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蒲京app下载考古发现证实4万年前人类已登上青藏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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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婷/文

他在世界屋脊 找寻4万年前人类的痕迹

2018年12月5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高星先生做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为学院师生带来“考古探秘—揭开远古的神秘面纱”的学术报告。

数以千计的黑色石叶制品埋藏在海拔4600米的西藏尼阿底遗址下,表明这些精美石器的主人可能在4万年前就已登上地球“屋脊”——青藏高原的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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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星教授从五个方面展开讲解,分别是“人类直立行走发生的机理及其影响”、“现代人起源研究”、“打制石器的功能解析”、“人类用火行为的起源与演化”、“雪域高原的重大考古发现”。

科学家指出,4万年是目前所知人类踏足青藏高原的最早时间;4600米是迄今为止史前人类在高海拔地区生活的最高记录。这一发现刷新了人们对青藏高原历史、史前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能力的认识。

高星在宁夏进行野外考察 受访者供图

关于人类直立行走的原因,高星教授认为400万年前的一次基因突变,导致人类的大脚趾发生了变化,进而引发了人类身体机制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改变,最终结果是人类直立行走并向着现代的身形和心智不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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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星,辽宁省宽甸县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人类起源与演化、旧石器时代人类技术与行为等。

高星教授

尼阿底遗址采集的石叶。

人物档案

随后,高星教授谈到现代人起源问题,他先是指出了目前存在的两种看法——“多地区进化”和“出自非洲”。然后,他从分子生物学、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等方面入手,介绍了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最后,他指出现代人起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更全面、更具包容性、更辩证的理论体系。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课题组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在2013年发现了尼阿底遗址。该遗址位于拉萨东北约300公里的那曲县,面积约2平方公里,北临色林错湖和错鄂湖。在4万年前,这里是一片相对温暖的湖滨之地。

茶几上摆着一个长方形塑料盒,里面装有形状各异的石块。乍一看,盒子里的石块并无特异之处。而在这间办公室的主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看来,它们可都是宝贝。

紧接着,高星教授以北京猿人的石器为例介绍了打制石器的功能分析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微痕分析和残留物分析。微痕分析,要进行大量的实验,然后观察石器刃部的细小痕迹,进而判断石器的用途和加工对象;残留物分析是通过对石器表面残存的加工对象进行提取、分析,进而揭示器物的功能和古人类行为。

石叶,顾名思义,就是如叶片状、边缘锋利的石片。由于工艺复杂,它们被称为史前的“瑞士军刀”。在尼阿底遗址,发掘出的3863件石制品令人宛若置身史前“作坊”:尼阿底人在棱柱形的石核上敲击、凿剥,得到一片片工艺规范、制作精良的石叶。

身着暗红色细条纹外套、戴着半框眼镜的高星,讲话慢条斯理,不时还来点幽默。高星笑着说:“恐怕这些石块没能入你的法眼,不过它们可是数万年前古人精心打制的石叶工具。透过它们,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人类的起源与演化。”

然后,高星教授对人类的用火行为进行了简要的讲解,他认为判断人类用火痕迹重要的是要找到确切的证据。他为我们总结了一句话的经验:看不见未必不存在,看得见未必就真实。他还介绍了目前国际学术界对人类用火行为的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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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关注“宝贝”石器的高星,最近又有了新收获。他与国内外同行合作,首次全面、系统地揭示了许昌人的石器制作技术及相关人类行为活动信息。相关成果前不久在线发表在国际考古学期刊《考古与人类学科学》上。

最后,高星教授为我们介绍了雪域高原的重大考古发现——尼阿底遗址。该遗址海拔4600米左右,书写了史前人类探索、挑战与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最高、最早的纪录;该遗址出土丰富的以石叶技术生产的石制品,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显示与我国北方和西伯利亚地区密切的文化联系,对研究早期现代人群迁徙、融合与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尼阿底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一角。

为了更形象地介绍他所做的研究工作,高星打了个比方。如果将人类历史浓缩为24小时,当午夜钟声敲响时,直立行走的人类开始出发,狩猎采集、制作工具、学会用火;直到这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刻,人类才进入农业社会,开始定居。

此次学术报告由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栾丰实教授主持,学院100余名师生到场参加。

这些最早踏足高原的探险者是谁?考古学证据将线索指向了中国西北方和西伯利亚的早期现代人或丹尼索瓦人。曾有遗传学分析认为,藏民可能从5到3万年前生活于西伯利亚地区的丹尼索瓦人那里得到耐寒基因。

“在这一天中,前面99%的时间里,人类是如何走过的?我们通过大量的野外考察和研究分析,试图去解开其中的谜团。”高星说。

文/王群星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说,石叶技术体系是极为典型的、西北方人群的风格,更早时期曾流行于非洲、欧洲、西亚。在5到3万多年前,西伯利亚同时生活着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和早期现代人,那里有更早、更典型的石叶工具。

