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蒲京欢迎您官网考古并非男人垄断,女考古学家汇聚南京,聊聊考古中的“女性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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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是一项需要野外作业、风餐露宿的职业,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从事考古的学者多为男性,但事实上,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文博、考古行业。

代 序

即将过去的这个周末,第二届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举行,来自全国各高校、博物馆、研究机构的60余位女性考古研究者汇聚一堂,交流学术研究成果。

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主任郑孝清研究员送来一部书稿——《南京城墙砖官窑遗址研究》,邀我写序。在通读书稿之后,深感此书是研究中国古代砖官窑制度和明代南京都城城垣遗产的重要史著。

中国古画中的女性形象

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收录全国历年来发现的与南京明城墙有关的砖官窑遗址调查文章及相关专题报道;“下篇”是由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于2016年组织的南京城墙砖“寻根”考察纪实。全书还有三个重要附录,一是《明代南京城墙砖官窑遗址分布图》;二是《明代南京城墙砖产地表》;三是《南京明城墙砖文图例》。南京明城墙研究专家杨国庆先生还为全书撰写了《南京明城墙砖官窑大遗址群田野调研20年》的专题文章。全书资料详实,内容丰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距离上一次举办女性考古研讨会已经有七年了,这七年来,全国各地的女性考古学者又取得了丰硕学术成果。”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教授在接受采访时,反复强调女性在文博考古行业中的重要地位。“考古这个职业,很多人印象中都是男性在做,的确,目前百分之八九十的考古专家都是男性。但必须看到,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这个行当。”

综合言之,本书的学术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贺云翱发现,近些年来,高校文博考古专业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中,女生比例越来越高,女性考古学者也有显著增多的趋势。他所在的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下辖的某些部门,甚至是清一色“娘子军”。

其一,对研究中国明代初年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砖官窑制度的历史有着重要意义。在这里,我要回溯一下我本人参与过的一处明初砖官窑遗址考古调查的经历。那是1999年夏天,为了开展六朝都城文化研究,我们推测在南京区域应该存在六朝时代的“官窑”遗址,一天,我在一张南京地图上发现南京栖霞区有一个叫“官窑”的村落名称,于是就让同事路侃等几位同志先去调查,结果他们说那里没有发现六朝的窑址,但是有明代的窑址出露在地表,于是我和同志们再次前去,在官窑村发现有明代馒头窑址,窑址旁还能见到带“应天府提调官……上元县……”等铭文的明代城墙砖以及残瓦当等。于是,我们当时将此发现通报给栖霞区文化局,建议他们将这处明代砖瓦窑遗址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到2002年,我还邀请南京明城垣博物馆的杨国庆、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夏维中两位道友一起去考察该遗址。2006年6月迄今,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栖霞区这处明代砖官窑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他们的部分发掘工作成果也收录在本书中。从这处明代砖瓦窑遗址在地名上称“官窑”及出土的明代南京城砖铭文而言,栖霞区的这处窑址应为明代早期专为烧制明城砖的应天府砖官窑遗存。我为什么要回忆这段经历,主要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即迄今在全国发现的这类专门烧制明南京城砖的窑址究竟是什么性质及为什么要定名为“砖官窑”。

“女性进入这个行业,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是很有益处的,她们的视角和男性考古学者不一样,更善于发现更多有趣的、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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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现场

“官窑”,是中国古陶瓷界长期研究的问题。目前在瓷器史上最早记录“官窑”的,见诸南宋时期的学者顾文荐的《负暄杂录》和叶寘的《坦斋笔衡》。何谓“官窑”?当代考古学者冯永谦、王光尧等先生曾经先后做过探讨和概念定义。总的来看,它是指陶瓷领域官营手工业的一种形态,其投资营造、管理、产品设计与质量、产品去向等都由政府主导。按照王光尧先生的研究,官营制陶手工业至少在西周时期已有设立。我在《南朝“贡瓷”考——兼论早期“官窑”问题》一文中曾说到,江苏镇江铁瓮城遗址发现的南朝时期铭刻“官”“官窑”字样的砖、瓦实物,揭示了过去鲜为人知的南朝时期存在地方性“官窑”的史实。在中国学术界,研究瓷业官窑的学者比较多,而研究砖瓦官窑的则十分罕见,本书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大量收录明代早期砖官窑田野考古资料及研究成果的专著。

