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蒲京app下载生产 流通 演变 探索:首届“陶瓷之路——陶瓷考古新发现与新研究”京师论坛纪要

第三单元以“流通之路”为主题,以陶瓷产品的国内流布与海外行销为主要探讨内容。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彭善国以渤海国遗址的出土资料为中心,探讨了东北亚8至10世纪的陶瓷交流。他对渤海国遗址出土的低温铅釉陶器和高温釉瓷器分别进行分析后指出,东北亚地区的低温铅釉陶器应存在着输入、仿烧、原料交流等互动形式;渤海国遗址出土的高温釉瓷器均来自内地,同时与日本、统一新罗等地有所关联。在这一案例的分析基础之上,他进一步提出,“陶瓷之路”并非单一的产品传播路径,而应当包括产品、技术、原料、艺术等诸多层次的线索。《故宫博物院院刊》主编项坤鹏结合史料和东南亚出水沉船及相关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对9至10世纪中国陶瓷的外销路线进行了分析,认为9世纪前中期在东南亚可能并不存在中转港;9世纪末,在黄巢攻掠广州之后,东南亚中转港才得以逐渐形成,其地点很可能是文献记载的“箇罗国”。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江建新所长根据有关文献与御窑厂遗址出土明初陶瓷遗物,认为入明以后朱元璋从蒙元政权手中接管了浮梁瓷局,于洪武二年设厂烧造,与此同时便有了外销瓷的生产。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高潮的到来,而景德镇明初官窑青花瓷则是这一交流中的主要载体。

明洪武瓷的主要出土地点分布在南京明故宫一代、北京四中、江西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浙江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以及扬州、湖北等地。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李一平副所长在《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出土明洪武瓷概述》的发言中,介绍了历次景德镇考古出土的洪武瓷器,出土标本有青花、釉里红、青白釉以及青瓷等品种,经过对这些出土资料以及相关文献的研究,由此展开了对明洪武时期官窑设置年代的探讨。

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的徐军副研究员介绍了龙泉窑出土明洪武瓷概况,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的明代产品可以分为明代早期和明代中期两个时期,早期主要包括洪武、永乐两朝,官用器可以较明确的分为洪武、永乐两个阶段,早期产品的胎釉结构、装饰手法、烧制工艺等基本一致,少数器型和纹饰可以确定为洪武时期所特有。根据对出土实物的分析研究,还对洪武时期、明代早期龙泉青瓷的其他特点进行了归纳。

论坛的每一单元均设置有两轮讨论,与会学者对发言者的各项议题进行了热烈而充分的探讨。论坛闭幕上,栗建安研究员对会议进行了总结,他指出,首届“陶瓷之路——陶瓷考古新发现与新研究”京师论坛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为陶瓷考古等相关方面的研究和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次论坛与会学者构成多元,搭建了老中青三代学者的沟通平台,并将来自各个陶瓷考古重镇的代表汇聚一堂。论坛报告关注的议题范围广阔,从地区上看,涉及中国及周边其他地区;从材料来看,涵盖了最新的陆上、水下发掘资料;从涉及问题的层次来看,既有宏观层面的探讨,涉及全球贸易体系,又有微观层面的观察,从一两种器物入手,以小见大;从研究视角来看,既有历史地理的全新视角,也有宗教信仰精神的升华,还有对物质生活史变迁的关注。很多报告对以往的认识形成了冲击。相信这次论坛的举办,必将推动陶瓷考古研究的进步。

南京博物院霍华研究员介绍了南京地区有关洪武时期王公贵族墓葬出土瓷器的情况,其中四处最有代表性:中华门外的沐英家族墓、宋晟家族墓、俞通海和俞通源兄弟墓,太平门外中山之阴的吴桢墓等,出土有元代、明代的瓷器,并将它们作了对比。