曾经的理想职业是作家和记者

图/赵清坡

“石叶技术在中国乃至东亚腹地的旧石器文化传统中并不发达,”他说,目前仅在华北少数遗址,如新疆骆驼石、内蒙古金斯太、宁夏水洞沟等遗址有少量发现。

从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学习考古专业算起,高星已经在考古学领域耕耘了30多年。百度百科词条里对他的介绍是“中国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

责编:韩翰

丹尼索瓦人是2008年在西伯利亚一处洞穴里发现的神秘人种。基因研究表明,尽管他们已经消失,但其基因却以不同比例保存在现代人的身体里。因此,丹尼索瓦人与早期现代人的基因交流、及其传播迁徙路线一直是学术界和公众高度关注的热点。

高星初入北京大学时,考古还是设在历史系下的一个专业。直到他读到大学三年级时,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才独立成为考古系,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今天的考古文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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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科学家发现现代美拉尼西亚人中有4%到6%的基因与丹尼索瓦人相同。这意味着,丹尼索瓦人肯定南迁过,并与亚洲东南部的本土人群发生过基因交流。

从名称的变化,可以看出一个学科逐步壮大的过程。同时,也不难看出,考古学在当年是一个较为冷门的学科。“刚上大学时,有同学给我写信,地址竟然写的是烤骨系,好像我是做烧烤的一样。”高星笑道。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遗传学研究推测,西藏是丹尼索瓦人向南迁徙的通道,但一直缺少考古实物的证据。这是因为,西藏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史前人类遗迹非但不会随地层而深埋,反而会因地壳的抬升和剥蚀作用而在地表消失。

事实上,考古并非高星的第一志愿。他当时的理想职业是作家和记者,所以最想读的是北京大学中文专业或人民大学新闻专业。当看到录取通知书上写的“考古”二字时,他有些傻眼。高中老师安慰他说,学考古可以到处游山玩水、欣赏名胜古迹,也很不错。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27号 E-mail:kaogu@cass.org.cn

高星说,尼阿底遗址的石叶制品技术特点、地层序列和测年结果为遗传学的推测“提供了考古学证据”。

尽管游山玩水并非高星的志趣所在,但随着对考古学的了解不断深入,他渐渐发自内心地喜欢上了这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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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一步指出,在年代、地理位置和文化相关性上,尼阿底和新疆骆驼石、宁夏水洞沟等恰好“相互衔接”,“共同形成一条丹尼索瓦人群向南迁徙及其与当地族群融合的证据链。”

考古学下有很多分支,有学者专注于西周先秦时期,也有学者热衷于汉唐时期。在高星看来,与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做注解相比,破译旧石器时代的“无字史”更具挑战性。

学术动态 高星教授谈“考古探秘—揭开远古的神秘面纱” 发布时间:2018-12-06

这一研究成果11月30日在线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匿名评审的专家认为,“史前人类如何征服青藏高原,是过去二十年重要且热议的话题。尼阿底遗址的发现第一次完美地解决了遗传学研究和考古数据之间的差异,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

长期以来,直立行走被认为是人类出现的标志之一。直立行走这一行为方式的产生,可以被追溯到约700多万年前。距今约700多万年到距今约1万年的这一时期,是人类起源演化最早的阶段,被称为旧石器时代。从时间范畴来看,涵盖了人类历史99%的旧石器时代,是人类演化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2018年12月5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高星先生做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为学院师生带来“考古探秘—揭开远古的神秘面纱”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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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时代人类是怎样进行生产生活的?这正是高星研究的重点。他认为,从古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会带来发展一种学术思想或发现一段以前不知道的历史的契机。这对他,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高星教授从五个方面展开讲解,分别是“人类直立行走发生的机理及其影响”、“现代人起源研究”、“打制石器的功能解析”、“人类用火行为的起源与演化”、“雪域高原的重大考古发现”。

尼阿底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发现青藏高原迄今最早古人类遗迹

关于人类直立行走的原因,高星教授认为400万年前的一次基因突变,导致人类的大脚趾发生了变化,进而引发了人类身体机制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改变,最终结果是人类直立行走并向着现代的身形和心智不断迈进。

此前,遗传学研究认为,高原人群的遗传起源至少可追溯到3万年前。高星说,作为在西藏高海拔地区首次发现的最古老、具有可靠年代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尼阿底遗址无可争议地、极大地延长了青藏高原的人类历史。”

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第三极”“世界屋脊”。人类从什么时候登上这一高寒地区生活一直是个谜。高星课题组自2011年以来八上青藏高原,开展了系统的考古调查。

高星教授

不过,该遗址中并没有发现人类骸骨。青藏高原的其他考古遗址中也没有发现直接的古代DNA证据。评审专家也指出,“谈论尼阿底遗址与丹尼索瓦人基因交流的关系时,应该更加谨慎。”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与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合作,在藏北羌塘高原发现一处具有原生地层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尼阿底(Nwya
Devu)。

随后,高星教授谈到现代人起源问题,他先是指出了目前存在的两种看法——“多地区进化”和“出自非洲”。然后,他从分子生物学、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等方面入手,介绍了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最后,他指出现代人起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更全面、更具包容性、更辩证的理论体系。

