老师点明“经济”不仅仅代表“生计”这一概念,引发大家的思考。
在互动环节中,秦老师与在座师生就环境因素对聚落及生业的影响,田地中各类杂草组合变化分析在不同遗址中的应用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秦岭,博士,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石器时代考古,尤其关注田野考古方法与技术、史前玉石器研究以及生业经济研究。近年来,在稻作农业起源、聚落资源等研究领域,提出并引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向,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新蒲京欢迎您官网 1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岭副教授新蒲京欢迎您官网 2讲座现场文/郭珊瑞图/边荣伟

日前,由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浙江省文物局、余姚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举办的“全球视野:河姆渡文化国际学术论坛”在浙江余姚召开。60多位学者分别就田螺山遗址与河姆渡文化研究新进展、河姆渡文化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生业经济、全球视野下的新石器时代生业与文化等三个主题进行了研讨。

田螺山遗址与河姆渡文化研究新进展

      孙国平介绍了田螺山遗址近年在野外发掘操作手段方面的创新和多学科结合应用于遗址研究方面的收获,并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展望了河姆渡文化的研究前景。秦岭介绍了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多学科合作研究的成果,认为河姆渡文化时期的生业经济经历了从坚果采集到水稻栽培的转变过程,早期的水稻栽培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与采集活动共存并共同发展的,肉食资源以野生动物为主并在晚期出现转变,大型动物减少而猪的数量增加,其采猎经济具有广域性、专门性、季节性、高储存性的特点。同时河姆渡文化聚落的选址反映出对生态多样化资源域的要求,其对林木资源选择和利用具有专门化的特点。郑云飞介绍了田螺山遗址植物遗存、植硅体、硅藻等的历时性变化,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海侵对遗址稻作农业和生业经济的影响。海平面上升对稻作农业生产的影响引起了先民食物结构中稻米比重下降,采集和狩猎比重增加。并指出全新世中期以前的高海面环境意味着东部沿海平原地区稻作源头可能在山区、丘陵的一些小盆地。傅稻镰(Dorian Fuller)主要介绍了田螺山遗址的稻作遗存并结合其他谷物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材料探讨了谷物的驯化问题,认为稻的落粒性和稻粒尺寸的变化虽与其他谷物相似,但有其特殊性,非落粒性的转变比小麦、大麦略慢,稻粒尺寸变化似乎更慢,与非落粒性同步但延续时间更长,而小麦和大麦尺寸变化先于非落粒性转变。此外,他还结合国内和近东的证据指出野生食物资源的减少也是判断谷物驯化的重要参考依据。日本的宇田津彻郎介绍了植硅体分析应用于水田研究的相关技术,及田螺山遗址应用这一手段在水稻种植的时代变化、水稻产量以及水稻亚种判断方面取得的成果,并认为中国有完善灌溉系统水田的出现这一重大转变大致发生在河姆渡至良渚文化之间。黄渭金以河姆渡稻作农业实物资料为基础,结合实验考古及陶容器容量测定,认为河姆渡文化骨耜是先民挖土工具,其双齿型是特意加工的,用于加工动物皮毛等;骨镰形器的使用痕迹并不支持收割稻谷工具观点,先民收割稻谷是骨刀和石刀。另外,陶釜容量从早到晚增大表明稻米在先民食物结构中的比重在不断增加,到晚期突然增大。