北京大学教授权奎山对明洪武时期龙泉窑、景德镇窑烧造官用瓷器窑厂的性质进行了探索,他指出: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官用瓷器是由朝廷在选择的龙泉窑优质民间窑厂中烧造的;景德镇窑官用瓷器是在官府设制的御窑厂烧制,由当时的地方官员管理;洪武时期龙泉、景德镇烧制宫廷用瓷窑厂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单元“生产之路”以窑址发现和陶瓷生产过程中涉及的问题为主要讨论内容。北京大学秦大树教授介绍了2014年景德镇御窑厂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他指出,这次发掘清理了从元代到清代前期的地层,各时期地层叠压关系明确,时代基本连续,为进一步探索御窑厂各时期的生产情况奠定了基础。从出土遗物情况来看,明代初年御器厂的建立,并未选择一处生产水平高超的制瓷作坊作为基础,而是在一个普通的制瓷作坊所在地建立了官作。在以往研究基础之上,结合此次发掘证据,他认为明代御窑厂的始建年代最有可能是洪武三十五年,并提出嘉靖万历时期是明代御窑厂生产模式的转变时期,而天启、崇祯时期则是明代御窑厂生产性质的转变时期。福建博物院栗建安研究员回顾了30多年来福建漳州东溪窑的考古发现,指出东溪窑碗窑坑窑址群包含有南宋、元代、明代晚期、清代中晚期的窑址,东溪头窑址群包含了明代晚期、清代早期、清代中晚期的窑址。其产品在南宋、元代主要是白瓷;明代晚期之后以青花瓷为主,清代中期之后产品还包括白瓷、单色釉瓷以及五彩、粉彩瓷等。东溪窑的产品远销东亚、东南亚各国,其窑炉技术对周边窑场及日本窑场均有影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谢西营介绍了浙江省目前所见的年代最早青花瓷窑址——开化龙坦窑址的发现。从窑址所见遗物来看,这一窑址的生产至少可追溯至明正德年间。他认为,龙坦窑址所见的窑炉遗迹、众多青花瓷片特别是带款瓷片等遗物窑址的发掘,为探索浙江地区青花瓷窑业的起源、窑业技术来源以及“青花浙料”等相关问题提供了大量的基础资料。

上海博物馆的熊樱菲副研究员运用科学仪器对挑选出来的明洪武白釉、红釉、釉里红和蓝釉瓷器标本,测试了其化学组成成份,并且结合前辈所做得有关青花测试资料,将它们与元代及明代永、宣时期的同类品种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4点小结意见。她的《洪武瓷器的化学组成分析》科学报告,为洪武瓷器的研究提供了一份重要依据。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韩鸿业研究员介绍了2007年北京四中综合楼原皇宫库房遗址发掘出土的瓷器情况,出土的瓷器品种有元代瓷器、明洪武时期的景德镇青花、釉里红、龙泉青釉、白釉、青白釉瓷器,以及禹州钧釉、磁州窑黑釉瓷等等,并归纳了洪武青花、釉里红瓷器的特征。他指出,四中出土的瓷器,“为进一步研究明初洪武官窑瓷器的品种、产品特征、制瓷工艺和烧造地点以及景德镇御窑的生产管理制度、创建时间等,提供了实物资料和相关信息。”

生产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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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堡-耀州窑的兴盛代表了“南青北传”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而天青釉瓷则是这一过程中的代表性产品。陕西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小蒙对耀州窑的天青釉瓷器进行了分析。基于考古发现与科技分析,她指出,白胎青瓷中的天青釉瓷占比最高,是耀州窑天青釉瓷的主力军。而白胎天青釉瓷胎釉成分特殊,表明这类器物的制造应是时人刻意追求的结果。根据已有各纪年器物的发现情况,她认为黑胎天青釉瓷的流行年代始于10世纪初,至11世纪初仍有生产;白胎天青釉瓷生产年代据类型学分析或可早至五代末年;浅灰胎天青釉瓷则均在北宋建立之后。景德镇学院汪凌川副教授在回顾十八世纪中西制瓷业的发展特点之后,从科学技术、艺术水平、社会文化三个方面对中西制瓷业的变化予以分析,并特别强调了现代商品经济和生产管理模式对于制瓷业发展的影响。

第四,南京明故宫与功臣墓中出土的瓷器,是研究明洪武瓷器的重要瓷料,期待这方面资料未来能系统发表,可供研究参考。此次会议是一次明洪武瓷研究的盛会,必将对今后明洪武瓷的研究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也标志着洪武瓷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本文中的残瓷图片为研讨会期间的部分交流展品)

南京博物院的张浦生先生探讨了《明太祖朱元璋与明洪武瓷》,从不同的角度对洪武瓷的历史背景做了全面深入的探讨,认为“明太祖朱元璋对明代洪武瓷的兴盛有二大贡献:从明洪武朝开始,中国瓷器进入了以景德镇烧制彩瓷和颜色瓷为主的时期,结束了元代以前青釉、白釉和黑釉瓷为主的局面;从明洪武时期开始,朝廷专门设立御窑厂烧制皇家用瓷”。他还结合实物和文献,对洪武彩绘瓷和颜色瓷两大品种的特征进行了分析。

