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互鉴,承接古今—第六届“中国公共考古·贵州论坛”聚焦西南地区民族考古专题研讨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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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26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2018年度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第4讲在考古研究所八层多媒体会议室举行。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研究馆员应邀作了题为“盛世华庭——杨粲墓石刻及其反映的播州社会”的学术讲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刘国祥研究员主持该讲座并进行点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希伯来大学、福冈大学等单位的数十名专家、学者和学生聆听了此次讲座。新蒲京欢迎您官网 2主讲人
周必素研究馆员 周必素研究馆员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详细的解读:
中国的土司制度
中国土司制度主要推行于元、明、清时期的西南、西北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延续南宋时期羁縻之治转化而来。“土司”由中央委任当地族群首领担任,有与中央职官体系对应的职级,对中央履行一定义务,世袭其职,世守其土,世有其兵、世掌其民,共推行七百余年。西南地区是施行土司制度的重要区域。其中,播州杨氏土司从南宋时期羁縻之治到元代土司制度的转换一脉相承的,甚至可追溯到唐末。
播州与杨氏
唐末,南诏之乱使得杨氏家族有了进驻播州、世袭罔替的机会。文献记载,876年杨端应诏收复播州,开始了杨氏家族对播州的世袭统治。直至明万历二十八年爆发“平播之役”,播州最后一代土司杨应龙被朝廷剿灭,实行改土归流,置遵义、平越二府。从唐朝至明末,杨氏作为地方政权统领播州725年,历27代30世,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存。从考古学发现来看其族属,播州杨氏以汉族为主流,西南少数民族特征较少。新蒲京欢迎您官网 3主持人
刘国祥研究员 播州杨氏土司的考古发现
据周必素研究馆员介绍,近年来贵州省着力推进土司考古,在土司遗存系列考古工作过程中,以地层学、类型学为基础,并贯穿聚落考古学理念,以摸清遗存的先后及共时关系,全面认知土司遗存的文化形态与交流以及土司社会的组织结构、经济模式、宗教信仰等为目标。
贵州针对播州土司遗存的考古学探索始于上世纪50年代,至今已走过60多年的历程。自1953年发现播州杨氏土司13世杨粲墓,1957年对其进行考古发掘,随后又发现了高坪、新蒲、雷水堰、赵家坝等杨氏土司墓地,并进行系统发掘。截至目前,已发现与播州杨氏土司相关的司治、关屯、土司墓地等遗存100余处,具备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特征。
司治遗存:杨氏治播期间有着政治中心的变迁,周必素研究馆员认为杨氏领播的行政中心经历了早中晚三个时期的变化。推测早期中心应在桐梓南部播川一带,但这一说法仍有待论证。随后白锦堡治有可能在杨粲墓所在的皇坟嘴,当时名冉川即播州杨氏中期的治所所在。晚期,随着家族地位的稳固,司治穆家川直至播州杨氏统治结束。故杨氏播州可能先后历经了播川、冉川、穆家川三个中心。
关屯遗存:播州杨氏以军事入主播州,后协助中央对西南地区的平定以及稳定的维护、参与抗蒙战争等重大战役,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巩固政权的强大核心。为此修建了以海龙囤为母囤、周边小屯为子屯的子母屯互相拱卫的军事体系,同时在进入播州的交通要道以及险要关隘修建外围军事网络。海龙囤分为两个时期,一期为南宋时期城墙;二期为末代土司杨应龙扩建的城墙及新王宫。海龙囤本是为蒙元战争而修建,后成为对抗朝廷的堡垒。通过考古发掘,晚期城墙包围着内城墙的情况与其完全对应。新蒲京欢迎您官网 4讲座现场
土司墓地:作为播州杨氏土司遗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针对土司墓地开展了大量工作,迄今为止,能够完全确定的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共五处,依据文献推定的一处,包括从南宋迁至白锦堡时期的所有土司,墓地周围均有家庙,墓地的时代、分布与播州杨氏中心的迁移高度吻合,分布于司治穆家川范围内湘江河及其支流沿岸,体现了杨氏家族较强的风水堪舆观念。周必素研究馆员对桃溪寺墓地、皇坟嘴墓地、新蒲墓地、高坪墓地、赵家坝墓地、雷水堰墓地逐一进行详细介绍。