研讨会围绕“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的主题,以主旨演讲、专题报告、学术探讨、热点对话、经验分享等形式,全面交流和展示近年来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研究的新成果以及学术热点难点,共同探索进一步推动中国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事业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

依据本书资料,我们发现,其中至少涉及到全国15处明初砖官窑遗址。它们分别是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明代应天府上元县砖官窑遗址,安徽繁昌县新港镇明代太平府繁昌县砖官窑遗址、繁昌县新淮乡明代宁国府砖官窑遗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彬江镇明代袁州府宜春县砖官窑遗址,新余市分宜县明代袁州府分宜县砖官窑遗址、黎川县明代建昌府新城县砖官窑遗址、湖口县明代九江府湖口县砖官窑遗址、余干县明代饶州府余干县砖官窑遗址、万载县康乐镇明代袁州府万载县砖官窑遗址、丰城县赣江河床出土明代赣州府南宁县砖官窑生产的南京城砖遗物,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明代武昌府江夏县砖官窑遗址、武汉市新洲区明代黄州府黄冈县砖官窑遗址,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明代岳州砖官窑遗址、醴陵市新阳乡明代长沙府醴陵县砖官窑遗址、永州市江永县明代永州府永明县砖官窑遗址等。按2008年出版的《南京城墙砖文》收录砖铭涉及明初35府174州县而言,目前发现的明初与南京城墙砖烧造有关的砖官窑遗址与当时实际存在的相比还不到十分之一,但就是仅凭这些资料,也足以让我们看到,明代初年为了完成南京都城城墙建设,中央曾经调动长江流域大量基层政府力量和工役,设立数百处砖官窑窑场,把中国砖官窑传统推到了历史的最高峰。

《浅谈女性考古的研究意义》、《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女性考古学研究》、、《中国史前女性雕塑艺术—辽河流域史前女性雕塑》、《商代后期女性社会地位变化在考古学上的反映》、《越窑青瓷中的女性形象》、《角色、空间、情感与信仰——唐代世俗女性的佛教生活》……参加研讨会的女性学者们,她们所分享的考古学术话题,都与女性有关。“研究这些命题,女性比男性有着先天的优势和更为细腻的视角。”贺云翱说。

按照王光尧先生的研究,中国古代官窑分为中央直管的官窑和地方政府分管的官窑。明代初年也是这样。据《大明会典》记载,当时中央直管的砖瓦官窑位于南京聚宝山,洪武二十六年还规定,在京城营造的国家工程项目,所需砖瓦都在聚宝山烧制,这处砖瓦官窑所需燃料由官方提供,所需“白土”原料要在太平府采办。而目前全国发现的十多处明初砖官窑,应当属于地方州县政府直接营造和管理的官办窑场,但由于不同地方发现的明初砖官窑在窑体形制、所烧制成砖的规格、城墙砖铭文等大多具有统一的风格,又可说明它得到了中央负责都城墙营建机构如“工部”的统一安排指导和监督。正如《大明会典》卷一九四所说,这些由各地砖官窑烧制的城墙砖,名称就叫“官砖”。在这些砖官窑窑场承担制砖任务的应该主要是属于“匠籍”的匠户或窑户,而不是一般的民众,我们在大量明代南京城砖铭文中也都可以见到“窑匠”“造砖人”这样的身份称呼,这是明代匠役制度的直接反映。不过,由于明初营造南京都城城墙需砖量巨大而且急迫,故当时还辅以“小黄册里甲”制度,这在《永乐大典·湖州府田赋》所引《吴兴续志·役法》及明代著名学者顾炎武所著《日知录》中都有明确记载,并且也为南京及各地发现的明初城墙砖铭文所证实。杨国庆先生等对此也做过较详细的研究。

