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蒲京欢迎您官网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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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全称是“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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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与实施过程

二里头遗址现场

谈到中华文明的起源,就不能回避一个问题——中华五千年文明究竟只是个传说,还是真实的历史?中国古代史籍把黄帝和炎帝时期作为中国文明的肇始。但是,古代文献中关于炎黄时代的记述有不少神话的色彩,属于古史传说,还不能作为信史来证明中华文明有五千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本项目作为国家“十五”、“十一五”、“十二五”科技攻关、科技支撑项目,由科技部立项,国家文物局作为组织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作为主要承担单位,联合了国内外数十家单位的数百位专家学者进行的大规模科研项目。自2002年6月末探源工程启动预备性研究,至今年6月底工程第三阶段前半开始进入结项,已经进行了整整十年的工作。本着“先做后说,远离炒作”的理念,这十年中,工程基本上没有对外进行报道。在工程开展满十年的时候,我们决定将工程的进展情况向学界和社会公众进行汇报。希望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帮助和指教。

中国史学界大多认为,中华文明开始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而部分国外学者和个别国内学者依然怀疑夏王朝是否为真正存在过的王朝,认为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只能从已经被商代甲骨文所证明的商王朝后期开始算起,按此观点,中华文明的历史只有3300年。

编者按: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是如何形成的?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特点是什么?为什么要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工程的方针和研究思路方法是什么?探源工程取得的成就有哪些?历时10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考古学为基础,多学科联合攻关,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对这些问题进行综合研究。本报将开设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专栏,一一展示。本期先刊发探源工程首席负责人对工程的全面解读,以飨读者。

要想消除社会上及学术界存在的上述怀疑,要搞清中华文明形成的历史,依靠传世的古代文献资料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依靠考古发掘获得新的资料来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来判断中华文明是否有五千年的历史。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缘起

2000年底,“夏商周断代工程”告一段落之后,科技部采纳了学者们的建议,决定立项开展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多学科综合研究。

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人类历史研究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又是其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这一延续至今的文明是如何起源、何时形成的?她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有哪些特点?为何会经历这样的过程?为何会形成这些特点?中华文明在世界古代文明发展历史上的地位如何?这些问题不仅是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世界人类文明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因此,中华文明早期历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项目实施之初就确定了探源工程的宗旨:多学科有机结合,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并探索导致这一过程的背景、原因、发展道路及其特点。“多角度”就是要从环境、生产力发展状况、社会结构等多个角度来研究;“多层次”就是不仅要着眼于都邑遗址和高级贵族的状况,还要研究位于都邑附近的中小型聚落和社会中下层人们的生活;“全方位”就是要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变化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谈到中华文明的起源,就不能回避一个问题——中华文明五千年。中国古代史籍把黄帝和炎帝时期作为中国历史的肇始,中华文明被认为具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古代文献中对黄帝、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述均为后代文献的追述,其中还有不少神话的色彩,一般认为,这些记载都属古史传说的范畴,还不能作为信史来证明中华文明五千年。根据这些后世文献的记载,也很难全面地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历史,更无法判断当时的社会形态。正因如此,在学术界,很多人对中国是否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持怀疑的态度,部分国外学者甚至至今仍然怀疑中国史学界已基本形成的共识,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夏朝是否为真正存在过的王朝,他们认为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应从已经被商代甲骨文所证明的商王朝开始算起,如果夏王朝不是实际存在的王朝,那么中华文明的历史不仅没有五千年,就连四千年都没有,只有三千多年了。要想消除社会上及学术界存在的上述怀疑,传世的古代文献资料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依靠考古发掘来获得新的资料,让最新的考古学研究成果作为判断中华文明是否有五千年历史的根据。

探源工程是一项规模空前的多学科结合的项目。参加项目研究的学科包括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古文字学、科学测年、体质人类学、同位素分析、古植物、古动物、古环境、遗传学、冶金史、古陶瓷、物质结构和化学成分分析、遥感和遗址的物理探测、天文学、科技史、计算机科学等近20个一级学科。直接参加项目研究的国内外学者有近400人。