高星指出:“各项信息表明,尼阿底遗址是一座大型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石器制造场。优质、丰富的石器原料-黑色硅质页岩是吸引先民前来活动的重要原因;湖滨环境也为古人的生存提供了多种便利条件。在末次冰期中的一个相对温暖湿润的时段,古人群多次季节性前来开发利用当地得天独厚的资源,留下丰富的物质文化遗存。”

海拔4600米的尼阿底遗址,是一处规模宏大、地层保存完好、石制品分布密集、石器技术特色鲜明的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是迄今青藏高原最早、世界范围内最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紧接着,高星教授以北京猿人的石器为例介绍了打制石器的功能分析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微痕分析和残留物分析。微痕分析,要进行大量的实验,然后观察石器刃部的细小痕迹,进而判断石器的用途和加工对象;残留物分析是通过对石器表面残存的加工对象进行提取、分析,进而揭示器物的功能和古人类行为。

“高原人群到底是什么人,他们从何而来,何时进入青藏高原这些问题,我们仍不是很清楚。”高星建议说,中国应加强对青藏高原的科考工作,加快采集各地区、各遗址的材料与数据,“这可能将改写人类在高原生存演化的历史。”

高星等人对该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表明,人类大约在4万到3万年前尝试征服青藏高原这一高海拔极端环境。相关论文已在线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然后,高星教授对人类的用火行为进行了简要的讲解,他认为判断人类用火痕迹重要的是要找到确切的证据。他为我们总结了一句话的经验:看不见未必不存在,看得见未必就真实。他还介绍了目前国际学术界对人类用火行为的最新研究成果。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科学家曾在青藏高原地表上发现了很多石器。然而,散布在地表的石器,其年代难以被测定。如果能找到埋藏在原生地层的石器,通过对地层里的埋藏物乃至沙土等进行测年,便能准确判断出石器的年代。

最后,高星教授为我们介绍了雪域高原的重大考古发现——尼阿底遗址。该遗址海拔4600米左右,书写了史前人类探索、挑战与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最高、最早的纪录;该遗址出土丰富的以石叶技术生产的石制品,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显示与我国北方和西伯利亚地区密切的文化联系,对研究早期现代人群迁徙、融合与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受气候条件影响,青藏高原风化剥蚀严重,人类活动证据难以在地层堆积中被完整保存。一方面,劲猛的大风不断侵蚀着地表,很难形成土层堆积;同时,山体滑坡等因素也会改变石器埋藏的位置。

此次学术报告由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栾丰实教授主持,学院100余名师生到场参加。

“幸运的是,我们在尼阿底遗址地表以下至1.7米左右深度内,发现了埋藏在原生地层里的石器。”高星介绍,课题组在埋藏遗物的地层中系统提取了石英砂并对其开展光释光测年。

文/王群星

经过多次取样、现场信号检测测量、多个实验室对比测试和分析校对,课题组获得了三组相互支持、可信的年代数据,最终将古人类生存的年代测定为4万到3万年前。

图/赵清坡

高星指出,尼阿底遗址是西藏首次发现的具有确切地层和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保留着目前青藏高原最早的人类生存证据。

责编:韩翰

不是在野外就是在去野外的路上

作者:王群星 文章出处:“山大考古”微信号

在旁人眼里,考古工作可以四处游山玩水。殊不知,高星和和同事们在野外考察时更多的则是跋山涉水。

“我们出去做遗址调查,经常需要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除了要有好的越野车以外,还需要组成车队出行,一旦有车抛锚,能及时互相救助。”高星说。

多年前,从拉萨到日喀则的一段经历,让高星至今难忘。他们一行人坐在车上,车辆行驶于山间。尽管那是一条新修的柏油路,但道路一侧的山体上方不时有土石滚落,另一侧则是悬崖峭壁。一路上,大家都提心吊胆,感觉危险随时可能降临。

不仅要翻山越岭,过河也是常事。有一次要去河对面考察,可眼前的木桥上方却写着“危桥”二字。过不过桥?不过桥就无法了解对岸的情况。担心错过重要遗迹的高星一行,只好选择先下车,留一个人小心翼翼地开车过桥。

所幸大多数时候都是有惊无险,但危险偶尔还是会不期而至。在发现尼阿底遗址前的一次调查中,载着3位队员的越野车一头栽入一个深坑。荒郊野外,车毁人伤,课题组开展了一场揪心、艰难的自救活动。时至今日,仍有1位队员身上带着那时留下的腰椎伤痛。当时身在北京的高星,心急如焚,不停地打电话沟通协调救治伤员的事宜。

最近一次和朋友聊天时,高星数了数,一年里他在北京的时间大概只有1/3,剩下的时间都在野外考察以及在外地参加各种学术活动。“至少有一半的时间不是在野外,就是在去野外的路上,这是我和同事们工作的常态。”高星说。

不断探索和发现,高星说自己会一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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