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石窟内容总录·铜川卷》出版

历时六载,由铜川市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一部全面反映铜川市石窟造像艺术的考古学专著《陕西石窟内容总录·铜川卷》,日前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石窟寺是一种依山就势从山崖壁面向内部纵深开凿石室而形成的寺庙建筑,用于宗教礼拜或修行。它既是佛教寺院建筑的特殊形式,也是保存至今数量最多的佛教艺术遗迹。图片 1
铜川市历史上属于京畿要地,是多元文化的聚集地,地处印度佛教东传汉境的主要通道上,佛教文化发展趋势与古都长安基本相同,佛教文化遗存十分丰富。
根据铜川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结果,全市境内现存佛寺遗址一百余处,石窟寺、摩崖造像五十余处,佛教寺院十余座,佛教造像碑一百余通,佛塔九座,经幢、佛教建筑多座,弥足珍贵的佛教文物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并保存着丰富的佛教传说、佛教庙会、佛教节日、佛教法事、佛教伦理、佛教哲学、佛教信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内涵富集厚重,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和展示利用价值。
西晋以来,铜川地区佛教文化即已滥觞。这一时期铜川市所在的渭北中部地区是佛教文化盛行的区域。据历史记载,自晋代至北周时期,铜川境内先后有前赵时的法灯寺,苻秦时的龙泉寺,北魏的会同寺、龙华寺、延昌寺、北寺,北周的崇庆寺、檀台寺等寺院十六座,而且规模宏大,僧尼众多,极一时之盛。
隋唐时期,伴随着以长安为中心的封建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事业的繁荣发展,铜川佛教发展进入鼎盛时期,佛寺林立,梵音缭绕。隋神德寺、兴元寺、大像阁、唐玉华寺、宝云寺等均为享誉全国的著名佛教寺院。唐代以后,铜川较有影响的寺院尚有五代的妙德禅院,宋代的太子寺、白雀寺,金代的广严院,元代的开福寺,明代的开化寺、兴隆寺、华严寺,清代的普济寺和民国时期的广缘寺、金凤寺等。
开凿于西魏大统元年的福地石窟是中国石窟艺术的杰出代表。石窟后壁中央大龛主尊为释迦牟尼佛,呈结跏趺坐姿,双手结禅定印,面相长方、清瘦,双颔下垂,额有白毫,顶有肉髻,后有背光。主尊左右各立一胁侍菩萨,手持净瓶和宝珠,立于莲花座上。中央大龛左侧壁面有浮雕造像三层,像主王洛生骑于马上,头戴笼冠,身着宽大衣袍,手握缰绳,旁有文字:“像主抚军将军石保合王洛生乘马时”,窟左壁中央尖拱形大龛中,雕手持芭蕉扇的老君像。老君盘膝端坐,道簪束发,络腮胡须,内着密裙长衣外披袍服,左右二真人持笏侍立。龛楣浮雕10个半身道像。上为7个伎乐飞天仙人,手持箜篌、笙、琵琶、箫、长笛、腰鼓、长鼓,每人各奏一乐器。福地石窟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有明确纪年的佛道混合石窟,为我国佛、道文化的交流、融合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宜君沟门摩崖造像保存较完整,造像旁有永熙二年造像题记,是陕西省现知最早有明确纪年的摩崖造像。牛家庄石窟、彭村石窟、花石崖石窟、柳家湾、秦家河摩崖造像等石窟和摩崖造像是北朝时期铜川佛教艺术的典型代表。铜川地区魏碑保存数量居全国之最,且价值极高,北朝石刻造像分布范围广泛,雕饰精美,内容丰富,堪称中国“北朝石刻宝库,华夏文化遗珍”。
药王山摩崖造像雕刻历经隋唐,延至明代。凿大小佛龛23个,共有造像45尊,造像分圆雕、浮雕两大类,大者高逾三米,小者矮不盈尺,线条流畅,神态自若,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充分展示了各个历史时代的雕刻艺术风格。造像附题记十二处,碑石二通,分为东、中、西三区。这些造像中,隋代早期雕造有弥勒大像.并建大像阁;唐代以窟穴建筑为主,由于孙思邈隐居于此,唐代初期出现了“摸摸佛”;金代凿刻有佛道合流的药王造像和洗药池;明代“易殿为洞”;清代重修石洞数间,70年代重修保护造像的石窑7孔,1990年将石窑改建为保护大殿。