河姆渡文化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生业经济

      王海明探讨了河姆渡文化的来源问题,认为河姆渡文化并非由上山、跨湖桥文化发展演变而来,应另有源头,目前与河姆渡文化面貌最接近的是小黄山遗址的A区第二阶段遗存,其最有可能与河姆渡文化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但仍需要进一步考古发现的支持。宋建对河姆渡文化出土的一些陶器刻画纹饰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河姆渡文化中有羽冠和头戴冠冕的神像或被神化的人辅佐以鱼或鸟纹样,后者代表了神人(人神)的双性,即以鸟喻男性,以鱼喻女性。吴卫红通过对相关遗存的统计分析,认为河姆渡文化的器具用材在无机的土石之外,另有一套以有机材料作为生计重要保障的器具,这也正是河姆渡文化独特性的一种表现。从历史长程观察,用材的变化与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到河姆渡遗址三期时,由于长江下游石(玉)器制造业的兴起,整个区域内有机器具的制造便被迅速替代,从而迎来了以土、石为主并随后进入“玉石分野”的新时代。戴向明对宁绍地区史前文化、环境、社会组织结构、生业与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和讨论,提出该地区早期各文化之间的关系尚不十分清楚,之后在距今约7000-6000终于孕育出了灿烂的河姆渡文化,但在该文化的晚期阶段里,伴随着气候波动、环境趋于恶化,这个过度依赖优越环境的曾经璀璨夺目的文化开始走向没落。甚至到了盛极一时的良渚文化时期,宁绍地区也看不到复杂社会形态的明显进展,已沦为一个强势文化或社会集团的欠发达的边缘地带。并从地理环境、社会复杂化形成机制等几个方面对新石器时代晚期宁绍地区所呈现的特殊发展轨迹和边缘化现象进行了一定的解释。罗运兵介绍了长江下游地区家猪早期饲养的研究成果,认为长江下游地区家猪饲养出现较早,但早期饲养规模较小,良渚文化时期家猪饲养得以迅猛发展,在当时人们肉食构成中举足轻重,至马桥文化时期这一地区家猪饲养业明显回落而衰退。同时依据相关统计数据指出,该地区家猪饲养的早期发展过程正好与古文化发展进程同步共振,而该地区的个案研究则表明文化发展、遗址(人口)数量——野生资源空间大小等因素对家猪饲养的早期发展有深刻影响。日本的槙林启介提出在农业文化发展进程的研究中不能单纯依靠栽培谷物的证据,而应该结合生产工具、饮食器具等多方面证据,并在这一原则下分析了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的稻作化过程完全不同,这也支持了稻作起源的多元性观点。日本的细谷葵介绍了民族学和实验考古方法在重建史前农人生业经济方面的应用,并结合田螺山遗址等的发现,提出田螺山遗址早期“广谱”的食物资源特别强调对植物性食物资源的储藏,坚果是其主要的储藏食物且被用于日常消费。由于食物资源本身的特性和人为处理方式的不同,中国早期农业文化阶段的食物资源有其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及其变迁可以通过民族学、实验考古等方式进行一定的重建。张居中结合贾湖、八里岗等遗址的材料及环境、野生稻分布等重申了淮汉文化带在稻作农业起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认为淮汉文化带具备了成为稻作农业起源地的先决条件,可能是栽培稻起源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加拿大的Gary Crawford按照种类对山东月庄遗址后李文化时期出土的各类谷物和重要杂草,与其他地区的材料进行了对比。该遗址出土了距今7800年的稻米遗存,他认为当时稻作农业的分布范围可能比我们之前预想的范围更大。靳桂云重点介绍了山东西河遗址出土的距今8000年的稻米遗存,并通过对出土背景等的分析认为这些稻米很可能是栽培稻。

全球视野下的新石器时代生业与文化

      新西兰的Charles
Higham教授介绍了东南亚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重要考古发现及主要文化特征,认为当地饰有雕刻纹或彩绘图案的陶器、纺轮以及石锛的原型都可以追溯到中国华南地区,甚至最终可到长江流域。同时认为考古学、语言学、遗传学等各种证据的不断积累支持了外来模型,即当成群的掌握稻谷栽培和家畜饲养的人们从华南地区向南扩张进入东南亚地区的时候,泰国新石器时代聚落也随之出现。澳大利亚的Peter Bellwood根据考古学、语言学、遗传学等方面的证据讨论了早期食物生产者从华南向东南亚地区的扩散,并指出虽然华南很可能是东南亚地区很多现代人群的起源地,但是其具体起源区域尚不清楚,包括河姆渡在内的长江下游地区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尚不明朗。日本的Peter Matthrews认为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野稻和野芋自然生长环境虽然有一定的重合,但并不完全相同。野稻和野芋可能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早期社会的复杂经济中是互补的,它们被栽培的历史过程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韩国的安承模认为早期栉文人的生业经济严重依赖海洋资源,完全没有农业活动,而韩国的小米栽培则是在公元前4世纪晚期才出现的。印度的Mukund D.
Kajale介绍了印度东部Taradih有关稻米的相关考古材料,对以后进行稻米的整体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华盛顿的Steve Weber结合印度北部卡斯(Farmana)的哈拉帕(Harappan)遗址应用包括大植物、植硅体、淀粉粒研究及实验考古等多种植物考古学手段进行综合研究的实例,对不同研究方法得出结果存在差异甚至矛盾的现象进行了反思,认为在进行遗址的植物考古学研究时,应同时应用多种手段才能得到更为客观、全面的信息,同时需要在理论上进行创新以整合不同科技手段从遗址上获取的信息。

      会议期间举行的学术沙龙,为专家学者进一步深入交流学术观点提供了平台。本次论坛充分体现了少有的国际性视野和精深的学术水准。为今后进一步、更好地开展相关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契机!(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姆渡遗址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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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文物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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