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考古人 永远的故宫人——缅怀张忠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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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坚,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所长。此前长期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从事考古工作。澎湃新闻于今年四月专访了魏坚教授,他在受访时回顾了自己从吉林到内蒙的人生轨迹、张忠培先生对他的影响,到人民大学之后结合人大的区位优势及自己的学术经历进而提出“北方民族考古”的学科发展方向,以及草原文明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性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与体会。

永远的考古人 永远的故宫人——缅怀张忠培先生
发布时间:2017-07-31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作者:点击率:
他一生在想事,在想学问,想事业。——黄景略
他对文物保护事业有着深刻的思索,强调考古和保护的统一。他有自己的特点,坚持自己的观点。——谢辰生
他对故宫的保护和保管及规章制度的建立费尽心力,自己很努力,也启发了别人。——耿宝昌
他是一个能干事、敢干事、有办法干事的人。——严文明
他一心都扑在事业上,不论在什么时候,他总能顶住压力,想出办法。——徐光冀
张先生办事认真,对事不对人,他是一个透明的人。——李伯谦
他永远把事业放在第一位,对学生非常严格,但又极其关心。——叶小燕
我父亲是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是个视书籍为生命的人;父亲又是个工作狂,每天都在为事业拼命!——张晓悟
关强(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
张忠培先生是我国着名的考古学家,一生笔耕不辍,一世为人师表。他长期奋战在考古工作一线,亲自主持参与了很多重要遗址的考古工作,发表了200
余篇学术论文和专着,还力主启动并实施了“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化、生业与环境研究”课题,促进相关区域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先生在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方面建树颇丰,特别是对中国考古学文化谱系有着独到见解。他提出的“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考古治学之道,“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相互补充、互为一体的田野考古工作方法,“谱系论”“国家论”“文化论”的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发展演进规律等论断,既承袭了苏秉琦等老一辈考古学家的思想精髓,又展现了先生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学术水平,引领了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扩大了考古学的社会影响力。
张忠培先生是非常坚定的文物守护者,一直参与和支持国家文物局的工作,以一个考古学家特有的道德情怀和责任感、使命感,在考古管理,基本建设考古和文物保护、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世界遗产申报和管理等领域的重大问题上,秉公直言、坚守底线,积极向国家文物局建言献策,提出真知灼见。
张忠培先生也是永远的故宫人,他积极推动故宫博物院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是故宫博物院历史上锐意改革,创新实干的一位院长,也为中国博物馆界提供了很多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在这期间他积极推动各方达成共识,明确了故宫博物院的性质和职能。
张忠培先生是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创建者,桃李满天下。他带领吉大师生白手起家,扎根田间地头,专注教学科研,一步一个脚印,让吉大考古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学界和考古行业的一支专业力量,不少吉大考古人已经成为文博队伍的骨干和中坚力量。
张忠培先生是我的导师,从1985 年我考入他的门下到今年他溘然长逝,一共32
年。32 年来先生教了我很多知识,也教了我很多为人处事的方法,我很幸运32
年来一直追随在先生的身边,随时都得到他的耳提面命,先生既是我的严师也是我的慈父。
我们追忆张忠培先生,除了纪念先生在考古学建设和文博事业发展中的突出贡献,感怀先生独有的人格魅力外,更重要的是以先生为楷模,继承和发扬老一辈考古学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当前文博事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下,能够高瞻远瞩、主动作为、敢于担当,做好本职工作,服务国家大局,继续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切合中国实际的文博事业发展道路。
刘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张忠培先生本科和研究生阶段都是在北京大学度过的,他对在北大学习期间的老师有着深厚的情谊,这份情谊不是在口头上说,也不是在思想上想一想,而是在实际行动中做出来的。
今年是苏秉琦先生逝世20
周年,从去年开始张先生就设想和筹划,想在今年举办纪念苏先生逝世20
周年的活动,之前也非常关心苏先生讲义的整理和出版。苏先生已经去世20
年,他还能记得这个事情,这不是偶然,这是张先生对老师的一种深厚感情的具体表现,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早在10
年前,张先生就和徐苹芳先生商议,要以他们的老师宿白先生的名义编纂一部新的《中国陶瓷史》。自徐苹芳先生去世后,张先生继续承担了这项任务,他筹划、安排和督促各项工作,就连审稿也亲力亲为。这种高度的责任感,是对自己老师的负责,也是对老师的一份深厚的感情。
这两件事情,是张先生想完成但已无法完成的,我们要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来,以实现先生生前的愿望。张先生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为中国的考古事业费尽心力,自从1952
年踏上考古这条路,到今年整整65 年,一步也没有停歇过。2005
年邹衡先生临终的时候,张先生赶到医院,对着刚刚闭眼的邹先生说:“老邹,你对得起中国的考古事业,放心走吧。”今天我们也可以借用这句话,送给离开我们的张先生:“先生,你对得起中国的考古事业,放心走吧。”
吴振武 张忠培先生自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就到吉林大学任教,前后近30
年,亲手创办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张先生谢世“二七”那一天,吉林大学也举行了张先生的追思会。吉林大学是被国家指定整体进入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而其中考古学科又被国家指定为优先发展学科,希望能在若干年内建成世界一流的考古学科。因此,吉林大学的领导班子和全体师生对张先生创建和发展吉林大学的考古学科所作出的贡献特别感激,我这次是将全校十万师生对张先生的缅怀和崇敬之情带到会上的。
以往和张先生接触,从许多事情上感受先生的为人。先生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对工作极为认真负责,对后辈极为关心,他身上充满了老一辈学者的风骨。张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永远值得怀念的人。
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张忠培先生对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他的学生的培养、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中国考古学会乃至对中国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先生在教书育人方面注重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教诲学生学好哲学,培养科学思维。他所主持的蔚县晋中考古,奠定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基础,也建立了吉林大学结合考古实习,培养学生掌握田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基本训练的教学体系,树立了吉大考古热爱考古事业、重视田野考古、重视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的学术传统。
张忠培先生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有着很深的感情,认为中国最适合做考古研究的地方就是那里。在我入所工作直至走到领导岗位期间,他的很多真知灼见我都应用到治所的实践之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先生不仅是我进入考古领域的第一个导师,也是指导我治所的导师,我担任考古所领导先后近二十年,各位学界前辈和同仁都以各种形式对我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和支持,其中张先生是对我帮助最大的长者之一,是我名副其实的恩师。
张忠培先生一直积极倡导要及时编写考古发掘报告,他在各种场合都大声疾呼要抓紧考古报告的编写,自己也身体力行。长期以来,考古发掘报告的出版经费一直是制约各地考古发掘报告出版的“瓶颈”,正是在先生的大力倡导下,国家文物局于十年前专门设立了考古发掘报告出版经费,并提出原则上发掘结束后三年内应当完成发掘报告编写任务的要求。这一系列措施,有力地促进了考古发掘报告的出版,使一大批考古发掘报告得以及时出版,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2008年,经历了八年整顿而一直未能开展正常活动的中国考古学会终于恢复了活动,成立了第五届理事会,张忠培先生为学会的正常活动付出了大量精力。2013
年,也是在张先生的主导下,中国考古学会顺利实现了换届。中国考古学会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发展,是与张忠培先生对学会投入大量精力密不可分的。
张忠培先生在文物保护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不亚于他在考古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从文化遗产不能再生的角度来说,他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意义更为深远,一直倡导要把考古学纳入到文物保护体系之中。
郑欣淼(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故宫研究院院长)
张忠培先生对故宫博物院的学术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张先生在故宫博物院院长任上,为故宫博物院的学术建设做了很多大事。首先是有计划的大规模引进人才,主要是高校毕业生。我认为是他开启了故宫博物院自觉培养人才的时代,这不仅是故宫博物院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故宫博物院发展的百年大计。
第二是培养人才。张先生受过严格的高校教育,所以他对学术的规范性相当重视。高校毕业生到故宫以后,一般都有着很好的知识基础,有一套学术规范,然后和故宫的学术传统结合,张先生也非常重视这一点。在张先生的要求下,这批年轻人热爱文物、熟悉文物、研究文物,二三十年离不开文物,朝夕相处,许多人成为知名专家。
张忠培先生在故宫学术史上的贡献,如果放得长远一点来看,有更深刻的意义。故宫博物院成立的时候,是作为一个学术机构出现的。张先生所做的人才引进、人才培养,正是恢复故宫作为一个学术机构的本来面貌。
十几年来,张忠培先生一直是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的副主任,他对这份工作极为认真,也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故宫博物院作为一个学术机构的面貌和学术故宫的建设,与张先生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
陈雍、许伟、张文军(吉林大学考古专业73
级学生代表、第一批留校青年教师)