桃溪寺墓地:6处土司墓地时代最早的。发现三座墓葬,墓主未确定。M3从时代特征来看是元代墓葬,推测墓主为杨汉英。M2为一座南宋单室墓,推测其或为迁治白锦堡的第一座墓。施行附祖而葬,墓葬制度严格。
皇坟嘴墓地:为杨粲、杨嘉贞、杨烱、杨斌墓地。杨粲墓为双室墓,墓葬雕刻丰富。墓前清理出元代第三代土司杨嘉贞墓,该墓腰坑里出土了播州土司墓腰坑里最早的四神像。墓地中还发现杨烱墓,为夫妻合葬墓,墓志铭显示其夫人被封为“贞节夫人”。同时发现杨斌墓,仅存两个墓室,结合早年皇坟嘴所出相关腰坑买地券信息,或为三室墓。
新蒲土司墓地:为杨价、杨铿、杨烈墓地。时代从南宋至明。杨铿墓葬早年被盗,仅在墓室填土内清理出陶骑马俑、铜香炉、铜镜残片、玉叶等遗物,根据其墓志铭找到杨价墓。杨价墓为夫妇合葬墓,女性墓发现大量南宋特征明显金银饰品以及兵器,出土目前保存最完好的凤冠,对南宋时期的手工艺及金银器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其金银器与成都彭州窖藏所发现金银器基本一致,体现了文化之间的关联。新蒲京欢迎您官网 5讲座现场
高坪土司墓地:为杨文、杨升、杨纲、杨爱墓地。杨文墓葬较小,可能与抗蒙战争有关,同时也体现了墓葬结构装饰从复杂到简单的变化过程。杨升、杨纲、杨爱墓均为大型石板墓,分别为三室、双室、四室墓,为前后室墓,有装饰雕刻。该墓地还发现有一座规模较小的五室墓,不分前后室,早年出土有两顶凤冠及大量金银器。
赵家坝墓地:2017年清理发掘确定为土司墓地。与杨粲墓隔湘江河相望。有杨忠彦、杨元鼎墓,墓葬形制相同,分别为三室和四室墓,杨元鼎墓前发现明代墓志铭,有精美的雕刻装饰,与金元时期墓葬装饰相似。杨忠彦墓形制较简单,残碑可判断墓主信息。该墓地还发现一座女性单室迁葬墓。
雷水堰墓地:为杨辉墓。是较为特殊的真假墓,真墓埋在夯土平台下,其上有建筑,假墓前的三个墓碑与三个墓室相对应,而墓碑后的假墓虽保留了巨大的封土堆,却只有一个墓室,前室出土了70个珍贵陶俑,真墓腰坑出土的四神,为目前播州杨氏土司墓腰坑保存最完整的。墓地保留了完整的墓祠遗址,现仍有“跋退斋杨使挽诗之后碑”保存于内。
从以上墓地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出,播州杨氏土司墓有从附祖、附夫而葬不断发展的过程,有着浓郁的风水堪舆观念,大量的墓葬资料为全面探讨播州杨氏土司的丧葬观念和埋葬制度等提供了相对完整的资料。墓主跨越了杨氏统领播州、受封播州土司和即将覆灭的主要时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杨氏从宋代封建领主到元明土司的演变过程,对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土司制度及其文化特性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文化的交融与地域的独特
杨氏家族墓地出土大量石室墓,石室内多有雕刻,出土遗物有金银器、四神像、陶俑、碑刻、铜鼓等。杨价墓出土大量金银器及兵器,与杨价的抗蒙功绩有关,这表明墓葬出土器物与时代吻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铜鼓在杨粲墓内的出现,体现出民族文化特征及汉夷文化的融合。
杨粲墓素有“西南古代雕刻艺术宝库”之称。杨粲墓内雕刻丰富,墓门外、棺床、墓顶处均施雕刻,其题材包括人物、动物、仿木构建筑、家具和花草等。通过对泸县宋墓、安丙墓和杨粲墓中武士雕刻、启门雕刻、四神雕刻的对比来看,周必素研究馆员认为杨粲墓的结构、雕刻均与川渝地区宋代石室墓有着共性特征,体现出古播州及贵州乌江以北地区与巴蜀文化的一致性,体现了中国西南土司在意识形态上对国家的认同。杨粲墓及川渝地区宋代石室墓,明显区别于成都平原砖室墓以及北方砖雕墓、壁画墓,应是继承了该地区因山区石材资源所致的崖墓、画像石、石室墓传统,是山地文明的一种物质表现。四川地区唐宋以来佛教密宗的盛行,特别是以大足石刻为核心的浓郁的造像之风,亦是西南地区石室墓雕刻盛行的直接诱因,宋墓雕刻的盛衰,与大足石刻保持着步调的高度一致。杨粲墓中有大量的雕刻、四神像、腰坑,体现出播州儒释道并重宗教信仰。其中雕刻中有仕女卷发、力士卷发,体现了民族间关系以及对外的交流。在空间布局上的匠心独运和雕刻题材如墓主坐像、进贡图等的独特性,刻画出杨粲这一地方“土皇帝”的“理政”场景,折射出宋代中央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羁縻土官制度的松散管理以及赋予的相对自主权。珍贵的雕刻艺术宝库是研究川渝黔地区石室雕刻宋墓以及播州社会的生动材料。
讲座结束后,与会人员就万历皇帝发起的平播战争与明朝灭亡的关系、土司墓地附祖附夫而葬原则的规律性、墓葬选址及杨价有别于其他土司选择土坑木椁墓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新蒲京欢迎您官网 6刘国祥研究员为周必素研究馆员颁发讲座嘉宾聘书
最后,刘国祥研究员再次向周必素研究馆员表示了感谢,并颁发讲座嘉宾聘书。他认为此次讲座提供的资料详尽,经过多方考证,并提供了2017年的新材料,为我们探索土司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希望以后能在此研究领域展开更加深入广泛的交流,以期共同进步。(执笔:荼荼
本文经演讲者增补审阅)