生产之路

第二,明代官窑建于洪武二年,当时称陶厂或瓷局,由地方官员管理,它们是管理机构还是生产单位尚待研究确定,推测在洪武三十五年,陶厂或瓷局转为御窑厂生产瓷器,由宫廷所派的中官管理。明洪武至万历时期,明代官窑的督窑官多次在地方官员和朝廷命官之间变换;

据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蔡毅研究,“故宫现藏有约75件景德镇洪武瓷器:其中属清宫旧藏的62件,品种分为釉里红50件,青花12件;1950年后入藏的13件,釉里红器9件,青花4件”。他翔实地考察了清宫旧藏洪武瓷器原在清宫的保存位置,如古董房、摛藻堂、皇极殿正殿、景阳宫、重华宫厨房、景仁宫、太极殿、宝蕴楼等地的收藏情况,对院藏传世景德镇洪武瓷器的工艺特点进行了分析、研究,他指出,“结合目前故宫藏传世洪武瓷的工艺特征,追述元代瓷器的特点,结合永乐、宣德工艺情况,可以发现,洪武瓷在继承元代制瓷工艺特征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变化,开启了明代官窑制瓷的先河,是元明之间的过渡时期,其制瓷风格明显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

北京大学陈冲博士的研究聚焦于沉船所见景德镇明代民窑青花瓷的年代。她首先检讨了民窑青花瓷的方法论,认为具有“组合”关系的遗迹单位以及器物各项要素的“组合”信息能够较好地推动这一研究。她把具备地层关系的遗迹单位与沉船资料进行对比,结合绘画资料,将沉船出水民窑青花瓷分为明代早、中、晚、末四个历史阶段,并总结了各段特征,进而提出对物质文化动因与层次的分析应从生产端与消费端两方面着手。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辛光灿博士对前殖民时期新加坡的中国外销瓷研究进行了介绍。她以中国的陶瓷贸易作为主线,对元明时期的中国以及满者伯夷国两地所见的中国陶瓷进行了对比研究,借由生产地与消费地情况的对比,勾画了14世纪大致的陶瓷外销路线,阐释了海洋贸易对东南亚城市化进程,特别是新加坡等港口城市兴起的重要作用。

考古发掘的洪武瓷资料不断增多

会议期间,12位学者、专家作了主题发言。来自考古一线的专家介绍了明洪武瓷的发掘情况,为研究洪武瓷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博物馆领域的专家对海内外各地博物馆收藏的洪武瓷进行了系统梳理,大大丰富了学术界对洪武瓷器的认识;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还报告了专门为此次会议对洪武瓷所做的成份构成测试的研究结果;海外的专家学者们带来了国外研究洪武瓷的新动态、新思路和新成果,为这一课题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学术动态 生产 流通 演变
探索:首届“陶瓷之路——陶瓷考古新发现与新研究”京师论坛纪要
发布时间:2018-12-04

洪武瓷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2010年11月14日至16日,由中国古陶瓷学会、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艺术学院联合主办,南京艺术学院具体承办的“2010年南京明洪武瓷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该院隆重举行。来自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中国大陆等国家和地区的50余位陶瓷研究学者、专家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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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者们对明洪武瓷的胎、釉、造型、纹饰和工艺等各方面作了梳理,一致认为明洪武瓷是中国古陶瓷从元代古拙风格向明清精美风格的转折点;

对传世洪武瓷的研究更加系统

作者:丁雨 袁建 等 文章出处:“文博中国”微信号

会议期间,12位学者、专家作了主题发言。来自考古一线的专家介绍了明洪武瓷的发掘情况,为研究洪武瓷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博物馆领域的专家对海内外各地博物馆收藏的洪武瓷进行了系统梳理,大大丰富了学术界对洪武瓷器的认识;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还报告了专门为此次会议对洪武瓷所做的成份构成测试的研究结果;海外的专家学者们带来了国外研究洪武瓷的新动态、新思路和新成果,为这一课题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台北故宫博物院大约收藏有洪武时期钧窑,景德镇窑釉里红、红釉、青花等品种的瓷器40余件,还有40件左右龙泉窑青釉瓷器。来自该院的廖宝秀研究员在《洪武瓷器的省思》的发言中,对该院所藏的洪武瓷器进行了比较、鉴别,分析阐述了一批具有明初洪武时期风格的产品。

