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角下的中国考古学——第七届东亚考古学大会(SEAA VII)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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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 月8 日至12
日,第七届东亚考古学大会在美国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大学举行。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350
余位学者 出席。大会共设44 个分会场,并发布了31
块海报。这是自东亚考古学大会举办以来,参加人数最多、议题最为广泛的一届。其中,与会中国学者超过百人(参会人员的数量以提交论文的作者名单统计,实际到会人员可能略低于此),占与会代表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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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以往各届大会,此次参会代表更加多元,研讨内容的时空跨度更大,针对性更强。大致归纳有如下一些议题:1.早期中国,从聚落到城市,社会复杂化进程,青藏高原的史前时代;2.史前时期的技术、经济与社会变化,考古新技术,生物考古,栽培与环境,食物与社会,冶金考古,陶器分析;3.海上丝路,海洋考古与历史,贸易、城市发展与航海;4.东亚考古中的民族主义,东南亚历史考古,日本考古,日本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外部影响,朝鲜考古,中朝关系(前2
世纪-10
世纪);5.景观考古、游牧社会与中亚,从天山到阿尔泰;6.遗产管理与考古学家的角色等。粗略统计,各国学者提交论文中的一半讨论的是中国考古学。
由于会议规模大,很难将各组讨论内容一一加以介绍,这里仅就部分热点议题做一概略的归纳介绍。新蒲京欢迎您官网 3
多学科交叉:为深入探讨青藏高原的史前文化提供支撑
青藏高原的史前时代为本届大会的一个热点,共设两个议题组。参会学者来自兰州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考古研究、四川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匹茨堡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各国学者通过在青藏高原的考古调查、动植物遗存分析和年代检测,报告了各自取得的成果。其中,兰州大学的学者认为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的扩散采取了三步走模式:即2万年前季节性游猎进入;距今5200
年前由黄土高原扩散至青藏高原东北部的河谷;距今3600
年前永久定居到高海拔地区。促使人类进入青藏高原并能够在高海拔定居的最主要因素是农牧业的传播。这一变化也可能导致了甘青地区生活在不同海拔高度的群体采用不同的生业以应对气候变化。
来自不同国家的科研团队依据各自的学科视角,从考古新发现、遗存分析、年代检测、动植物考古、古DNA、骨骼碳氮同位素、热时模型、岩画等方面对史前人类在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的族群迁徙、文化交流和生业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四川大学的学者通过对5
座遗址的研究,提出青藏高原多资源经济形成和发展的时间框架。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学者介绍了通过计算机模拟的青藏高原边缘早期生业剧变的机制和尺度。牛津大学的学者通过对四川安宁河谷考古资料的梳理和空间模式分析,对青藏高原东部早期遗存的比较尺度提出反思。年代问题历来是困扰青藏高原史前文化研究的难点,有学者就以往一些遗址年代的高估和断定等问题进行了热议。上述讨论为全面理解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的动力和机制提供了更多思考。
来自印度加瓦尔大学的Nautiyail
教授发表了“跨喜马拉雅前佛教时期的葬俗、熔融术及贸易兴起的考古新证据”的报告。(pyrotechnology
的pyro-系希腊语“火”之意。该词指用火加热冶炼制作金属、陶瓷、滑石等合成材料的专门技术。也有人将此词译为“熔融学”)跨喜马拉雅地区的喜马偕尔邦及印度北安恰尔邦地势险峻,属于高寒沙漠气候,是人类最不宜居地区。当地以往的考古主要针对公元10
世纪以来的佛教艺术和建筑。是否更早就有人生活在这里?尚不清楚。Nautiyal
介绍了近年在北安恰尔邦的Malari
遗址、喜马偕尔邦金瑙县的Lippa、Kanam、Ropa
遗址及Spiti河谷的新发现。这些遗址海拔2745-4500米。其中,喜马偕尔邦发现的均为石板墓,Malari
为洞穴墓,表现出强烈的区域色彩。墓中出有陶、铜、金、贝、坩埚、炉渣等遗物及大量装饰品,后者包括各类石珠、圆形贝饰、铜镯、金片和烧制的珠子。在Lippa