我们的大学老师张忠培先生走了,走得那么突然,走得那么遥远,他要到另一个空间继续走出自己的路。
从1973 年9 月到2017 年7 月,我们追随先生45
年。在吉林大学期间,我们经历了由历史系考古专业到考古学系的发展,同时经历了由学生到老师的转变。在这两个过程里,我们学习和践行张先生创办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办学宗旨和教育思想,在苏秉琦先生指导与先生率领下,师生戮力同心,艰苦奋斗,立足田野考古,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四十多年来,我们一直追随张先生,学习关于研究考古学文化的方法论和谱系学说,学习关于研究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方法,先生在文化考古学和社会考古学以及考古学理论方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永远让我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从北京大学的《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元君庙仰韶墓地》《华县泉护村》,到吉林大学的《蔚县考古报告》和《太谷白燕》《晋中考古》《忻州游邀考古》,是先生一生考古研究与考古教学相结合的完整逻辑过程,是他考古学思想与理论方法的结晶,必将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圭臬。
张先生走了,突然地走了,永远地走了!望着他远去的身影,留下了永远的思念!
江文辉(湖南省文物局副局长)
张忠培先生作为湖南人,对家乡的文物事业非常关心。湖南的文物考古事业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先生的支持和关心。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张忠培先生就十分关注湖南的文物考古工作,利用回乡的机会考察湖南的古遗址和考古新发现,指导湖南的考古工作。先生对湖南文物考古业务工作的指导,留给了我们宝贵的学术财富。湖南的史前考古、商周考古、秦汉考古和后来历史时期考古都离不开先生的关心和指导,很多成绩就是在先生的直接指导下获得的。
先生为湖南的文物保护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对里耶古城、炭河里遗址、汉长沙国王陵、铜官窑遗址等重要遗址的保护工作都提出过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这些宝贵意见与建议使我们进一步明晰了工作思路。
先生十分关心家乡的考古和文物保护,其拳拳之心带着对家园故土的深情厚意,带着对湖南这片土地赤诚和热爱。这一点,从老司城的考古、保护与申遗等工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先生走了,但先生所开创的事业还在继续发展,我们一定会牢记先生的教诲,把湖南的文物考古工作做好,把湖南的文化遗产事业强力推进下去,我们将以实际行动和具体工作来报答先生的教诲。坚信湖南的文化遗产事业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刘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张忠培先生的学问发轫于元君庙,成熟于黄河中游,放眼于泱泱华夏。浙江的考古与文物保护事业,都得到了先生非常大的帮助。从1986
年反山墓地的发掘,1987 年瑶山祭坛的发现,1992
年莫角山夯土台基的发掘,直到1996年良渚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确定,良渚遗址的发现与保护,每一步都有先生劳碌的身影。在2007
年寻找良渚古城的过程中,张先生更是多次来良渚亲临指导,直到2016
年给习总书记写信,陈述良渚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发展高度以及良渚遗址“申遗”的意义。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事业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和先生是密不可分的。先生长期指导良渚考古,使良渚走过了从点到面、从考古发现到大遗址保护、从文化认识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阐说与实证的过程。将良渚遗址升华到“文明古国”的高度,体现了先生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强烈的民族自信和对遗址定位的高瞻远瞩。
从大遗址发掘到大遗址保护,再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我们实现了先生指出的“要在保护的前提下考古”的要求及先生提出的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要“遗址定性公园,公园表现遗址”的理念。
2008年,先生专程参与良渚博物院的展陈设计,提出了“雍容华贵,高雅亲切”的展陈理念,指出展陈要在“提高的基础上普及”。
“中华玉文化中心”落户良渚,“中华玉文化中心年会”与“中国古代玉器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的合二为一,是先生创造性的实现其“一个平台,两个吸纳,四个一”的玉文化中心发展模式。
王炜林(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陕西省考古学会会长)
张忠培先生的学术生涯是从陕西开始的。几十年来,他情系陕西,足迹几乎遍及三秦大地,始终将这里作为他的另一个故乡,曾多次表示“坐落于渭河流域的西安,是我考古学道路起步的地方,渭河流域是我从事考古的故乡。”
他不仅是陕西现代考古事业的重要开拓人,也是陕西文物事业发展的引领者和助推者。正是因为这层关系,先生在陕西文博界拥有非常崇高的地位。
张忠培先生在陕西的考古工作是开创性的,其学术思想博大精深。 1955
年,先生在半坡遗址第一次亲手触摸到考古材料,从此拉开了他考古人生的序曲。从此之后,他带领学生在华县、渭南的考古调查,元君庙墓地和泉护村遗址的发掘,首次在一个区域确立考古学文化年代标尺,开创全面揭露和研究墓地的方法、考古学文化分析和不同文化的比较等,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先生不断探索陕西在中国文明形成中的重要地位,并敏锐认识到渭河流域在古代中国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主根脉”的地位。
先生从陶器入手,构建了渭河流域和其他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和时空框架,探讨各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及诸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序列与谱系等问题,即着名的“谱系论”,这是对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的践行和升华。
在先生的大力倡导下,国家文物局启动了“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化生业与环境研究”课题。其中陕北地区的考古工作使得该区域停滞多年的史前考古重新得以开展,新发现了一大批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套项目的实施和石峁遗址的重新发现,充分证实了先生关于该区域文化面貌、文化内涵的认识,以及陕北地区在中国文化形成过程中所处地位的推测,同时也从空间上填补了先生关于陶鬲分布范围内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架构。
王光尧
张忠培先生对故宫博物院事业的关心,三十多年来不曾有任何改变。他对故宫的完整性给予特别关注;他从考古学的知识出发,把故宫地上现存的古建筑和地下的历代建筑遗址,视为一个变化、叠加的整体,这种理念对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保护具有指导作用;他对故宫考古研究所和具有故宫特点的故宫考古学科的发展方向非常关心。
张忠培先生对师长非常尊重,对朋友非常真挚。他为人为事绝不爽约、答应的事一定要干好。先生虽为长辈大家,但对前来拜访的人都周到对待。
二十八年来,先生对我的教导不仅不曾中断,而且越来越宏观、也越来越细微。细想起来,先生对我的教导可以分为手把手的教、引导式的教、启迪式的教、轻松聊天中的问与促进四种不同的方式。他教我如何写文章,督促我阅读学习,指导我思考实践。对我严厉但又非常关怀。今天,张先生走了,我再也没有向先生汇报的机会了,再也没有坐在先生对面听先生提问、听先生指导、听先生批评的可能了。愿先生在天国里能继续研究心爱的考古学!
单霁翔 张忠培先生是当代最杰出的考古学家,最坚定的文物保护学者。
说张忠培先生是最杰出的考古学家,不仅仅因为先生毕生从事考古事业、为中国考古学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也不仅仅因为先生思考了考古学科自身的局限性,并为完善、建立中国考古学理论而做出了贡献。更为重要的是,在考古学之外,张忠培先生为全国的文物保护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努力。
张忠培先生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自己所钟爱的考古事业。从1958
年开始,先生在多处遗址或墓地主持大规模的考古调查、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工作,共发表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250
余篇,出版学术专着、合着、编着、文集20 余部,总字数超过500 万字。
在张忠培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时空是他的学术视角,比较是他的学术方法,透物是他的学术追求,见人是他的学术目的。他一生坚持从材料出发,脚踏实地、务实求真、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更具特色的“点线面”“时空人”“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替古人说话”“把死人说活”的中国考古学治学之道。他一生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几乎涉及到了考古学基础研究、专题研究、综合研究、理论方法研究以及文物保护研究等各个领域和层面。
说张忠培先生是最坚定的文物保护学者,不仅仅因为先生有正确的文物保护理念。更为重要的是,在重大的文物保护问题上,先生总是旗帜鲜明,秉公直言,同时又以深厚的学术根基,深入浅出地辨析论证,提出为文物保护赢得长远效益的实施方案。长久以来,先生始终奔走于全国各地的文物保护一线,致力于全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张忠培先生为故宫博物院的安全、完整和长远发展做出了重大和独到的贡献。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作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先生以考古学家的科学态度和严谨作风,为故宫博物院的全局性发展谋篇布局。面对“怎样办有故宫博物院特色的博物院”“怎样保护好紫禁城建筑及其文物”“怎样运转好故宫博物院这个机构”“如何筹谋故宫博物院的长远发展”等一系列作为院长必须面对的问题,先生用他的实际行动交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紫禁城、带给了故宫博物院近三十年来健康稳定的跨越式发展,也传承给了我们一位故宫博物院老院长做出的完美答案。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位培养出了无数优秀人才的老师、一位继承与发展了中国考古学伟大事业的学者、一位在国家文物保护事业中力挽狂澜的老专家、一位为故宫博物院永续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一笔的老院长,张忠培先生,离我们而去了。斯人已逝,精神长存。我们将在张忠培先生为我们开拓出来的道路上,继续前进。(本文据发言记录摘编而成,未经本人审阅)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7月28日5版)责编:韩翰