27日下午,第六届“中国公共考古-贵州论坛”聚焦西南地区民族考古研讨专题,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角度探讨西南地区的交通对当地古文化的作用及其折射出的文化交流、探讨公众参与相关考察活动的案例和和经验。研讨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主持。

中国西南地区在战国秦汉阶段的自然状态不适宜展开交流,但是地理位置特殊,是文化传播的必经之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勇认为中国西南地区兼具封闭性和开放性,虽矛盾却统一;对外交流和交通是人类发展的内在需求,一种本性使然,因此东南亚是古代西南地区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是西南丝绸之路、古代亚洲东南部的民族迁徙线路。他重点指出三条线路,1.身毒道—西线:古旄牛道、汉西夷道;东线:古僰道、秦五尺道、汉南夷道;2.澜沧江—湄公河;3.左江—越南北部;他以考古学遗存为对象,通过对考古材料的梳理与分析,结合文献记载所提供的线索,对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发生交往联系的情况展开具体分析研究,重新认识中国西南地区在古代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勇

现场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认为边疆地区文化交流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对这样的路线进行持续探索非常有战略意义。在贵州做考古20多年的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合荣认为杨勇的演讲为西南地区的考古研究提供了新鲜、独特视角,将其置于宏观的时空中观察,寻找其时间和空间的分布规律,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研究,勾勒出对外交通路线,并观察其变迁。听完演讲,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易西兵的脑海里已浮现出西南地区与东南亚交流的图景。交流是人类持续的主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西南地区与东南亚的交流不仅仅是经济物品的传播,还有技术和文化的传播。考古交流对于现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是值得考古人坚守的方向。考古工作者不只是文化遗产发现者、抢救者、保护者、研究者,还要是传播者、传承者,致力于公共考古,服务于人民生活需要,服务于社会时代发展。

桂林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院院长周有光以“从考古发现探讨灵渠的开凿及其秦汉时期桂北与中原的交流融合”为题,通过灵渠的开凿、郡县的设置、城址的修筑以及墓葬习俗、经济生活等方面,探讨秦汉时期桂北与中原的交流融合问题。灵渠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运河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船闸的运河之一,是世界水利建筑史上的先导和典范。两千多年来,灵渠一直是从中原进入岭南的水上交通要道之一,为两地经济、文化、农业、科技的融合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新蒲京欢迎您官网,桂林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院院长周有光