铜川市的石窟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全市已经发现石窟造像分布点51处。这些石窟上起北朝,下至明清,各个时代均有保留。其造像艺术内容丰富,造像精美,富有特色,宜君县的历代石窟、药王山的摩崖造像等最为知名,并已分别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截至目前,尚缺乏一部能全面反映铜川市石窟造像方面的科学专著,给文物保护和科学研究工作带来诸多不便。
2012年,在陕西省文物局领导下,铜川市与延安市、榆林市通力协作,共同开展陕北石窟专项调查。市考古研究所组织业务人员对全市石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专项调查,调查中采用了测绘、光栅扫描等多种科学手段,收集到大量的重要基础资料,并以此形成了《陕西石窟内容总录·铜川卷》。
《陕西石窟内容总录·铜川卷》全书总计54万字,图片600余幅,全面、系统、客观的对铜川市的石窟寺、摩崖造像艺术进行了记载。这是继市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药王山摩崖造像考古报告》之后,第二部石窟方面的的考古学专著。该书的出版,必将极大地推动陕西佛教史、中国石窟艺术、丝路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同时也对地方政府和文物部门进行保护、开发利用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责编:韩翰

中国的佛教石窟,位于陕西省北部,包括铜川、延安、榆林地区的石窟。肇自北魏,历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各朝代,以至中华民国时期,总计800余窟,造像达8万余身。现存北魏至元代造像为石雕,明代有石雕也有泥塑,清代以后则全部为泥塑。
北朝石窟 陕北北朝石窟有北线和南线两条走向。
北线由吴旗、安塞、横山县直至通往大同的古道附近,为云冈型;以横山县接引寺摩崖造像、安塞县云山品寺、吴旗县石窟寺为代表。开窟时代相当于北魏孝文帝改制以后。横山接引寺摩崖菩萨立像高5.5米,作与愿印状,头戴高宝冠,双垂宝缯,面相丰圆,方颐薄唇,直鼻深目。安塞云山品寺石窟群,形制为马蹄形和方形穹窿顶中心塔柱,塔柱四面造像,内容为释迦、交脚弥勒和鹿野苑说法、涅槃变等佛传故事。壁雕千佛,造像秀骨清像,长颈削肩,褒衣博带,体态优美。服饰为浅阶梯式和阴线结合手法。窟楣仿木结构斗拱构筑,两侧壁雕双塔,极其华丽。吴旗石窟寺方形平顶,中央并列二中心柱,柱三面造像,风格服饰同安塞云山品寺,但造像较之更为修长清瘦和稍具程式化。
南线由甘肃经富县、黄陵通往洛阳和由长安经宜君通往陕北的古道附近。北魏、西魏石窟数量较多,富县川庄西王母洞、黄陵县麦洛安石窟和香坊摩崖大佛造像等皆属龙门石窟早期风格,石窟形制亦为方形、长方形、平顶,塔柱或中心柱。西魏石窟大多为佛教、道教小窟,其造像继承了陕北画像石雕刻风格,富有地区性民间造像特色。
此外,在宜君县、黄陵县沮河流域、富县葫芦河流域,还有南迁的鲜卑族和匈奴族供养人开凿的少数民族石窟,如宜君县福地水库石窟、黄陵县香坊石窟,以及一批胡服造像石窟,如富县西王母洞、宜君县彭村石窟和秦家河摩崖石刻。供养人和胁侍菩萨造像皆胡服圆领紧袖系腰,着长靴。
北周石窟在南部黄陵县寺湾悬崖有大窟1个,在北部榆林县开光城下有小窟6个,神木县虎头峁有2个摩崖造像龛。造像方拙短壮,头大颈粗,为民间造像风格,具有北朝晚期向唐代过渡风格的特征。
隋唐石窟
陕北隋唐石窟较少。隋代石窟以佳县刘国县乡隋大业五年的玉泉庵为代表,系佛、道造像混合之石窟。长方形窟,洞口左右雕蹲狮、力士,门楣呈尖拱形,雕莲花卷云纹,富丽壮观。门内壁上部为佛涅槃浮雕,左右各雕束发袒胸、握降魔杵之佛教护法金刚和戴冠长髯袒胸、握三股叉道教老者护法神,以及二胁侍菩萨。菩萨低花蔓冠,宝缯双垂,方颐,微笑,颈圆如柱,璎珞华丽,披帛和璎珞由肩呈U字形下垂至足,裙带如绅,亦呈U字形下垂至腹,形成腹足双U字形。以菩萨为代表的石窟造像风格呈大块方柱形造型,雄浑宏伟,身躯比例粗短,头大,颈圆粗且长,为北朝石窟造像向唐代转变之典型风格。
唐代石窟主要分布在富县以南。其代表为洛川县仙宫寺石窟,凿于永泰二年。方形平顶形窟,后壁佛坛上为三世佛,左右阿难、迦叶,两壁八菩萨、二侍者。菩萨花髻,袒露胸臂,颈环璎珞,臂着腕钏,披帛璎珞由两肩下垂至腿,下裙紧贴双腿,如曹衣出水。面相丰满,长眉,肌肤丰满圆润,上腰欹斜,富有青春的活力。造像自由运用贴泥条和浅阶梯式与阴线结合的艺术手法,表现肌肤圆滑、衣裙透肌的真实感觉,配合华丽的火焰轮光,堂皇富丽。