遗址还发现有石构建筑。墓中的随葬品显示此地可能存在一个手工业中心,并与周边贸易往来。其中,随葬陶器的种类和风格共性很强,表明葬俗各异的群体之间有密切的文化联系。以往在金瑙等地发现的陶器与北安恰尔邦、木斯塘、西藏西部的极为相似,说明跨喜马拉雅地区的居民长期使用类似陶器,但埋葬习俗则各不相同。测年结果表明墓葬的年代上限达公元前6~5
世纪。 Nautiyal
根据出土坩埚和炉渣认为,当地存在金属冶炼并有掌握了非金属熔融术的专业匠人。通过对表面挂釉滑石珠的成分分析,可知其烧成温度超过900
度。但也有学者根据当地滑石原料不佳,对此类制品是否为当地所产持怀疑态度。其他各类装饰珠(玛瑙、绿松石、海贝、肉红石髓、滑石等)的发现为跨喜马拉雅地区的内外交流提供了线索。研究者指出,此地的玛瑙可能是从印度河流域传往西藏,绿松石则反方向从西藏传往印度。经对贝类装饰品原料检测,证实全部为产自沿海的印度铅螺(Turbinellapyrum)。此类材质的使用可追溯到公元前三千纪,并延续至历史时期。此类物的出现为沿海与跨喜马拉雅最早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物证,也为早期贸易通道的重建提供了可能。目前在印度尚未发现绿松石矿,其来源还有待研究。
印度在此地的考古远远落后于我国西藏和尼泊尔。上述工作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也为公元前6-5
世纪当地的族群、手工业和贸易流通提供了考古和年代证据。这一发现对我国西藏考古及相关研究有重要启示和参考价值。新蒲京欢迎您官网 4新蒲京欢迎您官网
从点到面:植物考古学研究的新进展
近十年来,中科院的学者在微体植物遗存鉴定有长足的进展,在农业起源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其中,如何准确鉴定古遗址中粟及近缘野生祖本是植物考古学家关注的热点。植硅体分析技术最近在鉴定农作物种类、确认驯化种和野生祖本研究中被广泛应用。通过对黍、粟、稗及狗尾草等植物小穗稃片中植硅体形态的比对,首次建立了黍、粟、稗的植硅体形态鉴定标准,进而利用统计学建立了区分驯化粟及祖本青狗尾草、以及其他几种狗尾草属野生近源种的标准,为解决粟、黍起源和传播中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难题提供了新途径。
随着科技考古(动植物考古、同位素分析)
数据的积累,对史前人类生业模式的探讨正经历从少数重点遗址扩展到更大的空间尺度的研究,为认识不同时空阶段人类适应环境升级方式的异同提供科学依据。淮河流域的植物考古显示,上游河段在距今8000
年前已出现粟-稻混作现象;但中游河段的粟-稻混作迟至距今6000
年左右才出现,这可能反映了不同区域的环境差异和人类的应对方式。兰州大学的学者通过对柴达木盆地5
个典型遗址的动植物遗存分析和年代检测指出,诺木洪文化群体的年代应在1400BC-450
BC之间,其生业方式包括了种植大麦、黍(可能辅以少量小麦、粟)、养殖牦牛、羊及少量的狩猎活动,以适应柴达木盆地恶劣的气候和环境。这项研究显示出史前人类生业模式的探讨正在从少数重点遗址扩展到更大的空间尺度,将有助于了解不同时空阶段人类应对环境变化的方式提供科学依据。
中科院学者用海报介绍了通过对陕西汉阳陵15
号外藏坑和西藏阿里噶尔县苯教寺院古如江寺所出植物遗存中的植钙体进行分子生物分析取得的重要成果。对比研究证实,此类遗存为茶叶,由此证明汉代皇室已有饮茶习俗。茶树在青藏高原无法生长,印度引种茶树也仅有200
来年历史。这一研究证明,至少在1800
年前,内地开始向西藏阿里地区输送茶叶。这提醒我们,丝绸之路很可能是网状结构,其中一个分支通向了青藏高原的。此项研究的另一价值是利用植钙体分析建立了茶叶类遗存的鉴定指标,对探索茶叶的起源有重要意义。茶叶的起源应该早于汉代,希望上述研究能进一步激励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加以重视。新蒲京欢迎您官网 5新蒲京欢迎您官网 6
海上丝绸之路:新的热点
有关海洋考古与文化交流是本届大会的热点。议题较多集中在历史时期的中国东南沿海和东南亚的考古发现、外销瓷、沉船与海洋贸易以及华南沿海汉人的形成发展、胡蕃融合等。也有学者介绍了菲律宾、马里亚纳群岛、我国台湾地区发现的西班牙殖民遗迹,爪哇等地发现的中国、越南、泰国的贸易陶瓷及中国古代窑业的伊斯兰文化、高棉陶瓷与中国陶瓷比较等。中世纪日本的对外联系主要依赖海洋,相关的讨论涉及都市化、海盗、商船分类、地理空间关系等。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约翰·迈克斯(John
N.Miksic)教授在大会闭幕前作了“公元1-1500
年海上丝绸之路”专题演讲。“海上丝路”的传统概念是古代中国经东南亚与西方的贸易史研究。迈克斯则站在东南亚的立场,运用考古、文献与民族志阐述以东南亚为中心的航海贸易史。其论点有三:1.以东南亚为中心最早的海洋淘金者是新石器时代的“马来-波利尼西亚人”。2.据考古资料与印度文献表明,印度与东南亚的贸易源于公元前300
年,远早于印度文字、雕刻、寺庙等文化特质的传播。3.港口、沉船等遗址记录表明,公元7
世纪以后,来自中国和阿拉伯的海商活跃于东南亚。这一新的学术动向值得关注。
技术方法突破:重新认识人类演化进程中的重大事件
随着科学方法和技术进步,以往考古研究和认识方面的某些局限将被突破。过去普遍认为,现代人最早在5-6
万年前扩散到亚洲东南部和澳洲。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的学者利用钾长石测年技术(据说该技术可将测年范围延长到距今50
