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与公众 田野中的历史人生

3月10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教授、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研究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嘉励研究员齐聚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为大家带来了一场题为“考古与公众”的主题讲座,此次讲座由中央美术学院的耿朔老师主持,围绕田野考古、考古写作、文物保护等话题展开。图片 1讲座现场
田野考古
讲座伊始,郑嘉励首先“破题”。他认为考古是一门科学,任何一门科学的价值都不取决于公众的认可与否,科学不跟公众发生关系也有其自身的价值,考古也一样。但是,考古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发展到现在,如何扩大学科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学科对社会贡献大小,能够为公众提供怎样的文化服务。从这个角度说,“考古与公众”的话题的确很有必要展开。
接下来,郑嘉励分享了自己的田野考古工作经验。广义的考古包括对历史文献、古代文物的综合研究;狭义的考古通常指田野考古。考古发掘分为主动性发掘和配合基础建设两种:主动性发掘具有明确的学术目标,先设计课题,然后到田野中解决问题;而大量的考古发掘是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如高速公路、铁路等基建影响到地下的遗址、墓葬等,像他这种从事宋元考古(处于历史时期考古晚段)所进行的发掘,过去大多是配合基建工作而开展的。
郑嘉励介绍,他于1995年进入浙江省考古所。1995到2000年一年参加一个考古队,每个考古队里配备有三四个干部。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基建规模也扩大,2000年以后,通常一个考古队里只有一个干部。而2007年以后,一个干部可能要负责好几个工地,上半年在丽水、下半年在温州,甚至有时候一个人同时承担两个工地的工作。
他认为,考古是一项极为锻炼人的工作。考古工作者要抢救文物,基建方要赶工期,这就需要跟基建方磨合、博弈。主动性的考古发掘,考古队长期驻扎在一个地方工作,跟老百姓关系融洽,工作容易开展。考古工作最怕的是流动,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老百姓不信任,可能以为你是骗子,那么一切都要重新磨合。发掘时,占用了老百姓的土地,要有青苗赔偿、用地补贴;住在房东的家里,要跟房东磨合沟通;考古发掘,既要考虑发掘的业务问题,也要考虑考古队的衣食住行。长期下来,考古人自然会有很多的感想。考古人跟劳动人民在一起,真正离老百姓最近,也是贴着土地最近的一批人文学者。考古工作关注的是古人的历史与遗物,但跟老百姓生活、工作在一起,自然也会了解民众的真实生活状况与喜怒哀乐。所以考古工作不仅会增加历史知识,也会收获各种生活的滋养。
考古随笔写作
谈及考古工作者如何对社会作出贡献,郑嘉励说,学者不事生产,对社会贡献的重要方式就是写文章、做演讲,为社会提供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从传统上来说,考古工作者写文章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客观描述、记录遗址,不掺杂主观意见,这是考古报告;第二类是通过考古报告等具体材料提出新观点,这是学术论文;如果还有余力,把考古报告、学术观点以通俗的语言介绍给更多人,这就是第三类——科普文章。不过,经过长期的田野发掘、有着丰富阅历的郑嘉励发现,那些跟老百姓生活的经历,对社会、对人生、对世味的感触,以及面对古物时对古人、对历史的感悟等内容,没办法容纳在前面的任何一种文体里的。所以,这些“额外”的生活,慢慢形成了新的文体——考古随笔——既有他对历史、考古、文物的感想,也有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个人感悟,是为第四种文体。图片 2《考古的另一面》