唐代民间小窟的代表作有:凿于景龙二年的富县石泓寺二窟、铜川市金锁关石窟和凿于垂拱四年的摩崖造型龛以及延长县石佛村出土的一铺石雕。石佛村石雕观音菩萨像,身穿布衣,左手提净瓶,右手柳枝搭肩,凝眸远眺,伊然是在田间劳动之中舒腰直身远望的陕北农妇的造像。力土形象则粗犷简括,双腿叉开,挺胸扭腹,张口瞪目,状如吼狮,虽仅70厘米高,却令人生畏。
五代、北宋石窟
五代造像见于甘泉县白鹿寺,系出自后晋天福年间党项羌族工匠之手。
北宋军州石窟集中在延安地区,其开窟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分布之广在陕北都是空前的。除南部富县凿于开宝六年的大佛寺石窟、黄龙县凿于天圣十年的阿师崖寺石窟等外,大规模开窟造像都是在北宋和西夏长期地大规模战争期间,随着城寨的修建发展起来的。它们的开凿者除善男信女、过路客商外,大多是保卫城砦的兵马钤辖、指挥和下层弓箭手兵民,开窟造像起着稳定军心、保卫城砦、保家卫国的作用。宋代的代表石窟为:子长县北钟山石宫寺、延安市清凉山万佛洞、黄陵县双龙千佛洞、志丹县吕川石宫寺、狄青城石空寺、安塞县石子河石窟等。大窟多为寺庙形制,中心为佛坛,坛上前后并列八柱、四柱或左右屏壁、倒凹字形屏壁。造像多为三世佛、阿难、迦叶,文殊、普贤,观音、势至,十六罗汉、天王等,四壁遍雕千佛或说法、涅槃、金棺说法等佛传故事。造像写实并具有浓厚的陕北地方特色。延安地区北宋石窟造像风格可以概括为三类,即以王信、薛成、冯义、孙友、孙玉石匠班子为一派,他们开凿的北部子长县北钟山石宫寺,风格浑厚质朴,厚重有力,重在形体,长于圆雕;以鄜州介端、介政、介处、介子元、介子用家族两代石匠班子为一派,所凿黄陵县双龙千佛洞和富县马蹄寺沟石窟,形体简括,重在线的表现,长于结构宏伟的佛传故事巨型壁雕;以王志为首的石匠班子所凿的安塞县石子河石窟、黑泉驿石窟,则兼两家之长,风格细致玲珑,堂皇富丽。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工匠的艺术创造,成为中国北宋佛教石窟艺术的代表性作品。
唐代内迁现志丹县、甘泉县洛河一带的党项羌族,后来成为北宋军队的蕃部、熟户,在宋对西夏的战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此时佛教在党项羌族也甚为流行。绍圣二年保安军开凿志丹县庙湾千佛寺,金皇统九年又于志丹县狄青城石空寺造像,风格粗拙、简括生动,与当地宋窟艺术风格迥异,男女供养人造像亦均圆领紧袖胡服系腰着长靴。
金以后各代石窟
金代石窟代表为;富县石泓寺、延安市清凉山4号窟、甘泉县老君寺崖墓石窟。元代石窟代表为:佳县佛堂寺、富县松树沟造像群。金、元石窟形制、内容和造像皆因袭北宋石窟。
明代石窟群主要分布在榆林地区,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分布之广,比宋代有过之无不及。其代表石窟为榆林红石峡石窟群,安崖乡金佛寺石窟群,神木县的东山万佛洞,高家堡千佛洞、万佛洞、虎头峁伏智寺,米脂县万佛洞,志丹县顺宁大佛寺等。明代西北的政治、军事、交通中心由延安北移榆林,设延绥镇,置榆林卫,成为防御河套蒙古的军事重镇的九边之一。明代大规模的开窟造像是在防御河套蒙古的战争中随着城堡寨的修建发展起来的。榆林于成化七年置卫筑城,成化二十三年就在城北长城镇北台下创建宏伟的红石峡石窟群,共27窟。虽然造像遭到严重破坏,但宏伟的规模和榆关雄峙、威震九边等64方巨大的悬崖镌壁,则仍充分显示明代边塞军镇石窟的特色。明代石窟形制继承宋代,造像的写实能力趋于衰落。内容多以佛教为主,又混合儒道,并渗入了民间故事传说和民俗内容。藻井亦多以八卦为中心,环以丹凤朝阳、二龙戏珠等多层装饰。民间雕刻艺术进入大型窟群,是陕北明代石窟的特色。另外,靠近内蒙古一带的明代佛教造像,以长方条石稍事雕琢,再以阴线划出五官、以平行阴线刻出服饰。这种北方民族的艺术风格,在中国历代石窟中也是具有特色的。
清代以后除开凿一些小窟和重修补塑历代大窟造像外,已无大规模开窟造像活动。
在中国石窟史上,陕北石窟无论是石窟形制还是造像风格都是自成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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