2018年6月20日上午,吉林大学召开了“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成立大会暨考古文博前沿论坛”。20日下午,与会代表进行了“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考古文博前沿论坛”议题分组讨论。就“考古学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前瞻”“走向世界的中国考古学”“世界变革中的中国博物馆”“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利用”“考古文博专业人才培养的机遇和挑战”“高校考古文博专业与科研院所的合作发展与协同创新”等议题分三组进行讨论。现将议题分组讨论会的发言整理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在大兴安岭考察岩画

新时代的考古学与学科建设的新担当

从吉林到内蒙

召集人:霍 巍

澎湃新闻:您学生时代是在吉林大学度过的,吉林大学的老师们和学术氛围,给了您怎样的启迪?

朱 泓

魏坚:这是两个阶段的经历。首先是在吉林大学求学。1978年在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以下乡知青的身份考入了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当时我填报的五所高校的十个专业方向中,几乎都是考古与历史,因为那个时候我十分单纯地认为,只有这个学科才是真正的学问。能够进入吉大学习考古,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选择。

李伯谦:

吉大特有的气质就是不尚奢华、不吹牛,踏踏实实做学问,这种气质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每一个学生的日常学习以及日后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长春的冬天比较长,那时的学生都穿着朴素,女生们几乎都是戴一副小套袖,胳膊下夹一个棉椅垫,中间夹着两本书,行色匆匆地忙着去读书。所以我说过,吉大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即便你没有能力考上吉大,到吉大旁听四年也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毕业生。

我和张忠培先生很早就认识,他创建吉大考古的过程我都知道。吉大考古发展到现在经历46年,从整个学科的发展史来看并不是特别长,但是发展的速度是有目共睹的。

吉大的考古也是朴实无华,吉大的考古就是在两位朴实无华的老师带动下发展起来的,这就是张忠培和林沄先生,他们也是我的两位导师。吉大考古的学生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养成了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我们出去考古实习的时候,都是自己背行李,准备生活用品,大家也从不乱花钱,当然那个时候也没钱可花。实习工地的食堂很多时候就是吃着小米饭和蒸鸡蛋羹,几乎没有肉吃,但我们都坚持过来了。

吉大考古进入了新时代,开启了新的篇章。我觉得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进入到一个新时代,但地层学、类型学等最基本的东西绝对不能丢。现在科学技术的运用我是大力提倡的,但都要为考古学服务。考古学就是研究历史、研究社会、研究人的精神,这就是主流。公众考古我也很支持,这是我们宣传研究成果的好手段。

吉大考古的重要特色是重视田野,张忠培先生就是以田野考古为第一要务,我们四年的本科学习中,有三个学期是在田野度过的。正因为如此,才使吉大的考古走上了比其他大学发展更快的一条道路。从中国高校考古专业的发展来看,50年代就有了北大考古,到1973年吉大才开始考古专业的招生,这当然和张忠培先生的苦心经营分不开,到我们78级才是第5届学生。但是经过近20年的发展,到三峡考古的时候(注:始于上世纪90年代,在修建三峡大坝前开展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从考古领队到队员,据说百分之六七十都是吉大毕业的,这就是一个学科成功的见证。可以说,吉大有这样的成功,是靠着老师的带领,靠着艰苦朴素的作风,靠着踏踏实实地做田野,才成就了吉大特有的气质,也由此而影响、造就了她的学生。

霍巍:

澎湃新闻:您从吉大毕业以后去了内蒙古,在内蒙的经历对您的学术研究有着怎样的影响?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考古学的新时代,强调考古学要完成由物质文化向精神文化研究的转变,今天的考古学和历史学及其他学科之间相互交叉融合,都有各自的特点。在当今多元技术体系下,考古学还是考古学,其他都是为考古学服务的。新技术要为考古学所用。

魏坚:我从吉大毕业后我就回到了内蒙古。毕业的时候张忠培先生几次找我谈,希望我能留校工作,可能也是希望我能够带田野实习,当考古队长。可我在当时家里长辈的影响下,就想回天地广阔的内蒙古开始我的考古生涯。我就说我父母年纪大了,弟弟妹妹都还小,我要回家掌握门户去。此外,东北和内蒙古有着很不一样的文化传统和习惯,加上我从小在内蒙古的生活经历,促使我想回到家乡。由于内蒙古广阔的地理范围和丰富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我在内蒙古的工作从一开始就非常繁忙。在地方上做考古工作,不可能像国家院所——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那样,分开做新石器、商周的、汉唐,研究方向跨度分得很细很严格,在地方上做工作不可能分这么细。我上大学时候我的老师张忠培先生是研究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我跟着学习,田野工作做起来也得心应手。后来回到内蒙古工作,不同年代、多层堆积的遗址都会遇到,我们不可能只去选择发掘自己愿意挖的遗址,需要遇到什么遗址和墓葬都要去做,没有挑剔的余地。又赶上那些年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比较多,因此,那些年我主持发掘的遗址、墓葬、城址就有六十多项,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到辽金元时期的城址和墓葬都有,出版的发掘报告和发表的文章在那个年代的省级考古所中也算是比较多的。那时候衡量我们学术研究的最高标准就是完成一部考古发掘报告,一部考古报告涵盖立项、发掘、整理、拼对复原和研究,再到多学科的合作研究,最后形成一本书需要长久的时间和多方面的工作才可能完成,每一部报告都需要主持者倾注心血,十分不易,因为这是最原始的资料和研究集成,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完全不同于现在,只写几篇文章发在核心期刊上就可以了。这样的报告,我完成了大概五、六部,应该说无愧于心了。

我们要做公众考古,但要好好摸索,要让公众认识到考古学在我们国民精神构建当中起什么作用,有什么意义和价值,而不是去无原则迎合公众的需求。我们的考古学也正在走向国际化,但境外考古的目标也要弄清楚。

此外,那时候内蒙古每年都要举办各种类型的考古和文物田野培训班,我们作为主要业务干部都要全力以赴地投入其中。时至今日,内蒙古各盟市旗县从事文博工作的专业人员,百分之六七十都做过我的学生。同时,我们在内蒙古大学还开办了研究生班,培养高层次的研究人才。可以说,作为一个热爱自己家乡的文物考古工作者,我们在20年前就把内蒙古100多个旗县的文物所差不多都建立起来了,与全国相比处在前列。到今天为止,全国很多省份的地县级文物管理部门都不健全。还有就是在内蒙古农村做知青的经历对我影响很大。那个年代,可能有一些人得到了锻炼,但也有人被耽搁了。我们把对这一段历史的评价暂且放下,我要说的是,那段生活对我后来从事考古研究有很大帮助,即便不从事考古,去做任何事情我认为都会有帮助。那时候我们关心国际局势、国家政策、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这些都融合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最接地气的。知青生活的经历,以及后来在乡下做考古工作,使我们和老百姓以及现实生活离得比较近,因此我也不会因为辛苦,待遇不好就轻易放弃。

水涛:

吉大用考古学院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定位,很精准。在前进的过程中也应抓住考古本身发展的规律性,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国际化等方面发力。总之要以考古为本,如果考古做不好,其他东西没有根基也长不了。我想我们静下心来再用十年把考古做大做强,实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魏坚:

中国考古学是在不断地发展,无所谓传统也无所谓新。今天所说的考古学是指近现代以田野发掘为基础的考古学。如果把这个称作传统考古学我觉得大可不必。

我不反对公众考古所做的一些事情,这是在向大众宣传考古,增加文物保护意识,促进文博事业的发展。我认为公众考古这个词不一定合适。从一定意义上说,公众不能考古。大学教育是要培养具备专业素质的人才,应注重对学生素质、技能的培养。

段清波:

我们用了几十年时间把中国境内的物质文化发展序列和谱系框架建立起来,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巨大成就。现在看来,国家需要的是在历史、艺术和科学三大价值基础上并超越三大价值的核心文化价值。我觉得在中国文化遗产事业进步过程中,考古学科担当的责任是最大的。中国考古学学科的理论、目标、理念直接影响着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成效。

将来,我们一定是在物质文化谱系框架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要讨论文明的构成要素。中国的人文学科里只有考古学才能做出最根本的贡献。

郑君雷:

我在吉林大学学习工作16年,深感一个学科从建立到发展,中间会经历许多曲折,但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要着眼于长远的前景,吉大考古用了几十年、几代人的努力才取得这个成果,着实让人为之高兴。

余西云:

学生在本科阶段应掌握地层学、类型学等基本知识技能,这是最重要的。掌握这些之后到高年级再向其他方向发展。中国考古学有一个从中原到边疆再逐步到国外的过程,中国考古学终将走向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我们不要完全按照外国的思维理念来搞,还是要用有中国特色的方法理念来做国际视野的研究。

魏文斌:

目前人才依然紧缺,高校毕业的考古学博士每年仅有几十个人,很少有人去西北地区工作。人才培养是学科发展的要求,也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动力,各高校应加强合作,才有利于中国考古学的快速与健康前进。应加强边疆考古研究、丝绸之路研究方面人才的培养,以适应新时代的人才需求。

向桃初:

吉大考古这些年来培养的考古人才数量多,遍布全国各地。湖南的文物资源十分丰富,考古专业人才需求量大,省内应该有一所重点大学开办考古学专业,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文化传统的教育基地则当仁不让。希望北大、吉大、西大、川大、南大等兄弟院校在人才及其他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澳门新蒲京赌场0044,王芬:

考古学是一个以问题为导向的学科,根据问题而形成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体系,这个开放和持续发展的体系需要把多学科整合进来,尤其是科技和工具的不断革新,让这个体系发生着极大的变化。但是,田野考古学应始终是核心。现在学生论文研究的题目越来越新,这值得鼓励。但是对新理论和方法的重视并不意味着考古学看家本领的弱化。

王新天:

在高校的考古专业当中,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具有浓郁的人类学色彩。厦大考古在东南地区考古、海洋考古、东南民族研究等领域有着自己的研究传统和独特魅力。我呼吁北大、吉大、西北大学等高校考古专业,加强与其他高校考古专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包括学生和师资队伍的联合培养、学术交流与协作等诸多问题,为我国高校考古学科的多样化作出贡献。

张星德:

辽宁大学考古专业的所有老师,都有在吉林大学学习的经历,今天看到吉大考古学科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我和我的同事都觉得非常高兴。我们现在正在起草学科评估的自评报告,也处在学科方向的设置、课程体系布局的时期,希望得到各兄弟院校的支持。

钱益汇:

在新技术越来越多应用到考古学阐释和研究中的时候,如何处理好传统考古和现代科技的关系值得我们思考。在人才培养的学术视野方面,国际化视野不足的主要问题可能还是在语言上。在本科人才培养体系里可以适当增加外语和外国考古的比重。从研究来说,仍然还有好多未发表的材料保留在库房里,有很多已发表材料仍然值得深入挖掘信息。无论是陶器还是石器,在新的思路下,用一种新的理论方法作为指导,是可以做更深层次研究的。

王乐文:

基础研究决不能抛弃,特别是田野考古,怎样利用科技手段提升田野考古中对堆积的辨识能力很重要。类型学的研究如何借助新技术使之更科学,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我觉得公众考古改叫做考古传播或许更好,就是让大众了解考古,努力消除公众对考古学的误解,让考古成果真正惠及大众。现在考古研究已经上升到社会层面,但现有很多教材还停留在文化历史的层次。希望一方面各高校出版一些好教材,以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另一方面在考古会议上也应增加人才培养的议题。

金壮锡:

考古学的历史并不是很长,但其优势是能够吸收其他学科的方法和技术,所以考古学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年轻学生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我觉得作为“双一流”建设学科的吉大考古,应该重视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基础教育,让他们的知识体系不断更新。

新时代的“教、学、研”与人才培养的新需求

召集人:陈星灿

朱永刚

徐光冀:

张忠培先生1961年研究生毕业之后就来到吉林大学,当时吉大就有考古教研室,于省吾先生和单庆麟先生就在那里工作,但是并没有考古专业。

张先生到吉大十年以后,于1972年成立了考古专业,1973年开始招生。如果张忠培不来吉大,吉大办不了考古专业。当然古文字学于省吾先生也可以搞,单先生能讲考古学通论,但不会田野考古。当时办专业费了很大力气,一个办法就是调人进来,如林沄先生;另一个办法就是派人出去,如许伟、张文军、朱泓等。张忠培在几年当中,就把师资队伍培养起来了。

我觉得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上,夏鼐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的组织者、指导者,苏秉琦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的指导者和教育家。宿白先生搞历史时期考古,在组织教育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我对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的希望是,要办出自己的特色,不能千篇一律。

郭大顺:

吉大考古学院的成立,筹建过程很快,说明吉大考古原本就有很好的基础,学校又特别重视。这件事对面临改革的辽宁考古是很大的鼓舞。

如何提高中青年专业人员的科研能力是目前面临的大问题。不可能让他们都去读硕士、博士,大部分人员参加工作以后主要是在工作中自己摸索。辽宁的田野考古工作比较繁重,大学毕业生到单位后马上就会分配具体工作,一下田野就是很长时间,许多人很快就独当一面,实践经验积累很快。经过学校和工作单位的培养,使他们在专业再教育的过程中尽快成长为优秀的研究人才,甚至重点培养为某一课题或领域的带头人,是迫切而长远的任务。

林沄:

回想起吉大刚开始要办考古专业的时候,曾经到各个地区找文博部门征求意见,询问应该怎么办?培养出的人才希望是什么样的?这是吉林大学办考古专业的好经验。吉林大学的牌子就是这么创出来的,现在还是应该走这条路。当前考古工地的条件比以前要好很多,劳动强度也比原来轻,但又有很多新的要求,有很多方面可以靠现代技术来提高,包括记录、整理材料的手段,等等。田野工作需要学生具备哪些技能,在教学上也应该相应改进。

除了考古专业以外,还有很多学生将来要从事其他文博工作,学生要学很多东西。文博事业目前需要的人比考古多。社会对考古文博事业、对学生培养有什么新的要求是应该清楚的。

高星:

保持特色、保持优势非常重要,特色与优势应该在已有的基础和积累上,立足于所处的区域。人才是最重要的抓手,要把人才队伍做大做强。还有就是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合理的学科方向。

就当前的形势而言,考古学的发展首先是大学的任务和职责,大学对学科的引领作用大。大学培养什么人、对学科有什么导向、培养的人会对学科有哪些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大学里打下的学术基础和确立的学术思想对日后继续从事研究、对科研院所的发展都会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应该集中精力把大学办好。

郑同修:

评价一个高校,一方面在于科研水平、学术影响力,但更重要的是学生培养的质量。毕业生能不能为社会接受,为用人单位欢迎,是衡量一个高校最要紧的地方。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学生,希望要哪个高校的学生,很大程度上受到对高校印象的影响,这种印象不是偶然的,是长期积累的。

作为高校来说,首先还是要抓基础教育。一个是田野考古的培养,第二要有多学科综合的理念,第三就是写作和研究方面的教育。

郭伟民:

吉林大学是国内第一所使用“考古学院”名字的高校。今天我想说三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从考古所的角度来看,吉林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在田野考古方面非常优秀,基础训练非常好,能够很快适应考古所的工作,这不仅是我们的看法,也应该是大多数考古所的认识。

第二,在新的形势下,新的技术方法、多学科介入需要高校课程设置做出相应改变。这当然不是要弱化传统优势,而是要让学生了解国内外的考古技术、方法、理念的发展状况,尤其需要加强田野考古和分析方面的知识和仪器使用方面的教学。

第三,考古行业目前面临机遇和挑战。考古学科不能画地为牢,应该把相关学科吸收进来,才能够再一次发展壮大考古学科。

王辉:

学科发展要追求大而全,还是要有一些突出的专业和精品?目前好多学校什么都搞,从博物馆到文化遗产保护再到公众考古。应该考虑的是怎么样才能把这些东西凝聚到一块,以哪个方向为自己发展的重点目标。无论如何,考古学都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学科。

培养学生应注重如何更好地适应地方考古所工作。在目前的形势下,地方考古所的田野工作还是占据着重要地位,田野考古基本技能的培训还是一个主要问题,包括各种新技术和方法的培训都是很重要的。

刘斌:

从考古所来讲,一方面是田野能力,另一方面是研究能力,还有就是现在90后、00后的生活能力。现在的青年考古工作者以独生子女居多,从小没干过体力活。尽管现在农村的交通条件、住宿条件有所改善,但还有一些比以前更加复杂的事情,所以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除了专业本身,对综合能力的培养是学校应该重视的。高校教师还应考虑考古所的发展方向,与考古研究所的同仁共同探讨行业发展的问题。

邹后曦:

过去更多地培养学生奉献精神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现在要多给他们一些理念、技能,对他们在宏观政策的把握和现代科技的应用上,甚至在财务管理上都要多给一些指导,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工作。

我有一个感受,不管跟哪个学校合作,都存在两个极端,一个是签署宏观的框架协议,感觉很空;另一个就是项目的发掘、报告的整理,特别具体,和大学之间缺少常态合作机制。大学如果能在地方院所的人才再培训方面多做一点,会更受欢迎。

刘国祥:

东北地区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很独特,所以吉大考古研究的东北地区并不是一个小区域,而是事关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格局,从这个角度讲,吉林大学的考古有特殊意义。吉大培养出来了很多人才,我的同事中好多也是吉大毕业的,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突出业绩。