自上个世纪 20
年代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大量考古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郭沫若等老一辈历史学家通过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研究商代社会,可以说是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半,夏鼐先生发表了《中国文明的起源》,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利用考古资料,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稍后,苏秉琦先生通过考古资料提出了各地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古文化、古城、古国”和“古国、方国、帝国”三段论等一系列关于文明起源的观点。夏鼐先生和苏秉琦先生的研究可以作为中国学者研究中华文明新阶段的开始。

2001—2016年,探源工程经历了预备性研究和第一、二、三、四阶段。

经过九十年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我们对夏王朝的历史有了一个逐渐清晰的轮廓性了解。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夏王朝的文字,以至于对于夏王朝的历史还不能像商王朝那样确切地论证,但大量考古资料表明,夏王朝是实际存在的,而且在物质、精神和制度层面都已经是经过了初步发展的文明,并非文明社会的初始阶段。

主要成果与意义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各地大量重要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梳理中华文明早期历史的发展脉络、论证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特别是各地发现的距今五千到四千年间的社会明显分化,权力出现并日益强化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使人们认识到,《史记》等古代文献中有关五帝时代的记载,并非凭空杜撰,空穴来风,其中的确传递着一些当时社会发展状况的信息。

通过对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等都邑遗址开展的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对重点区域的发掘,以及各个地区的中心性遗址的考古工作,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证明距今5300—4000年期间,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分工和贫富贵贱的分化加剧,出现了掌握军事指挥权与祭神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者——王和为其统治服务、专门从事社会管理的官僚阶层,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具有向心力的区域性政体——国家,相继进入了文明的最初阶段——古国文明的阶段。

但是,中华文明是否具有五千年历史?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有待中国学术界认真研究和论证的问题。要论证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必须回答以下问题: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是如何起源的?它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有何特点?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特点?促使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作为中华文明主要物质内涵的科学技术发明和创造与精神文化的发展的具体状况如何?

探源工程经过十几年的多学科研究,以充分的事实证明,中华五千年文明并非虚言,而是真实可信的历史。这一结论性认识对于我国的民众以及全世界的炎黄子孙了解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促进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意义。

对于这些关系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迄今为止,由于缺乏较为系统的综合研究,远未得到较为系统的认识。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学者,对上述有关自己文明的一些基本问题拿不出较为系统的见解,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汗颜的事情。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观点,以国家的出现作为判断一个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根本标志的文明观,并主要依据都邑遗址的考古发现,结合其他中心性遗址的考古成果,归纳概括出在没有当时文字记述的情况下,从考古发现中辨识进入文明社会的关键特征:农业与手工业显著发展,出现明确的社会分工;贵重资源和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生产和分配为贵族所控制;社会发生显著的阶层分化,出现埋葬贵族的大型墓葬和专门墓地,形成了以某些特殊的贵重器物体现持有者尊贵身份的礼制;出现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邑以及附属的大型高等级建筑和公共设施;暴力与战争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形成了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出现了具有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国家。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迄今历史学或考古学者的研究多是单枪匹马地进行,缺乏同学科内部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协作,特别是缺乏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积极参与。因此,在一些关系到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问题(如在夏王朝诞生前夜是否发生过大规模的气候变化,是否发生过大的洪水、中国古代冶金术的起源和工艺技术发展过程)上,学者们的研究大都脱不出推测的范围。此外,由于对文明的理解不同,对开展文明起源研究的方法不同,多数研究集中于对社会分层的分析,对作为文明形成的重要基础和重要内涵的经济、技术和组织及其与文明形成关系的研究重视不够,也是制约研究深入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归纳的上述特征是基于中国的考古材料,对世界其他地区判断早期文明的出现也具有一定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为丰富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作出了中国学者的可贵探索和积极贡献。

正是为了改变迄今为止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存在的诸多不尽如人意的方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推进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为中华文明早期历史提供坚实的研究论证,在2000年底“夏商周断代工程”断代工程告一段落之后,在科技部的支持下,我们开始实施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项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多学科参与研究人文科学重大问题的国家工程。