第一单元“探索之路”以陶瓷考古的学术史、新方法、新视角为重点内容。北京大学杭侃教授以“鸡冠壶的再思考”为题,回顾了鸡冠壶的研究史;在此基础之上,他结合近年来日益增多的遗物材料和图像资料,重新梳理鸡冠壶的器物型式后指出,以往混为一类的鸡冠壶和皮囊壶,应当是两类器物,前者可能无实用性,而后者则具备实用功能。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翁彦俊从长时段的视角,结合众多海外发现的新资料,审视了从晚唐五代至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在海外的发现。中央民族大学黄义军教授强调地理空间对制瓷业的影响,她指出,采用人文地理学的视角审视制瓷业,将有可能帮助我们从地理景观、文化区、人地关系、区域与系统等角度为陶瓷研究开辟新的天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鑫博士在回顾北朝时期陶瓷发展研究史的基础之上,指出目前北朝陶瓷研究的基本议题主要包括产地、属性判定、编年建立及技术传播、革新与交流等。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博士候选人徐文鹏在研究爪哇海沉船出水青白瓷的基础之上,对便携式X荧光光谱仪检测瓷器产地的方法进行了探讨。根据检测检验结果,他认为PXRF有利于快速准确地判断产地,但也需要建立和完善窑址数据库,为检测结果提供参考。

北京大学教授权奎山对明洪武时期龙泉窑、景德镇窑烧造官用瓷器窑厂的性质进行了探索,他指出: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官用瓷器是由朝廷在选择的龙泉窑优质民间窑厂中烧造的;景德镇窑官用瓷器是在官府设制的御窑厂烧制,由当时的地方官员管理;洪武时期龙泉、景德镇烧制宫廷用瓷窑厂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明洪武瓷的主要出土地点分布在南京明故宫一代、北京四中、江西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浙江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以及扬州、湖北等地。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李一平副所长在《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出土明洪武瓷概述》的发言中,介绍了历次景德镇考古出土的洪武瓷器,出土标本有青花、釉里红、青白釉以及青瓷等品种,经过对这些出土资料以及相关文献的研究,由此展开了对明洪武时期官窑设置年代的探讨。

演变之路

据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蔡毅研究,故宫现藏有约75件景德镇洪武瓷器:其中属清宫旧藏的62件,品种分为釉里红50件,青花12件;1950年后入藏的13件,釉里红器9件,青花4件。他翔实地考察了清宫旧藏洪武瓷器原在清宫的保存位置,如古董房、摛藻堂、皇极殿正殿、景阳宫、重华宫厨房、景仁宫、太极殿、宝蕴楼等地的收藏情况,对院藏传世景德镇洪武瓷器的工艺特点进行了分析、研究,他指出,结合目前故宫藏传世洪武瓷的工艺特征,追述元代瓷器的特点,结合永乐、宣德工艺情况,可以发现,洪武瓷在继承元代制瓷工艺特征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变化,开启了明代官窑制瓷的先河,是元明之间的过渡时期,其制瓷风格明显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

南京博物院霍华研究员介绍了南京地区有关洪武时期王公贵族墓葬出土瓷器的情况,其中四处最有代表性:中华门外的沐英家族墓、宋晟家族墓、俞通海和俞通源兄弟墓,太平门外中山之阴的吴桢墓等,出土有元代、明代的瓷器,并将它们作了对比。

与第二单元前三位学者对陶瓷生产地新发现的介绍不同,来自故宫博物院的两位学者的演讲偏重于器物生产过程中文化与技术因素的互动。刘净贤博士对元龙泉窑瓷器的仿金银器因素进行了探讨。她指出龙泉窑仿金银器青瓷的器形在元代种类大增,反映出金银器在元代地位的相对上升,体现了陶瓷器对“高贵材质”器物的追模。元代龙泉青瓷模仿金银器元素的增多,与其装饰技法的全面兴盛和地缘优势有密切的关系。翟毅博士在比较了中国陶瓷体系和伊斯兰陶瓷体系后指出,12至15世纪西亚-北非仿青瓷釉陶的形态外观直接受到龙泉青瓷的影响,但在制瓷技术上仍遵循西亚-北非传统釉陶制作工艺。伊斯兰釉陶在接纳龙泉青瓷文化因素的基础上亦有创新之处。