新时代的博物馆与遗产保护的新思考

召集人:马萧林

李伊萍

陈卓:

文化遗产保护这个课题,我们一直在讲,国家也非常重视,高校也开设了这方面的课程。但是如何把文化遗产保护系统化、规范化,使其成为一个学科,我想应该从这几方面进行考虑:

关于专业人才的培养。我们之前对文物的保护,只停留在文物不丢失,场馆不着火,就算完成任务了。可现在不同了,我们要做到对文物所处环境的保护,对于文物存放的环境要进行监控,这就需要我们高校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关于高校学科的设置。我们需要对文物本体开展生物学、化学的检测分析。目前我们博物馆还缺少这方面的专业人才。高校应从博物馆的实际工作考虑,在学科设置上更宽泛一点。关于馆校之间的合作。就目前文物保护的具体工作来说,我更倾向于让本科生更多到一线工作,在实践中成长成才。我们希望高校和博物馆能够实现交流合作,共建常态化合作机制。

陈永志:

我们国家进入了新时代,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在的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得到很大的提升,对博物馆的展览形式、展览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

首先,高校培养博物馆人才要和考古一样,齐头并进。我也在学校里带学生,感觉开题的时候,博物馆专业学生的选题范围较小,这实际上就反映了一个问题,我们文化建设创新的跳板在哪里?

其次,博物馆强调社会教育功能,社会教育功能越来越重要。真正进行社会教育时,我们的专家是很少参与其中的,与观众接触更多的是讲解员,讲解员能不能让观众真正领悟?我们高校博物馆专业有没有社会教育这个方向?如果要设置,该怎么设置?

此外,现在博物馆陈列中,老百姓关注更多的是文物藏品背后的故事。所以,对文物内涵的发掘,就显得尤为重要,这都对博物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王炜林:

我说一下对博物馆的理解:保护、管理、研究、传承。

首先是保护和管理,我在大都会博物馆看到,300多万件文物,管理的很好。故宫168万件文物也都做了很好的管理,都做了数字化管理,我认为这是目前的最高水平。

关于研究。齐东方教授来我们博物馆作何家村窖藏的讲座,讲了6件东西,两个多小时,讲文物背后的事情。我们博物馆就缺少这样的人才。对藏品研究是无止境的,只有研究好,才能展示好。

如何来传承,现在主要缺社会教育这方面的人才,博物馆很少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在宣教部工作。我现在正在做一个展览,叫“彩陶与早期中国”。在做展览之前,已经请了8位搞彩陶的专家来做讲座,讲座一方面对公众,一方面对宣教人员,从而提供多元的认识。另外,文创也是对展览的另一种认识。

潘守永:

我就对“世界变革当中的博物馆”做一点回应。

第一,外部世界是如何来看中国博物馆的。美国和英国博物馆大概在1970年代得到了迅速发展。大概十多年前,中国博物馆进入到快速增长期。中国博物馆的声音越来越受到国际的重视。

第二,大学毕业生其实在学校学的知识是有限的,大学里学的是基础。关于大学专业的设置,教育部有严格的规定,要求按大类招生培养,目前也经历摸索的过程。

第三,博物馆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预想,目前非国有博物馆大概有1500多家,博物馆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升以及类型的增加还有一些民间的个人收藏,变动特别大。

孙志新:

在美国,博物馆是教育机构。美国博物馆通常有几个类别,包括艺术博物馆、自然博物馆、科学博物馆、遗址博物馆等。大都会博物馆是一个艺术博物馆。

从资金来源上看,美国的博物馆有两类,公立和私立。多数博物馆是私立。公立博物馆数量不多。公立博物馆的经费来源于政府的资金。私立博物馆,实质上就是民办的博物馆,这些博物馆的经费来源于私人、私有企业或是基金会的捐赠。

美国博物馆的藏品来源基本上有两类,一类是捐赠,另外一类是博物馆购买的。但这一类其实也是靠捐赠的钱购买的。

因为博物馆的类型有别,所以美国博物馆的业务人员的来源也各有不同。大都会博物馆研究和策展部门的专业人员大多数拥有艺术史博士学位,馆长通常也要有艺术史的学术背景。自然博物馆业务人员的专业包括人类学、考古、生物、地质、地理等,而科技博物馆业务人员则偏重理工科,例如物理、化学、天文、航空等专业。

记录整理:成璟瑭 高云逸 陈醉 董霄雷 步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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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 新时代 新担当 新需求
新思考——吉林大学考古学院首届考古文博前沿论坛纪要 发布时间:2018-07-31

2018年6月20日上午,吉林大学召开了“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成立大会暨考古文博前沿论坛”。20日下午,与会代表进行了“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考古文博前沿论坛”议题分组讨论。就“考古学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前瞻”“走向世界的中国考古学”“世界变革中的中国博物馆”“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利用”“考古文博专业人才培养的机遇和挑战”“高校考古文博专业与科研院所的合作发展与协同创新”等议题分三组进行讨论。现将议题分组讨论会的发言整理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新时代的考古学与学科建设的新担当

召集人:霍 巍

朱 泓

李伯谦:

我和张忠培先生很早就认识,他创建吉大考古的过程我都知道。吉大考古发展到现在经历46年,从整个学科的发展史来看并不是特别长,但是发展的速度是有目共睹的。

吉大考古进入了新时代,开启了新的篇章。我觉得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进入到一个新时代,但地层学、类型学等最基本的东西绝对不能丢。现在科学技术的运用我是大力提倡的,但都要为考古学服务。考古学就是研究历史、研究社会、研究人的精神,这就是主流。公众考古我也很支持,这是我们宣传研究成果的好手段。

霍巍: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考古学的新时代,强调考古学要完成由物质文化向精神文化研究的转变,今天的考古学和历史学及其他学科之间相互交叉融合,都有各自的特点。在当今多元技术体系下,考古学还是考古学,其他都是为考古学服务的。新技术要为考古学所用。

我们要做公众考古,但要好好摸索,要让公众认识到考古学在我们国民精神构建当中起什么作用,有什么意义和价值,而不是去无原则迎合公众的需求。我们的考古学也正在走向国际化,但境外考古的目标也要弄清楚。

水涛:

吉大用考古学院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定位,很精准。在前进的过程中也应抓住考古本身发展的规律性,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国际化等方面发力。总之要以考古为本,如果考古做不好,其他东西没有根基也长不了。我想我们静下心来再用十年把考古做大做强,实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魏坚:

中国考古学是在不断地发展,无所谓传统也无所谓新。今天所说的考古学是指近现代以田野发掘为基础的考古学。如果把这个称作传统考古学我觉得大可不必。

我不反对公众考古所做的一些事情,这是在向大众宣传考古,增加文物保护意识,促进文博事业的发展。我认为公众考古这个词不一定合适。从一定意义上说,公众不能考古。大学教育是要培养具备专业素质的人才,应注重对学生素质、技能的培养。

段清波:

我们用了几十年时间把中国境内的物质文化发展序列和谱系框架建立起来,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巨大成就。现在看来,国家需要的是在历史、艺术和科学三大价值基础上并超越三大价值的核心文化价值。我觉得在中国文化遗产事业进步过程中,考古学科担当的责任是最大的。中国考古学学科的理论、目标、理念直接影响着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成效。

将来,我们一定是在物质文化谱系框架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要讨论文明的构成要素。中国的人文学科里只有考古学才能做出最根本的贡献。

郑君雷:

我在吉林大学学习工作16年,深感一个学科从建立到发展,中间会经历许多曲折,但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要着眼于长远的前景,吉大考古用了几十年、几代人的努力才取得这个成果,着实让人为之高兴。

余西云:

学生在本科阶段应掌握地层学、类型学等基本知识技能,这是最重要的。掌握这些之后到高年级再向其他方向发展。中国考古学有一个从中原到边疆再逐步到国外的过程,中国考古学终将走向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我们不要完全按照外国的思维理念来搞,还是要用有中国特色的方法理念来做国际视野的研究。

魏文斌:

目前人才依然紧缺,高校毕业的考古学博士每年仅有几十个人,很少有人去西北地区工作。人才培养是学科发展的要求,也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动力,各高校应加强合作,才有利于中国考古学的快速与健康前进。应加强边疆考古研究、丝绸之路研究方面人才的培养,以适应新时代的人才需求。

向桃初:

吉大考古这些年来培养的考古人才数量多,遍布全国各地。湖南的文物资源十分丰富,考古专业人才需求量大,省内应该有一所重点大学开办考古学专业,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文化传统的教育基地则当仁不让。希望北大、吉大、西大、川大、南大等兄弟院校在人才及其他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王芬:

考古学是一个以问题为导向的学科,根据问题而形成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体系,这个开放和持续发展的体系需要把多学科整合进来,尤其是科技和工具的不断革新,让这个体系发生着极大的变化。但是,田野考古学应始终是核心。现在学生论文研究的题目越来越新,这值得鼓励。但是对新理论和方法的重视并不意味着考古学看家本领的弱化。

王新天:

在高校的考古专业当中,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具有浓郁的人类学色彩。厦大考古在东南地区考古、海洋考古、东南民族研究等领域有着自己的研究传统和独特魅力。我呼吁北大、吉大、西北大学等高校考古专业,加强与其他高校考古专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包括学生和师资队伍的联合培养、学术交流与协作等诸多问题,为我国高校考古学科的多样化作出贡献。

张星德:

辽宁大学考古专业的所有老师,都有在吉林大学学习的经历,今天看到吉大考古学科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我和我的同事都觉得非常高兴。我们现在正在起草学科评估的自评报告,也处在学科方向的设置、课程体系布局的时期,希望得到各兄弟院校的支持。

钱益汇:

在新技术越来越多应用到考古学阐释和研究中的时候,如何处理好传统考古和现代科技的关系值得我们思考。在人才培养的学术视野方面,国际化视野不足的主要问题可能还是在语言上。在本科人才培养体系里可以适当增加外语和外国考古的比重。从研究来说,仍然还有好多未发表的材料保留在库房里,有很多已发表材料仍然值得深入挖掘信息。无论是陶器还是石器,在新的思路下,用一种新的理论方法作为指导,是可以做更深层次研究的。

王乐文:

基础研究决不能抛弃,特别是田野考古,怎样利用科技手段提升田野考古中对堆积的辨识能力很重要。类型学的研究如何借助新技术使之更科学,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我觉得公众考古改叫做考古传播或许更好,就是让大众了解考古,努力消除公众对考古学的误解,让考古成果真正惠及大众。现在考古研究已经上升到社会层面,但现有很多教材还停留在文化历史的层次。希望一方面各高校出版一些好教材,以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另一方面在考古会议上也应增加人才培养的议题。

金壮锡:

考古学的历史并不是很长,但其优势是能够吸收其他学科的方法和技术,所以考古学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年轻学生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我觉得作为“双一流”建设学科的吉大考古,应该重视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基础教育,让他们的知识体系不断更新。

新时代的“教、学、研”与人才培养的新需求

召集人:陈星灿

朱永刚

徐光冀:

张忠培先生1961年研究生毕业之后就来到吉林大学,当时吉大就有考古教研室,于省吾先生和单庆麟先生就在那里工作,但是并没有考古专业。

张先生到吉大十年以后,于1972年成立了考古专业,1973年开始招生。如果张忠培不来吉大,吉大办不了考古专业。当然古文字学于省吾先生也可以搞,单先生能讲考古学通论,但不会田野考古。当时办专业费了很大力气,一个办法就是调人进来,如林沄先生;另一个办法就是派人出去,如许伟、张文军、朱泓等。张忠培在几年当中,就把师资队伍培养起来了。

我觉得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上,夏鼐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的组织者、指导者,苏秉琦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的指导者和教育家。宿白先生搞历史时期考古,在组织教育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我对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的希望是,要办出自己的特色,不能千篇一律。

郭大顺:

吉大考古学院的成立,筹建过程很快,说明吉大考古原本就有很好的基础,学校又特别重视。这件事对面临改革的辽宁考古是很大的鼓舞。

如何提高中青年专业人员的科研能力是目前面临的大问题。不可能让他们都去读硕士、博士,大部分人员参加工作以后主要是在工作中自己摸索。辽宁的田野考古工作比较繁重,大学毕业生到单位后马上就会分配具体工作,一下田野就是很长时间,许多人很快就独当一面,实践经验积累很快。经过学校和工作单位的培养,使他们在专业再教育的过程中尽快成长为优秀的研究人才,甚至重点培养为某一课题或领域的带头人,是迫切而长远的任务。

林沄:

回想起吉大刚开始要办考古专业的时候,曾经到各个地区找文博部门征求意见,询问应该怎么办?培养出的人才希望是什么样的?这是吉林大学办考古专业的好经验。吉林大学的牌子就是这么创出来的,现在还是应该走这条路。当前考古工地的条件比以前要好很多,劳动强度也比原来轻,但又有很多新的要求,有很多方面可以靠现代技术来提高,包括记录、整理材料的手段,等等。田野工作需要学生具备哪些技能,在教学上也应该相应改进。

除了考古专业以外,还有很多学生将来要从事其他文博工作,学生要学很多东西。文博事业目前需要的人比考古多。社会对考古文博事业、对学生培养有什么新的要求是应该清楚的。

高星:

保持特色、保持优势非常重要,特色与优势应该在已有的基础和积累上,立足于所处的区域。人才是最重要的抓手,要把人才队伍做大做强。还有就是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合理的学科方向。

就当前的形势而言,考古学的发展首先是大学的任务和职责,大学对学科的引领作用大。大学培养什么人、对学科有什么导向、培养的人会对学科有哪些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大学里打下的学术基础和确立的学术思想对日后继续从事研究、对科研院所的发展都会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应该集中精力把大学办好。

郑同修:

评价一个高校,一方面在于科研水平、学术影响力,但更重要的是学生培养的质量。毕业生能不能为社会接受,为用人单位欢迎,是衡量一个高校最要紧的地方。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学生,希望要哪个高校的学生,很大程度上受到对高校印象的影响,这种印象不是偶然的,是长期积累的。