学者要写文章,这是天经地义的劳动。问题是,文章该如何写才能与更多人产生共鸣?郑嘉励认为,考古知识的有效传播,需要赋予其更多的人文内涵。考古学科领域内的专业知识,如梁思成研究的古建筑斗拱做法、考古学家研究的良渚文化陶器编年等,这些都是专业领域内的“硬知识”,社会上当然会有一些人感兴趣,但大多数人对此不会有钻研兴趣,他们需要了解的只是古建筑的美,了解古人的设计理念,古人的环境观等等,仅此而已。又如,史前考古通过技术手段分析河姆渡人吃什么,很少有人会关心,但若把问题转换一下,即河姆渡人在他们的生产条件下,对自然环境是怎么利用的?又是怎样有限度的去改造自然的?这样的知识就与大多数人有关了。
《傅雷家书》中的信札也对郑嘉励的写作特别有启发。傅聪在练习莫扎特时遇到一些困难,就给父亲傅雷写了一封信请教。傅雷先生在回信中说,我们每个人对莫扎特音乐的认识,都是从感性出发的,但是停留在感性认识上是不够的,要上升到理性层面,伟大的音乐作品都是高度理性的产物。写论文搞研究,只要做到纯理性就可以了,但作为演奏家是不够的,我们有理性认识,又要将对音乐的理解诉诸情感,这样我们的心跳,我们的脉搏,就与莫扎特跳动在一起了,才能奏出动人的音乐。郑嘉励认为考古写作也是一样的道理。
他在调查武义南宋吕祖谦家族墓地时,感觉墓地规模宏大,在江南极其罕见,这是感性认识;研究墓地的形成过程、不同辈分人的墓葬位次规划安排,这就是理性认识,编报告、写论文到这里就够了。如果要让更多人接受他们的研究成果,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转化工作,将理性认识诉诸于情感。比方说,吕祖谦家族五代人都不是武义人,但这些人去世后,不远千里全部聚葬到一处,没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去思考,很多人的心跳就有可能与吕祖谦“跳到一块”了。这样的研究不光学者感兴趣,一般的公众也会有兴趣。认知要经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先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然后再诉诸情感,这样才有可能与公众建立起更多的情感、趣味、思想的连接。
谈起他的业余写作,郑嘉励认为自己虽然是在写杂文,但不会写自己经验以外的事物。这是考古人高度的学术自律使然,也是田野工作的性质使然——“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田野实践是具体的、有地域性的,他在浙江做考古,所以很少写浙江以外的题材。过分强调田野有其不好的一面,就是容易束缚视野;但好的一面是,考古工作者的生活是唯一的,所以考古工作者的文章也是唯一的。郑嘉励说,他调查吕祖谦家族墓、主持发掘赵伯澐墓、整理“徐谓礼文书”的阅历都是唯一的,自然文章也是唯一的。图片 3“徐谓礼文书”局部
最初郑嘉励只在杭州的媒体开设专栏,浙江以外的人很少知道。《读库》的主编张立宪偶然读到,觉得他写的墓葬题材既好看又独特。“我是一个考古工作者”、“上班就是上坟”这两句话本来是郑嘉励在不同的文章里写的,张立宪敏锐地将这两句话拉出来组织成一句话,就在网络上传播开了。这两句话对考古人而言,其实是客观描述,但这样组合在一起就迎合了大家的某种需要,于是在虚拟空间得以迅速传播。郑嘉励戏称,“这个来自于传播领域的神秘力量,带来的好处是很多人从此知道了我,坏处是人们还以为我是个段子手”。
考古与公众
郑嘉励认为,考古工作者跟公众之间的交流,最大的诉求就是唤起大家保护文物的意识,这是他这么多年来跟地方政府、基建方、老百姓打交道的感受。当今社会,没有人认为文物是不该保护的,问题在于怎样的文物才值得保护?文物的价值是隐性的,绝大多数文物不可能有兵马俑那样高的价值,处在可保、可不保之间。这就需要考古工作者作出具体的、有力的说明——只有让大家知道文物跟我们的生活、情感、趣味、思想有关,这样大家才会自发地爱护和保护文物。
最后,郑嘉励还格外强调“人文性”。考古人发掘古墓葬,面对的古人其实是同我们一样具有喜怒哀乐的人,并不因为过了几百年、上千年,他们就不是“人”了。考古作为一门科学固然是以追求新知识为目标,但任何一门科学在追求新知识的过程中,如果不顾及人的情感、不为人类谋福祉,那么这门科学能否发展是很可疑的,考古也一样。