南京博物院的张浦生先生探讨了《明太祖朱元璋与明洪武瓷》,从不同的角度对洪武瓷的历史背景做了全面深入的探讨,认为明太祖朱元璋对明代洪武瓷的兴盛有二大贡献:从明洪武朝开始,中国瓷器进入了以景德镇烧制彩瓷和颜色瓷为主的时期,结束了元代以前青釉、白釉和黑釉瓷为主的局面;从明洪武时期开始,朝廷专门设立御窑厂烧制皇家用瓷。他还结合实物和文献,对洪武彩绘瓷和颜色瓷两大品种的特征进行了分析。

2010年11月15日上午,“2010年南京明洪武瓷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艺术学院开幕
与会学者观察出土于景德镇地区的洪武青花瓷

第四单元“演进之路”聚焦陶瓷在流传过程中的演变、发展和在消费市场的使用情况。深圳博物馆副馆长郭学雷以新安沉船发现的黑釉瓷及相关遗物为中心,探讨了元朝及镰仓时代茶文化的变化。在充分分析新安沉船货物主人、船上茶器产地的基础上,他结合中日两国的时代背景,对当时茶文化的变迁进行了描绘与分析。他以洪塘窑丁香罐等器物在日本茶文化中的功能变化为例指出,中国陶瓷在进入日本市场后,应发生了本土化的过程;当时存在着日本寺院在中国订制瓷器情况;中国同时也出现了可能主要供应日本市场的窑场,如茶洋窑;所谓“福州窑”在日本茶道界颇负盛名,应与日本市场的需求和福州港特殊的地理位置相关。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袁泉从韩国崇实大学一件被定为“圣母玛利亚”的小型陶像开始,基于文物资料和历史文献的综合整理认为,崇实陶像“一母九子”的图像仪轨,实为唐至宋辽金时期鬼子母尊像的常见表现模式。在此基础之上,她进一步考证这一陶像制作年代的上限应为11世纪末到12世纪前中期,并对此类陶塑的社会功能进行了分析。

来自日本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的小林仁先生介绍了日本历年各地出土的洪武瓷情况,并且对日本各地博物馆收藏的洪武瓷器进行了广泛的资料收集,为研究洪武瓷器的学者提供了珍贵资料。

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耿宝昌先生介绍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洪武瓷器的研究情况,他指出,过去学术界或者将明洪武瓷器或者划入元代,或者划入永宣时期,但是,随着各地考古出土资料以及公私收藏标本数量的增多,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一批具有共同风格的洪武瓷器。例如,上海博物馆和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收藏的两件釉里红云龙双环耳瓶,造型和纹饰完全相同,所绘的云龙主题纹饰龙头相对,这种器型与元末与永宣时期制品既类似又有差异,应为明洪武时期产品。

第二单元“生产之路”以窑址发现和陶瓷生产过程中涉及的问题为主要讨论内容。北京大学秦大树教授介绍了2014年景德镇御窑厂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他指出,这次发掘清理了从元代到清代前期的地层,各时期地层叠压关系明确,时代基本连续,为进一步探索御窑厂各时期的生产情况奠定了基础。从出土遗物情况来看,明代初年御器厂的建立,并未选择一处生产水平高超的制瓷作坊作为基础,而是在一个普通的制瓷作坊所在地建立了官作。在以往研究基础之上,结合此次发掘证据,他认为明代御窑厂的始建年代最有可能是洪武三十五年,并提出嘉靖万历时期是明代御窑厂生产模式的转变时期,而天启、崇祯时期则是明代御窑厂生产性质的转变时期。福建博物院栗建安研究员回顾了30多年来福建漳州东溪窑的考古发现,指出东溪窑碗窑坑窑址群包含有南宋、元代、明代晚期、清代中晚期的窑址,东溪头窑址群包含了明代晚期、清代早期、清代中晚期的窑址。其产品在南宋、元代主要是白瓷;明代晚期之后以青花瓷为主,清代中期之后产品还包括白瓷、单色釉瓷以及五彩、粉彩瓷等。东溪窑的产品远销东亚、东南亚各国,其窑炉技术对周边窑场及日本窑场均有影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谢西营介绍了浙江省目前所见的年代最早青花瓷窑址——开化龙坦窑址的发现。从窑址所见遗物来看,这一窑址的生产至少可追溯至明正德年间。他认为,龙坦窑址所见的窑炉遗迹、众多青花瓷片特别是带款瓷片等遗物窑址的发掘,为探索浙江地区青花瓷窑业的起源、窑业技术来源以及“青花浙料”等相关问题提供了大量的基础资料。