通过多学科研究,对黄河、长江、辽河流域各个地区都邑和中心性遗址的年代、自然环境的变化与各地区域性文明兴衰的关系,各地区文明形成时期的农业、手工业的发展,重要资源的获取及其与各地文明演进的关系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研究结果表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过程,是适宜的自然环境、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精神领域的进步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的方式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研究成果为当今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治理一个社会,推动社会的发展,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某一个局部发生了问题,就会影响社会的整体。

探源工程的实施过程

纵观长江、黄河、淮河、辽河流域等地农业发展与文明兴衰的关系,可以看到,农业兴则文明兴,农业衰则文明亡。从而再一次证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历史告诉我们:保护自然环境,维持良好生态,重视农业,促进经济发展,解决好民众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问题,是维持社会安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进行了十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可以分为预研究、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等几个部分。

对各区域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汇聚融合,最终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格局的过程,以及各个区域的文明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中华大地各个区域之间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就发生了交流,稻作和粟作农业技术由此得以在各地传播,为各地的文明起源奠定了经济基础。以玉为美的观点和以玉玦、玉吊坠为基本组合的玉器装饰品,在北起内蒙古东南部的赤峰兴隆洼文化到长江下游地区的河姆渡文化之间存在一致性;到了距今6000年前后,各地的人们在相互交流中,逐渐形成了共同的信仰。

探源工程预研究(2002-2003年)

在此过程中,大约在距今4300年前,中原地区汇聚了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开始显现出领先的态势。在思想方面,形成了民本、诚信、忠义、重礼、贵和、包容、互惠的理念,构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深刻的思想基础,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成为中华广袤大地上具有不同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的各个区域、各个族群得以凝聚不散,五千年中华文明得以延绵不断、经久不衰的重要思想根源。

由于这一项目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广,参与的单位和学科多,研究的内容复杂,项目的组织和实施难度较大,按照科技部的指示,首先于2002~2003年进行了为期两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

大量考古发现表明,中华文明是土生土长的,是在自身基础上起源、形成的。然而,中华文明并不是封闭的。在其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文明之间也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交流。大约在距今5000—4500年期间,起源于西亚地区古文明的制作铜器、栽培小麦、饲养黄牛和绵羊等新的技术传入了黄河上游地区。与此同时,起源于史前时期中国的稻、粟、黍的栽培和丝绸也向西亚及其他地区传播。

设置了如下课题:“古史传说和有关夏商时期的文献研究”“上古时期的礼制研究”“考古遗存的年代测定”“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古环境研究”“早期金属冶铸技术研究”“文字与刻符研究”“上古天象与历法研究”“中外古代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等九个课题,共有相关学科的数十位学者参加。预研究最大的收获是,初步摸索出了一套多学科结合,研究文明起源的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案,预研究的各个课题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果,或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线索。为正式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探源工程第一阶段( 2004-2005年
)——“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

这一历史告诉我们,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早在比张骞通西域早将近3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存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不断地为各地的文明增添活力,是推动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学习借鉴,互通有无,和谐相处,共同发展,自古以来就是不同文明之间相处的主流方式,也是促进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正确道路。

2003年底,探源工程预研究结束后,按照李长春同志的指示,2004年夏季,科技部决定正式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下简称“探源工程”〕。由于当时“十五”计划仅剩两年的时间,探源工程的研究范围确定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的中原地区。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是文献记载的从五帝时代到商代初年,是中国古代王权和国家形成和初步发展的时期。我们之所以考虑将中原地区作为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的研究区域,一是探源工程预研究就是选择了这一区域,有预研究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该地区考古工作起步最早,七十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考古资料,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较为充分,考古学文化发展的脉络较为清晰,有关文明起源的研究基础也比较好;加之该地区是夏、商王朝的诞生地,流传下来较多的古史传说和历史文献,这些都有利于探源工程的顺利实施。