现场点评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刘志岩谈了两点思考,其一,世界性遗产是否应该通过更多的考古研究发掘更多文化内涵;其二,需要思考考古发掘的当代价值在哪儿,不能仅仅对考古成果进行学术研究,还要发掘更大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并将其转化为公众喜闻乐见的成果。贵州省博物馆副馆长李飞深切感受到始皇帝一统天下的雄才大略,感叹其缔造者,现场指挥者的强大执行力,另外,岭南人民的勤劳与智慧值得赞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勇认为灵渠的开凿最早是为解决军需而专用,从一个侧面说明交通在边远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公共考古则让更多文化遗存的考古历史文化价值得到重视,另外,考古学如何开展研究交通线路上的研究也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飞从考察缘起、考察历程、考察收获、未来展望四个方面来介绍四川考古院十年考古探险路。2005年以来,陆续进行了
16 次探险,总行程在 3 万千米以上,共有 200 余专业人员和 40
多人次的志愿者参加,有科研单位、政府机构、公司和个人共 13 家给予赞助
。16次探险总计新发现文物点 500余处,其中有不少于 50
处列为新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0
处列为新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个点列入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无论在文化线路的定性、走向、变迁,还是在沿线的新发现文物点或对既有文物点的新认识上都获得了全方位的突破。他强调未来也将立足本专业,继续开展以考古为主、多学科共同参与的考古探险活动;继续联合社会力量,并邀请广大社会人士、志愿者参加更多的考古探险活动;推进考古探险的研究深度,长期的对文化线路进行研究。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飞

现场点评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信息中心副主任吴广认为其多学科结合研究、多方社会力量参与,一体化的保护非常值得大家学习;而其宣传使考古工作更具时效性。另外,更多一线业务人员更应该肩负公共考古的职责,向大家传播公共考古知识,大量数字化资料均可借用新技术向大家展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陈丽新认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所开展的一系列公共考古活动为大家提供了学习方向。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乔虹认为四川提供了很多公共考古经验,考古单位应结合自身特点,环境特点,推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公共考古活动,另外,政府的支持对公共考古活动的开展至关重要。

茶马古道部分桥梁现状

贵州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娄清的演讲题目为“贵州茶马古道保存现状引发的思考”,他首先介绍了茶马古道的定义、分布情况以及保存现状,接下来阐述了关于贵州茶马古道调查与研究、保护和利用的思考。通过调查桥梁、道路、渡口、牌坊、寺庙的分布和现状,基本摸清了贵州省茶马古道的文物资源现状,为提出保护目标与措施,明确保护责任主体,分级负责、逐步实施,科学指导保护利用,提供翔实基础资料。通过田野调查,进一步明确了茶马古道文物的本体构成及保护对象。另外,多学科参与的南宋市马路线研究、贵州文物研究、关于铅同位素考古研究得出商周时期青铜器矿源来自滇东北的运输路线研究等均需要综合研究才能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娄清认为要坚持“最小干预”和“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在保护规划的基础上统筹茶马古道的保护措施,向公众展示茶马古道的形成发展历史及其蕴含的独特文化价值,在持续使用过程中感知古道的前世今生,但前提是文物及周边环境一定要得到完整的保护,否则作为单一交通功能的古道必将与公众渐行渐远。茶马古道的研究,虽然看见了一缕阳光,但未知的东西还很多,希望共同努力去深入探究茶马古道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贵州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娄清

现场点评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徐进认为文化线路的保护很复杂,文化线路是复杂的网络,需要多方协力开展研究保护,因此加强对领导的宣传,构建区域化研究机构,结合时代发展、整合资源共同开展活动尤为重要。贵州省博物馆副馆长李飞对茶马古道的分布,多年的调查研究有了新认识,对到底什么是茶马古道,其概念可否进一步拓宽提出疑问。桂林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院院长周有光谈到茶马古道对中国与周边联系的重要性。要充分宣传展示利用,更要说清楚茶马古道对今天有何价值,强调其对经济发展、文化交流、政治的重要意义。