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耿宝昌先生介绍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洪武瓷器的研究情况,他指出,过去学术界或者将明洪武瓷器或者划入元代,或者划入永宣时期,但是,随着各地考古出土资料以及公私收藏标本数量的增多,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一批具有共同风格的洪武瓷器。例如,上海博物馆和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收藏的两件釉里红云龙双环耳瓶,造型和纹饰完全相同,所绘的云龙主题纹饰龙头相对,这种器型与元末与永宣时期制品既类似又有差异,应为明洪武时期产品。

考古发掘的洪武瓷资料不断增多

演变之路

2010年11月14日至16日,由中国古陶瓷学会、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艺术学院联合主办,南京艺术学院具体承办的2010年南京明洪武瓷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该院隆重举行。来自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中国大陆等国家和地区的50余位陶瓷研究学者、专家出席了会议。

来自日本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的小林仁先生介绍了日本历年各地出土的洪武瓷情况,并且对日本各地博物馆收藏的洪武瓷器进行了广泛的资料收集,为研究洪武瓷器的学者提供了珍贵资料。

第一单元“探索之路”以陶瓷考古的学术史、新方法、新视角为重点内容。北京大学杭侃教授以“鸡冠壶的再思考”为题,回顾了鸡冠壶的研究史;在此基础之上,他结合近年来日益增多的遗物材料和图像资料,重新梳理鸡冠壶的器物型式后指出,以往混为一类的鸡冠壶和皮囊壶,应当是两类器物,前者可能无实用性,而后者则具备实用功能。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翁彦俊从长时段的视角,结合众多海外发现的新资料,审视了从晚唐五代至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在海外的发现。中央民族大学黄义军教授强调地理空间对制瓷业的影响,她指出,采用人文地理学的视角审视制瓷业,将有可能帮助我们从地理景观、文化区、人地关系、区域与系统等角度为陶瓷研究开辟新的天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鑫博士在回顾北朝时期陶瓷发展研究史的基础之上,指出目前北朝陶瓷研究的基本议题主要包括产地、属性判定、编年建立及技术传播、革新与交流等。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博士候选人徐文鹏在研究爪哇海沉船出水青白瓷的基础之上,对便携式X荧光光谱仪检测瓷器产地的方法进行了探讨。根据检测检验结果,他认为PXRF有利于快速准确地判断产地,但也需要建立和完善窑址数据库,为检测结果提供参考。

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的徐军副研究员介绍了龙泉窑出土明洪武瓷概况,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的明代产品可以分为明代早期和明代中期两个时期,早期主要包括洪武、永乐两朝,官用器可以较明确的分为洪武、永乐两个阶段,早期产品的胎釉结构、装饰手法、烧制工艺等基本一致,少数器型和纹饰可以确定为洪武时期所特有。根据对出土实物的分析研究,还对洪武时期、明代早期龙泉青瓷的其他特点进行了归纳。

第四单元“演进之路”聚焦陶瓷在流传过程中的演变、发展和在消费市场的使用情况。深圳博物馆副馆长郭学雷以新安沉船发现的黑釉瓷及相关遗物为中心,探讨了元朝及镰仓时代茶文化的变化。在充分分析新安沉船货物主人、船上茶器产地的基础上,他结合中日两国的时代背景,对当时茶文化的变迁进行了描绘与分析。他以洪塘窑丁香罐等器物在日本茶文化中的功能变化为例指出,中国陶瓷在进入日本市场后,应发生了本土化的过程;当时存在着日本寺院在中国订制瓷器情况;中国同时也出现了可能主要供应日本市场的窑场,如茶洋窑;所谓“福州窑”在日本茶道界颇负盛名,应与日本市场的需求和福州港特殊的地理位置相关。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袁泉从韩国崇实大学一件被定为“圣母玛利亚”的小型陶像开始,基于文物资料和历史文献的综合整理认为,崇实陶像“一母九子”的图像仪轨,实为唐至宋辽金时期鬼子母尊像的常见表现模式。在此基础之上,她进一步考证这一陶像制作年代的上限应为11世纪末到12世纪前中期,并对此类陶塑的社会功能进行了分析。