中华文明在接受了西亚地区传来的冶金术后,迅速消化吸收,大约在距今4300年前的黄河中游地区,发明了泥范铸造空腔青铜器的技术。到了夏、商王朝时期,这一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至商代晚期,已经发展到能够制作如后母戊鼎那样宏大厚重、尽显王气的青铜重器,如象尊那般惟妙惟肖、精美绝伦的青铜精品,并将这些青铜容器与王朝的等级制度相结合,成为夏商周青铜礼乐文明的重要特色。

本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为主要承担单位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郑州大学等单位参加了项目的工作。参加项目的学科包括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古文字学、人类学、科学测年、古植物、古动物、古环境、冶金史、化学成分分析、古人类食谱分析、遥感和遗址的物理探测、天文学、科技史、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在实施过程中,各个学科相互配合,协同作战,联合攻关,探讨中原地区文明形成时期的环境背景、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在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各个都邑性遗址的年代关系、中原地区文明形成期的聚落形态所反映社会结构、中原地区早期文明形态等问题。

这一历史告诉我们,积极吸收借鉴外来先进的文化因素,将其与自身的文化传统相融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保持长盛不衰的秘诀,是中华先民们为子孙后代提供的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

由于只有两年的时间,探源工程第一阶段对预研究设置的课题进行了取舍,共设立了如下五个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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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相关考古学文化分期谱系的精确测年;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的自然环境研究;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27号 E-mail:kaogu@cass.org.cn

3.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

备案号:京ICP备05027606

4.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经济、技术发展状况研究;

学术动态 王巍:勾勒五千年前的文明图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巡览
发布时间:2018-10-10

5.综合与总结——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全称是“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

探源工程第二阶段(2006——2008年)
探源工程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把研究的时间范围扩展到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空间范围从黄河中游扩展至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研究的内容该时间段中各个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年代、环境、经济技术和社会结构。第二阶段设置了四个课题,即:

缘起与实施过程

1.“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各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精确测年”;

谈到中华文明的起源,就不能回避一个问题——中华五千年文明究竟只是个传说,还是真实的历史?中国古代史籍把黄帝和炎帝时期作为中国文明的肇始。但是,古代文献中关于炎黄时代的记述有不少神话的色彩,属于古史传说,还不能作为信史来证明中华文明有五千年。

2.“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各地区自然环境的变化”;

中国史学界大多认为,中华文明开始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而部分国外学者和个别国内学者依然怀疑夏王朝是否为真正存在过的王朝,认为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只能从已经被商代甲骨文所证明的商王朝后期开始算起,按此观点,中华文明的历史只有3300年。

3.“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各地区经济技术的发展”;

要想消除社会上及学术界存在的上述怀疑,要搞清中华文明形成的历史,依靠传世的古代文献资料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依靠考古发掘获得新的资料来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来判断中华文明是否有五千年的历史。

4.“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各地区社会与精神文化的发展”。

2000年底,“夏商周断代工程”告一段落之后,科技部采纳了学者们的建议,决定立项开展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多学科综合研究。

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的经费数量比第一阶段显著增加,参加工程的单位和学者的数量也数倍于工程第一阶段。

项目实施之初就确定了探源工程的宗旨:多学科有机结合,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并探索导致这一过程的背景、原因、发展道路及其特点。“多角度”就是要从环境、生产力发展状况、社会结构等多个角度来研究;“多层次”就是不仅要着眼于都邑遗址和高级贵族的状况,还要研究位于都邑附近的中小型聚落和社会中下层人们的生活;“全方位”就是要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变化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探源工程第三阶段(2009——2015年)

探源工程是一项规模空前的多学科结合的项目。参加项目研究的学科包括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古文字学、科学测年、体质人类学、同位素分析、古植物、古动物、古环境、遗传学、冶金史、古陶瓷、物质结构和化学成分分析、遥感和遗址的物理探测、天文学、科技史、计算机科学等近20个一级学科。直接参加项目研究的国内外学者有近400人。

2009年,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三阶段——“中华文明探源及其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针对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和文物保护存在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开展了三个研究方向共18个课题研究。其中,“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方向共设7个课题。
即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期间,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年代谱系的完善和文明化进程中重大事件的年代学研究、人地关系研究、技术和生业及资源研究、都邑性聚落和各个区域中心性聚落的综合研究、精神文化的发展状况研究和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整体性研究;