郑嘉励的很多文章都在表达这些想法,比如《考古的另一面》写跟考古相关的生活点滴、感悟;《考古四记》写与考古本体相关的事物,考古工作中的人(民工、房东、同事、技工等)、考古研究的对象等等,这些内容貌似松散,但拼凑在一起,就展现出一名考古工作者完整的工作与思考。图片 4《考古四记》
耿朔认为,传统的专业写作中很难包括郑嘉励的这类文体。他还现场分享了郑嘉励新书——《考古四记》中的“妾之命运”、“雷峰塔地宫考古发掘记”这两则故事,非常引人入胜。
许宏认为他和郑嘉励都是一线学者、“小众网红”、学术畅销书作家,对学科的贡献很大。他们二人同为公众考古的践行者,有很多共性,但也有不同:就中国历史长河而言,“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许宏研究的是史前和“原史时期”,后者指的是有文字记载、但还不足以解决狭义史学问题的这一时段,比如龙山到二里头,关于信史时段的上限还有争议。他连研究对象是谁都不知道,只知道这些人用的锅碗瓢盆。因此他写的书不能写得太细,只能宏大,郑嘉励则不然,他用的是第一人称——“我”这个考古人,有很强的代入感,一下子就把观众吸引过来了。他带领读者到浙江古墓游了一圈,其文笔颇有浙派山水的风格,细腻、婉约、清秀。最近,罗新教授的《从大都到上都》,引经据典,行路的过程栩栩如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罗丰的《蒙古国纪行——从乌兰巴托到阿尔泰山》,也都非常好看。
许宏认为,面向公众要带着情感,最后上升到思想的高度。例如,郑嘉励在写墓葬的时候,谈到“妾之命运”,妾的身份跟臣子的身份非常相近,压抑自己,委曲求全,诸多的人生苦楚。笔锋一转,又写到我们在考古工作中何尝不是有些东西不愿意干,但也得干!至于“思想的萎缩,就是生命的萎缩,也许两者本来就是一回事”的金句,读来余音绕梁。
杭侃对郑嘉励的第四种写法颇有感触,他认为文章的写法并不是惟一的。1993年严文明先生在《文物》上发表的《良渚随笔》,在当时就极具开创性,此即第二种文体。杭侃说他写的比较多的是第三类的文章,第四类文体的所思所想所感也是有的。考古学不能只见物,不见人,郑嘉励的写作风格值得学习。(本文已经讲座嘉宾审阅)责编:李来玉

主 题:考古与公众 时 间:2018年3月10日19:00 地
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A101 嘉 宾:郑嘉励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许
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杭 侃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
主持人:耿 朔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我是一个考古工作者,上班就等于上坟”
主持人:今天的话题是“考古与公众”。这些年来,考古跟公众走得越来越近。我们看到一些与考古有关的电视节目。过年期间,博物馆人满为患,差不多是一种文化的刚需了。
今天的三位嘉宾,第一位是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远道而来的郑嘉励老师。郑老师长期在浙江从事考古工作,最早在考古所挖掘良渚文化遗址,之后觉得瓷器有意思,就做了几年宋元瓷器的研究,后来又转向宋元明时期浙江的陈址合葬的研究。他原来在杭州报纸上有专栏,现在在《瞭望东方周刊》有专栏;之前出了一本书叫《考古的另一面》,现在出了这本《考古四记》,分为“寻墓记”、“行路记”、“品物记”和“怀人记”。郑嘉励老师之前也在“一席”上亮相过,因为一句话成为网红——“我是一个考古工作者,上班就等于上坟”。
另外两位,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老师。他对中国早期文明的研究取得很多成果,微博名是“考古人许宏”。他最近被许知远邀上“十三邀”,名言是“考古是最性感的职业”。
还有一位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老师。杭侃老师在《国家宝藏》第10期出场,很多人觉得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招生宣传片。
