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禄:考古清晰呈现古代都城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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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工作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古代都城发展脉络更加清晰。11月12—13日,中国古代都城考古新发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等国的近120位考古学者与会,共同分享都城考古最新成果。

动物筑巢,人类造城。考古学家则从深深的地下,发掘和解析人类城市的故事。

都城考古成果丰富

都城,承载着一种文明的最高成就,象征了“国”的诞生。中国考古学家从商代晚期的都城——殷墟开始,往前找到了良渚、石峁、陶寺等邦国,向后让一大批湮没在时光里的都城重现世间。

从20世纪20年代殷墟考古发掘开始,在考古学者持续不断的努力下,许多在古代文献上记载不详乃至失载的古代都城重现世间。

11月12日,首届中国古代都城考古新发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新华社记者屈婷摄

良渚古城是一座规模宏大的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介绍,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显示,良渚古城面积约3平方公里,共8座水门,内部以河为道,是一座水城。研究表明,良渚古城的水利设施、宫殿和王陵建造于约5000年前,城墙建造于约4800年前,外郭建设则相对较晚。整座古城的规划设计视野宏大,建造技术也较为成熟。在结构上,古城以宫殿和王陵为中心,是中国古代都城“宫城、内城、外郭”三重结构的滥觞。

近日,在首届中国古代都城考古新发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日韩等国考古学家齐聚南京,展示了中国及东亚都城考古的新发现:5000多年来,随着文明形态的革新,各地统治王朝兴迭,中国历代“王都”也随之移动,但是营造都城的内在体系和核心要素却不断演进,一脉相承。

谭家岭古城位于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的中心区域,古城内外有多重人工堆筑的城垣类遗迹,还有人工开挖的城壕,呈现出由内向外的发展过程。古城周围还环绕着三房湾大型制陶场所、印信台祭祀场所等遗迹。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辉表示,石家河遗址是目前发现的长江中游地区同时期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史前聚落遗址群,由谭家岭、三房湾、印信台、罗家柏岭、邓家湾等四十多处遗址组成。在他看来,石家河遗址可被视为长江中游地区文明的中心,在当时发挥着文化引领与文化辐射的重要作用。

“都城考古是展现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连续发展的最佳例证。”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贺云翱说,通过“解剖”历代都城的总体布局、规划思想、各个功能区的布局和名称等,可以清晰地透视出国家文明发展“足迹”。

石峁遗址是目前已发现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规模最大的城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邵晶谈到,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保存基本完好。石峁是当时河套地区的中心。这里出土了世界上已知时代最早、数量最多的拨奏体鸣乐器——口簧,以及大量建筑用瓦、鹰形陶俑、青铜制品等文物。

浙江杭州余杭区的良渚古城面积约3平方公里,共8座水门,内部以河为道。考古发现,它三面环山,东边开放,既能保证安全,又有方便的交通;人们采用堆墩的形式抬高居住面,营造城市;宫城位于中心,王陵、仓储、作坊围绕着它构成内城,外面还有外郭城。

谈到汉魏洛阳城的重要性以及考古发掘情况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钱国祥提出,汉魏洛阳城宫城与太极殿的发掘成果,帮助人们确认,北魏太极殿是在曹魏时期始建的太极殿基础及格局上恢复重建而成,同时也证实了曹魏洛阳城是一座“建中立极”的单一宫城。太极殿居中的宫城制度,开启了中国古代“居中”文化传统,影响了后世中国及东亚地区上千年的宫室制度以及都城建筑格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指出,良渚古城的选址包涵了一种“居中”的概念,其“城郭宛然”的古城功能和设计,是中国古代都城“宫城、内城、外郭”三重结构的起源。

不断总结和创新考古方法

对古城的研究表明:水利工程、宫殿和王陵建造于约5000年前,城墙建造于4800年前,而外郭城则更晚。“良渚古城的规划设计可谓百年大计,规划视野宏大,建造技术科学。”王宁远说。

与会学者表示,都城考古现已成为考古学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之一。中国古代都城考古正是围绕历代都城的历史、营造次第、空间结构与功能等方面而开展的考古学研究工作,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国都城发展史研究、古代都城规划与布局研究等领域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需要持之以恒地开展下去。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中心的谭家岭古城有内外多重、人工堆筑的城垣类遗迹,还有人工开挖的城壕,呈现出从内向外的发展过程。环绕着古城的,有三房湾大型制陶场所、印信台祭祀场所和严家山小型加工城所等。