2001—2016年,探源工程经历了预备性研究和第一、二、三、四阶段。

此外,还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与支撑研究”方向7个课题、“文物保护与展示关键技术研究”方向4个课题,有的已经启动,有的拟在2013年以后启动。

主要成果与意义

探源工程的总方针、思路和研究方法及途径

通过对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等都邑遗址开展的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对重点区域的发掘,以及各个地区的中心性遗址的考古工作,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证明距今5300—4000年期间,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分工和贫富贵贱的分化加剧,出现了掌握军事指挥权与祭神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者——王和为其统治服务、专门从事社会管理的官僚阶层,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具有向心力的区域性政体——国家,相继进入了文明的最初阶段——古国文明的阶段。

探源工程的总方针
加强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相关学科之间的协作,以考古学为基础,多学科联合攻关,在充分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研究,对中华文明的早期历史进行科学的论证,充分揭示早期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和辉煌成就,回答中华文明形成的时间、地域、过程、原因和机制等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扩展视野,探讨中华文明与周边地区文明化进程的互动,进而通过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总结早期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并进而对人类文明的研究和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做出中国学者应有的贡献。

探源工程经过十几年的多学科研究,以充分的事实证明,中华五千年文明并非虚言,而是真实可信的历史。这一结论性认识对于我国的民众以及全世界的炎黄子孙了解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促进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意义。

研究思路、方法与途径: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观点,以国家的出现作为判断一个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根本标志的文明观,并主要依据都邑遗址的考古发现,结合其他中心性遗址的考古成果,归纳概括出在没有当时文字记述的情况下,从考古发现中辨识进入文明社会的关键特征:农业与手工业显著发展,出现明确的社会分工;贵重资源和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生产和分配为贵族所控制;社会发生显著的阶层分化,出现埋葬贵族的大型墓葬和专门墓地,形成了以某些特殊的贵重器物体现持有者尊贵身份的礼制;出现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邑以及附属的大型高等级建筑和公共设施;暴力与战争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形成了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出现了具有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国家。

1. 注意从文化和社会两个方面开展研究
在文化方面,利用包括多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内的各种研究方法,对各地区公元前3500至公元前1500年间物质文化的进步和精神文化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以了解作为文明形成的经济基础和中华文明重要内涵的中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轨迹。
在社会方面,运用聚落考古的方法,以最能够反映社会发展状况和权力强化程度的各地都邑性遗址作为工作重点,注重对其布局进行研究,特别是对处于都邑核心地位的大型建筑基址、高等级墓葬和祭祀等特殊功能的遗迹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考古发掘,探讨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结合各地表明社会上层集团等级身份的特殊物品——礼器的出现,来分析当时社会的分化,特别是权力的出现、构成、性质和强化程度,进而判断当时是否已经出现了王权和国家。
2.注意对当时的社会进行立体的复原
以对社会上层的研究为重点的同时,兼顾对社会中下层的生活、社会组织、社会地位与作用的考察;
在以都邑性遗址为工作重点的同时,选择各地区的中心性聚落为研究重点,并点面结合,通过对各地这些中心性遗址周围聚落群分布状况的系统调查,研究这些中心性城邑与周围中小型乡镇村落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探讨当时的社会组织与结构。
3.
努力提高文明起源研究的科技含量,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研究中华文明的物质内涵和文明社会得以建立的物质基础,分析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的环境背景、经济和生产技术的发展状况、人群内部及各人群之间的互动关系、王权对贵重资源的控制与利用等。
4.
研究的重点并不是局限于对铜器、文字和城市这些“文明要素”的追溯,而是将这些“要素”视为文明社会的物化表现形式,重点研究各种“文明要素”在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5.把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看作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从总体上把握,即注意将发展的连续性和发展阶段性研究相结合兼顾,既注重发展过程,又注重阶段性变化。

我们归纳的上述特征是基于中国的考古材料,对世界其他地区判断早期文明的出现也具有一定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为丰富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作出了中国学者的可贵探索和积极贡献。