郑嘉励:我们知道,考古作为一门学科——任何一门学科不跟公众发生关系也能够有一个自洽、自主的价值,一如物理、化学的内在价值可能并不需要社会的认同,我想考古也一样。但考古又是一门人文学科。尤其是现在,如果一个学科要扩大影响力、对社会有更大贡献,确实需要考虑我们的学科能够为社会、为公众提供什么样的文化服务——服务越大,学科在社会中得到认同的价值也越大。
我是来自相对比较基层、做具体考古工作的人。1995年我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它负责浙江地域境内地下文物的考古挖掘。一共64个人,真正做考古的有一半左右。这30多人里面,有20个左右是在浙江做史前考古,就是没有文字的史前时代,旧石器时代,包括良渚,这始终是浙江考古的“三朵金花”,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还有做历史考古的,从商周以后到宋元。我个人主要做宋元考古。
考古发掘分为两种。一种是主动发掘,就是明确了一个学术目标设计的考古发掘项目。比如我们所长几十年来一直在做良渚文化研究,比如今年解决好良渚范围,就设计一个课题;明年解决古城里的两种功能分区。
还有大量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比如高速公路建到哪里、铁路建到哪里,这会涉及到地下的遗址、墓葬。考古所必须要抢救。基层考古所最大量的工作是配合基础建设,尤其是像我这样从事历史时期考古晚段的,可以讲,大量的都是在配合基础建设。
考古工作者贴土地贴得最近,比社会学家贴得还要近
郑嘉励: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它对一个人的磨练、锻炼是全方位的。
比方说我负责一个被高速公路经过了的古墓葬的发掘。考古工作者在这里付出的心血,跟你承担任何一个项目没有差别,问题恐怕比组织发掘的还要多。比如基本建设经过一条路,我们要给这个文物以保护,跟基建方的工期进行磨合,跟他们进行博弈。
再比如,我今年在这个地方工作,明年也在这个地方工作,长期工作下来,跟老百姓之间建立一种信任关系,考古工作很好开展。考古工作最怕的是流动性大的工作。到一个地方人地生疏,找老百姓、民工来干活,他们根本不信任你,认为是骗子。那么你在这个地方跟老百姓就要磨合很久。发掘过程中,又要涉及到老百姓的用地补贴,得跟老百姓谈。你住在房东家里,跟房东之间要沟通。整个考古队要考虑考古发掘的问题,还要考虑考古队的衣食住行问题。当然了,对考古人来讲,你到一个地方还要读书。
于是长期下来,就有了很多感想。这种感想不仅仅是关于考古业务,不仅仅是关于历史,而是你整天跟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产生的。我曾经有一句话,别的行业的人听了后可能不太高兴——我认为当下人文学者里,考古工作者贴土地贴得最近,比社会学家贴得还要近。我们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不仅仅是历史的东西,还有现实的、人情世故的东西。你跟老百姓生活在一起,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完全与你无关吗?当然不是。所以考古工作一方面会增加你对历史、知识的积累,另一方面是增添你对生活的积累。
这里我就要讲到考古工作者对社会做出的贡献。一个学者对社会做出的贡献主要是写文章。按照传统,考古工作者写文章是三种方式。你对墓葬、遗址进行客观描述,不需要你存在太多个人情感,也不需要有太多观点,把材料客观披露就行,这是考古报告。你若发现大量的遗址或者墓葬,形成了个人的看法。当然个人看法不是情绪化的,比如我很高兴或者我很悲伤——前人没形成观点的,你可以形成个人看法。再有就是把考古报告、遗址、墓葬介绍给更多人看,使学术观点让更多人能看懂,这就是科普文章。我在基本建设过程中,有这么丰富的阅历和感触,没有办法容纳在前面所说的三种文体里,于是就写出了《考古四记》,包括报纸上专栏的文体。这就可以把很多感想容纳进去,有对历史、文物、古人、现实关怀、个人体验和人文情怀的看法。我认为这是第四种文体。
只有被赋予更多人文内涵,这个专业领域才会与更多人有关
郑嘉励:至于文章怎么样写好,是另外的学问。但写文章的人怎样使文章与更多人形成共鸣和交流?对此,我形成了自己的想法。