中国考古学先驱、女性考古学家、南京博物院原院长曾昭燏先生

可以认为,明代初年的砖官窑制度既延袭了中国历代砖官窑的通常做法,但同时又有它自身的时代特点。正是因为这些发现的窑址曾经都是属于砖官窑,因此,它的产品也采用了“物勒工名”的官营手工业的传统,只不过明初砖官窑把这一传统制度推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每块砖上几乎把府、州、县负责造砖的官员,属于“小黄册里甲”制度中的相关负责人,以及直接主持造砖、烧砖的匠户或窑户负责人之身份和姓名都书写及模印到各自具体负责烧制的城砖上,这样就把中国砖官窑产品质量责任制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目前发现的这些分布于不同地方的砖官窑及其城砖遗存,与南京明城墙上保存的具铭城砖可以互相印证,极生动的诠释了中国明代初年砖官窑制度及都城城墙建造的实施过程、体系构成、时空关联等历史内涵,是明代南京都城城墙这种国家重大工程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匠户,从城砖烧制、质量保障、输运京师直到工程完成的制度性建构最为重要的实物证据。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发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李济、卫聚贤、罗振玉、梁思永……早期的考古界先驱几乎都是男性,女性凤毛麟角,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著名女考古学者、南京博物院原院长曾昭燏先生。研讨会上,来自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的杜小钰分享了《曾昭燏与“湖熟文化”的发现及其当代启示》。

第二,对认识这批砖官窑特别是它们与南京明城墙相关联的文化遗产价值具有重大意义。对此,我要特别以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发现的金鸡垄明砖官窑窑址为实例,进一步说明全国发现的明代砖官窑窑址的文化遗产价值。

杜小钰介绍,曾昭燏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中国的考古与博物馆事业。在她众多的学术成就和社会贡献中,对“湖熟文化”的发现和命名令人瞩目。曾昭燏参与发掘“湖熟文化”工作的前后经过,给予现代人以启示和思考:在我国城镇化建设中,应当对幸存的历史遗迹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科学的保护,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

首先,金鸡垄明代砖官窑窑址发现的窑包遗迹数量多,保存情况相对较好,窑体结构具有明代初年砖官窑相对统一的风格,作馒头窑型,后壁有三条烟道,窑床底部周边和中部设有排水沟槽等,是我们认识当时明都城城砖烧制工艺技术与工部统一管理的砖官窑制度体系的重要物质载体。

曾昭燏先生为中国女性从事考古事业开辟了道路、树立了榜样,她追求婚姻和事业自由的精神,激励着中国女性继续为女性自我权利和价值的自由实现而奋斗。

其次,这里出土的明城砖上出现的“岳州提调官同知皇甫从龙”“甲首金受七”等,与南京明城墙上发现的同类砖铭文一致,确证这处窑址是属于明初直隶地区、湖广行省、江西行省约180州县中的岳州砖官窑遗存。

湖熟文化遗址

再次,特别重要的是,南京明城墙上发现的产自本窑址的砖铭中有“总甲石继先”的内容,而在金鸡垄明代砖官窑窑址附近今天竟然还存在一处名为“石继先屋场”的历史村落。该村村民余国衡先生保存的族谱上则记载着石继先的姓名和事迹,村中还有继先井、三义宗祠(石继先无子嗣,所招余、胡、王三姓的男性入赘,三位入赘女婿合建了这座祠堂)等,这就使明代初年国家最高层主导的建国、立都、造城的“大历史”与岳州洞庭湖畔乡村的由当地地主及民户参与的砖官窑烧造的“小历史”有机统一起来,揭示了明代早期国家都城建设工程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制度设计、关系建构和运作体系,展示了十分丰富的历史内涵,也使这批窑址拥有了一种特殊的文化象征意义。