此次研讨会的学术总结指出,参会学者都有着资深的古陶瓷研究经历和多年的学术积累,他们分别从景德镇御窑厂、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的发掘,从南京明故宫和周边王公贵族墓出土遗物,从两岸故宫官窑器物的收藏,从国内外博物馆和私人的重要收藏,以及文献记载、科学测试等方面对洪武瓷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和阐述,他们的的研究成果代表了目前明洪武瓷研究的水平。研讨会至少取得四个方面的共识:

北京大学陈冲博士的研究聚焦于沉船所见景德镇明代民窑青花瓷的年代。她首先检讨了民窑青花瓷的方法论,认为具有“组合”关系的遗迹单位以及器物各项要素的“组合”信息能够较好地推动这一研究。她把具备地层关系的遗迹单位与沉船资料进行对比,结合绘画资料,将沉船出水民窑青花瓷分为明代早、中、晚、末四个历史阶段,并总结了各段特征,进而提出对物质文化动因与层次的分析应从生产端与消费端两方面着手。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辛光灿博士对前殖民时期新加坡的中国外销瓷研究进行了介绍。她以中国的陶瓷贸易作为主线,对元明时期的中国以及满者伯夷国两地所见的中国陶瓷进行了对比研究,借由生产地与消费地情况的对比,勾画了14世纪大致的陶瓷外销路线,阐释了海洋贸易对东南亚城市化进程,特别是新加坡等港口城市兴起的重要作用。

上海博物馆的陆明华研究员则对世界各地博物馆、私人收藏的重要传世明洪武瓷器资料进行了搜集,他指出,洪武官窑瓷器中有青花、釉里红、高温红釉、蓝釉、白釉、绿釉、酱色釉,还有外红里蓝、外酱里蓝、里蓝外酱的高温两色釉以及白地红彩的釉上彩等。目前,传世品中最多的是釉里红瓷,青花器较少,过去一般也都认为洪武釉里红瓷是当时烧造最多的品种。但是,在已发现的景德镇御器厂旧址出土的青花瓷器碎片较多,可能在当时有较大量的生产。这些现象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与第二单元前三位学者对陶瓷生产地新发现的介绍不同,来自故宫博物院的两位学者的演讲偏重于器物生产过程中文化与技术因素的互动。刘净贤博士对元龙泉窑瓷器的仿金银器因素进行了探讨。她指出龙泉窑仿金银器青瓷的器形在元代种类大增,反映出金银器在元代地位的相对上升,体现了陶瓷器对“高贵材质”器物的追模。元代龙泉青瓷模仿金银器元素的增多,与其装饰技法的全面兴盛和地缘优势有密切的关系。翟毅博士在比较了中国陶瓷体系和伊斯兰陶瓷体系后指出,12至15世纪西亚-北非仿青瓷釉陶的形态外观直接受到龙泉青瓷的影响,但在制瓷技术上仍遵循西亚-北非传统釉陶制作工艺。伊斯兰釉陶在接纳龙泉青瓷文化因素的基础上亦有创新之处。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韩鸿业研究员介绍了2007年北京四中综合楼原皇宫库房遗址发掘出土的瓷器(片)情况,出土的瓷器品种有元代瓷器、明洪武时期的景德镇青花、釉里红、龙泉青釉、白釉、青白釉瓷器,以及禹州钧釉、磁州窑黑釉瓷等等,并归纳了洪武青花、釉里红瓷器的特征。他指出,四中出土的瓷器(片),为进一步研究明初洪武官窑瓷器的品种、产品特征、制瓷工艺和烧造地点以及景德镇御窑的生产管理制度、创建时间等,提供了实物资料和相关信息。

探索之路

第三,明代龙泉窑大窑枫洞岩窑的官器烧制与景德镇御窑厂的性质完全不同,枫洞岩窑是官方选择的优质民窑,在其中定制批量官器,而景德镇官窑则是专门管理或烧制朝廷用瓷的官方机构。但是也有个别专家持不同意见,认为龙泉窑大窑枫洞岩窑是不同于景德镇官窑的另一种体制的官窑;

2018年11月3日至4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中国考古学会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专业委员会举办了首届“陶瓷之路——陶瓷考古新发现与新研究”京师论坛。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故宫博物院、吉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山西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福建博物院、深圳博物馆、山西博物院、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学院等单位的20多位学者参加了论坛。论坛以“陶瓷之路”为总主题,下设“探索之路”“生产之路”“流通之路”“演变之路”四个单元进行主题发言,并安排有讨论环节。