杨粲墓进贡人像

昆仑奴可以分为广义昆仑奴与狭义昆仑奴。狭义昆仑奴是指以今中南半岛、马来群岛为中心的南海岛屿上的肤色较深的非中土人士。广义昆仑奴指色黑、发卷、地位较低的非中土人士,包括了南海土著以及来自东非的黑人。这些域外之人,大致应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两条线路进入中土的,即西来与南来。贵州省博物馆副馆长李飞以“昆仑奴:杨粲墓中的域外因素”为题讲述了一个“宋代菲佣”的故事,杨粲夫妇合葬墓两室过道旁各刻一尊”进贡人”,隆鼻大眼,赤身跣足,手足均戴镯;头顶一盘,双手上托,内盛珊瑚(或假山)、珠宝、犀角等,带有浓郁的异域风情。李飞认为卷发”进贡人”应系来自南海的”昆仑奴”。”进贡人”反映的应非进贡之事,而是侍者。这反映了杨氏对万里之外海上昆仑的想象乃至对天下的认知。从《职贡图》、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昆仑奴两个维度予以考察,整体上,杨粲墓中的域外因素的核心是南海昆仑奴与物产。昆仑奴在墓中的出现,既彰显了墓主显赫的身份,也反映出深处山岭之中的播州杨氏“土司”对域外世界的认知及密切关联。

贵州省博物馆副馆长李飞

现场点评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程召辉通过李飞的讲演受益匪浅,对于土司墓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得益于公共考古的召开,才有机会汲取更多公共考古知识。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对杨粲墓有了新的认识,墓主、侍从、进贡人像等墓室雕刻都是有层级的差别,从墓葬雕刻风格,人像的装束等方面体会到更多寓意,她期待着未来更多的发现和研究。作为贵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编辑室副主任杨晖对古代贵州的认识主要从考古中来,他认为对土司墓的考古研究体系完整,土司考古与国家历史命运相关联,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土司墓的考古发现也促进传承当地文化,增强文化底蕴,其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得益于贵州考古团队的广阔视野和不懈努力。

闭幕式上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对本次论坛作了总结发言,首先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感谢。她强调本次论坛规格高,贵州省各级单位领导均参与本次会议并提出指导性意见;本次论坛也是让人深受激励的论坛,能深切体会到各级领导对考古事业真切的重视和关怀;论坛内容丰富,其中公共考古、洞穴考古、考古与城市、西南地区民族考古四大专题既有对公共考古的探索,也有对专题的研讨与交流,专题设定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并且与贵州非遗和文创相结合,丰富了论坛的内涵,让大家感受到贵州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另组织了6场公共演讲,受众广泛,影响巨大。她特别感谢媒体将论坛的核心精髓广为传播,中央电视台十套探索发现栏目更是配合此次论坛的举办,在会议召开时间播出《贵州寻古》节目。本次论坛时间紧,任务重,但是已达预期效果,对贵州考古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公共考古中心副主任乔玉在闭幕式上发言

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公共考古中心副主任乔玉宣布第七届公共考古论坛将于2019年11月在广西桂林举办。至此,第六届中国公共考古-贵州论坛圆满落幕。2019,我们桂林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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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
交流互鉴,承接古今—第六届“中国公共考古·贵州论坛”聚焦西南地区民族考古专题研讨纪实
发布时间:2018-09-28

27日下午,第六届“中国公共考古-贵州论坛”聚焦西南地区民族考古研讨专题,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角度探讨西南地区的交通对当地古文化的作用及其折射出的文化交流、探讨公众参与相关考察活动的案例和和经验。研讨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主持。

中国西南地区在战国秦汉阶段的自然状态不适宜展开交流,但是地理位置特殊,是文化传播的必经之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勇认为中国西南地区兼具封闭性和开放性,虽矛盾却统一;对外交流和交通是人类发展的内在需求,一种本性使然,因此东南亚是古代西南地区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是西南丝绸之路、古代亚洲东南部的民族迁徙线路。他重点指出三条线路,1.身毒道—西线:古旄牛道、汉西夷道;东线:古僰道、秦五尺道、汉南夷道;2.澜沧江—湄公河;3.左江—越南北部;他以考古学遗存为对象,通过对考古材料的梳理与分析,结合文献记载所提供的线索,对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发生交往联系的情况展开具体分析研究,重新认识中国西南地区在古代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勇