来自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的学者金连玉和赵梦薇以《试析南京城墙中的女性元素》为题,介绍明代女子对南京城墙做出的杰出贡献。

最后,该窑址作为保存较完整的明初岳州砖官窑遗存,加上附近的历史村落“石继先屋场”、石继先族谱及他的后裔、南京明城墙上发现的来自本窑址的由石继先等参与烧制的具铭城砖等,使得明代砖官窑及南京明城墙遗产体系完整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以及从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到文献遗产的互补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上都城城垣遗产体系绝无仅有的完整证据链或文化遗产生命体,全面揭示了宏大的南京明城墙遗产背后所隐藏的复杂而生动的历史细节,同时展现了南京明城墙及相关砖官窑遗存所拥有的独特而深厚的文化价值。

金连玉和赵梦薇通过对现有文献材料及南京城墙砖文资料的爬梳,指出南京城墙营建过程中,从政府决策、基层城墙修筑都有各阶层女性活动的身影。在清末、太平天国时期,因防御工事的需要,女性也常参与到城墙驻防工程修建中,揭示了中国古代城墙修建中女性的参与,以及相关女性元素的体现。

综上,由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主持出版的这部明初砖官窑专著,不仅仅提供了一批重要的古代砖官窑学术资料和研究成果,而且也为相关遗产的保护、利用乃至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事业做出有力的促进。

巍峨的南京城墙隐藏着很多“女性元素”

贺云翱

众所周知,明初建造南京城墙时,今江苏、安徽、江西各地府州县都为南京城墙烧制城砖,督造城砖烧制的各级官员,直接烧造城砖的窑匠、民工们都在城砖上留下了自己名字,以便追查有据。在对具体的城砖铭文进行释读时,学者惊讶地发现,上面有一些明显属于女性的名字。

2019年1月28日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一块由吉安府庐陵县烧制的城砖上有“窑匠刘海一人夫刘芷娘”的铭文,另一块出自池州府青阳县的城砖上,则能找到“窑匠谢妹”的文字。金连玉介绍,这两块城砖是女性参与南京城墙建造的直接证据,可见刘芷娘和谢妹充当窑匠、人夫等角色,参与了南京城砖的烧制、挑运等过程,这也是了解中国古代基层女性手工业者的重要参考资料。

有“谢妹”铭文的城砖

有“刘芷娘”铭文的城砖

两天来,女性考古学者们发表了众多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贺云翱表示,更多的女性进入考古界,从事性别考古学研究,对中国考古界的发展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丰富中国考古学的内涵。当然,必须看到的是,女性在身体条件上毕竟和男性不同,从事田野考古会有诸多困惑和不便,这就需要设计相关制度,为女性考古学者提供更多周到的保障与合理的安排,有助于她们多出学术成果。

编辑: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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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 考古并非男人垄断,女考古学家汇聚南京,聊聊考古中的“女性话题”
发布时间:2018-11-26

考古是一项需要野外作业、风餐露宿的职业,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从事考古的学者多为男性,但事实上,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文博、考古行业。

即将过去的这个周末,第二届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举行,来自全国各高校、博物馆、研究机构的60余位女性考古研究者汇聚一堂,交流学术研究成果。

中国古画中的女性形象

“距离上一次举办女性考古研讨会已经有七年了,这七年来,全国各地的女性考古学者又取得了丰硕学术成果。”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教授在接受采访时,反复强调女性在文博考古行业中的重要地位。“考古这个职业,很多人印象中都是男性在做,的确,目前百分之八九十的考古专家都是男性。但必须看到,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这个行当。”

贺云翱发现,近些年来,高校文博考古专业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中,女生比例越来越高,女性考古学者也有显著增多的趋势。他所在的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下辖的某些部门,甚至是清一色“娘子军”。