6. 不仅要探讨
“中华文明是如何起源和发展的?”还要回答中华文明为何会是如此起源和发展的?”换言之,既要探讨
“过程”,又要探讨“原因”“动力”和“背景”。为达到此目的,要大力加强多学科结合的综合研究,对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做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
7.注意研究各个地区迈向文明社会的进程。探讨各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特点及其原因,注意各地区文化及其不同势力集团力量的强弱消长变化。在此基础上,研究以中原地区华夏集团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

通过多学科研究,对黄河、长江、辽河流域各个地区都邑和中心性遗址的年代、自然环境的变化与各地区域性文明兴衰的关系,各地区文明形成时期的农业、手工业的发展,重要资源的获取及其与各地文明演进的关系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研究结果表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过程,是适宜的自然环境、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精神领域的进步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的方式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研究成果为当今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治理一个社会,推动社会的发展,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某一个局部发生了问题,就会影响社会的整体。

探源工程研究的主要内容

纵观长江、黄河、淮河、辽河流域等地农业发展与文明兴衰的关系,可以看到,农业兴则文明兴,农业衰则文明亡。从而再一次证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历史告诉我们:保护自然环境,维持良好生态,重视农业,促进经济发展,解决好民众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问题,是维持社会安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过程研究

对各区域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汇聚融合,最终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格局的过程,以及各个区域的文明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中华大地各个区域之间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就发生了交流,稻作和粟作农业技术由此得以在各地传播,为各地的文明起源奠定了经济基础。以玉为美的观点和以玉玦、玉吊坠为基本组合的玉器装饰品,在北起内蒙古东南部的赤峰兴隆洼文化到长江下游地区的河姆渡文化之间存在一致性;到了距今6000年前后,各地的人们在相互交流中,逐渐形成了共同的信仰。

1.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研究
探讨各地史前时期文化的发展脉络,以及从平等的、简单的氏族社会演变成为以强化的等级制度和具有强制力的公共权力为特征(以国家的出现为标志)的文明社会的过程?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各有什么特点?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特点?

在此过程中,大约在距今4300年前,中原地区汇聚了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开始显现出领先的态势。在思想方面,形成了民本、诚信、忠义、重礼、贵和、包容、互惠的理念,构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深刻的思想基础,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成为中华广袤大地上具有不同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的各个区域、各个族群得以凝聚不散,五千年中华文明得以延绵不断、经久不衰的重要思想根源。

2.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变化研究

大量考古发现表明,中华文明是土生土长的,是在自身基础上起源、形成的。然而,中华文明并不是封闭的。在其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文明之间也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交流。大约在距今5000—4500年期间,起源于西亚地区古文明的制作铜器、栽培小麦、饲养黄牛和绵羊等新的技术传入了黄河上游地区。与此同时,起源于史前时期中国的稻、粟、黍的栽培和丝绸也向西亚及其他地区传播。

研究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原地区的核心地位是如何逐渐形成的?核心地区和周围地区之间文化的互动关系及文化相互影响的状况是怎样的?各地区的文化和区域文明是如何逐步接受了中原地区夏商周文明的影响,逐渐融入到中华文明的大熔炉之中的?揭示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相互促进、碰撞融合、汇聚一体的演化历程。各区域的文化或文明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发挥了什么作用?

这一历史告诉我们,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早在比张骞通西域早将近3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存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不断地为各地的文明增添活力,是推动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学习借鉴,互通有无,和谐相处,共同发展,自古以来就是不同文明之间相处的主流方式,也是促进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正确道路。

  1. 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及阶段性研究
    在研究各个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基础上,研究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文明是如何起源、形成的?此后,又是如何发展的?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可以划分成几个阶段?各个阶段之间的关系如何?
    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背景、原因、机制、特点研究
    1.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背景、原因、机制研究
    研究中华文明是在什么样的自然环境背景、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导致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动力或因素有哪些?这些动力或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彼此之间有何内在联系?环境变化如何影响了各地的文明进程?
  2. 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道路及其特点研究
    通过与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道路及其特点,并进而探讨这些特点形成的原因
    中华文明内涵及其的发展过程研究
    构成中华文明的三个组成部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内容及其发展变化过程研究。