万年。详情请查阅今年的《自然》杂志)的最新研究显示,人类至少在11.8
万年前已抵达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此外,古DNA
技术对欧亚大陆人群扩散的历史、动物驯化及传播等也在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手工业研究
有关中国古代手工业的讨论兹举两例:有学者研究了中国东部新石器时代玉珠、玉管的技术发展脉络,指出从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难度最大的钻孔技术经历了石锥、钻弓到管钻的变化。崧泽文化的进步得益于线切割、片切割和管钻的出现。良渚文化大墓出土玉珠、管的规整化现象既是技术进步的体现,也与玉管、珠的社会功能变化有关。
香港中文大学的学者梳理了战国铁工业的区域差异。考古证据表明,秦国的铁工业在生产规模上并无明显优势,甚至相对落后。三晋地区作为发明生铁技术和铁产品的制造中心没有异议,但不能因此忽略楚国。后者不仅较早普及了铁农具,战国时期的铁兵器与铁工具的制作也不亚于三晋。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战国时期三晋、楚、燕的铁工业各具特色,规模相当。反之,秦地墓葬所出铁器却不及以上地区。居址和作坊数据也显示秦国铁器生产的整体规模与列国存在差距。因此,秦国冶铁业的发展对秦帝国在统一进程中发挥的历史作用还值得三思,冶铁技术在长江流域的发展更要关注。
区域考古与国际化 本届大会四川考古研究院派出5
位代表参加,显示出该院对考古学研究国际化和培养学术带头人的高度重视。本届大会以“中国四川考古”设立一议题组,讨论内容涉及:“三星堆遗址考古新发现”“巴文化的新发现”“骆家沟汉代遗址”“成都平原史前遗址的地理空间分析”和“金沙遗址的聚落”。精彩的新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吸引了美、日、韩、澳大利亚及港、台地区的不少学者前来旁听,并展开了热烈讨论,显示出各国学者对中国和四川考古的关注。
东北亚、北亚和南亚考古
此次大会缺少对南亚的讨论。日本除前面提及的以外,仅有个别学者讨论了晚期绳纹时代和北九州早期石室墓的仪式活动。韩国学者热衷于讨论韩半岛青铜时代至三国时期的考古及考古的民族主义情绪。北亚及中亚的议题以阿尔泰
地区史前至匈奴考古为主。阿尔泰山跨越四国,有不同的语系,研究者也习惯按学术传统将此山系作为南西伯利亚、中亚和中国的分界。此次俄国学者的讨论多专注于遗址的景观、仪式、鹿石、岩画、游牧社会、气候环境等方面,大多缺乏新意。其中,O’Sullivan
的“区域间的交互与景观透视”通过对公元前2
千纪阿尔泰岩画的图案和各种显著特征的分析,强调阿尔泰山脉属于一个跨区域的社会——文化体系。宏观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岩画所处位置的生态地貌,这对探究岩画图案、载体、河流水系及山脉的内在联系很有帮助。此前,该区域的文化交流研究大都集中在铁器时代,但实际上有很多岩画属于青铜时代。
本届大会的另一亮点是有不少欧美留学生前来参加。相较于前几届大会,留学生的国际化程度更高。他们的报告大多介绍自己的课题或博士后期间的研究,角度较新颖。有很多留学生的海报做的很棒。大会的缺憾是有些议题过于宽泛,发言时间多,讨论时间短,这也是不少大会的通病。还有就是传统的中国考古发现研究不多,特别是周秦汉唐历史考古的内容太少。
为配合本届大会召开,哈佛大学美术馆专门举办了“中国西北史前陶器特展”(2016
年5 月21 至8 月14 日)。展出的60
件陶器为哈佛大学美术馆和皮博迪考古与民族博物馆的收藏,主要为来自中国西北地区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的陶器。在展厅特设了两个专柜,一个展出上世纪初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所出的彩陶;另一个放置中国甘肃省调查采集的制作彩陶的粘土、矿物颜料及彩陶复制品,以便观众深入了解彩陶的制作发展、工艺和跨区域的文化比较。该展览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助理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王安博士后、洪玲玉研究员和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傅罗文教授策划,北京大学李水城教授协助进行展品拣选、整理和相关研究。大会开幕前,哈佛大学美术馆专门举办了一场小型学术研讨会,邀请李水城教授和洪玲玉博士就这批展品的性质和内涵与部分参会学者进行了研讨对话。新蒲京欢迎您官网 7
(董广辉、杨晓燕、秦小丽、吕红亮、吴春明、洪玲玉、艾婉乔、傅罗文、安赋诗、唐小佳对本文均有贡献,特此感谢!)
补记:东亚考古学首届大会于1996
年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市举行。此后,大会每四年举办一届。后来的历届相继在英国多勒姆、韩国大田、中国北京、日本福冈、蒙古乌兰巴托举办。在本届大会上,朴洋震主席卸任。安赋诗(美国宾夕法尼亚印地安纳大学)担任新一届的主席。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6年7月29日第5版)