简单说,考古作为一个学科,当然是追求新知识,考古新知识的价值不依赖于社会公众,但同时必须意识到这个知识是学科领域的硬东西。比如我们研究良渚文化陶器怎么做?这些是专业知识,是硬知识。有些人感兴趣,那么很好,这些知识对你有用。不过这些硬知识对于大多数人没有用。
古建筑带来美感的设计理念对于今天搞艺术创造,对于一个人认识古人的观念及其情感世界、思想世界有启发就够了,并不需要知道特别复杂的构想,这是专家领域、科技领域、学科领域的硬知识。今天有很多技术手段恢复河姆渡人食物的构成,如果我们把知识转化一下,转化成河姆渡人在那个环境下跟自然怎么依存的,依存的前提下怎么样有限度地改造。若能变成这样的知识,就跟大多数人有关了。考古作为专业领域的硬知识,我们只有赋予它更多的人文内涵,包括情感、趣味、思想,把这些赋予进去,这个研究就与更多人有关。这是我在长期实践中的一点想法。
还有一点,这个启发来自于《傅雷家书》。傅聪曾经写过一封信给傅雷,关于表演莫扎特音乐请教傅雷先生一些问题。他说,我们认为莫扎特的音乐是比较清新、温馨、温暖的,有时候是含着眼泪的微笑,这个认识是感性的,是认识的基础。但停留在感性阶段是不够的,因为停留在感性上往往会表现出廉价的抒情,所以需要上升到理性的认识。真正伟大的艺术品,包括音乐,都是高度理性的产物。比如莫扎特在创作音乐的时候,音乐风格是怎样的,当时创作音乐前后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创作音乐是献给谁……这些都需要花大量功夫去研究,才能准确还原出莫扎特创作音乐的背景、心情与情绪。这个研究过程是理性的,如果没有理性的过程则永远停留在滥抒情的状态。傅雷讲的高明的地方在下一句,演奏家要把理性的认识诉诸于感性,回到感性层面;用他的话来讲就是“莫扎特的心跳、脉动才可以跟你跳在一块”。考古也是一模一样的。
只有诉诸情感,才能看到更多的东西
郑嘉励:我们做墓地考古,说墓地多大等等怎么样,这完全是感性认识。你深入研究墓地的形成过程,宋氏南渡以后,曾祖父逃到南方,第二代跟第一代、第三代,不同辈分之间的人,墓葬位置是怎么构成的?做研究、写论文这样就可以了,但如果要让更多人了解还不够,我们还需要重新诉诸情感;只有诉诸情感,才能看到更多的东西。比如吕祖谦家族墓。吕祖谦的大伯父吕本中住在江西上饶,吕祖谦在金华,他的三叔在浙江绍兴,四叔在衢州。离得最近的,距吕祖谦家也差不多一百多里。四大房派延续了一百多年,五代人去世以后都埋到武义明招山。这些行为如果背后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怎么可能做得到?这样去想的话,就像傅雷讲的,你的心跳跟莫扎特跳到一块了。转化过来了,你就会发现,你的文章,学者会感兴趣,一般公众也会感兴趣。这些是我在长期写作过程中的两点体会。
只有赋予专业领域的硬知识更多人文内涵,这个专业领域才会与更多人有关。我们的思维认识是先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上升到理性以后再把它诉诸情感。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与公众建立更多的情感、趣味、思想的连接。事实上这些年我也是这么做的,做得好与否不确定,但我在努力地做,文章也反复地写,慢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我写文章,就算写杂文,也根本没有写浙江以外的地方去,这是考古者形成的非常自律的考古立场,因为浙江以外的地方我没有研究过,就不敢说。
但这也带来了好处与坏处。坏处是写文章非常难。考古工作者的考古工作是唯一的、阅历是唯一的,把唯一的东西写出来,自然会带一点流量,有一定的读者。如果没有这样的生活,当然也可以写,但这是没有实证的文笔,一个人再自恋都不会说这是有价值的;但如果这样写,对文字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我相信几乎所有考古工作者,每个人都可以写出世界上唯一的文字,因为我们的阅历、经历不一样。直接把你逼到墓葬现场,让你跟古人面对面,把生与死、存在与虚无、古代现代与未来连接在一起,没有哪个人不会有真切感受。只是不是非常麻木的人,总是可以写出很好的东西的。
真实墓葬、真实考古与盗墓小说完全不一样
听众:我是一个考古爱好者。几年前我读到了《盗墓笔记》,写得栩栩如生。请几位老师从专业角度告诉我,这个作者或者《鬼吹灯》的作者,他们真有考古知识吗?还是仅靠丰富的想象力?