现场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认为边疆地区文化交流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对这样的路线进行持续探索非常有战略意义。在贵州做考古20多年的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合荣认为杨勇的演讲为西南地区的考古研究提供了新鲜、独特视角,将其置于宏观的时空中观察,寻找其时间和空间的分布规律,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研究,勾勒出对外交通路线,并观察其变迁。听完演讲,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易西兵的脑海里已浮现出西南地区与东南亚交流的图景。交流是人类持续的主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西南地区与东南亚的交流不仅仅是经济物品的传播,还有技术和文化的传播。考古交流对于现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是值得考古人坚守的方向。考古工作者不只是文化遗产发现者、抢救者、保护者、研究者,还要是传播者、传承者,致力于公共考古,服务于人民生活需要,服务于社会时代发展。

桂林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院院长周有光以“从考古发现探讨灵渠的开凿及其秦汉时期桂北与中原的交流融合”为题,通过灵渠的开凿、郡县的设置、城址的修筑以及墓葬习俗、经济生活等方面,探讨秦汉时期桂北与中原的交流融合问题。灵渠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运河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船闸的运河之一,是世界水利建筑史上的先导和典范。两千多年来,灵渠一直是从中原进入岭南的水上交通要道之一,为两地经济、文化、农业、科技的融合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桂林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院院长周有光

现场点评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刘志岩谈了两点思考,其一,世界性遗产是否应该通过更多的考古研究发掘更多文化内涵;其二,需要思考考古发掘的当代价值在哪儿,不能仅仅对考古成果进行学术研究,还要发掘更大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并将其转化为公众喜闻乐见的成果。贵州省博物馆副馆长李飞深切感受到始皇帝一统天下的雄才大略,感叹其缔造者,现场指挥者的强大执行力,另外,岭南人民的勤劳与智慧值得赞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勇认为灵渠的开凿最早是为解决军需而专用,从一个侧面说明交通在边远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公共考古则让更多文化遗存的考古历史文化价值得到重视,另外,考古学如何开展研究交通线路上的研究也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飞从考察缘起、考察历程、考察收获、未来展望四个方面来介绍四川考古院十年考古探险路。2005年以来,陆续进行了
16 次探险,总行程在 3 万千米以上,共有 200 余专业人员和 40
多人次的志愿者参加,有科研单位、政府机构、公司和个人共 13 家给予赞助
。16次探险总计新发现文物点 500余处,其中有不少于 50
处列为新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0
处列为新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个点列入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无论在文化线路的定性、走向、变迁,还是在沿线的新发现文物点或对既有文物点的新认识上都获得了全方位的突破。他强调未来也将立足本专业,继续开展以考古为主、多学科共同参与的考古探险活动;继续联合社会力量,并邀请广大社会人士、志愿者参加更多的考古探险活动;推进考古探险的研究深度,长期的对文化线路进行研究。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飞

现场点评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信息中心副主任吴广认为其多学科结合研究、多方社会力量参与,一体化的保护非常值得大家学习;而其宣传使考古工作更具时效性。另外,更多一线业务人员更应该肩负公共考古的职责,向大家传播公共考古知识,大量数字化资料均可借用新技术向大家展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陈丽新认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所开展的一系列公共考古活动为大家提供了学习方向。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乔虹认为四川提供了很多公共考古经验,考古单位应结合自身特点,环境特点,推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公共考古活动,另外,政府的支持对公共考古活动的开展至关重要。

茶马古道部分桥梁现状

贵州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娄清的演讲题目为“贵州茶马古道保存现状引发的思考”,他首先介绍了茶马古道的定义、分布情况以及保存现状,接下来阐述了关于贵州茶马古道调查与研究、保护和利用的思考。通过调查桥梁、道路、渡口、牌坊、寺庙的分布和现状,基本摸清了贵州省茶马古道的文物资源现状,为提出保护目标与措施,明确保护责任主体,分级负责、逐步实施,科学指导保护利用,提供翔实基础资料。通过田野调查,进一步明确了茶马古道文物的本体构成及保护对象。另外,多学科参与的南宋市马路线研究、贵州文物研究、关于铅同位素考古研究得出商周时期青铜器矿源来自滇东北的运输路线研究等均需要综合研究才能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娄清认为要坚持“最小干预”和“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在保护规划的基础上统筹茶马古道的保护措施,向公众展示茶马古道的形成发展历史及其蕴含的独特文化价值,在持续使用过程中感知古道的前世今生,但前提是文物及周边环境一定要得到完整的保护,否则作为单一交通功能的古道必将与公众渐行渐远。茶马古道的研究,虽然看见了一缕阳光,但未知的东西还很多,希望共同努力去深入探究茶马古道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贵州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娄清