6月8日下午,为期四天的第八届“东亚考古学会”国际学术会议进入分组专题讨论环节。大会共设36个讨论组,共有约250余位学者进行发言。议题聚焦农业起源、奢侈品生产、游牧民族迁徙与融合、丝绸之路交流等。由于会议以专题分组讨论的形式举行,这里仅就部分议题做介绍。

专题讨论会场

东北亚史前考古新进展

基因学、语言学与考古学相融合,为以往的东北亚史前农业传播、区域交流等方面的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学研究所的Martine
Robbeets结合语言学、考古学和古
DNA的证据,提出了跨欧亚大陆语系的不同语族在东北亚传播受到农业分布影响的假说。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学研究所的李涛团队认为粟米驯化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朝鲜半岛的出现相对滞后于中国东北的现象表明了粟米可能的传播路线,基于中国东北、俄罗斯远东和朝鲜半岛已报导的考古遗存进行文化重建,通过一种比较的视角,将证明这些地区之间的互动和关系。

人口的迁徙或流动复杂且困难,其影响常常与周边受到冲击的文化的变迁混合在一起。不同国家的学者从遗传基因学、年代检测、古DNA分析等方面对东北亚地区史前人类的人口迁徙、生业方式、区域与文化交流进行了深入探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学研究所的宁超团队调查了来自俄罗斯阿姆河流域以及中国东北后套木嘎墓地的27个古人类样本的全组基因数据,通过分析认为东北亚人基因在当代的蒙古语、通古斯语和一些突厥语使用者的世系中是占据主导的,这些世系的祖先在东北亚的时间至少可以向前追溯11000年。现今中国境内的通古斯语使用者与其汉代祖先具有13-50%的相似血统,说明汉代的扩张在东北亚留下了重要的基因印记。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学研究所的Christina
Warinner团队通过调查来自库苏古尔、蒙古的青铜时代晚期赫列克苏尔墓葬中的20个人骨样本的全组基因数据,并通过科技手段对牙结石分析,观察到有限的来自欧亚草原西部的基因,在青铜时代晚期流入蒙古,而且西部草原的人群采用了驯化动物进行乳制品生产。以上材料为东北亚地区欧亚大陆人群扩散的历史、动物驯化及传播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专题讨论会场

无问西东—古代丝绸之路上的物质文化交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开始着眼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丝绸之路专题讨论组中,共有10位中外学者就考古视野下的丝绸之路进行探讨。丝绸之路上的商品交流绝对不是物与物之间的交换那么简单,人们在享受商品的同时,也会对商品背后的文化内涵产生兴趣,不断认识和探索着外面的新鲜世界。

繁荣贸易带来的财富同样吸引着维京时代远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们,据瑞典乌普萨拉大学Neil
Price介绍,这些北欧海盗们乘着他们的龙头长船向周围进发,经过里海、黑海与其他地区进行着商业往来,他们从事着皮毛、武器、琥珀的交易,其中也不乏奴隶贸易,所到之处被当地人称之为“罗斯人”。英国塞恩斯伯里日本文化艺术研究所的Simon
Kaner在发言中列举了东西方考古发现中的诸多“舶来品”,如瑞典维京聚落Helgo遗址出土的一尊铜佛像,学者认为该尊佛像成型于公元5世纪,大概来自印度北部;又比如日本冲之岛曾发现的萨珊玻璃碗碎片。瑞典乌普萨拉大学Charlotte
Hedenstierna-Jonson认为,维京人与波斯地区和拜占庭帝国有着紧密的贸易往来,其丝绸也主要来源于这两个地区,她指出维京人受到丝绸上异域纹饰的影响后可能将其用于石刻之上以不同的介质来表达图案。除了商品贸易外,丝绸之路沿线在史前时期就是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尤其是在农业的传播和扩散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可以说“种子”也曾行走于丝绸之路之上,不断演绎着世界农业文明的变化。来自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学研究所的Robert
Spengler以哈萨克斯坦Tasbas、Tuzusai遗迹和乌兹别克斯坦Tashbulak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为例,带来了题为“丝绸之路上的植物考古”的报告。

茶歇期间与会学者交流讨论

匈奴考古—游牧人,欧亚大陆文明的连接纽带

北方游牧民族兴起后,草原地带作为中原与中亚、西亚交流中间地带的作用越发明显,成为沟通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广阔的草原也成为文化“演化”的熔炉与平台。以前,国际上对匈奴等游牧民族的考古研究多以墓地为主,在本次大会上,来自蒙古、日本等高校和考古研究机构的学者共提交了8篇论文,内容涉及匈奴聚落形态、手工业生产与技术、金属冶炼、考古资料数据化保存等多个方面。

来自日本札幌学院大学的Isao
Usuki首先介绍了位于蒙古乌拉巴托以东150公里的Khustyn
Bulag遗址,该遗址年度跨度较大,曾出土青铜时代积石墓、匈奴时期炼铁遗存等重要发现,对研究匈奴具有重要意义。随后,日本东北学院大学佐川正敏Masatoshi
Sagawa简要介绍了Khustyn
Bulag第二和三号遗址(KBS2,KBS3)发现的匈奴时期砖瓦窑址以及出土砖瓦。值得一提的是KBS3中发现窑室、火膛、窑门均保存完整的窑址一处,根据遗迹现象推测附近可能还存在另一处窑址。通过与秦汉时期窑址与瓦当纹样的对比研究,佐川正敏认为其与秦和西汉早期窑址仍有较大区别,但与西汉中期以后的窑址从平面和规模上来看有相似之处;在纹样方面和秦汉葵纹、云纹有间接性联系;在瓦当制作技术方面,采用泥条盘筑法形成黏土圆筒未见切当技术,和两周时期制作技术相近。除了上述发现以外,Khustyn
Bulag遗址更令人关注的则是两千年前匈奴时期炼铁遗址。根据蒙古科学院和日本爱媛大学学者介绍,遗址中发现方形炼铁炉、炉渣废弃坑等遗存,出土有陶质鼓风嘴,其技术和中亚以及西伯利亚平原南部的块炼铁法相似,但有别于秦汉时期中原王朝。

专题讨论会场

青藏高原人类与环境的互动

青藏高原东北部是史前人类最早广泛居住的高原地带之一,这对于理解人类在高原的居住史以及人类对高海拔环境的适应至关重要。来自兰州大学、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学者对青海湖周围的151遗址进行了调查研究。151遗址是青海湖流域一处旧石器时代及后旧石器时代遗存,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石制品,并发现疑似灶址。距今15000年,人类首次到访此地,距今9000-6000年再次有人类在此频繁活动。初步研究表明,人类在青海湖一带的早期活动与最近一次冰川消融有关,并与细石器技术在中国北方的流行、传播相关。这对于人类早期向高原迁徙是具有启示作用的。人类的第二次活动,不仅与全新世早中期温暖稳定的气候有关,还受到周边地区粟作农业发展的刺激。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Jade
D’Alpoim
Guedes认为农业生产在陆地上以同等的可靠性传播,而最终农民的人口总是能够占据多数。但是,生态位模式则说明了采集者和农民是如何在青藏高原的生态边缘进行互动的,当海拔达到“第三极”,粟作农业的扩张呈现出边界效应。在这些地区,采集者保持着竞争优势。受到环境限制,只有在引入新的动植物组合时,类似于今天的高原经济才能繁荣,农民与牧民最终将侵占采集者的领地。