作为高校来说,首先还是要抓基础教育。一个是田野考古的培养,第二要有多学科综合的理念,第三就是写作和研究方面的教育。

郭伟民:

吉林大学是国内第一所使用“考古学院”名字的高校。今天我想说三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从考古所的角度来看,吉林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在田野考古方面非常优秀,基础训练非常好,能够很快适应考古所的工作,这不仅是我们的看法,也应该是大多数考古所的认识。

第二,在新的形势下,新的技术方法、多学科介入需要高校课程设置做出相应改变。这当然不是要弱化传统优势,而是要让学生了解国内外的考古技术、方法、理念的发展状况,尤其需要加强田野考古和分析方面的知识和仪器使用方面的教学。

第三,考古行业目前面临机遇和挑战。考古学科不能画地为牢,应该把相关学科吸收进来,才能够再一次发展壮大考古学科。

王辉:

学科发展要追求大而全,还是要有一些突出的专业和精品?目前好多学校什么都搞,从博物馆到文化遗产保护再到公众考古。应该考虑的是怎么样才能把这些东西凝聚到一块,以哪个方向为自己发展的重点目标。无论如何,考古学都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学科。

培养学生应注重如何更好地适应地方考古所工作。在目前的形势下,地方考古所的田野工作还是占据着重要地位,田野考古基本技能的培训还是一个主要问题,包括各种新技术和方法的培训都是很重要的。

刘斌:

从考古所来讲,一方面是田野能力,另一方面是研究能力,还有就是现在90后、00后的生活能力。现在的青年考古工作者以独生子女居多,从小没干过体力活。尽管现在农村的交通条件、住宿条件有所改善,但还有一些比以前更加复杂的事情,所以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除了专业本身,对综合能力的培养是学校应该重视的。高校教师还应考虑考古所的发展方向,与考古研究所的同仁共同探讨行业发展的问题。

邹后曦:

过去更多地培养学生奉献精神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现在要多给他们一些理念、技能,对他们在宏观政策的把握和现代科技的应用上,甚至在财务管理上都要多给一些指导,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工作。

我有一个感受,不管跟哪个学校合作,都存在两个极端,一个是签署宏观的框架协议,感觉很空;另一个就是项目的发掘、报告的整理,特别具体,和大学之间缺少常态合作机制。大学如果能在地方院所的人才再培训方面多做一点,会更受欢迎。

刘国祥:

东北地区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很独特,所以吉大考古研究的东北地区并不是一个小区域,而是事关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格局,从这个角度讲,吉林大学的考古有特殊意义。吉大培养出来了很多人才,我的同事中好多也是吉大毕业的,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突出业绩。

新时代的博物馆与遗产保护的新思考

召集人:马萧林

李伊萍

陈卓:

文化遗产保护这个课题,我们一直在讲,国家也非常重视,高校也开设了这方面的课程。但是如何把文化遗产保护系统化、规范化,使其成为一个学科,我想应该从这几方面进行考虑:

关于专业人才的培养。我们之前对文物的保护,只停留在文物不丢失,场馆不着火,就算完成任务了。可现在不同了,我们要做到对文物所处环境的保护,对于文物存放的环境要进行监控,这就需要我们高校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关于高校学科的设置。我们需要对文物本体开展生物学、化学的检测分析。目前我们博物馆还缺少这方面的专业人才。高校应从博物馆的实际工作考虑,在学科设置上更宽泛一点。关于馆校之间的合作。就目前文物保护的具体工作来说,我更倾向于让本科生更多到一线工作,在实践中成长成才。我们希望高校和博物馆能够实现交流合作,共建常态化合作机制。

陈永志:

我们国家进入了新时代,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在的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得到很大的提升,对博物馆的展览形式、展览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

首先,高校培养博物馆人才要和考古一样,齐头并进。我也在学校里带学生,感觉开题的时候,博物馆专业学生的选题范围较小,这实际上就反映了一个问题,我们文化建设创新的跳板在哪里?

其次,博物馆强调社会教育功能,社会教育功能越来越重要。真正进行社会教育时,我们的专家是很少参与其中的,与观众接触更多的是讲解员,讲解员能不能让观众真正领悟?我们高校博物馆专业有没有社会教育这个方向?如果要设置,该怎么设置?

此外,现在博物馆陈列中,老百姓关注更多的是文物藏品背后的故事。所以,对文物内涵的发掘,就显得尤为重要,这都对博物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王炜林:

我说一下对博物馆的理解:保护、管理、研究、传承。

首先是保护和管理,我在大都会博物馆看到,300多万件文物,管理的很好。故宫168万件文物也都做了很好的管理,都做了数字化管理,我认为这是目前的最高水平。

关于研究。齐东方教授来我们博物馆作何家村窖藏的讲座,讲了6件东西,两个多小时,讲文物背后的事情。我们博物馆就缺少这样的人才。对藏品研究是无止境的,只有研究好,才能展示好。

如何来传承,现在主要缺社会教育这方面的人才,博物馆很少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在宣教部工作。我现在正在做一个展览,叫“彩陶与早期中国”。在做展览之前,已经请了8位搞彩陶的专家来做讲座,讲座一方面对公众,一方面对宣教人员,从而提供多元的认识。另外,文创也是对展览的另一种认识。

潘守永:

我就对“世界变革当中的博物馆”做一点回应。

第一,外部世界是如何来看中国博物馆的。美国和英国博物馆大概在1970年代得到了迅速发展。大概十多年前,中国博物馆进入到快速增长期。中国博物馆的声音越来越受到国际的重视。

第二,大学毕业生其实在学校学的知识是有限的,大学里学的是基础。关于大学专业的设置,教育部有严格的规定,要求按大类招生培养,目前也经历摸索的过程。

第三,博物馆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预想,目前非国有博物馆大概有1500多家,博物馆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升以及类型的增加还有一些民间的个人收藏,变动特别大。

孙志新:

在美国,博物馆是教育机构。美国博物馆通常有几个类别,包括艺术博物馆、自然博物馆、科学博物馆、遗址博物馆等。大都会博物馆是一个艺术博物馆。

从资金来源上看,美国的博物馆有两类,公立和私立。多数博物馆是私立。公立博物馆数量不多。公立博物馆的经费来源于政府的资金。私立博物馆,实质上就是民办的博物馆,这些博物馆的经费来源于私人、私有企业或是基金会的捐赠。

美国博物馆的藏品来源基本上有两类,一类是捐赠,另外一类是博物馆购买的。但这一类其实也是靠捐赠的钱购买的。

因为博物馆的类型有别,所以美国博物馆的业务人员的来源也各有不同。大都会博物馆研究和策展部门的专业人员大多数拥有艺术史博士学位,馆长通常也要有艺术史的学术背景。自然博物馆业务人员的专业包括人类学、考古、生物、地质、地理等,而科技博物馆业务人员则偏重理工科,例如物理、化学、天文、航空等专业。

记录整理:成璟瑭 高云逸 陈醉 董霄雷 步蕃

作者: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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