郑嘉励:这个问题每次都要被问到,每次都要答复。我们的立场是非常鲜明的:盗墓是犯法行为,是触犯人伦底线的问题,盗墓对人类文化遗产造成的破坏,再怎么形容都不为过。
比如前年五一长假期间,浙江黄岩发现南宋的赵伯沄墓,做了完整的记录,所有文物都得到妥善保存,现在是中国丝绸博物馆的重要文物。一个经考古工作者科学发掘的墓葬,哪怕这个墓葬里面的一块砖头,任何一个坛坛罐罐,过一百年、一千年都可以准确地还原到三维空间里,这是我们判断是不是科学发掘的重要点。如果没有专业考古工作者及时介入,是盗墓者进去了,很可能会被破坏了,盗出的东西流向市场上,你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什么人的。盗墓者对文化遗产的破坏很大,盗墓伤风败俗。
盗墓文学借墓葬题材去写一些虚构故事,这是两回事。我想,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不会赞成盗墓,就像任何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都不会赞成黑帮犯罪,但艺术家可以借助黑帮题材反映人性或者虚构一些故事。所以,盗墓是犯罪行为,但盗墓文学又是另外一回事。盗墓与盗墓文学是有区别的。
《盗墓笔记》的作者南派三叔是杭州人,我对他的虚构能力和想象力非常佩服。作家虚构故事需要有吸引力,所以一方面会夸大墓葬本身的神秘,再夸大盗墓里面的机关。这样一种虚构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作为类型文学吸引公众方面有价值,但作为长久的文学价值是很有限的。真实墓葬跟真实考古与盗墓小说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并不认为很多人去阅读小说是不对的。当然,我也不认为这种阅读行为是非常高级的。
博物馆不是古墓的坟墓,而是新思想的策源地
听众:考古热越来越升温,我们的博物馆应该朝什么方向、应该怎样发展?
杭侃:为什么这么多年,几乎每一年我自己还会做展览?考古工作我在做,做展览我也没有当成是负担。因为博物馆是用另一种形象化的语言把考古知识、考古成果介绍给社会,所以每年做的时候我挺有热情的。
它的问题在哪儿?我们的博物馆种类不够丰富,很大一部分博物馆都是历史类的。中国博物馆长期以来重视历史的教化作用,西方博物馆很多强调艺术的感化作用。这样一来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方向的问题,就是博物馆应该回到博物的本质上去,应该是百花齐放、充满活力的地方。19世纪80年代美国一个学者就说“博物馆不是古墓的坟墓,而是新思想的策源地”。
听众:我本身是一名中山国遗址的工作人员,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去建设、布局整套遗址公园,让它与公众产生良好的联系。
许宏:明年是二里头遗址发现六十周年,我们要开一个学术研讨会,同时国家级的二里头博物馆开馆迎接客人。这样一来,我们作为考古人也会积极参与到里面去,得思考问题。
中国博物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对文物背后的故事讲得不够,一件东西、一件标牌,连音都不注,什么东西都没有,这是非常有问题的。日本的博物馆,高度凝练的都是日本学者来写中国汉唐的东西。解读文物背后的东西,今后应该成为博物馆的一部分,尤其是遗址公园。考古遗址公园首先是必须能够再考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最大规定性的要求就是原生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像我们通过互联网把圆明园复建了一样,它是遗址,应该保持原貌,最小干预是我们的第一原旨。
听众:我是考古学的爱好者,同时在博物馆做文物讲解。考古学给我开拓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考古学思考问题的方式。考古学专业里有没有专门的思考方式,或者你们是怎么去看待世界的?