近年来,研究人类在青藏高原的迁移殖民的时间和路线成为热点。但人类何时到达海拔4000m以上的地方,仍存在争议。来自四川大学的吕红亮根据通天河上游考古调查发现的细石器制造的证据推断,认为在全新世早中期,狩猎者曾频繁地造访此处并在此停留。

此议题中还对历史时期的青藏高原有所涉及。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团队发表了题为“7-9世纪吐蕃帝国的兴衰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的报告,吐蕃帝国是7-9世纪唯一一个疆域超出青藏高原范围的统一的强大帝国。通过利用湖底纹泥沉积的记录获取精确的年代数据,看出温暖湿润的气候提高了牲畜数量和粮食产量,并促进了雅砻江流域一个游群的兴起,这个小游群最终扩张成强大的帝国。而9世纪中期的气候恶化可能导致了吐蕃帝国的崩溃。这对研究青藏高原人类与环境的互动有重要意义。

茶歇期间与会学者观看海报

陶瓷的生产与传播

陶瓷器在日常生活和随葬中占有重要地位。暨南大学的Michele Huberte Serafine
Demandt通过对岭南地区陶器生产模式的思考来探索青铜时代中晚期的生产机制的革新,这对研究青铜时代中期岭南地区的社会和经济、早期陶器在中国南部地区的地位、分布及发展有重要意义。

学者们对于南方地区陶瓷器的来源、区域特征与区域间的交流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南京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李泽群用类型学和科技手段分析了环太湖地区居址、墓葬和窑址中的东周时期原始瓷,提出太湖北部和东部的原始瓷产品产自不同地区,其中一个来源于德清市龙山地区的窑址群,另一个来源于湖州市青山地区窑址,在环太湖地区形成的复杂的交通网络中,苏州市和无锡市可能是原始瓷的重要再分配中心。北京师范大学的丁雨则通过非洲东海岸出土的龙泉青瓷推断中国和非洲的贸易交流在郑和之前就有发生。

专题讨论会场

甘肃洮河流域的考古研究

哈佛大学傅罗文教授领导的中美洮河流域考古队在洮河流域发现了大量的不同阶段的史前遗址,并采用科技手段,对这些史前遗址做了深入研究。来自牛津大学、山东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学者团队根据齐家坪遗址获取的浮选样本,提出农业是齐家坪生业经济的重要成分,作物主要是粟和小麦。他们将其与该地区宋代时期浮选样本进行对比,发现在后期小麦取代了粟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哈佛大学的学者则致力于利用现代先进的技术手段,搜集齐家坪上世纪70年代和本世纪初田野工作的原始数据,对考古记录进行对比、补充,增进对该文化的理解。

在史前遗址中,对陶器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印第安纳大学的洪玲玉教授通过比较从作坊收集的陶泥与陶片与考古样本的化学成分,扩展对考古样本的理解。这种文化群落考古学为探究洮河流域陶器生产的技术选择与社会背景提供了切入点。牛津大学的
Anke
Hein通过安特生当年发掘的辛店文化材料与近年发现的其它遗址的辛店文化材料进行比较,取得新的关于遗址、文化和陶器之间关系的视角。伴随着对陶器的深入研究,除陶器类型学外其它形式的分析也开始普及。麦吉尔大学的Andrew
Womack为保存和共享不同类型的岩相分析数据建立了建立中国陶器岩相学数据库,通过这一平台获取中国史前时代不同阶段、不同地域的陶器岩相学数据,并促进数据的标准化。这有助于比较邻近地区的陶器样本和地质样本,进而加深对于陶器生产和交易的理解。

闭幕式上东亚考古学会主席、美国宾夕法尼亚印地安纳大学Francis
Allard教授发言

多角度、全方位的综合考古研究时代已经来临

“由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逝去的整个世界,包罗万象,因此可以进行研究的课题几乎涉及现有的自然科学各学科。各学科的研究分支之广、之细,研究手段之多,恐怕是我们这一代老去的考古学人所没能了解的。”这是邵望平先生曾就多学科合作写给年轻学者的寄语,她还说到“我们希望当代的年轻学者要了解一些高新技术,至少是掌握多学科的信息,要‘挖空心思’去做一个多学科合作研究复原古代社会全方位真实面貌的开拓者。”
青年考古学者作为考古学的生力军,在考古发掘和研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从此次参会的亚洲、欧美洲研究生数量上便可见一斑。