“中国古代都城考古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承担着社会责任,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紧密相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朱岩石表示,当前,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日臻成熟,研究对象与研究工作逐渐为社会各方面所重视,古代城市考古的社会影响力日益凸显。继续做好都城考古工作必须坚持长期性、持续性和科学性,不断总结和创新古代都城考古方法,从细微之处着手,从宏大之处着眼,不仅为古代城市遗址的保护提供科学依据,还要让中国古代都城的建设智慧成为当今城市科学发展的坚实基础。

“良渚、石家河的城市规划都有多个圈层的空间布局,拱卫着国家最高的领导机构,体现出择中而居的思想。”贺云翱说,这种营造理念一直贯穿到中国明清时代的都城。

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认为,都城考古是展现中华文明五千多年连续发展历程的最佳例证。通过研究历代都城的总体布局、规划思想、各个功能区的布局和名称等方面的情况,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中华文明的发展足迹。他提出,都城考古的任务除了掌握都城空间布局、功能区域结构及规划方式等方面的信息,还要特别关注都城范围内的出土遗物及其所反映的文化面貌。

这是陶寺遗址观象台。新华社发

针对西周“丰镐两京”的考古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高提出,丰镐考古经历了由文献指导的“证经补史”到以古代文化遗存为本位的考古学研究,从重视分期断代和具体遗存到以聚落布局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为目标等重大转变。这种转变不仅带来了研究方法、视角的变化,也促进了学界对诸多史学问题的探索。

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则显示出都城营造背后的精神力量。在城址东南,观象祭祀台的第三层台基芯上,有由生土和夯土台基芯构成的阴阳“太极”图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驽指出,这体现出阴阳、太极和天地形成的宇宙观。

通过40多年的研究,何驽还发现,宇宙观指导下的陶寺“蓝图”暗合八卦和“五方”的天下观,其中天地定位的布局令人联想到北京天坛和地坛:“历代都城一直遵循着这种天人合一的理念。”

一些都城规划和营造的思想还向外辐射,不仅被北方地区的游牧帝国所吸收,还对东亚地区国家都城产生了重要影响。如,辽上京遗址的回字形布局、殿堂式宫城东门似传承自唐都;汉魏洛阳城“建中立极”的都城形制为7至12世纪日本的诸多都城所发扬。

辽上京遗址首次发现并确认从皇城东门、宫城东门、到宫城内东向大型院落的轴线布局及相关遗存。社科院考古所供图

由于古都大多都选址优良,到了今天也往往是人口聚集之地。与高速的城市建设“赛跑”,发掘和保护都城遗迹,已成为考古人的常态。

在繁华的现代南京城,考古学家近年来“见缝插针”地发现了“六朝古都”建业、建康城的中心区,还发现了石头城、西州城、佛教寺庙等遗存以及大量六朝都城的珍贵遗物。如今,考古学家正在人流交织的西街地区寻找“最早的南京城”——距今约2489年的古越城。

中国已将一些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的都城纳入大遗址保护规划的视野,并可能由此建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旨在“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北魏洛阳宫城中枢区遗址。新华社发

去年9月,北京根据新版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加强老城整体保护,特别提到了要强化“古都风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朱岩石说,在“都”与“城”的建设中,北京市对于都城考古成果格外重视。

在考古学家的努力下,这份移动“王都”的名单越来越长:平粮台、城子崖、二里头以及东周时代列国都城、秦咸阳、西汉长安、汉魏洛阳城、唐长安城、北宋东京城、南宋临安城……

朱岩石说:“很多成功的案例能够证明:都城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不仅为古代城市遗址的保护提供科学依据,还能够转化为今日城市科学发展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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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 中国考古学家探寻古代都城5000年文明源流 发布时间:2018-11-15

动物筑巢,人类造城。考古学家则从深深的地下,发掘和解析人类城市的故事。

都城,承载着一种文明的最高成就,象征了“国”的诞生。中国考古学家从商代晚期的都城——殷墟开始,往前找到了良渚、石峁、陶寺等邦国,向后让一大批湮没在时光里的都城重现世间。