现场点评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徐进认为文化线路的保护很复杂,文化线路是复杂的网络,需要多方协力开展研究保护,因此加强对领导的宣传,构建区域化研究机构,结合时代发展、整合资源共同开展活动尤为重要。贵州省博物馆副馆长李飞对茶马古道的分布,多年的调查研究有了新认识,对到底什么是茶马古道,其概念可否进一步拓宽提出疑问。桂林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院院长周有光谈到茶马古道对中国与周边联系的重要性。要充分宣传展示利用,更要说清楚茶马古道对今天有何价值,强调其对经济发展、文化交流、政治的重要意义。

杨粲墓进贡人像

昆仑奴可以分为广义昆仑奴与狭义昆仑奴。狭义昆仑奴是指以今中南半岛、马来群岛为中心的南海岛屿上的肤色较深的非中土人士。广义昆仑奴指色黑、发卷、地位较低的非中土人士,包括了南海土著以及来自东非的黑人。这些域外之人,大致应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两条线路进入中土的,即西来与南来。贵州省博物馆副馆长李飞以“昆仑奴:杨粲墓中的域外因素”为题讲述了一个“宋代菲佣”的故事,杨粲夫妇合葬墓两室过道旁各刻一尊”进贡人”,隆鼻大眼,赤身跣足,手足均戴镯;头顶一盘,双手上托,内盛珊瑚(或假山)、珠宝、犀角等,带有浓郁的异域风情。李飞认为卷发”进贡人”应系来自南海的”昆仑奴”。”进贡人”反映的应非进贡之事,而是侍者。这反映了杨氏对万里之外海上昆仑的想象乃至对天下的认知。从《职贡图》、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昆仑奴两个维度予以考察,整体上,杨粲墓中的域外因素的核心是南海昆仑奴与物产。昆仑奴在墓中的出现,既彰显了墓主显赫的身份,也反映出深处山岭之中的播州杨氏“土司”对域外世界的认知及密切关联。

贵州省博物馆副馆长李飞

现场点评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程召辉通过李飞的讲演受益匪浅,对于土司墓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得益于公共考古的召开,才有机会汲取更多公共考古知识。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对杨粲墓有了新的认识,墓主、侍从、进贡人像等墓室雕刻都是有层级的差别,从墓葬雕刻风格,人像的装束等方面体会到更多寓意,她期待着未来更多的发现和研究。作为贵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编辑室副主任杨晖对古代贵州的认识主要从考古中来,他认为对土司墓的考古研究体系完整,土司考古与国家历史命运相关联,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土司墓的考古发现也促进传承当地文化,增强文化底蕴,其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得益于贵州考古团队的广阔视野和不懈努力。

闭幕式上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对本次论坛作了总结发言,首先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感谢。她强调本次论坛规格高,贵州省各级单位领导均参与本次会议并提出指导性意见;本次论坛也是让人深受激励的论坛,能深切体会到各级领导对考古事业真切的重视和关怀;论坛内容丰富,其中公共考古、洞穴考古、考古与城市、西南地区民族考古四大专题既有对公共考古的探索,也有对专题的研讨与交流,专题设定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并且与贵州非遗和文创相结合,丰富了论坛的内涵,让大家感受到贵州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另组织了6场公共演讲,受众广泛,影响巨大。她特别感谢媒体将论坛的核心精髓广为传播,中央电视台十套探索发现栏目更是配合此次论坛的举办,在会议召开时间播出《贵州寻古》节目。本次论坛时间紧,任务重,但是已达预期效果,对贵州考古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公共考古中心副主任乔玉在闭幕式上发言

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公共考古中心副主任乔玉宣布第七届公共考古论坛将于2019年11月在广西桂林举办。至此,第六届中国公共考古-贵州论坛圆满落幕。2019,我们桂林不见不散!

作者:韩瀚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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