在商代淮河流域聚落与社会的专题讨论中,5位拥有不同学科背景、来自不同院校的青年考古学者分别以安徽阜南台家寺遗址为例对相关研究进行交流与切磋。台家寺遗址考古队负责人、武汉大学何晓琳首先介绍了遗址发掘进展和主要成果,遗址的年代自早商时代晚期延续到晚商时代早期;值得一提的是台家寺遗址的铸铜手工业遗存遗迹和遗物俱全,其铜容器铸造活动证据链完整。这是在商代两处都城遗址以外的首次发现的,陶范数量和铸造器类最多的一个遗址。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刘思然通过X射线荧光分析仪(PXRF)对土壤进行成分分析,发现了地层中含铜、钙较高的灰白土结面。据推测,该结面为原始铸铜的操作面,而较高的钙含量,可能是因为当时人们以石灰类材料铺地面用于防潮处理,并确认了该遗址应用纯锡料配置合金,在废弃堆积的炼渣中检测出这里存在过铜精炼活动,也存在过青铜器的铸造活动,且使用了纯锡配置合金。随后,来自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珍珍,哈佛大学jada
Ko、吉林大学廖雪竹等3位学者分别从植物考古、遗址出土卜甲卜骨以及体质人类学三方面对台家寺遗址进行了全面解读。

除了国内的多学科合作外,国际间的考古交流与合作项目也更加频繁和全面。南京大学张良仁向与会学者介绍了近些年的中外联合考古合作项目,展示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走出去”的中国考古学。此外,本次会议还为法国-朝鲜合作的开城考古项目设立了专题讨论组,来自法国远东学院的Elisabet
Chabanol介绍了2011年以来该项目的缘起、主旨和阶段性成果。来自朝鲜的学者Jun
Gyong Choe和Chol Jun Ri则汇报了有关开城的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

闭幕式现场

部分志愿者合影

11日下午,在36个专题讨论全部结束后,举行了简短的闭幕式。东亚考古学会主席、美国宾夕法尼亚印地安纳大学Francis
Allard教授宣布本次盛会圆满落幕,他对会议的主办方、承办方以及所有学者特别是辛勤付出的志愿者表示由衷的感谢。22年来东亚考古学会的队伍不断壮大、在知名学者的支持和大批青年学者的加入下已取得巨大的进步,并收获了丰硕的成果。在不同母语背景下,来自不同国度的学者仍能进行行之有效的学术交流。对于下届东亚考古学大会的举办地,他表示仍在商议之中,暂时还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

审稿:张良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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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 东亚考古的情怀与使命—东亚考古大会侧记 发布时间:2018-06-12

6月8日下午,为期四天的第八届“东亚考古学会”国际学术会议进入分组专题讨论环节。大会共设36个讨论组,共有约250余位学者进行发言。议题聚焦农业起源、奢侈品生产、游牧民族迁徙与融合、丝绸之路交流等。由于会议以专题分组讨论的形式举行,这里仅就部分议题做介绍。

专题讨论会场

东北亚史前考古新进展

基因学、语言学与考古学相融合,为以往的东北亚史前农业传播、区域交流等方面的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学研究所的Martine
Robbeets结合语言学、考古学和古
DNA的证据,提出了跨欧亚大陆语系的不同语族在东北亚传播受到农业分布影响的假说。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学研究所的李涛团队认为粟米驯化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朝鲜半岛的出现相对滞后于中国东北的现象表明了粟米可能的传播路线,基于中国东北、俄罗斯远东和朝鲜半岛已报导的考古遗存进行文化重建,通过一种比较的视角,将证明这些地区之间的互动和关系。

人口的迁徙或流动复杂且困难,其影响常常与周边受到冲击的文化的变迁混合在一起。不同国家的学者从遗传基因学、年代检测、古DNA分析等方面对东北亚地区史前人类的人口迁徙、生业方式、区域与文化交流进行了深入探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学研究所的宁超团队调查了来自俄罗斯阿姆河流域以及中国东北后套木嘎墓地的27个古人类样本的全组基因数据,通过分析认为东北亚人基因在当代的蒙古语、通古斯语和一些突厥语使用者的世系中是占据主导的,这些世系的祖先在东北亚的时间至少可以向前追溯11000年。现今中国境内的通古斯语使用者与其汉代祖先具有13-50%的相似血统,说明汉代的扩张在东北亚留下了重要的基因印记。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学研究所的Christina
Warinner团队通过调查来自库苏古尔、蒙古的青铜时代晚期赫列克苏尔墓葬中的20个人骨样本的全组基因数据,并通过科技手段对牙结石分析,观察到有限的来自欧亚草原西部的基因,在青铜时代晚期流入蒙古,而且西部草原的人群采用了驯化动物进行乳制品生产。以上材料为东北亚地区欧亚大陆人群扩散的历史、动物驯化及传播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专题讨论会场

无问西东—古代丝绸之路上的物质文化交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开始着眼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丝绸之路专题讨论组中,共有10位中外学者就考古视野下的丝绸之路进行探讨。丝绸之路上的商品交流绝对不是物与物之间的交换那么简单,人们在享受商品的同时,也会对商品背后的文化内涵产生兴趣,不断认识和探索着外面的新鲜世界。

繁荣贸易带来的财富同样吸引着维京时代远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们,据瑞典乌普萨拉大学Neil
Price介绍,这些北欧海盗们乘着他们的龙头长船向周围进发,经过里海、黑海与其他地区进行着商业往来,他们从事着皮毛、武器、琥珀的交易,其中也不乏奴隶贸易,所到之处被当地人称之为“罗斯人”。英国塞恩斯伯里日本文化艺术研究所的Simon
Kaner在发言中列举了东西方考古发现中的诸多“舶来品”,如瑞典维京聚落Helgo遗址出土的一尊铜佛像,学者认为该尊佛像成型于公元5世纪,大概来自印度北部;又比如日本冲之岛曾发现的萨珊玻璃碗碎片。瑞典乌普萨拉大学Charlotte
Hedenstierna-Jonson认为,维京人与波斯地区和拜占庭帝国有着紧密的贸易往来,其丝绸也主要来源于这两个地区,她指出维京人受到丝绸上异域纹饰的影响后可能将其用于石刻之上以不同的介质来表达图案。除了商品贸易外,丝绸之路沿线在史前时期就是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尤其是在农业的传播和扩散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可以说“种子”也曾行走于丝绸之路之上,不断演绎着世界农业文明的变化。来自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学研究所的Robert
Spengler以哈萨克斯坦Tasbas、Tuzusai遗迹和乌兹别克斯坦Tashbulak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为例,带来了题为“丝绸之路上的植物考古”的报告。