“女性进入这个行业,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是很有益处的,她们的视角和男性考古学者不一样,更善于发现更多有趣的、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研讨会现场

研讨会围绕“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的主题,以主旨演讲、专题报告、学术探讨、热点对话、经验分享等形式,全面交流和展示近年来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研究的新成果以及学术热点难点,共同探索进一步推动中国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事业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

《浅谈女性考古的研究意义》、《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女性考古学研究》、、《中国史前女性雕塑艺术—辽河流域史前女性雕塑》、《商代后期女性社会地位变化在考古学上的反映》、《越窑青瓷中的女性形象》、《角色、空间、情感与信仰——唐代世俗女性的佛教生活》……参加研讨会的女性学者们,她们所分享的考古学术话题,都与女性有关。“研究这些命题,女性比男性有着先天的优势和更为细腻的视角。”贺云翱说。

中国考古学先驱、女性考古学家、南京博物院原院长曾昭燏先生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发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李济、卫聚贤、罗振玉、梁思永……早期的考古界先驱几乎都是男性,女性凤毛麟角,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著名女考古学者、南京博物院原院长曾昭燏先生。研讨会上,来自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的杜小钰分享了《曾昭燏与“湖熟文化”的发现及其当代启示》。

杜小钰介绍,曾昭燏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中国的考古与博物馆事业。在她众多的学术成就和社会贡献中,对“湖熟文化”的发现和命名令人瞩目。曾昭燏参与发掘“湖熟文化”工作的前后经过,给予现代人以启示和思考:在我国城镇化建设中,应当对幸存的历史遗迹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科学的保护,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

曾昭燏先生为中国女性从事考古事业开辟了道路、树立了榜样,她追求婚姻和事业自由的精神,激励着中国女性继续为女性自我权利和价值的自由实现而奋斗。

湖熟文化遗址

来自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的学者金连玉和赵梦薇以《试析南京城墙中的女性元素》为题,介绍明代女子对南京城墙做出的杰出贡献。

金连玉和赵梦薇通过对现有文献材料及南京城墙砖文资料的爬梳,指出南京城墙营建过程中,从政府决策、基层城墙修筑都有各阶层女性活动的身影。在清末、太平天国时期,因防御工事的需要,女性也常参与到城墙驻防工程修建中,揭示了中国古代城墙修建中女性的参与,以及相关女性元素的体现。

巍峨的南京城墙隐藏着很多“女性元素”

众所周知,明初建造南京城墙时,今江苏、安徽、江西各地府州县都为南京城墙烧制城砖,督造城砖烧制的各级官员,直接烧造城砖的窑匠、民工们都在城砖上留下了自己名字,以便追查有据。在对具体的城砖铭文进行释读时,学者惊讶地发现,上面有一些明显属于女性的名字。

一块由吉安府庐陵县烧制的城砖上有“窑匠刘海一人夫刘芷娘”的铭文,另一块出自池州府青阳县的城砖上,则能找到“窑匠谢妹”的文字。金连玉介绍,这两块城砖是女性参与南京城墙建造的直接证据,可见刘芷娘和谢妹充当窑匠、人夫等角色,参与了南京城砖的烧制、挑运等过程,这也是了解中国古代基层女性手工业者的重要参考资料。

有“谢妹”铭文的城砖

有“刘芷娘”铭文的城砖

两天来,女性考古学者们发表了众多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贺云翱表示,更多的女性进入考古界,从事性别考古学研究,对中国考古界的发展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丰富中国考古学的内涵。当然,必须看到的是,女性在身体条件上毕竟和男性不同,从事田野考古会有诸多困惑和不便,这就需要设计相关制度,为女性考古学者提供更多周到的保障与合理的安排,有助于她们多出学术成果。

编辑:韩翰

作者:于锋 文章出处:“交汇点”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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