对传世洪武瓷的研究更加系统

第三单元以“流通之路”为主题,以陶瓷产品的国内流布与海外行销为主要探讨内容。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彭善国以渤海国遗址的出土资料为中心,探讨了东北亚8至10世纪的陶瓷交流。他对渤海国遗址出土的低温铅釉陶器和高温釉瓷器分别进行分析后指出,东北亚地区的低温铅釉陶器应存在着输入、仿烧、原料交流等互动形式;渤海国遗址出土的高温釉瓷器均来自内地,同时与日本、统一新罗等地有所关联。在这一案例的分析基础之上,他进一步提出,“陶瓷之路”并非单一的产品传播路径,而应当包括产品、技术、原料、艺术等诸多层次的线索。《故宫博物院院刊》主编项坤鹏结合史料和东南亚出水沉船及相关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对9至10世纪中国陶瓷的外销路线进行了分析,认为9世纪前中期在东南亚可能并不存在中转港;9世纪末,在黄巢攻掠广州之后,东南亚中转港才得以逐渐形成,其地点很可能是文献记载的“箇罗国”。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江建新所长根据有关文献与御窑厂遗址出土明初陶瓷遗物,认为入明以后朱元璋从蒙元政权手中接管了浮梁瓷局,于洪武二年设厂烧造,与此同时便有了外销瓷的生产。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高潮的到来,而景德镇明初官窑青花瓷则是这一交流中的主要载体。

台北故宫博物院大约收藏有洪武时期钧窑,景德镇窑釉里红、红釉、青花等品种的瓷器40余件,还有40件左右龙泉窑青釉瓷器。来自该院的廖宝秀研究员在《洪武瓷器的省思》的发言中,对该院所藏的洪武瓷器进行了比较、鉴别,分析阐述了一批具有明初洪武时期风格的产品。

黄堡-耀州窑的兴盛代表了“南青北传”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而天青釉瓷则是这一过程中的代表性产品。陕西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小蒙对耀州窑的天青釉瓷器进行了分析。基于考古发现与科技分析,她指出,白胎青瓷中的天青釉瓷占比最高,是耀州窑天青釉瓷的主力军。而白胎天青釉瓷胎釉成分特殊,表明这类器物的制造应是时人刻意追求的结果。根据已有各纪年器物的发现情况,她认为黑胎天青釉瓷的流行年代始于10世纪初,至11世纪初仍有生产;白胎天青釉瓷生产年代据类型学分析或可早至五代末年;浅灰胎天青釉瓷则均在北宋建立之后。景德镇学院汪凌川副教授在回顾十八世纪中西制瓷业的发展特点之后,从科学技术、艺术水平、社会文化三个方面对中西制瓷业的变化予以分析,并特别强调了现代商品经济和生产管理模式对于制瓷业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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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之路

编辑: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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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的每一单元均设置有两轮讨论,与会学者对发言者的各项议题进行了热烈而充分的探讨。论坛闭幕上,栗建安研究员对会议进行了总结,他指出,首届“陶瓷之路——陶瓷考古新发现与新研究”京师论坛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为陶瓷考古等相关方面的研究和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次论坛与会学者构成多元,搭建了老中青三代学者的沟通平台,并将来自各个陶瓷考古重镇的代表汇聚一堂。论坛报告关注的议题范围广阔,从地区上看,涉及中国及周边其他地区;从材料来看,涵盖了最新的陆上、水下发掘资料;从涉及问题的层次来看,既有宏观层面的探讨,涉及全球贸易体系,又有微观层面的观察,从一两种器物入手,以小见大;从研究视角来看,既有历史地理的全新视角,也有宗教信仰精神的升华,还有对物质生活史变迁的关注。很多报告对以往的认识形成了冲击。相信这次论坛的举办,必将推动陶瓷考古研究的进步。

2018年11月3日至4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中国考古学会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专业委员会举办了首届“陶瓷之路——陶瓷考古新发现与新研究”京师论坛。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故宫博物院、吉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山西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福建博物院、深圳博物馆、山西博物院、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学院等单位的20多位学者参加了论坛。论坛以“陶瓷之路”为总主题,下设“探索之路”“生产之路”“流通之路”“演变之路”四个单元进行主题发言,并安排有讨论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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