茶歇期间与会学者交流讨论

匈奴考古—游牧人,欧亚大陆文明的连接纽带

北方游牧民族兴起后,草原地带作为中原与中亚、西亚交流中间地带的作用越发明显,成为沟通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广阔的草原也成为文化“演化”的熔炉与平台。以前,国际上对匈奴等游牧民族的考古研究多以墓地为主,在本次大会上,来自蒙古、日本等高校和考古研究机构的学者共提交了8篇论文,内容涉及匈奴聚落形态、手工业生产与技术、金属冶炼、考古资料数据化保存等多个方面。

来自日本札幌学院大学的Isao
Usuki首先介绍了位于蒙古乌拉巴托以东150公里的Khustyn
Bulag遗址,该遗址年度跨度较大,曾出土青铜时代积石墓、匈奴时期炼铁遗存等重要发现,对研究匈奴具有重要意义。随后,日本东北学院大学佐川正敏Masatoshi
Sagawa简要介绍了Khustyn
Bulag第二和三号遗址(KBS2,KBS3)发现的匈奴时期砖瓦窑址以及出土砖瓦。值得一提的是KBS3中发现窑室、火膛、窑门均保存完整的窑址一处,根据遗迹现象推测附近可能还存在另一处窑址。通过与秦汉时期窑址与瓦当纹样的对比研究,佐川正敏认为其与秦和西汉早期窑址仍有较大区别,但与西汉中期以后的窑址从平面和规模上来看有相似之处;在纹样方面和秦汉葵纹、云纹有间接性联系;在瓦当制作技术方面,采用泥条盘筑法形成黏土圆筒未见切当技术,和两周时期制作技术相近。除了上述发现以外,Khustyn
Bulag遗址更令人关注的则是两千年前匈奴时期炼铁遗址。根据蒙古科学院和日本爱媛大学学者介绍,遗址中发现方形炼铁炉、炉渣废弃坑等遗存,出土有陶质鼓风嘴,其技术和中亚以及西伯利亚平原南部的块炼铁法相似,但有别于秦汉时期中原王朝。

专题讨论会场

青藏高原人类与环境的互动

青藏高原东北部是史前人类最早广泛居住的高原地带之一,这对于理解人类在高原的居住史以及人类对高海拔环境的适应至关重要。来自兰州大学、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学者对青海湖周围的151遗址进行了调查研究。151遗址是青海湖流域一处旧石器时代及后旧石器时代遗存,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石制品,并发现疑似灶址。距今15000年,人类首次到访此地,距今9000-6000年再次有人类在此频繁活动。初步研究表明,人类在青海湖一带的早期活动与最近一次冰川消融有关,并与细石器技术在中国北方的流行、传播相关。这对于人类早期向高原迁徙是具有启示作用的。人类的第二次活动,不仅与全新世早中期温暖稳定的气候有关,还受到周边地区粟作农业发展的刺激。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Jade
D’Alpoim
Guedes认为农业生产在陆地上以同等的可靠性传播,而最终农民的人口总是能够占据多数。但是,生态位模式则说明了采集者和农民是如何在青藏高原的生态边缘进行互动的,当海拔达到“第三极”,粟作农业的扩张呈现出边界效应。在这些地区,采集者保持着竞争优势。受到环境限制,只有在引入新的动植物组合时,类似于今天的高原经济才能繁荣,农民与牧民最终将侵占采集者的领地。

近年来,研究人类在青藏高原的迁移殖民的时间和路线成为热点。但人类何时到达海拔4000m以上的地方,仍存在争议。来自四川大学的吕红亮根据通天河上游考古调查发现的细石器制造的证据推断,认为在全新世早中期,狩猎者曾频繁地造访此处并在此停留。

此议题中还对历史时期的青藏高原有所涉及。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团队发表了题为“7-9世纪吐蕃帝国的兴衰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的报告,吐蕃帝国是7-9世纪唯一一个疆域超出青藏高原范围的统一的强大帝国。通过利用湖底纹泥沉积的记录获取精确的年代数据,看出温暖湿润的气候提高了牲畜数量和粮食产量,并促进了雅砻江流域一个游群的兴起,这个小游群最终扩张成强大的帝国。而9世纪中期的气候恶化可能导致了吐蕃帝国的崩溃。这对研究青藏高原人类与环境的互动有重要意义。

茶歇期间与会学者观看海报

陶瓷的生产与传播

陶瓷器在日常生活和随葬中占有重要地位。暨南大学的Michele Huberte Serafine
Demandt通过对岭南地区陶器生产模式的思考来探索青铜时代中晚期的生产机制的革新,这对研究青铜时代中期岭南地区的社会和经济、早期陶器在中国南部地区的地位、分布及发展有重要意义。