11月12日,首届中国古代都城考古新发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新华社记者屈婷摄

近日,在首届中国古代都城考古新发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日韩等国考古学家齐聚南京,展示了中国及东亚都城考古的新发现:5000多年来,随着文明形态的革新,各地统治王朝兴迭,中国历代“王都”也随之移动,但是营造都城的内在体系和核心要素却不断演进,一脉相承。

“都城考古是展现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连续发展的最佳例证。”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贺云翱说,通过“解剖”历代都城的总体布局、规划思想、各个功能区的布局和名称等,可以清晰地透视出国家文明发展“足迹”。

浙江杭州余杭区的良渚古城面积约3平方公里,共8座水门,内部以河为道。考古发现,它三面环山,东边开放,既能保证安全,又有方便的交通;人们采用堆墩的形式抬高居住面,营造城市;宫城位于中心,王陵、仓储、作坊围绕着它构成内城,外面还有外郭城。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指出,良渚古城的选址包涵了一种“居中”的概念,其“城郭宛然”的古城功能和设计,是中国古代都城“宫城、内城、外郭”三重结构的起源。

对古城的研究表明:水利工程、宫殿和王陵建造于约5000年前,城墙建造于4800年前,而外郭城则更晚。“良渚古城的规划设计可谓百年大计,规划视野宏大,建造技术科学。”王宁远说。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中心的谭家岭古城有内外多重、人工堆筑的城垣类遗迹,还有人工开挖的城壕,呈现出从内向外的发展过程。环绕着古城的,有三房湾大型制陶场所、印信台祭祀场所和严家山小型加工城所等。

“良渚、石家河的城市规划都有多个圈层的空间布局,拱卫着国家最高的领导机构,体现出择中而居的思想。”贺云翱说,这种营造理念一直贯穿到中国明清时代的都城。

这是陶寺遗址观象台。新华社发

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则显示出都城营造背后的精神力量。在城址东南,观象祭祀台的第三层台基芯上,有由生土和夯土台基芯构成的阴阳“太极”图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驽指出,这体现出阴阳、太极和天地形成的宇宙观。

通过40多年的研究,何驽还发现,宇宙观指导下的陶寺“蓝图”暗合八卦和“五方”的天下观,其中天地定位的布局令人联想到北京天坛和地坛:“历代都城一直遵循着这种天人合一的理念。”

一些都城规划和营造的思想还向外辐射,不仅被北方地区的游牧帝国所吸收,还对东亚地区国家都城产生了重要影响。如,辽上京遗址的回字形布局、殿堂式宫城东门似传承自唐都;汉魏洛阳城“建中立极”的都城形制为7至12世纪日本的诸多都城所发扬。

辽上京遗址首次发现并确认从皇城东门、宫城东门、到宫城内东向大型院落的轴线布局及相关遗存。社科院考古所供图

由于古都大多都选址优良,到了今天也往往是人口聚集之地。与高速的城市建设“赛跑”,发掘和保护都城遗迹,已成为考古人的常态。

在繁华的现代南京城,考古学家近年来“见缝插针”地发现了“六朝古都”建业、建康城的中心区,还发现了石头城、西州城、佛教寺庙等遗存以及大量六朝都城的珍贵遗物。如今,考古学家正在人流交织的西街地区寻找“最早的南京城”——距今约2489年的古越城。

中国已将一些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的都城纳入大遗址保护规划的视野,并可能由此建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旨在“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北魏洛阳宫城中枢区遗址。新华社发

去年9月,北京根据新版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加强老城整体保护,特别提到了要强化“古都风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朱岩石说,在“都”与“城”的建设中,北京市对于都城考古成果格外重视。

在考古学家的努力下,这份移动“王都”的名单越来越长:平粮台、城子崖、二里头以及东周时代列国都城、秦咸阳、西汉长安、汉魏洛阳城、唐长安城、北宋东京城、南宋临安城……

朱岩石说:“很多成功的案例能够证明:都城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不仅为古代城市遗址的保护提供科学依据,还能够转化为今日城市科学发展的坚实基础。”

作者:屈婷 张展鹏 文章出处: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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