  3. 物质文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过程研究。

中华文明在接受了西亚地区传来的冶金术后,迅速消化吸收,大约在距今4300年前的黄河中游地区,发明了泥范铸造空腔青铜器的技术。到了夏、商王朝时期,这一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至商代晚期,已经发展到能够制作如后母戊鼎那样宏大厚重、尽显王气的青铜重器,如象尊那般惟妙惟肖、精美绝伦的青铜精品,并将这些青铜容器与王朝的等级制度相结合,成为夏商周青铜礼乐文明的重要特色。

2.
精神文明:宇宙观、生死观、价值观、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过程研究。
3.
制度文明:王权和国家政体、管理机构、官僚制度、等级制度等方面的发展变化过程研究。

这一历史告诉我们,积极吸收借鉴外来先进的文化因素,将其与自身的文化传统相融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保持长盛不衰的秘诀,是中华先民们为子孙后代提供的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

探源工程的主要成果

作者:王巍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通过工程十年的工作,工程的各个课题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概括起来,探源工程的收获主要有以下几点:

初步建立起在精确测年基础上各个地区公元前3500—公元前1500年期间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以及各个都邑性遗址及其考古学文化兴衰的绝对年代的范围。

对公元前3500至公元前1500年期间各地的自然环境的变化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对其余各地区文明兴衰演进的关系有了总体性的把握。

对各地公元前3500至公元前1500年期间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状况有了具体的了解,对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济和资源所发挥的作用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各地区中心性遗址的考古发现及其周围聚落分布调查的资料,揭示了公元前3500—公元前1500年期间,各地区文化的发展和阶层分化、权力出现并逐渐强化,社会向文明社会演进的过程。

根据中国自己的考古材料,提出了既具有自身特点,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的判断文明形成的标志:农业的发展和手工业的进步;某些先进手工业的专业化;珍贵物品的制作和稀缺资源被权贵阶层所控制;人口增加和人口的集中,出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都邑;社会分化加剧,出现了集军事指挥、宗教祭祀和社会管理于一身、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王权和区域性政体——早期国家,其在考古学上的具体物化表现是:反映农业发展和手工业进步的考古资料;需组织大量劳动力才能完成的巨型都邑和公共设施的兴建;表明王权显贵身份的宫殿或庙宇的营建;制作精美、表明等级身份的各类礼器的出现、规模大且随葬品丰富的权贵墓葬的出现等。

对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和阶段性有了总体性认识。

1.距今六千年前,在中原、长江中下游等地区,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已经开始出现社会的分化,文明进程呈现出加速度的状态。

2.辽宁牛河梁、安徽凌家滩等年代在距今5500年左右、随葬精美玉器的高等级贵族的大型墓葬和规模宏大的祭祀遗迹的发现,反映出早在距今五千多年前,一些地方的阶层分化已经相当严重,权贵阶层业已形成,他们通过对宗教祭祀权利的垄断,已经掌握了整个对社会的控制权。可以推测,当时已经出现了王权或其雏形,当时可能已经步入文明社会的门槛,中华文明五千年恐非虚言。

3.良渚、陶寺等年代在公元前3000至2000年之间的巨型都邑、大型宫殿基址、大型墓葬的发现表明,早在夏王朝建立之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区域,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进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

4.在夏代后期,以二里头遗址的宫城和城内具有中轴线布局的宫殿为代表的宫室制度、以青铜礼器和影响远及华南等周边地区的大型玉石仪仗器具为代表的礼器制度、由王权直接控制的青铜礼器和绿松石制作作坊的出现等为标志,中华文明进入了王国文明的新阶段。

对各区域间的文化互动和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过程及其原因和机制有了总体性的认识。中华文明经历了公元前2000年之前的多元并进,百花齐放,到进入夏王朝之后,特别是商周王朝时期,中原地区的华夏集团持续崛起,核心地位逐渐形成和巩固的一体化过程。

(《中国文物报》2012年7月13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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