郑嘉励:考古工作者对文物一定有独特的角度,这是不言而喻的。中央电视台选良渚的守护者时,考虑过在浙江省博物馆平台找一个人,后来发现效果不好,最好是叫考古工作者讲,尤其是直接发掘的考古工作者讲。换成中青年考古工作者现在仍然在做良渚,不仅仅表现出对文物的解读方式不一样、思考不一样,感受也完全不同。所以在这个方面,考古工作者在参与博物馆策划、博物馆建设方面都有很多工作要做。最近我们所的方老师说,博物馆发掘出的有价值的文物,都让亲自挖出文物的考古工作者讲解。考古工作者完全可以在博物馆里发挥更大作用。包括遗址公园,包括对科学技术的应用,这些都基于考古学家的认识。多角度考虑,学术是本,技术是末。
许宏:说得好。考古遗址公园,要能够再考古,那些东西都不是被压死的,而是曾经发掘过的再发掘也有新的收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路。考古发掘本身就是一道风景,公众可以看。挖之后又可以按照我们所发掘的做展示。可能有朋友看了我在“十三邀”上跟许知远的对谈,他问起考古学的所谓魅力,我说了两点:第一点是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瞬间的发现,正是因为有这种未知性和不确定性,导致学科有这样的魅力。第二,我更看重的是考古学的思辨之力。郑老师的书中处处反映了思辨。
小学科、大视野,坚信考古会变成国民素质教育的一部分
听众:我是中央民族大学考古学的研究生,一直也在做公众考古。考古本来是小众的学科,所需要的人也不是特别多,现在因为公众考古的宣传包括《盗墓笔记》这些作品的影响,导致很多高中生或者初中生慢慢都走向了学考古,后来因为这个行业不需要这么多人,他们被迫转行。如何面对现在这样一种现象?
杭侃:这个问题很尖锐也很好。传统上的考古学,确实觉得不需要那么多的从业人员——我是指狭义上的,比如说我们学了考古,在过去绝大多数是分到考古所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这个是狭义的,确实不需要那么多的从业人员。包括我们的遗址、墓葬,都是想通过尽量少的发掘获得尽量多的信息。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小学科。但是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大视野?这个是我们做得不够的地方,让公众更多地了解和支持我们。我是想把专业提供的丰富文化遗产资源能够变成国民素质教育的一部分,那么相关的从业人员就要很多。这些“从业人员”最好是经过了考古学训练的。
比如我们曾经就在这个教室里,跟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有名的导演设过一门课,叫《考古类纪录片的制作》。就是不满于现在的纪录片,觉得好像比不过BBC,仔细想一下问题出在哪儿?很大问题在于这个专业没有人扛得起摄像机,也就是没有人懂得新时代的传播模式。这是我们努力的方面。
刚才我也提到,我们重视历史的教化作用,西方重艺术的感化作用。这里面我们做了一些实践。大家可以关注我们院的另一个公众号“源流运动”:“源”就是面向过去,过去就是宝库;“流”就是面向未来的尺度。我跟我们的同学说,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这个信心第一是来自于文化遗产是一个宝库,它是资源,可以利用,在保护好资源的基础上加强利用,利用的前提是对资源本身做很好的解读。谁能够解读得好?应该是经过考古训练的人。
这是一点,我们要有自信。第二点,这个事情的尺度是什么?我讲了“他山之石”。日本上世纪20年代有一个“民艺运动”,强调用日本之眼看待日本文化,更多是从民间艺术吸取营养。日本“民艺运动”到现在都近百年了,影响了很多设计师,包括无印良品的艺术总监。
我们要有自信,一方面来自于我们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来自于我们受的专业训练,能够更好地去解读——当然,也要吸收其他专业的长处。还有一个是我们要相信这个事情能够做成。我坚信考古的很多东西会变成国民素质教育的一部分。
去年夏天我去日本,有一个事情我感触很深。刚才同学说的问题,小学科,是不是招的人多了?现在全国35所大学有考古专业。而我们有多少所高校?教育部注册的有两千多所高校。日本有900多所大学,其中有考古学教育的数字是177所。日本随便办展览都有很多人去看。我们看到了别人的成果,但没有看到别人底下的努力——将近200所高校考古学的教育。我们基本建设几十年过去之后,关于考古遗产的解读,我觉得所需要的人远远不够。我甚至觉得你毕业以后,哪怕是去电视台拍考古类的纪录片,我都不认为我们的人才流失了,我觉得还是在做这个事业。
(原文刊于:《北京青年报》2018年03月14日B06版)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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