学者们对于南方地区陶瓷器的来源、区域特征与区域间的交流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南京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李泽群用类型学和科技手段分析了环太湖地区居址、墓葬和窑址中的东周时期原始瓷,提出太湖北部和东部的原始瓷产品产自不同地区,其中一个来源于德清市龙山地区的窑址群,另一个来源于湖州市青山地区窑址,在环太湖地区形成的复杂的交通网络中,苏州市和无锡市可能是原始瓷的重要再分配中心。北京师范大学的丁雨则通过非洲东海岸出土的龙泉青瓷推断中国和非洲的贸易交流在郑和之前就有发生。

专题讨论会场

甘肃洮河流域的考古研究

哈佛大学傅罗文教授领导的中美洮河流域考古队在洮河流域发现了大量的不同阶段的史前遗址,并采用科技手段,对这些史前遗址做了深入研究。来自牛津大学、山东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学者团队根据齐家坪遗址获取的浮选样本,提出农业是齐家坪生业经济的重要成分,作物主要是粟和小麦。他们将其与该地区宋代时期浮选样本进行对比,发现在后期小麦取代了粟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哈佛大学的学者则致力于利用现代先进的技术手段,搜集齐家坪上世纪70年代和本世纪初田野工作的原始数据,对考古记录进行对比、补充,增进对该文化的理解。

在史前遗址中,对陶器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印第安纳大学的洪玲玉教授通过比较从作坊收集的陶泥与陶片与考古样本的化学成分,扩展对考古样本的理解。这种文化群落考古学为探究洮河流域陶器生产的技术选择与社会背景提供了切入点。牛津大学的
Anke
Hein通过安特生当年发掘的辛店文化材料与近年发现的其它遗址的辛店文化材料进行比较,取得新的关于遗址、文化和陶器之间关系的视角。伴随着对陶器的深入研究,除陶器类型学外其它形式的分析也开始普及。麦吉尔大学的Andrew
Womack为保存和共享不同类型的岩相分析数据建立了建立中国陶器岩相学数据库,通过这一平台获取中国史前时代不同阶段、不同地域的陶器岩相学数据,并促进数据的标准化。这有助于比较邻近地区的陶器样本和地质样本,进而加深对于陶器生产和交易的理解。

闭幕式上东亚考古学会主席、美国宾夕法尼亚印地安纳大学Francis
Allard教授发言

多角度、全方位的综合考古研究时代已经来临

“由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逝去的整个世界,包罗万象,因此可以进行研究的课题几乎涉及现有的自然科学各学科。各学科的研究分支之广、之细,研究手段之多,恐怕是我们这一代老去的考古学人所没能了解的。”这是邵望平先生曾就多学科合作写给年轻学者的寄语,她还说到“我们希望当代的年轻学者要了解一些高新技术,至少是掌握多学科的信息,要‘挖空心思’去做一个多学科合作研究复原古代社会全方位真实面貌的开拓者。”
青年考古学者作为考古学的生力军,在考古发掘和研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从此次参会的亚洲、欧美洲研究生数量上便可见一斑。

在商代淮河流域聚落与社会的专题讨论中,5位拥有不同学科背景、来自不同院校的青年考古学者分别以安徽阜南台家寺遗址为例对相关研究进行交流与切磋。台家寺遗址考古队负责人、武汉大学何晓琳首先介绍了遗址发掘进展和主要成果,遗址的年代自早商时代晚期延续到晚商时代早期;值得一提的是台家寺遗址的铸铜手工业遗存遗迹和遗物俱全,其铜容器铸造活动证据链完整。这是在商代两处都城遗址以外的首次发现的,陶范数量和铸造器类最多的一个遗址。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刘思然通过X射线荧光分析仪(PXRF)对土壤进行成分分析,发现了地层中含铜、钙较高的灰白土结面。据推测,该结面为原始铸铜的操作面,而较高的钙含量,可能是因为当时人们以石灰类材料铺地面用于防潮处理,并确认了该遗址应用纯锡料配置合金,在废弃堆积的炼渣中检测出这里存在过铜精炼活动,也存在过青铜器的铸造活动,且使用了纯锡配置合金。随后,来自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珍珍,哈佛大学jada
Ko、吉林大学廖雪竹等3位学者分别从植物考古、遗址出土卜甲卜骨以及体质人类学三方面对台家寺遗址进行了全面解读。

除了国内的多学科合作外,国际间的考古交流与合作项目也更加频繁和全面。南京大学张良仁向与会学者介绍了近些年的中外联合考古合作项目,展示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走出去”的中国考古学。此外,本次会议还为法国-朝鲜合作的开城考古项目设立了专题讨论组,来自法国远东学院的Elisabet
Chabanol介绍了2011年以来该项目的缘起、主旨和阶段性成果。来自朝鲜的学者Jun
Gyong Choe和Chol Jun Ri则汇报了有关开城的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

闭幕式现场

部分志愿者合影

11日下午,在36个专题讨论全部结束后,举行了简短的闭幕式。东亚考古学会主席、美国宾夕法尼亚印地安纳大学Francis
Allard教授宣布本次盛会圆满落幕,他对会议的主办方、承办方以及所有学者特别是辛勤付出的志愿者表示由衷的感谢。22年来东亚考古学会的队伍不断壮大、在知名学者的支持和大批青年学者的加入下已取得巨大的进步,并收获了丰硕的成果。在不同母语背景下,来自不同国度的学者仍能进行行之有效的学术交流。对于下届东亚考古学大会的举办地,他表示仍在商议之中,暂时还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

审稿:张良仁

作者:荼荼 张小筑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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